五四新文化運動乃是具有世界價值的，它始把約佔這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四億中國人帶到了啓蒙之境，也將人類啓蒙拓展到了“大啓蒙”的階段，並關係到啓蒙的“理性與情感”之辯。啓蒙將會是一個漫長的正在進行時，如今甚囂塵上的各種“反啓蒙”論點，可以休矣！

　　原文 ：《爲“大啓蒙”辯護：中國啓蒙的世界價值——從人類理性視角紀念五四運動百年》

　　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 劉悅笛

　　圖片 |網絡

　　從“啓蒙的理性”到“理性的啓蒙”

　　當今國際上，最爲激烈的啓蒙與反啓蒙之爭是蒂芬·平克2018年發表最新著作《當下的啓蒙》後的爭論。當這位思想者重擎啓蒙大旗的時候，他的思想得到了來自左右兩派的尖銳批判。出版一年之後，平克又以萬字長文進行了反駁，批評那些批判者們非但沒去擁抱啓蒙的理想，反而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生存威脅以及孤獨、抑鬱和自殺的流行病”歸咎於啓蒙，從而幸災樂禍地宣稱：“啓蒙運動不過是一個時代業已過去的想法，很快就會被獨裁的民粹主義、社會媒體或人工智能所最終扼殺！”

　　這種極端的反啓蒙觀，試圖讓人們徹底放棄啓蒙的基本理念。按照平克在《當下的啓蒙》裏的高度概括，啓蒙運動的四大理念就是理性、科學、人文主義與進步。其中，理性是重中之重，只要是訴諸理性，那麼理性就不容商榷。由此引申出第二理念即科學，“所謂科學，就是對理性的加工提煉，並以此來解釋世界”。然後，普遍的人性觀則帶出人文主義，“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成爲絕對律令，它爲道德確立了世俗基礎。最後的理念便是進步，因爲“在科學的幫助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日益深入，在理性和世界主義的引發下，同情之心也在不斷擴張。因此，人類完全可以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進步”。這個啓蒙基本理念的邏輯順序安排還是相對妥帖的：從理性出發，塑造了科學，再以人文主義爲平衡，從而最終導致了進步主義。

　　然而，隨着所謂後人類時代來臨，後現代思潮逐步介入，以理性爲主導的啓蒙的缺陷顯露出來：科技理性的過激增長、科技對人的異化、人文主義的人類中心化、不斷進步的負面代價，各種反啓蒙力量紛紛出場，理性也成爲衆矢之的。爲此，由康德闡發啓蒙而來的“敢於使用知性”的啓蒙箴言似乎都出了問題。其實，康德倡導的“啓蒙的理性”（Enlightenment Reason）只是個邏輯起點，而由此帶來的“理性的啓蒙”（Enlightenment of Reason）則是由理性所塑造的啓蒙（the Enlightenment of Reson shaped），它所造成的極端問題不能由啓蒙與理性本身來承擔。

　　反啓蒙也是一種啓蒙

　　如今，在世界上繼續倡導啓蒙理性，這難道錯了嗎？在中國倡導理性，還會適合嗎？哲學家伽達默爾認爲：“對理性及理性所具有無往不勝力量的信仰是所有啓蒙思想的基本信念。今天，世界各地都把哲學稱之爲這種啓蒙的實現。在發生過經由希臘人克服神話意識的運動，並從中世紀教會權威的強制下解放出來的西方國家中，產生了我們稱之爲科學的東西”，所以理性乃啓蒙觀念之首，啓蒙時代的哲學、科學乃至人文主義都由此根源而生。後來，這些觀念東漸，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啓蒙及其運動。

　　反啓蒙思想認定，啓蒙只是西方的獨特發明，根本不適用於多元化的世界。但是，“中國啓蒙”就已證明，啓蒙中具有可被人類所普遍接受的價值原則，並且可以在東方文化裏與本土傳統溝通融匯，從而形成不同的“啓蒙範式”。 “中國啓蒙”沒有宗教的歷史羈絆，儒家世界觀可以指向一種沒有宗教信仰干擾的啓蒙主義。我們可以想見：未來終有一日，各種宗教對人類而言都失去了存在的價值，那麼，中國人的“一個世界”的智慧將會由此彰顯其全球價值。當然，更有反啓蒙者批判科學，但問題並不出在科學本身，而在於人類對科學如何“理性化”地加以運用。啓蒙的進步觀倒最爲反啓蒙者所詬病，但問題在於，假若沒有人類進步的根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實際上，反啓蒙是在啓蒙根基上的對啓蒙的反動，反啓蒙根本無法拒絕啓蒙的前提基礎。反啓蒙只是對啓蒙的一種糾偏，由此，我們理應提出一種“大啓蒙”觀。

　　拓展啓蒙：“大啓蒙”的人類理性結構

　　20世紀末至今的時代轉變向人類理性提出了新的訴求。如今，我們要從理性自身和“情理合一”的雙重維度來拓展這個狹義的啓蒙理性觀：前者是在理性內部加以擴展，而後者是在理性外部加以平衡。伽達默爾晚期所倡導的廣義的實踐哲學給我們拓展人類理性結構提供了諸多啓示，這關係到啓蒙理性的內部拓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敢於應用理性，掌握理性。這是伽達默爾延續康德的本意，因爲“理性要求正確應用我們的知識和能力——這種應用同時又從屬於對我們都起作用的共同目標。這種目標的共同性開始漸漸地包容了整個人類”。這意味着，“啓蒙的理性”具有一種普遍有效性，但伽達默爾從人類實踐的角度確證了這一點，而非如康德一般給出先驗論的證明。

　　第二，認識到理性的界限。伽達默爾闡發道：“人有理智就在於我們意識到界限，這種界限是通過使科學不能反映它自己的前提和後果而設定的。這也是一種洞見。”這意味着，我們運用理性的同時，也要知道理性的侷限。如今對科學技術的使用，也是要設定倫理界限和規約的。隨着理性的擴大，新的洞見要不斷破除老的偏見。

　　第三，批判地使用理性。伽達默爾的創見在於：“理性就在於，不要盲目地把理性作爲真的舉止，而是要批判地對待理性。理性的行動總是一種啓蒙的行動，而不是被絕對地設置的新理性主義的教導，並非在於認爲自己對一切事物比別人知道得更多——理性總是被理解爲經常對自身和自己的條件性進行自我解釋。”由此而來的理性就是一種批判的理性。

　　第四，理性要終成爲一種判斷力。伽達默爾認定，啓蒙要成爲人類的一種判斷力：“判斷力這個詞指的是，從生活經驗中產生被人認爲健全理智的東西。這種判斷力同樣影響着政治和社會判斷。”啓蒙就是對於判斷力、對於自我思維能力的關心，於是，康德的啓蒙箴言獲得了新的現代意義。

　　質言之，伽達默爾既順承了康德啓蒙理性的基本思路，又在理性內部要求擴展了人類理性結構。他的創新之處就在於讓人們面對理性，做到“敢於掌握”“認識侷限”和“批判運用”，由此形成一種“大啓蒙”的人類理性模式。

　　參與三次世界啓蒙的“中國啓蒙”

　　伽達默爾曾給出一個與衆不同的論斷——“啓蒙是與人類共始終的”！這意味着，也許人類將與啓蒙相伴，只要世界上還存在着被矇蔽者，那就需要啓蒙來擔當去蔽的重任。

　　迄今爲止，人類歷史上有三次啓蒙：軸心時代一次，啓蒙時代一次，現今時代更是一次。伽達默爾認爲：“整個大希臘時期的思想史，從畢達哥拉斯直到古希臘文化的科學都是啓蒙史。”然而，從全球的意義來說，第一次啓蒙並不是爲古希臘所獨佔，而是軸心時代各個文明異曲同工地創生出來的，中國的啓蒙時代也就是諸子百家風起的時代。

　　如果說第一次啓蒙乃是多元共生的，第二次啓蒙主導者則是歐洲。歐洲內部的“兩次啓蒙的不同也表現在它們對待宗教的不同態度上。按照伽達默爾的理解：“在古代，啓蒙最終導致了對科學的反對；在近代，啓蒙則完全依據科學。”

　　這裏的科學所指的不是古希臘那種“理論科學”，而是近代以後的“經驗科學”，這就引發瞭如今的第三次啓蒙。科學預告了啓蒙，因爲科學越來越清楚地告訴人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所具有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世界照此發展就會崩潰。對於第三次啓蒙伽達默爾明言：“真實沉醉於技術的迷夢和着魔於解放的理想社會構成了我們時代的偏見。唯有對此進行反思，亦即勇於思維，才能把我們解放出來！”

　　返觀中國，其實人類的三次啓蒙我們都參與其中。中國參與了第一次啓蒙，也就是軸心時代的哲學突破。第二次啓蒙，歐洲佔據了主導，但是20世紀初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使得中國最終得以參與其中（大概晚了兩百年）。第三次啓蒙在西方世界始於上世紀50年代，而中國則在80年代參與其中（僅僅晚了三十年），而且全球化的腳步使得中國對這輪啓蒙的參與越來越密切與同步。

　　由此，“中國啓蒙”便具有了世界意義。第二次啓蒙中國乃是追隨者，第三次卻可能成爲引領者之一，起碼是一種新的範式的創造者。無論是從理論還是踐行上，作爲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和文化始終未中斷的文明，中國都把人類啓蒙拓展到了“大啓蒙”的階段。

　　啓蒙的中國之路：“情理合一”的翻新範式

　　歐美人拓展自身的啓蒙其實是很艱難的，因爲他們就身處理性強權主義的核心地帶。但是，中國卻可能走出另一條新途。啓蒙的現代性越是發展，理性、科技和進步越給人類帶來了更多異化。如今這個反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盛行於世的時代，既說明了西式啓蒙行到了困境之處，也希冀能有新的路數來破解啓蒙的悖謬。

　　對理性、科學、人文和進步的反思，除了從內部擴展理性結構之外，還有一種從“情理結構”出發來加以平衡的本土化道路。可以用“情理合一”的情本思路，既防止“現代性”的理性之偏僻，也預防“後現代性”感性之氾濫，兩面出擊，行走“中道”。中國人所講求的理性從來不是西方化的那種“冷的理性”，而始終是合情合理的“熱的理性”。這其實也是一種“大啓蒙”，卻並不囿於“大啓蒙的理性”，而是實現了理性與感性之間的均衡發展。

　　從“中國啓蒙”的視角來看，理性中心主義的西式缺憾需要情感之維來加以平衡。科技一味地高歌猛進，正是理性的內在支撐使然，而生物科技與人工智能的極端發展，不僅需要理性爲自己立規則與界限，更需要情感爲其設定標準與底線。同時，人文與科學之間“兩種文化”的斷裂需要以一種新的人類“情理結構”來加以統合，科學再發展也不能脫離與人文之間的關聯與互動，從而避免科技延展的過度化。面對進步觀也是如此，那種線性發展的、自低向高的、不顧代價的樂觀主義的進步觀並不足取，人類終究不能按照熱力學第三定律的熵原則綿延下去，而是要走出一條適度與溫和的進步之路。

　　“中國啓蒙”仍要走在富強、民主、自由和科學之路上，這是五四百年爲今人積澱下來的宏大歷史經驗，不能須臾加以摒棄。本位論者呼籲再回到150多前的舊路上去，這不僅沒必要更沒可能；西化論者希冀走上“他者”的道路，那也沒可能更沒必要，因爲就連胡適當年所說的“全盤西化”，本意也是說你儘管西化，中國文化的根兒仍會將你拉回到中和之路上來。中國開始接受啓蒙觀念之後，必定要找到本土發展之路，這是“民族身份”得以確立的根本所在。無論我們說這是“重疊共識”也好，還是“中西合璧”也罷，都是要求走出“中國啓蒙”之新路，它並不是脫離本土而無傳統的自本生根，也不是徹底西化，而是具有全球化的潛質，由此，我們方可爲世界啓蒙提供一種翻新的“中國範式”！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1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