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在逆襲！
“請喊我特大城市！”
最近的鄭州，光環璀璨：常住人口突破1000萬人，經濟總量突破一萬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0萬元，成爲北方第四個進入萬億俱樂部的城市。一時間，鄭州登上了各大媒體的頭條。
“縣城”逆襲成特大城市，成爲各方關注的焦點。
2019年1月14日的《鄭州晚報》頭版
文 | 趙治國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衆號“決策雜誌”（ID：juecezazhi），首發於2019年5月8日，原標題爲《逆襲的鄭州！》。
時間回到8年前，2010年，筆者第一次踏上鄭州的土地，接站的老同學就帶着我去了鄭東新區。這位落戶河南的山東人，對鄭東新區的開發歷程如數家珍。而之前的鄭東新區，在媒體的輿論中還深陷“亞洲最大鬼城”的誤解漩渦。
鄭州市 鄭東新區
如果從經濟的角度看河南，這個中部大省尚屬欠發達省份，而省會城市鄭州，也不過纔有50年曆史。1954年之前，這裏還僅僅是一個縣城——鄭縣。歷史上的河南政治和經濟中心，是鄭縣周邊的洛陽與開封。後兩者的世界知名度遠高於鄭州。
洛陽、鄭州、開封區位圖
正如著名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夫在《紐約時報》評論版裏寫到的那樣，11世紀的開封是宋朝的首都，人口超過百萬，而當時倫敦的人口只有15000人左右。但今天的開封已不是省會，甚至連機場也沒有，“這種破落相更讓我們看清楚了財富聚散的無常”。
時光之軸搖移到2018年。八年後再次駐足鄭州，它已成爲北方第四個進入萬億俱樂部的城市。而昔日的國都洛陽與開封兩城，經濟體量均不足鄭州的二分之一。
鄭州的崛起，可以理解爲財富聚散的無常，但更多的卻是歷史在大演進過程中的重新選擇。
1
造 城
2007年，是著名的國際建築大師黑川紀章人生的最後一個年頭，但是在中國，他一手規劃建設的鄭州鄭東新區，正在崛起爲中原大地上的明星新城。
早在2001年8月，鄭州市規劃局便向黑川紀章發出跨國邀請，請他參與鄭東新區的規劃概念設計。經過競標，黑川紀章設計的規劃概念方案在9萬名鄭州市民的參與投票中脫穎而出，超過90%的人力挺“黑川方案”。後來，這項規劃方案又罕見地以地方立法的形式，逐層報批，直至報國務院備案。
資料圖：鄭東新區規劃模型（人民網）
流水的官員，鐵打的規劃，“一張藍圖繪到底”，就這樣以立法的形式得到了貫徹落實。據說當年首倡鄭東新區開發的領導，闊別多年後回到鄭州，看到眼前拔地而起的現代化新城，和當年的規劃方案一模一樣。
2012年10月18日，黑川紀章逝世五年後，他設計的城市水景得意之作之一的龍湖，成功完成了蓄水。這個號稱鄭東新區的“收官之作”，曾經和現在的網紅地如意湖、龍子湖一樣，備受輿論爭議。政府爲了研究龍湖的水質，就出了9本書。
鄭東新區成爲中原崛起的破題之作，這個面積達150平方公里的中原熱土，不僅成爲黑川紀章一生中難得的設計作品，更成爲引領鄭州崛起的龍頭和中原經濟區的橋頭堡。
官方口徑顯示，2018年，鄭東新區固定資產投資、全口徑財政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繼續位居河南省各縣（市）區、開發區第一位。
其中，
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同比增長16.2%；
地區生產總值完成538億元，同比增長8.4%；
轄區新增市場主體3.3萬家，增速連續6年位居全市第一位，總量12萬家躍居全市第二位；
稅收超億元樓宇達到40棟，單年淨增5棟，一棟樓的收入就超過了一個縣。
鄭東新區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區持牌金融機構達到312家，12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全部集聚鄭州，甲骨文、華爲、浪潮等102家大數據企業和70多家基金機構相繼入駐，國家區域性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凸顯。
在鄭州挺進萬億元俱樂部的征程中，鄭東新區的貢獻度可謂亮眼。《南方都市報》曾撰文評價說，鄭東新區的發展，趕上了中國房地產市場最好的十年。“這裏的房價，是鄭州商品房均價的三到四倍；這裏的每畝地平均創造5萬元的利稅；這裏的路很少堵，綠地和水面更大；連這裏的地下管道，都比老城區的粗了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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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 點
在鄭州西郊，有條路叫“棉紡路”，見證着鄭州“輕紡城”的輝煌過去；在鄭州市中心，昔日火極全國的亞細亞商場如今已黯淡失色；還有創造家電銷售奇蹟的鄭百文，在股市大潮的沉浮中留下了無數商戰傳奇。
但這些輝煌的產業與原來的煤炭、水泥、電解鋁等重工業，在2008年金融危機及隨後而來的產能過剩經濟大潮面前，一度與鄭州這座城市一起歸於“沉寂”。
鄭州逆襲的拐點被公認爲是2011年。
這一年，富士康建成投產，進而徹底改變了鄭州。
鄭州富士康科技園區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蘋果手機組裝工廠，大量的原料部件從世界各地進口到鄭州的富士康工廠，然後組成成品手機出口到世界各地。全球一半的蘋果手機產自鄭州，平均1分鐘組裝350部手機，每天產量約50萬部。
鄭州富士康工廠
河南和鄭州對富士康的倚重，與富士康對經濟的回報一樣成正比。當年爲了留住富士康這個代工巨頭，河南省花費上億元財政補貼來解決用工荒問題。如今的回報證實，這筆財政補貼物超所值。
一個企業帶動一座城市在鄭州得到了生動演繹，富士康落地後，鄭州各類經濟指標均實現了爆發式增長。2018年，富士康在豫企業進出口3389.1億元，佔全省比重61.5%。2018年，鄭州的進出口總額佔據了河南省全省總額的70%以上，繼續位居中部六省省會城市第一位，在全國所有省會城市中排名第四。
富士康還帶動了代工產業集羣和智能手機製造集羣的發展。目前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已入駐終端智能製造企業約208家，2017年手機產量達2.9億多部，全球每7部手機中就有1部來自鄭州。當蘋果手機銷量與產量下滑時，國內華爲手機的代工生產實現了挽救式產能承接。
從產業的標籤上看，“手機之都”、“汽車城”、“速凍食品之都”……七大產業主導下的鄭州，已與原來的中原重工業城市迥然不同，氣質完成了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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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賢
2017年11月23日，鄭州市會展中心軒轅堂，鄭州舉行“智匯鄭州”人才政策發佈會，面向全球發佈“招賢令”。這個號稱“史上最強招賢令”的出臺，加速了鄭州邁向千萬量級人口規模的特大城市的步伐。
“鄭州史上最強搶人政策”
從鄭州版的人才吸引優惠政策看，鄭州不僅對高端人才充滿了誠意，國家級頂尖人才、高層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博士後等均有實惠滿滿的住房、現金等獎勵政策；對普通的技能人才和勞動力也是門檻較低，專科以上畢業生、職業（技工）院校畢業生，持畢業證即可在鄭州落戶。
這樣一個囊括高中低端的人才吸引政策，無疑更符合鄭州的發展戰略。鄭東新區以發展金融業、總部經濟等現代服務業爲主，吸引的正是大批高端人才。鄭州經開區以及航空港區則以汽車及裝備製造業、電子信息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爲主，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及工人是人才剛需。
從歷史上看，河南作爲一個擁有1億人口的中部大省，鄭州歷來是河南人就業的首選城市。而隨着富士康爲代表的七大龍頭產業落戶，鄭州可提供就業的崗位大幅增加，因此吸引了省內外務工人員的集聚。
2009年，鄭州常住人口只有752萬人，但到了2018年末，常住人口數量已達到1012萬人，9年時間，鄭州常住人口數量增加了260萬，年均淨流入人口超過28萬。
如今，鄭州拿到“人口千萬級”與“經濟總量萬億級”兩個特大城市的入場券，已經在中部六省的區域競爭中拔得頭籌。
屬於鄭州的時代正在開啓。
如果說鄭州還有一絲隱憂的話，那就是應該逐步擺脫對富士康等龍頭企業的產業依賴。
以富士康爲例，其在鄭州的三個廠區員工總數超過25萬人，高峯時期接近30萬，加上配套企業和產業鏈條上的對應人員，富士康給鄭州帶來的人口增量至少在百萬人以上。如果富士康撤離，影響的不僅是人口規模，也包括整個河南的外貿進出口水平，結局將會怎樣，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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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勢
鄭州在歷史上能夠取代開封和洛陽成爲河南省的省會，憑藉的正是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演進中的必然選擇。
1899年，晚清名臣張之洞上奏，“上諭讚許修築盧漢鐵路計劃”成爲鄭州崛起的一個支點。1908年，盧漢、汴洛兩大鐵路完工並交會於鄭州。此後，京廣與隴海鐵路的交匯點依然是鄭州，中原交通樞紐的地位已是牢不可破。
鄭州站
受益於現代鐵路，位於中國地理中心的鄭州一度被譽爲“火車上拉來的城市”，鄭州歷史上的第一次移民潮主要人羣就是鐵路工人與紡織工人。一直以來，鄭州都可謂中國鐵路網絡的“心臟”。而隨着高鐵的到來，這個“心臟”跳動得更加有力了。
按照國家高鐵規劃，鄭州將架構“米字形”高鐵格局，分別從鄭州向中國的四面八方延伸。鄭州已經開通京廣、鄭西和鄭徐高鐵，京廣將中國南北串聯，鄭徐高鐵將中原地區和長三角地區打通，鄭西加強與西部聯繫。
“米字形”高鐵網絡的建成將使鄭州到合肥、濟南、太原、重慶等城市的時間縮短至2小時以內。可以預見，未來以鄭州爲中心的高鐵3小時經濟圈將覆蓋方圓1000公里城市，近7.9億人口。
早在2016年，國家批覆的《中原城市羣發展規劃》中首次提出，要把鄭州打造成“國際性樞紐城市”，這個城市羣的規劃輻射半徑正是米字形高鐵網絡所能觸達的區域，不僅包括了河南省的18市，還把山西省的長治、晉城、運城，河北省的邢臺、邯鄲，山東省的聊城、菏澤，安徽省的淮北、蚌埠、宿州、阜陽、亳州等4省12座地級市劃到馬下，國土面積28.7萬平方公里。這個以鄭州爲龍頭的中原城市羣一度引起周邊省會城市濟南的警覺。
鄭州將交通的優勢挖掘得可謂淋漓盡致，近年來緊抓“一帶一路”的有利時機，分別了構建空中、陸路和網上三條“新絲路”，逐步向國際性綜合樞紐升級。
作爲亞歐大通道的重要樞紐，鄭歐班列、新鄭機場的全貨機航線使鄭州成爲亞歐重要的物流集散地和“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城市，實現了陸海相通，網絡遍佈歐盟和俄羅斯及中亞地區24個國家的126個城市。
交通優勢還帶來的另一個反哺效應，助推了鄭州商貿物流產業的快速發展。
2018年，鄭州新鄭國際機場旅客吞吐量2733.47萬人次，同比增長12.49%；貨郵吞吐量51.49萬噸，同比增長2.43%；起降架次20.89萬架次，同比增長7.09%；分別位居中國第12位、第7位、第12位，客貨運規模坐實中部地區雙第一。
新鄭國際機場
“網上絲路”跨境電商通關能力實現50單/秒，日峯值處理能力可達500萬單。2018年，鄭州海關共監管跨境電商進出口清單9507.3萬票，進出口商品總值120.4億元。
鄭州媒體津津樂道的一個例子就是，當智利的車釐子還未褪去南美熾熱的陽光，它就已經坐着包機，橫跨太平洋，28小時後就出現在國人的餐桌上。一顆車釐子的“跨洋之旅”，正是鄭州“買全球、賣全球”與三條絲路疊加的縮影。
天時地利，多重國家戰略的疊加，讓鄭州駛上了發展的快車道。而晉升爲第8個國家中心城市，鄭州更是迎來了空前的歷史發展機遇。
按照《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行動綱要（2017-2035年）》的規劃，在2035年，鄭州GDP總量達到3萬億元、人均GDP達到22萬元，人口規模達到1350萬人，城鎮人口比例達到90%，城鎮人口比2016年增加約550萬人。
從百億到千億，鄭州用了13年的時間。而從千億到萬億，鄭州則用了14年的時間。從一個小縣城到省會再到國家中心城市，60多年的時間，鄭州成功完成了逆襲。
回溯歷史，我們會發現，鄭州實現今日的城市地位，恰恰契合了當下城市洗牌競爭的趨勢。
這一輪競爭比拼的是中心城市、都市圈與城市羣戰略資源的整合與傾斜力度。從這個角度上也就不難理解，以鄭州、武漢、成都、西安、濟南、合肥爲代表的省會城市，未來無疑會獲得更大的資源傾斜。
乘勢而上的“鄭中心”，還將有更多的故事在上演。
延伸閱讀：
“着急”的西安，“慌張”的鄭州，誰更牛？
在2018年，各個城市都開足馬力，在城市規劃、經濟產業、市容環境、基礎設施等方面頻頻出手、各顯神通，共同撐起了中國經濟實力。
直線相距僅400多公里的西安與鄭州，經常“結伴出現”：
2017年1月和2018年2月，鄭州和西安先後成爲國家中心城市，其所在的城市羣上升爲國家戰略。
這表明，中西部大城市，與直轄市、一線城市一樣，被國家賦予了高度期待。
2018年11月，國務院發文支持鄭州機場、西安機場利用第五航權，進一步提升了兩者的樞紐地位。
2018年底，各城市常住人口抽樣調查完成，最後的詳細數據還在彙總之中，但已初步得出結論：鄭州、西安常住人口有望超過千萬，加入“千萬俱樂部”。
這不是簡單的巧合，一種系統性的力量在支撐兩個城市的崛起。
那麼，進入到2019年，西安和鄭州能否成爲未來城市格局中的耀眼明星？誰又能更勝一籌？
文 | 李浩然
本文爲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曾經的“貴族兄弟”成了“難兄難弟”
在中國星羅棋佈的城市“大家族”中，直線距離僅400多公里的鄭州和西安算是閃耀在中西部的兩顆明星：一個穩居中原，背靠河南這個人口近億的超強腹地；另一個雄居西北，地處肥沃的關中平原，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城市。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這兩座城市所屬的城市羣聯繫緊密，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中國古代大一統王朝，大部分默契地把都城選在了關中城市羣（西安、鹹陽等）與中原城市羣（鄭州、洛陽、開封、安陽等）這兩個板塊：
商朝頻繁遷都後，最終定都在今天的河南安陽殷墟；
周朝滅商後以豐鎬（今西安）爲都城；
秦國滅掉六國，將首都定在關中的鹹陽；
西漢把都城定在長安（今西安），東漢又建都洛陽——洛陽上位，長安從A面變成了B面；
隋唐時期，長安與洛陽仍然是A、B面互換，隋煬帝即位後把都城從長安遷到洛陽，武則天也是如此；
北宋定都河南開封......
由此可見，從商朝至北宋，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王朝的都城都在關中城市羣與中原城市羣。
不同的是，在關中城市羣中的選擇主要集中在西安這一地，而中原城市羣則是散佈在整個面。
元代前後，隨着經濟重心的南移和路上絲綢之路衰落、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兩大城市羣一起衰敗，逐漸風光不再。
後來，在很長一段時期裏，西安與鄭州及其所代表的城市羣雖然在發展中也有一些亮點，比如，鄭州逐漸成爲全國性的交通樞紐，西安在建國後就被作爲重工業城市加以建設，發展成了國內很有分量的工業重鎮和高等教育基地，但是，與很多勢頭迅猛、大踏步前進的城市相比，西安與鄭州優勢並不突出，甚至還有點落後了。
先來說鄭州。
近幾年，雖然鄭州的GDP總量在中部六個省會城市（合肥、太原、鄭州、武漢、南昌、長沙）中一直緊跟武漢、長沙，不算太差，但壓力還是很大的。
因爲中部崛起靠創新，中部創新之爭必然愈發激烈，而鄭州的先進製造業不僅與衝在最前面的武漢、長沙有很大差距，在很多領域也不如“中部黑馬”合肥。
根據2017年的相關數據，在鄂豫湘皖四省會城市中，鄭州無論是研發投入及其佔GDP比重、還是高新企業數量等，都不及其他三者。
（根據各地公開資料整理）
再來看西安。
2017年西安市的GDP只有7469億元，不要說與東部一線城市比，就是與中西部其他幾個省會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在“西部三雄”中，無論城市規模、人口、經濟規模還是產業發展，成都、重慶都將西安遠遠甩開。
西安上一次入圍全國城市GDP20強榜單還是在1980年，當時，深圳還只是個小漁村，瀋陽、大連、哈爾濱還遙遙領先，滄海桑田，潮起潮落，時間已過去了近40年。
不只是GDP的差距，庫叔隨手找了一份陝西省統計局2016年的調查數據，以實際利用外資爲例，2016年西安新批外商投資項目72個，比成都少196個。
很明顯，歷史上命運休慼與共的“城市貴族”鄭州與西安，成了一對“難兄難弟”。
標兵在前，追兵將至，這讓兩兄弟感到了緊張與焦慮。
2
西安“着急”了！然後開始趕超
跟人一樣，城市發展也講究天道酬勤。
近幾年，鄭州和西安認識到差距後，都拿出了趕超的架勢，在城市規劃、經濟產業、市容環境、基礎設施等方面頻頻出手，後發優勢非常明顯，其媒體存在感、人才吸引力、產業高級感等也陡然上升。
2016年底，西安進行了“三大革命”——菸頭革命、廁所革命和行政效能革命。
作爲十三朝古都的西安，是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外國遊客去得最多的城市，有希望扮演讓世界瞭解中國的“文化之都”的角色，城市環境當然是這座城市的“臉面”。
（圖爲西安古城）
“三大革命”拉開了西安變革的大幕，此後一系列浩浩蕩蕩的“戰役”相繼打響，庫叔細數了下，挑選出其中最亮眼的三件：
一是擴大城市規模，也就是“拉伸骨架”。
很多城市研究者都認爲，限制西安做大的一個很重要因素就是城市規模。
環顧西安周邊的其他省會城市，都在城市規模上有所作爲：
重慶合併了原萬縣、涪陵市和黔江地區；
成都通過不斷撤縣設區，16年來城區版圖擴張了近三倍；
武漢原本就包括武昌、漢口、漢陽三鎮。
這些城市都比西安大，有規模、有人口，吸引力就強，招商引資事半功倍。
爲了突破這個瓶頸，2017年初，陝西省委決定將原本涵蓋西安和鹹陽兩市區域的西鹹新區，交由西安代管。
此舉意味着，西安在短期內一次性增加了上百萬人口，總面積也一舉超過了1萬平方公里。
（圖爲西鹹新區）
二是加強了對城市的營銷宣傳，讓西安“名聲在外”。
西安擁有輝煌燦爛的歷史文化，但給人的感覺一直不溫不火，存在感不高。這主要還是城市營銷做的不到位。
這兩年，西安也加強了對自身的宣傳力度，悄然變得“時髦”了：
西安已有70多個市政府機構開通了官方抖音號；
過去兩年，跟西安有關的新媒體內容經常刷爆朋友圈，比如“5·18國際博物館日”，陝西歷史博物館製作的視頻“第一屆文物戲精大會”，文物陶塑人頭像開口說話；
西安政府部門也非常重視新媒體，市委書記王永康就經常批示新媒體稿件......
藉助互聯網和新媒體的傳播效率，人們知道了西安有堪比蘇州的精緻園林，有能夠挑戰上海的朋克搖滾，有可叫板北京的古色古香，有不輸成都的遍地美食......
西安這座城市逐漸從灰牆土瓦的原始印象中剝離出來，成了新晉“網紅城市”。
三是狠抓產業佈局，也就是“填充肌肉”。
產業是城市發展的法寶，有了骨架的西安要想壯大，需要先進製造業來填充。
這兩年，西安明確提出將汽車產業作爲新的支柱產業之一，目前已形成擁有陝汽、西安金龍、比亞迪、吉利、開沃、寶能等汽車品牌的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機器人產業、集成電路、新型顯示、光電子、大數據與雲計算、衛星應用、新材料等“硬科技”也在慢慢鋪開。
一系列大動作，足以顯示西安不可小覷的雄心和強大的後發優勢。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西安在發展中還存在很多短板。
在2017年8月的西安市第十三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市委將西安的衆多問題歸爲工業短板，如軍轉民、民參軍短板、文旅產業短板等。
綜合來看，最大的癥結是西安發展的市場化程度不足。比如旅遊業，外界都知道西安是著名旅遊城市，但行業對西安的旅遊評價卻並不高，說西安是“世界級的景點，鄉鎮級的管理”，這反映出西安乃至陝西的資源優勢亟待轉化爲產業優勢、發展優勢。
其他行業發展也存在這一問題。
“着急”的西安能承認自己的問題，就意味着要解決問題，這兩年也確實拿出了行動！
3
鄭州很“慌張”！後來想明白了
多年來，鄭州發展的最大的優勢就是“區位+交通”：
上世紀初，鄭州就是鐵路樞紐；
在高速公路時代，是高速公路樞紐；
2010後，鄭州是國內最活躍的國際航空樞紐；
現在，高鐵對經濟發展影響較大的時候，鄭州又成爲在建的密集型高鐵樞紐，到2020年，鄭州的“米字型”高鐵將基本成型，成爲中國第一個擁有“米字型”的城市。
（圖爲河南以鄭州爲中心的“米字型”高鐵網絡）
但是，鄭州還是很“慌張”。正如前述，先進製造業是其短板，背後暴露出的是科創實力的相對薄弱，這一度讓鄭州陷入了迷茫：自己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
有人說要發展先進製造業，有人說要繼續堅持物流方面的突出優勢，還有人說應該打造中國金融中心......
毫無疑問，這些方面都應該得到發展，但哪個纔是最優先發展領域呢？
近年來，鄭州終於想明白了，逐漸明晰了構建空中、陸路、網上三條“新絲路”，逐步向國際性綜合樞紐升級的發展方向。
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家送來了一系列相關政策：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中國（河南）自由貿易試驗區......
這種政策疊加優勢在全國城市中屈指可數。
藉助這股“東風”，再加上先期在物流方面的強大基礎，鄭州把物流做向了國際：
*鄭州到盧森堡的“空中絲綢之路”，貨航由2014年剛開航時的每週2班加密到現在的每週18班，基本形成橫跨歐亞美大陸、覆蓋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航線網絡；
*鄭州始發的中歐班列沿着一條鐵軌鋪就的新絲綢之路，把貨物運送到歐盟和俄羅斯及中亞地區24個國家126個城市，貨值近80億美元；
*2017年鄭州國際貨運量已緊跟北上廣躍居全國第四，貨運總量躋身全球前五十......
鄭州的國際物流有多快？
舉個簡單例子，西班牙服裝品牌ZARA的包機第一天凌晨落地，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擺在全國店面的貨架上。
單把物流做到極致，就會取得很不俗的成績，位於美國中南部的孟菲斯，得益於聯邦快遞入駐和國際貨運轉運，一躍成爲“世界航空都市”、世界物流中心。
現在，鄭州正在對標孟菲斯。
在經濟活動中，決定經濟活力的有資金流、信息流、商務流、物流。除物流外，其他3個都可以跨越時空地進行，唯獨物流不能，因爲物流有天然壟斷性的特徵，這是由地理位置、交通條件決定的。
從這方面來看，鄭州在全國城市中有不可代替性，北京、上海可成爲中國的經濟中心、金融中心，但是隻能作爲中國物流的終端城市，不可能成爲中國的物流中心。
未來，作爲河南省會的鄭州，大致處於中國地理網絡中心的位置，很有可能成爲未來全國內貿市場的物流中心。
如果鄭州優先發展的物流產業發達了，會展產業就會來了，配送組裝產業也會來，然後結算也會要求在這裏進行，緊接着實體經濟也肯定來了，因爲這裏物流成本低、效率高，這樣金融產業也就來了，因爲金融產業爲實體經濟服務。
（圖爲鄭州鄭東新區的燈光秀）
事實上，最近幾年，鄭州的金融產業也確實很有起色，在最具活力的發展板塊鄭東新區，持續推動了“引金入豫”，核心區持牌金融機構達到312家，金融機構總數超千家。
當然，鄭州也在大力彌補先進製造業上的短板，推出了加快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1+N”政策體系，但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其科教資源、製造業等的集中發力。
4
兩城接連被“大禮”砸中
正當鄭州和西安爲了各自的發展忙得“熱火朝天”之時，國家也從區域經濟的整體規劃來考慮，給兩城接連送來大禮！
一是鄭州、西安接連入選國家中心城市。
國家中心城市代表了中國城鎮化體系的最高級別，也被稱爲“塔尖城市”。
目前，除了西安和鄭州，我國還有七座城市被明確定位爲國家中心城市，分別爲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重慶、成都、武漢。
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中心城市逐漸成爲一個區域的“主心骨”，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已成爲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大趨勢。
但爲什麼鄭州、西安能入選，而不是經濟水平更高的深圳、杭州、南京等城市呢？
其實，對國家中心城市的選擇不只考慮了經濟實力，還綜合考慮了行政級別、區位因素等多個指標。
比如，深圳、杭州的經濟實力毋庸置疑，但所在區域分別有了廣州和上海，就暫時無緣這個稱號。
與衆多高手相比，鄭州、西安雖然經濟實力不是很強，但因爲地處中原和西北兩大戰略要衝，就佔了區位的優勢。
有了國家中心城市這塊金字招牌，能夠獲得的紅利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國家一些大的改革創新舉措，以及具有戰略意義和引領意義的先行先試部署上，國家中心城市都將會得到優先的考慮。
二是國務院發文支持鄭州機場、西安機場利用第五航權。
什麼是第五航權？
概念解釋起來有點複雜，通俗來說就是，A國飛往C國的航班，可以經停B國，並且在此上下旅客和裝卸貨物。
可以說，第五航權有一種特殊的能量，能讓一座城市變成國際航線的中轉站，客流在此交匯，貨運在此集散，也因此被公認爲最具有經濟價值的一種航權。任何一個定位爲國際化交通樞紐的城市，都不會放棄第五航權的爭奪。
在此之前，北京、上海、廣州、煙臺、武漢、廈門、海口、天津、南京、銀川、哈爾濱、滿洲裏、鄂爾多斯等地均已開放第五航權，還有衆多城市也在積極爭取。
當然，鄭州和西安能脫穎而出，也是情理之中。
鄭州的交通地位不多說了，西安也不差，如果我們將兩者放在一起分析會發現，他們都是爲數不多的機場客運、貨運吞吐量都居全國排名前列、增速達兩位數的城市。
（圖爲2017年民航機場吞吐量排名 數據來源：中國民航局網站）
自身實力的提升和國家一系列政策的加持，使得兩城對人口的吸引力也大爲提升，於是迎來了第三份“大禮”——常住人口有望破千萬，加入“千萬俱樂部”。
這也與兩城在近幾年的“搶人大戰”中很拼有關。
（圖爲2017年至今新出臺人才政策城市政策強度降序分佈，圖源：中國指數研究院）
在人口集聚的過程中，只要規劃得當，就會帶來規模經濟效應，產出要遠大於成本。
世界頂級理論物理學家傑弗裏·韋斯特曾在《規模》一書中提到，城市也有類似生物體新陳代謝的規模縮放效應，比如城市規模越大，人均所需的加油站數量就越少，人口規模每增加一倍，城市只需要增加85%的加油站，而不是翻倍，其他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或多或少遵循同樣的原則。
一般來說，城市人口規模擴大100倍，基礎設施只需要擴大50倍左右，產出卻能增加200倍左右！
此外，我們經常強調消費和第三產業，城市人口規模也是經濟轉型的基礎，這和人口稀疏的地方外賣產業很難發展壯大是一個道理——市場容量不足，點對點的連接成本高。
可以說，當一個城市的體量達到一定程度後，其資源配置能力、人才聚集能力、話語權就會呈指數級增長。
考慮到人口是經濟生產的基礎要素，“千萬俱樂部”將成爲兩座城市在區域競爭中的一個新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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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和西安，誰更牛？
很多網友也經常拿鄭州和西安作比較，想知道誰更牛。
其實目前來看，經濟總量上鄭州要強於西安，但是鄭州的後勁欠缺，尤其是中原城市羣涉及城市多，城市發展又相對均衡，鄭州帶動的能力有限，應該充分發揮洛陽、開封的作用，它們的工業、科研、文化相對較強，一起合力，背靠河南這個一億人口的大腹地，纔會有更大發展。
相比鄭州，西安最大的優勢是其高校資源，在校大學生近百萬，高校中有“雙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學校7所，從而催生了其強大的綜合科技實力和工業實力，而鄭州目前僅有鄭州大學1所“雙一流”高校。如果西安能夠將其科研、教育及文化轉化爲生產力，實力不可小覷。
所以說，孰優孰劣，只能看未來鄭州與西安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充分挖掘潛力，增強後勁了。
很長時間以來，西安一直在對標成都，也積極向成渝城市羣靠攏，但價值認同對提高區域凝聚力至關重要，能否實現區域內文化相通、人緣相親，是決定一個經濟區或城市羣能否成功的基本條件。
西安所屬的關中文化，與成渝文化差異較大，雖然西成高鐵等鐵路的開通促進了兩地資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等的快速流動，但是，它無法讓不同的地域文化趨於統一。
除此之外，西安與成都、重慶在產業方面也有所趨同，比如，汽車、電子信息、航天軍工等產業，都被西安和成都作爲重點發展的產業，所以競爭也較大。綜上，西安與成渝城市羣在合作上有較大困難。
但反觀鄭州與西安，天生就有種緊密聯繫，現在又都處於加速發展期，兩者的合作空間也遠遠大於競爭——鄭州與西安發展方向不同，西安主打“硬科技”和文化旅遊，而鄭州主打交通樞紐和工業製造，所以兩者及其所屬的關中城市羣和中原城市羣更容易謀求合作。
（圖爲長江中游城市羣）
近幾年，中部以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羣、環鄱陽湖城市羣爲主體形成的長江中游城市羣發展迅猛，綜合實力強於中原城市羣、關中城市羣，如果鄭州和西安能夠在充分挖掘自身潛力的基礎上，共同依託“一帶一路”謀求更深層次的合作，可能就會與長江中游城市羣形成南北呼應，共同促進我國中西部的崛起。
參考資料：
[1] “中國孟菲斯”，鄭州or西安？| 微信公衆號“每日經濟新聞”，2018.11；
[2] 河南物流中心優勢重新崛起 | 《企業觀察家》，2018.9；
[3] 中國爲什麼需要一個大西安？| 微信公衆號“城市戰爭”，孫不熟，2018.8；
[4] 鄭州如何建國家中心城市？權威報告來了！| 大河客戶端，2019.1；
[5] 中部六省爭奪先進製造業，鄭州贏面有多大？| 大河客戶端，2017.1；
[6] 西安：3+1萬億級產業發展 推動經濟蝶變升級 | 西安日報，2019.1；
[7] 國家中心城市爭奪：除了“面子” 更重要的是“裏子”| 中國新聞週刊，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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