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更迭，都可以從財政上看出端倪。

歷史的確存在一個周期率的。王朝興衰，從開國逐漸走向鼎盛後，國運開始走向衰落，財政方面的表現，就是捉襟見肘，錢怎麼都不夠花。

滿清也是這樣。

清初宮廷極為節儉。明代光祿寺送到宮中的費用每年是24萬兩，康熙時僅為3萬兩。明代宮中胭脂白粉方面的費用每年大約40萬兩，清初則廢除了此項費用。明代宮中使女大約九千人、宦官有十萬人，而康熙時期，宮中使女宦官大約只有四五百人。

雍正時期，推行火耗歸公、捐官，收取關稅，財政收入大增。乾隆時期，國庫充盈，達到滿清的全盛時代。到此為止，滿清的財政一直是不斷增加的。

但是，從乾隆末年開始，財政困難的局面，便開始顯現。

在收入方面，首先是地租的減少。清朝為了休養生息，大施仁政，減免地租。天災的地方減免稅收，新開墾的土地不繳納稅賦，從乾隆到嘉慶、道光年間，每年減少的地租收入大概就有二百萬兩白銀。

其次是白銀價格的上漲，造成財政實際收入的減少。滿清時，白銀與銅錢一併流通，白銀兌換銅錢的比價，從順治到咸豐時代，大約上升了一倍。由於經濟基礎是小農經濟，收取稅賦時，向小老百姓和小生產者收取的是銅錢，然後，再兌換成白銀運往北京。即便總體上稅賦水平沒變，但收到的銅錢兌換成白銀卻縮水了，造成政府財政收入的減少。

其三是物價高漲。大約清朝末年，一隻羊的價格，是康熙時期的六倍。一個泥瓦匠一天有工錢，咸豐同治年間是清初的八倍。物價上漲，財政實際收入下降。

清末財政規模，大約是康乾時期的十倍。如果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收入，大概比康乾時期略高一些。但是，國運飄零，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

財政困難的主要原因在支出方面。

首先是皇族人口增加過快，財政供養負擔加重。大清入關時，皇族人口是兩千人。到道光末年，皇族人口已經超過三萬人。皇族費用大幅增加。

其次是軍費增加。清初時常備軍隊是八旗及各省的綠營兵，後來這些軍隊基本上沒有戰鬥力了。朝廷依靠各省的地方軍隊，如湘軍、淮軍維持政權，再後來這些地方軍成為全國的常備軍隊。但是，費用支出方面，新的軍事力量要逐漸增加，舊的八旗和綠營也不可少，造成軍費大量增加。

其三是新舊機構重疊。為了維護原體制，舊的機構不可少。為了應對新局面，新的機構要儘快設立。這就造成，在原有的機構上面、旁邊設立新機構，費用也層層增加。有時甚至是雙重、三重政治機構並存。光緒19年間，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大約在七、八千萬兩。而到了光緒末年、宣統時期，每年沒有3億兩，就不能維持正常的行政運作。

一般來講，解決財政困難，就是開源節流。

節流很難，原因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有權者更不願意過苦日子。

開源就容易多了，就是加稅。當時一個著名的稅種，就是厘金稅。厘金稅是向通過各省之間的關卡的貨物收取的過路費，大約每年的收入在兩千萬兩左右。這是一種惡稅。一開始時，是戰爭時期，各地方軍籌款的權宜之計，戰爭結束後要取消的。由於戰後地方軍隊保留下來並在全國駐防，這一稅種不僅沒有廢止，反而實行的地域從地方擴展到全國。

一個不易理解，卻是王朝周期率中普遍現象的財政問題是，中央財政以及皇家資產，在全國財政困難的局面中，有膨脹之勢。

王朝初期，中央財政佔地方財政的比例通常是比較小的。慢慢地，隨著全國財政緊張和國運衰退，中央財政所佔比例逐漸上升，皇室資產也逐漸膨脹。清末財政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大致是這樣的。甲午戰爭前，大清財政是近九千萬兩的收入，其中入中央的五千三百多萬兩，留地方的是三千六百多萬兩。而到清末，大清財政總體上有三億兩的規模，但留在地方的，沒有超過四千萬兩。中央花了大部分的錢。

明朝末年也是如此。與全國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相比，中央財政相當寬裕，尤其是皇家，握有相當的錢財。明末國家打仗拿不出錢，由皇家從內庫中拿錢來援助軍費，明朝覆滅時，皇家內庫中還是金銀堆積如山。清末時袁世凱調查皇家財產時，得知皇室仍有幾千萬兩金銀，吃了一驚。

這裡面的邏輯大致是，對政局、時局以及財政狀況越是擔心，就越要加強中央集權，越加強中央集權，財權越是向中央集中，地方上便愈加民生凋敝。久而久之，社會撕裂，王朝換代。

至於財政是國運的原因，還是國運的結果，還不好判斷。但是，本文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

中央財政佔比逐漸上升，應該與國運衰退有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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