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傳人，好自爲之

　　———說說《咬文嚼字》與它的創辦者

　　文/ 陳保平

　　今天的紙媒，大概很少有像《咬文嚼字》那樣，常常還能“攪動一池春水”，引發街談巷議。該刊每年一度發佈的“十大語文差錯”“十大流行語”，既讓衆多媒體翹首以盼，也會使一些報刊嚇出一身冷汗。如去年“貿易摩擦”報道中的詞語誤用———“反擊”誤爲“反戈一擊”和最常見的修辭錯誤“360度轉變”等，都源自一些國內知名媒體，影響之大，波及全國。但這樣的差錯，“咬”不勝“咬”，究竟是好事還是憾事？

　　25年前，國家語委原主任許嘉璐先生爲《咬文嚼字》創刊寫過一篇很長的賀詞。他在文中對公開出版物中的語言文字混亂現象表示了深深的擔憂。他一方面對以維護中國語言文字純潔性爲己任的《咬文嚼字》表示支持，一方面也直言不諱，對這種靠專家、學者“咬”和“嚼”的作用有多大心存疑慮。他最後希望這本雜誌能早日完成任務，“得勝還朝”，“鳴金收兵”。他說：“不能設想，我們這樣一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大國，語言文字的混亂狀況會永遠持續下去。如果《咬文嚼字》‘萬歲’，豈不表明我們的工作無效，現狀沒有改變嗎？”

　　許老先生寫這篇文章時，新媒體尚在萌芽中，“兩微一端”還沒誕生，整個中國社會的文字發佈量可能遠遠低於今天，但他那時的憂患意識與《咬文嚼字》創辦者的意圖可謂“心有靈犀”，他們都看到了當時“無錯不成書”的文化危機，他們試圖阻止這種風氣的瀰漫。雖然知道這種力量可能很微薄，但他們還是想試一試，以此表明這個行業的一些從業人員，在進退失據之間，對中國語言文字仍懷有強烈的敬畏感和責任心。

　　《咬文嚼字》創刊號

　　沒想到這一試就是25年。《咬文嚼字》和它的創辦者不僅經受了傳統媒體字雨詞風的考驗，還面對了新媒體呼嘯而來的衝擊。但它仍勇立潮頭，辦得風生水起，在業內和讀者中享有廣泛的聲譽。這樣一本裝幀簡陋、自費訂閱爲主的小雜誌，竟然能自負盈虧，還能贏利，並連續三次得了全國期刊政府獎的提名獎。可以說，這是中國唯一一本以糾錯糾偏而獨領風騷的雜誌。

　　記得它在創刊時搞過一個“向我開炮”的活動：先是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讀者如能在創刊號上發現錯別字，正文中一處獎勵100元，標題上每處獎勵1000元。那是25年前的“含金量”，消息引發轟動效應，可謂先聲奪人，未見其刊，先知其名。活動持續了兩個月，收到數萬條讀者意見，擴大了刊物知名度。從第六期起，雜誌開設《向我開炮》欄目，得到社會各界好評。如果要爲《咬文嚼字》總結幾條成功的經驗，我想第一條就是“咬文”先咬己，敢把自己放在公衆監督之下，用制度保證“自身硬”。

　　那麼第二條就是敢抓“關鍵少數”。它從1995年起就舉辦報刊編校質量有獎競查活動，先從本市主要報紙《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入手，讓讀者找差錯給予獎勵，然後又開闢《衆矢之的》欄目，鎖定《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全國12家著名報紙，檢查其中的文字差錯並逐月公佈檢查結果。活動得到被“咬”報紙的大力支持。先是《光明日報》以《感謝廣大讀者爲本報咬文嚼字》爲題，轉載了“咬嚼”該報的全部內容。繼而，《文匯報》發表通訊，對活動作了深入報道。此時批評與對待批評的態度可見一斑。以後，《咬文嚼字》又對央視“春晚”等重要節目，《半月談》《故事會》《讀者》等著名期刊，王蒙、劉心武等著名作家的作品，趙忠祥、倪萍、姜昆等撰寫的明星圖書一一咬嚼，起到了促進權威媒體、名家名人在純潔語言文字方面率先垂範的作用。

　　《咬文嚼字》的了不起，還在於它不是一味地“咬”和“嚼”，編輯部經常舉行筆會、研討班，對如何規範中國語言文字進行課題研究。2003年，他們與有關部門合作，發佈了《264組異形詞整理表（草案）》。在創刊十週年的慶祝會上，他們又發佈了《當代漢語出版物中最常見的100個錯別字》。這是他們在數年時間裏，在全國調查了100家新聞出版單位的用字情況並且整理了3000本圖書、1000冊期刊、100份報紙的差錯，最後依據出錯頻率及專家評議編製成此表。公開發布後，它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成爲衆多文化部門學習的材料。2005年，他們又成功創辦了“咬文嚼字講習所”。第一期學員40人，分別來自12個省市的26家報紙雜誌、出版社。講習班深受學員歡迎。一位來自《大河報》的學員說：“我是一個人來的，回去還要講給其他同事聽。大家都相信這樣的班是貨真價實的，是有東西可學的。”謀劃長遠，培養隊伍，這或許是《咬文嚼字》成功的第三條經驗。

　　現在，只要說到《咬文嚼字》，人們就會想到它的創辦者郝銘鑑先生，就像有誰提起郝銘鑑就會談到《咬文嚼字》一樣，彷彿兩者是不可分割的。其實，作爲資深出版人、總編輯，郝銘鑑先生編過許多重要的圖書，如《中國新文學大系》《文藝探索書系》等。或許因長期從事語言文字工作，對漢字這一世界四大古文字唯一的傳承充滿了敬畏，或許更因爲中國社會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急劇的流動性、躁動感，特別是互聯網的興起，使承載着幾千年人類文明的漢字面臨着考驗：公開出版物的文字差錯，商業、網絡領域漢字的濫用，社會語文生態的粗鄙化，這一切讓郝銘鑑有了危機感。

　　他曾在《一聲長嘆：“好尷尬”》一文中記述過一件讓他難以釋懷的事：某省報業集團在全國招聘，招聘試卷中有一道改別字的題目，應聘者幾乎無人過關。據這家集團人力資源部透露，以某省考點爲例，取得60分以上的人只有1%，最高分爲67分；被判爲負分的卻有4.6%：大部分人在0分到30分之間，佔應聘總人數的61.7%。全國其他省的情況大體相同。沒想到的是這道題目竟是郝銘鑑先生1992年設計的，那篇題爲《書市散記》的文章長2000字左右，隱藏了100個別字。它本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員工內部考試用的，引起媒體關注後，曾刊於《中國新聞報》。郝銘鑑在文中引用了當時的報道：“全社110多名文字編輯、校對人員，包括幾位老編審，都按時走進考場，就連因病住院的總編輯江曾培也提前出院‘應考’，實到人數超過了應到人數。考場上沒人交頭接耳，大家都在埋頭答卷，那種認真的氣氛不亞於考大學。”郝銘鑑寫道：“本人是全社唯一的免考者，負責巡視考場。只看到一位位同仁胸有成竹，面露得色。這場考試揭榜時，90分以上的人高達87%。真沒想到，19年前的‘好自信’，如今竟成了‘好尷尬’……如此落差，不免讓人有點沉重。”

　　郝銘鑑

　　也許，郝銘鑑先生的苦心孤詣催生了《咬文嚼字》，而這份沉重讓他幾十年不敢懈怠，在荊棘叢生中殺出一條血路。25年來，在郝先生的帶領下，幾個年輕的骨幹已經成長起來，他們未必有郝老師那麼厚實的功底，但一定要有郝老師那份“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志向。在這個看重功利、處處精明的年代，他們能堅守這樣一份寂寞、辛苦的事業很不容易。這使我想起幾年前看過的一部日本電影《編舟記》，寫一個書呆子編詞典的故事：在互聯網衝擊下，日本傳統詞典項目同樣面臨腰斬的困境。這家出版社的老、中、青三代人用做卡片的最原始方法，四處尋訪，編錄新詞，尋求變化了的詞意，研究最準確的解釋。歷經十多年，終於出版了一部《大渡海》。他們把詞典比作茫茫大海中的舟楫，意思是一個民族的母語如果產生了混亂，人們就會像在大海中茫然四顧，迷失方向。可見，人類文明是有一些共同的東西的。世界上總有一些人對某些事業懷有使命。郝老師10年前就在一篇文章中寄語青年：“漢字能有今天，是和一代又一代漢字傳人的努力分不開的。如今漢字的接力棒已經到了我們手裏，如何正視漢字的生存現狀，提高漢字的文化地位，讓漢字綻放出更爲燦爛的花朵，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漢字傳人，好自爲之。”我想，這是勉勵，也是警世之言吧。

　　（刊於2019年3月14日解放日報朝花週刊·綜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