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古埃及的王表可以作為信史，夏朝的卻不能呢？

因為其中有至少五分之三的法老是有著可以作為對照參考系的墳墓、文物和世界其它文明的交互記錄作為佐證的
比如要研究納爾邁，可以通過大寶藏出土的納爾邁調色板、那爾邁石灰石權標頭研究，他繼承人赫爾阿哈在薩卡拉的墓冢里出土的那爾邁骨簽也可以為他提供佐證。
要研究埃及第四王朝對西亞的征服歷史，可以通過西亞地區埃及幾座古代堡壘遺址進行研究，還有著名的哈馬馬特干河商路遺址、懸崖石碑等也可以作為佐證。
這一點在歷史研究中是很重要的

我理解提問者主要的疑問在於夏商年表的精確度（例如每個王的在位時間），不如同時期的古埃及。可以以李學勤先生的這篇文章作答，雖然已經過去二十年但基本情況沒有變化：————————
中外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比較
李學勤
光明日報19990820
國家「九五」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為了解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情況並取得借鑒，專門設立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專題。現在這一專題複雜繁重的各項工作，已由東北師範大學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林志純教授等多位專家順利完成，其成果將作為專著出版。這對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進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其中由張強博士執筆的《古代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綜述》一文（以下簡稱「張文」），對專題成果作了簡要的概括。
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而且目前仍在不斷發展之中。這表明，古代文明的年代學，本身就是一種學科分支，正在繼續深入和提高。當代的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的研究，都採取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結合的途徑，融合了歷史學、文獻學、文字學、考古學、科技測年（主要是測年）和天文曆法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也遵此途徑。
外國古代文明的年代學，所能憑藉的材料不外是傳世文獻記載、古文字銘刻以及其他考古學的成果，這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也極為類似。傳世文獻一般是年代學研究的起點，比如人們對古代近東的知識，最初只能依據《聖經》及希臘、羅馬的一些作品。後來才有了考古文物，特別是古文字的大量材料，使研究工作的基礎大為改觀。不過，即使在現代，傳世文獻仍有寶貴的研究價值。如埃及古史的王朝系列，見於公元前三世紀僧侶曼涅托的《埃及史》，近世的研究只是對曼涅托的系列做了修正和補充。「夏商周斷代工程」廣泛使用文獻、考古和古文字材料，與其他古代文明年代學的研究亦屬相同。
「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專題成果為大家介紹的情況，我覺得有以下幾點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由文獻依據豐富、編年基本可靠的歷史時期，逐次上推到依據較少、編年不明的較早時期，是年代學探索通用的方法。
張文在講兩河流域年代學時說：「由於初史時期研究資料的匱乏，兩河流域年代學者一般採用由文獻相對豐富的晚期向早期推進的研究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年代學，也正是這樣做的。《史記》的《十二諸侯年表》，托始於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這一年表有可信的文獻基礎，例如《春秋》經傳的紀年，因有許多次日食記錄而獲公認。因此，西周列王年代的研究，必須立足於以公元前841年為開端的這一年表，而西周的積年又是夏、商積年的推定所不能缺少的。

時代越向上推，所依據的文獻及古文字材料內的記述便越模糊，越多分歧。這是由於時間距離遙遠而自然造成的。恰和人們觀察空間距離遙遠的外星系只能得到微少的信息一樣。埃及王朝系統的早段，從前王朝時期到第一中間期，即第一至第十王朝，有不少王名佚失無存，列王的次序也有不同說法，不定性顯然很大。同樣，對於中國古史中的五帝時期，以及夏和商代前期，都不能要求其年代有與後世相同的準確性。
第二，古代近東的古文字材料里，有不少王表或名年官名表。有的表相當詳細，甚至記及月日。這類材料的時代，有些本身就很古，如埃及的帕勒摩石刻，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年表》等，為重建當時年代提供了較好的條件。
中國的情形不同，文獻中的世系、年表，出現的時代都比較晚。商和西周的世系，雖有甲骨金文可予證實，但缺乏近東王表那樣系統的在位年數。這是我們年代學研究的不利條件之一。這種缺撼有望從考古發現中彌補。前些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竹簡內整理出一篇《年表》，有周列國君主年數，可惜業已殘碎，不能恢復。西晉初汲冢發現的《竹書紀年》，有夏商周諸王年數，但未能完整保存下來。
張文提到，西方古典年代學第一部系統的作品，「是公元前三世紀末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著的《編年史》。他利用當時在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的工作之便，廣泛涉獵前人著述，在綜合希臘不同編年體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統一的紀年體系。」《竹書紀年》是魏國史家的作品，有一定的思想傾向，記事終於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比埃拉托斯特奈斯要稍早些。
從戰國到漢初，像《竹書紀年》、《年表》這樣的書，肯定還有不少，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余讀諜（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今後再發現這類材料，以至更早的世系、年表，確是可能的。但當前研究中國古代的年代學，還更多依靠出現較晚的文獻。這包括世系、王年的材料，也兼指關於天象的記述。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年代學研究，處境更接近西方古典年代學。傳世文獻，不分中外，都有考信辨偽的問題，如張文說的，「鑒於年代學研究資料來源與古代近東的差異，西方古典在古籍整理與校勘過程中，對晚期文獻中一些早期年代的記載始終面臨著『信古』與『疑古』之爭。」他所舉特洛伊戰爭的例子是很生動的。年代學研究的進展，特別是有關考古發現的增加，業已說明晚期文獻也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古代傳統並非空穴來風，無所依據，無論在古代近東史還是在西方古典歷史的研究過程中均證實了這一點。」
第三，傳世文獻和出土古文字銘刻內的天象記錄，是年代學研究十分重要的依據。對這類記錄進行現代天文學的推算，常可在古史年代間確定關鍵性的絕對年代點，對年代學起重要的作用。
這方面的典型事例，如張文所舉，有埃及年代學上的天狼星偕日同升記錄，兩河流域年代學上的金星泥板等。大家知道，有金星觀測記錄的楔形文字混板的出現對漢謨拉比在位年代的推斷，起了可稱是革命性的影響，而漢謨拉比年代問題在整個古代近東年代學中是至關重要的。
張文說：「根據古巴比倫王朝第十位王阿米嚓杜喀在位的第一——十年有關金星觀測記錄，是確定古巴比倫時期絕對年代的關鍵所在。現代天文研究對阿米嚓杜喀元年所得出的多種公元年值，巴比倫第六王漢謨拉比元年因此也出現了多種選擇。鑒於漢謨拉比時代豐富的史料與考古遺存以及14C研究方法的應用，為阿米嚓杜喀絕對年代的最後選定提供了相應的解決辦法。」這已經顯示出天文學推算怎樣與文獻學、考古學及科技測年方法互相配合。在專著《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中，收有金星泥板的釋文，並作了詳細論述。
「夏商周斷代工程」已公布的一些研究成果之間，甲骨文武丁、祖庚日月食的推算，其學術價值堪與埃及的天狼星記錄、兩河流域的金星記錄相媲美。武丁是殷商名王，他的歷史地位同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相埒。經過研究，已獲得與甲骨分期順序全然一致的武丁時期五次月食的唯一解，使武丁的在位年數有相當準確的估計。
第四，年代學研究有時有某種假設，該假設是根本的、必要的，卻沒有充分論據去證實。有些天文曆法的推算，就有著這樣的假設。

古埃及的天狼星偕日同升記錄的推算，是很好的例子。孫小淳在介紹古代近古年代學中的天文問題時說：「用天狼星偕日出定年代的方法是基於一個非常根本的假設之上，就是古埃及的民用太陽年從未有過調整。……古埃及民用曆法明明分一年為三季，為尼羅河泛濫期、冬季和夏季，如果不作置閏的調整，那曆法上的三季很少是和實際季節符合的，……嚴格說來，只有天狼星周期1460年中起始的那一年季節才真正地名副其實，這對注重農業的古埃及人來說同樣也是很奇怪的。然而，埃及的年代學正是建立在這種不變的民用太陽曆的假設之上。自從1904年德國學者梅耶爾提出這種假設之後，埃及年代學的大廈就逐步建立起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強有力的證據推翻這種假設，於是假設竟成為公理一般；而如果沒有這個假設，就無從談埃及的天文年代學。」
中國年代學的天文曆法推算，也有一個假設，便是紀日干支的連續性：紀日干支依照六十日一周循環，自上古到今天，沒有調整也沒有間斷。如果離開這個假設，也無法談中國的天文曆法推算了。好在前述甲骨文日月食的唯一解，儘管不是這一假設的充足證明，仍能使我們相信紀日干支的連續能夠上溯到商代武丁這樣早的時期。
第五，就目前年代學研究現狀而言，年代學者對各文明地區早期的大部分年代定年只能根據有限的資料推算出大致的年代值；即使是資料相對豐富的晚期的一些年代，也會因記載上的相互矛盾或因多種選擇而無所適從。中國古代的年代學，在這一方面亦不能例外。
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包括各種科學，從來即是向真理不斷趨近的過程。有人試想以簡單的方式一下子解決好多疑難問題，甚至宣布已經掌握了年代學的全部秘密，這隻能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我們努力爭取的，是我們在當前主客觀條件下可能達到的最好成果，無法避免所謂「年代學上的無奈」。
在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的研究方法中，只有一項是我們不能採取的，即「同時期參照法」。古代近東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個國家並時存在，它們的文獻與考古材料每每彼此聯繫，可以互相對照補充。中國的夏、商、西周是疆土廣袤的王朝，具體情形與外國殊有不同。我們在當時中原與邊遠地區的考古研究中，也經常運用對比參照的方法，但和外國年代學上的「同時期參照法」究竟是不一樣的。其餘外國年代學的研究途徑，我們都在採用。我們還在進行一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如有字甲骨的14C測年實驗，是國內外還沒有人嘗試過的。
現代意義的古代年代學研究，在中國的歷史還很短。我們正在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需要不斷吸取借鑒外國古代文明研究的經驗。為此，我們要對「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的歷史與現狀」專題的各位專家學者的勞動表示由衷的感謝。我們更確信，中國的古代文明的研究將會對人類文明歷史的探討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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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一下，傳世文獻（古典學）的起點與古代近東基本相近，甚至材料還要更豐富些，但是差距主要在於兩點：1.缺少不同國家語言文字的互相參照；2.在夏商或更早的出土文獻的年代學材料上差得太遠，這與考古起步太晚、基礎太差有關，將來有發現新材料的可能。

因為古埃及的王名表不是單一來源，而是通過帕勒莫石碑（前王朝末期-第五王朝早期）、都靈博物館王名冊（紙莎草質，第一王朝-第十七王朝）、卡爾納克王名表（62名國王）等考古出土文獻，和托勒密時期的馬涅托《埃及史》的年表、古希臘埃拉托色尼王名表等後世歷史典籍著作中的年表、古埃及鄰國歷史典籍中對埃及的記載，以及提及國王統治起止和年數的古埃及家譜，還有考古出土的官方文件、貴族墓志銘生平表述中對國王統治年份的記載等四種來源的文字記錄相契合、對照，再參考古埃及對星象的記錄進行天文學演算、以及考古遺址中出土物的科學測年，從而綜合得出比較可靠的古埃及王名表。
這種對王名表的考據研究，如果按照中國學術範式來看，是符合「二重證據法」，即地下出土的文字和流傳於世典籍的文字相對照的方法論的，而且還加入了天文學演算以及考古常用的科學測年，雖然一些細節問題學者們尚有不同意見，但是整體是可信的。

而史記里對夏朝的記載尚未見地下出土的文字記載作為對照，所以還不能作為信史來看。
當然，王名表一般只記錄了國王的名字和重大歷史事件，相當於一份索引，一些具體情況，還是需要看考古材料才能發現。
譬如這個和被認為是第一份埃及歷史文獻的那爾邁調色板一同出土的權標頭，其中一個片段是這樣的
左邊中間坐在屋子裡戴冠的人，就是當時埃及第一王朝第一位國王那爾邁，他的名字在左上角，這裡沒有節選到。下面正中的牛和羊，以及右下角的一個被捆綁的俘虜，都是那爾邁出征後獲得的戰利品，圖像底下的幾個符號，是數字。
這個權標頭的圖案，說明當時的埃及，存在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王權，有文字和計數系統，存在宗教。如果說王名表是一個目錄的話，那爾邁權標頭就像是目錄關聯著的書目正文，描述著古埃及的歷史片段。

1，古埃及3000年，夏朝不過400年而已。夏朝僅僅對應埃及的中王國時期
古埃及一半以上歷史裡面，中國也是有信史的
2，所以把「古埃及王表」和「史記夏朝」進行對比，可以說是十分狡猾的話術了
————它刻意忽視了夏朝和商朝周朝的不同

你明白了夏朝考古和商周考古的不同，這個問題也就不是個問題了

面迦藍白夜說得很好。
因為古埃及是和整個中國對應，而不是和夏朝對應。
進一步的說：古埃及雖然留下的文獻和出土資料很多，但前期按照夏朝的標準來說，也並不樂觀。
首先，年代框架構建
古埃及歷史研究的起點是公元前3世紀曼涅托的《埃及史》及同時期《歷史》等書籍。《埃及史》是其中最重要的。
目前埃及王朝劃分及年代、國王順序這個是最重要的資料之一。
當然，這種資料不出意外的遺失了，後世流傳的的王表要等到3世紀了。
以此作為對比。

中國在差不多同時期也有類似的東西《竹書紀年》，裡面同樣記錄了黃帝以來各朝情況，同樣給出了斷代，夏朝之後還給出了各國王順序統治年限。
當然，不出意外，也遺失了。現在流傳的古今《竹書》是明清的。
而《竹書》之後。公元前1世紀《史紀》同樣具有完整的世系，而且未曾遺失。
以上《埃及史》、《竹書紀年》等分別是古埃及和中國上古史體系建立的重要標準。
其次，可推定的絕對年代
斷代工程前，中國年表有一個特點，就是以公元前841年為節點，之後的各個事件都有確定的年代，而之前各個事件都是「約多少年」，
如牧野之戰就是約前1049年。原因就是中國可以確定的絕對年代只能推到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共和元年。此前即使已發現殷墟，但由於沒有給出各王準確年代，所以絕對年代依然無法確定的。
同樣情況也發生在埃及，埃及絕對年代甚至比中國還要晚，為公元前664年。再往前，無論是文獻還是考古物件提到的各種國王事件都無法確定準確的時間，就只能靠文獻推測和考古來「約」了。

第三，信史的構建
我們把時間再往前推，就進入了「相對年代」的區間了。
古埃及相對年代學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方法，就是以「上下文化的統一」建立起相對年代序列。
也就是有了一個尾巴，再找一個開頭，那麼把各種文獻材料中的事件填進去，那麼整個埃及信史就建立起來了。。。（很想吐槽是吧）。
當然，埃及相對年代建立並不只是以此為標準，上面僅僅是給出了最基本的方法論。下面還有一些具體的證據。
如目前最重要的幾份相對紀年時代的王表、家譜、銘文或者木乃伊：
但是如上圖，這些也有固定的問題：
1、年代依然不確定，部分王表只有王名，但是統治年數不知道。或者有統治年數，但是明顯錯誤的。

2、材料本身年代偏晚，眾所周知，第一王朝大致在公元前3000左右，而最早的王表帕勒摩石碑已經是600多年後的第五王朝了。相當於中國商周出土一個記錄上古帝王的文獻（夏朝之後600年），或者漢朝寫的一個上古紀年（漢朝是中國第五個王朝），來證明夏朝（中國第一王朝）。
如果拿到中國，那麼肯定會被噴：夏朝是周（漢）人偽造的。
因為事實上，夏朝王表就是周代就出現了。而按照某些人的邏輯，《豳公盨》只能證明西周就有大禹的傳說，那麼同樣邏輯是否也可以說「帕勒摩石碑」只能證明第五王朝，而第一到第四都是第五王朝偽造的呢？這是現代信史重構需要思考的問題。
（另外，看到有人說埃及王表不是單一的，但是列舉的王表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這幾個。從我這裡可以看到，這幾個年表都很晚才出現了。即使相互印證，從某些邏輯上說，也只能印證當代。就像《竹書》和《史記》、《帝王世紀》相互印證，但是也有一大堆人否定夏朝一樣）。
3、考古材料的問題。
考古材料就需要解讀，而不同人的解讀很有可能是衝突的，如下面那個王名「登」，
上面這些問題和情況對應的是中國的斷代史工程和商代甲骨文體系。埃及以文化統一建立年代體系和斷代工程以公元前2070年王城崗建立年代體系何其相似，而斷代工程野心更大，想要把「約」字去掉，直接變相對年代為絕對年代。（事實上埃及同一時期也只有相對年代，中國文獻給出的夏商也只有一個大致的相對年代）。
第四，原史or信史？

對於中國來說，商代之前的歷史目前還未得到文字證實，那麼就屬於原史階段。而對於埃及，公元前3000年前就已經進入信史了。但我依然把帕勒摩之前的埃及拿出來。
在Peribsen（第二王朝）之前，實際上埃及還沒有發現成句的文字和文章。而一般重要的斷代文物很多只是一個個符號，而且很多是靠解讀的。
如很出名的那爾邁調色板。如下圖，調色板的王名是根據石板上的符號解讀的。而石板一般被認為記錄了上下埃及的統一。
然而，曼涅托的《埃及史》中統一埃及的是「美尼斯」，這就相當於考古出來一個名叫「車」的人建立了中國第一王朝「春」。（二里頭文化確實出土了符號「車」），文獻與考古是不對應的。
那某些人肯定又要罵，這就證明了沒有夏朝了。事實上，現代考古學家解讀也是多種多樣，有認為「那爾邁」就是「美尼斯」，這並不影響埃及歷史。
同樣邏輯，對於中國歷史，我們又是否一定要找一個「夏」字呢？
依然是那爾邁調色板，可以看到石板本身並不是長篇大論，只有幾個符號和一幅畫。無論是統一埃及還是殺了多少人，其實都是根據畫解讀出來的。
其實並不比下圖方向明對良渚符號的解讀高明多少。
更不提號稱埃及最早的文字和王名「蠍子王」這個符號了（廢話我當然看得出這是蠍子，不過這是單獨符號，並沒有上下文聯繫）。
與此相比，比較類似的就是陶寺陶文「文堯」解讀了。
若以「蠍子王」和「文堯」的例子看，其實早期埃及並不比中國更可信。
綜上，古埃及歷史資料固然更多，也更可信。但並沒有大多數人想的那麼好。中國也沒有大多數人想得那麼不可信。
關鍵在於如何改變觀念。
在我看來，我們應當尊重考古事實而不是用歷史文獻去束縛考古。通過考古我們已經知道公元前2300年中原華夏人的祖先就建立了陶寺邦國，在公元前1800年又有了「廣域王權國家」二里頭。它比商朝早，它在事實上就相當於統一中國文化的「那邁爾」，難道我們因為它不叫「夏」就說它不是中國的「美尼斯」。
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需要深思。
更新：
回答中有朋友認為「埃及文字沒有大的變化」，這裡我就貼一個「那邁爾」的字型，我想請問這位，下面這些字型算不算變化？
這還都是聖書體，甚至都是同一時期出土的。如何在這些不同的字體中準確解讀？
這裡提到古埃及文字問題，並非否定古埃及和其文字。而是將研究中的模糊地帶指出來，這個模糊地帶又正好是目前中國古史研究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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