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出将入相五十余年，功在社稷。为何宋神宗变法时，他和仁宗，英宗两朝的名臣都反对变法。甚至公然说出皇帝是与士大夫共天下这样的话。而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反驳？

文彦博是真小人，司马光是伪君子，旧党士大夫就是北宋王朝身上最大的蛀虫，它们趴在北宋身上拚命的吸血，北宋王朝已经快被吸干了，王安石变法就是想让这些士大夫们稍微懂点事不要吸血吸的太狠，可是文彦博说了这句话后神宗和王安石就明白了，无论如何士大夫们都不会放弃吸血的，所以他们当然不会费口舌反驳他。

真话就是，文彦博的判断是正确的。

宋神宗的变法我们不讲对错，讲点实际的，就是为了集权，中央集权。加大皇权，削弱官权。至于加大皇权后干啥？一般无外乎穷兵黩武，或是穷奢极欲。

历史上这么搞并搞成的皇帝，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典型的汉武帝就是个例子。

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啥富国强兵，而是强君弱民。

在北宋时，地方上贵族门阀世家的强势力已经瓦解不存在了，由更为势弱分散对中央威胁很低近乎于0的庶族小地主瓜分。基层的更加散沙化，无力化，中央就需要更多的官僚吏员们去填补权力的真空并相互制约。

我估计，神宗对王是不太满意的。神宗需要的是酷吏权相，需要的是肯为皇帝办事，办完儿事又能挡枪背黑锅的存在。用酷吏治国加大集权，罢杀酷吏收买人心。法家的法术势三招，这是老套路。

失败了。可耻的失败了。

毕竟已经不是秦汉的以吏治国了。北宋的社会背景及经济运行方式与秦汉甚至唐，除了还是中央集权制这个大框架。其他都大不相同，面目全非。

宋以前的政治体系下，地方大体上总是由大大小小的贵族门阀豪强世家治理的，大者连郡，小者并县。根据产权理论，其成本低而收益相对较高的，而从最底层来说，毕竟有脑子的屁民，也知道当豪族的部曲门客佃户，远强于给国家编户齐民（交更多的税，服更多的役）。

皇帝以一人治天下的原因，无非是依靠中央集权制度攫取全天下之利，后与官僚们分而食之。皇帝官僚依靠制度垄断得利，反过来，又主动或被动的维护这个制度。这是一种正反馈。王安石变法用的是啥招？征诛之术，神宗信不信任王？我看是不信的，凡是相加大集权皇权的皇帝，内心都是被权力欲所扭曲的，信人这种傻事，做不出来。这就是后来王被两次罢相，也是神宗在王被罢相后，依然强力推行变法的原因。

纠其原因，是因为神宗本末倒置，自己就拎不清。秦汉隋唐，使用酷吏权相，是因为皇权有这个需要，地方上的门阀世家豪强贵族始终是与皇权和中央存在著隐隐的竞争和抗衡关系。使用酷吏权相，打击地方等于是用术的方式来加大中央和皇权。通过反复诛杀折腾暂时削弱地方势力（折腾时中央也要付出一定成本，而地方权力真空自是此家灭自然彼家起，除了起灭之间的时差，换汤不换药）。从而减轻对皇权的压力。

宋时，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也没这个能力来折腾了。为啥，地方已经被分权制衡了（代价就是整个国家的行政成本要远高于秦汉隋唐，并加大内耗和大大增加科层组织）。科举制下，众多的庶族小地主取代原来民多地广的拥有私兵部曲的世家豪族。中央和皇权的威胁，已经最大化解除了。这个时候使用权相酷吏折腾地方，除了加大行政成本，是没有半点卵用的。

因为地方上的官僚治理地方，在宋代已经最大化从实际上成为代天子（中央皇权）牧民，产权是皇帝的，地方官是有本地回避和任期制的，这块地不是他个人的私产，地方上的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僚，也是相互制约监督的。由于地方不是自己的，管理地方的目的，第一就是自己捞好处，其次就是应付上级，至于屁民的死活，干我屁事。当然，在我任内不出大事就OK。皇帝吃肉，大家喝汤。亿万庶民，皇帝管不过来。官僚帮忙管理，自然在能力权力范围内，能捞多少捞多少。

宋神宗即想要多收钱满足自己的私欲，又想要官僚不对地方竭泽而渔可持续割韭菜，这不是又当又立想的美嘛？它的目的和手段，本质是尖锐矛盾的。

文对神宗说：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就是明说了，皇帝你本来就是天下最大的贪污犯头子，带著大家一起压榨屁民，我们是一个战壕的。你一个人已经是吃的最多的了，再多，要么兄弟伙们就吃的少（利益受损），要么就是加大压榨屁民以至民不聊生从而缩短可持续发展时间（王朝周期），大家伙就要不满了，不满就要怠政懒政乱政，地方怠政就是集权崩盘的开始。

何况权力是从上到下的，要满足你皇帝的私欲，各级官僚要在满足你私欲上又满足自己的私欲，最后层层加码责任转嫁，最终只会把所有压力压到屁民头上。而你和王搞出的变法，官僚们大多都不满，那就是说明，屁民榨干都不够，官僚都要受点伤。这种玩法是玩不通的。

说个题外话。

当年清朝辛酉政变后，两宫皇太后选择新皇帝年号的时候，选择了「同治「——这个年号选的好啊，可以解释为两宫皇太后同治、帝后同治，可以解释为皇帝和士大夫同治，也可以解释为官民同治，甚至还可以解释为满汉同治等等，一个说法，多种解释。怎么有利怎么来。

至于后来变成慈禧太后一人独裁，也没见谁出来说「同治「应该改成「独治「，因为那是不合时宜、大煞风景，甚至相当于指的慈禧鼻子骂人。

所以说，文彦博说的那句话，王安石肯定不会反对，文官都是这么想的，文不过是说了文官心目中的大实话而已。

皇帝恐怕会大大地不以为然，但也不会跳出来反驳说：你们不过是我请的管家和账房，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那也叫大煞风景。

政治上就是这么回事，「话不妨说的漂亮点，但手里要拿著棍子「。

就像现在老板动不动就说，公司是我们大家的，每个员工都是家人，都是兄弟姐妹。虽然老板开除「兄弟姐妹「时也没见手软，但是没有一个员工敢在老板说这话时候跳出来反驳。

王安石的新法可能有什么危害国家的方面，不然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惠，范纯仁等……那么多的千古名臣为什么都反对那，难道这些久负盛名的大臣都腐败掉了吗？你别忘了韩琦，富弼等可是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的。他们也变过法。而与士大夫共天下这句话不管在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心里都认为是正确的，并没有什么错这句话。可能与士大夫共天下这句话是当时的政治形态吧。不然以王安石的性格如果觉得不对一定会反驳的。毕竟王安石可是连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这种更大逆不道的话斗说过的人。

都是一群精英，可惜为了各自利益，内耗完了。

已经为了自己的利益疯了……

可以这么理解！

彻底的疯了……

明明白白告诉你，支持你上位的都是士大夫，现在也可以不支持你

文人刚过几天好日子就开始飘了

因为这就是事实。宋之前，皇权与贵族或军阀共天下，结果天下大乱，政权不够稳定。唐兴科举后，读书官僚走上舞台，形成了士大夫阶层，到宋代成熟，彻底将贵族与军阀送入了历史，政权从此极其稳定，今后的政治斗争更多是官绅阶级与皇权的斗争。这种稳定若不遇外敌威胁，似乎可以长久下去。所以王安石激进的变法迎合了皇帝的有为想法，侵扰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和希望稳定，缓进的主张，有乱天下之忧，所以文彦博等士大夫的代表才说了重话，发出了警告。

因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这是北宋文人的共识。

北宋太宗、真宗时的名臣张咏曾经说过一段话「伏惟皇帝陛下,恭己临朝,推诚接下,英断比于太祖,宽仁类于太宗。谓选能为共治之资,则躬行采录,谓节用为恤民之本,则慎乃盘游。」

这话比文彦博说的那句早了几十年，没文彦博那么直白，不过核心意思差不多。北宋文人们就是这么觉得，宋朝又不让杀文官，神宗脾气也还行，换成朱元璋，肯定要挨收拾。

神宗后面也基本没做反驳「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这话差不多就是，对对对，你说的对，那士大夫里总有支持改革的吧？

这句话已经挑明了，皇帝要么彻底打倒以文彦博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要么就妥协到底，引领著那个中古时代的国家和民族走向灭亡。

王安石还是太幼稚太善良了，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怎么还留他们的命呢，一把元祐奸党直接全部拿下，都抄家灭门，再选新人上台。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变法，不死人怎么能变法呢，既得利益者不下台怎么能成功呢！

很有进步意义，但缺点也是满满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利益相关方的意见都要重视！古之士大夫主要指的就是武士阶层，而文某恰好把武士阶层踢出去，就相当于桌子缺一角，能稳吗？如果文某照顾了北宋武士阶层的利益，我想，大宋哪会轻易被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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