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彥博出將入相五十餘年，功在社稷。為何宋神宗變法時，他和仁宗，英宗兩朝的名臣都反對變法。甚至公然說出皇帝是與士大夫共天下這樣的話。而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沒有反駁？

文彥博是真小人，司馬光是偽君子，舊黨士大夫就是北宋王朝身上最大的蛀蟲，它們趴在北宋身上拚命的吸血，北宋王朝已經快被吸幹了，王安石變法就是想讓這些士大夫們稍微懂點事不要吸血吸的太狠，可是文彥博說了這句話後神宗和王安石就明白了，無論如何士大夫們都不會放棄吸血的，所以他們當然不會費口舌反駁他。

真話就是，文彥博的判斷是正確的。

宋神宗的變法我們不講對錯，講點實際的，就是為了集權，中央集權。加大皇權，削弱官權。至於加大皇權後幹啥？一般無外乎窮兵黷武，或是窮奢極欲。

歷史上這麼搞並搞成的皇帝，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典型的漢武帝就是個例子。

改革的目的並不是啥富國強兵，而是強君弱民。

在北宋時，地方上貴族門閥世家的強勢力已經瓦解不存在了，由更為勢弱分散對中央威脅很低近乎於0的庶族小地主瓜分。基層的更加散沙化，無力化，中央就需要更多的官僚吏員們去填補權力的真空並相互制約。

我估計，神宗對王是不太滿意的。神宗需要的是酷吏權相，需要的是肯為皇帝辦事，辦完兒事又能擋槍背黑鍋的存在。用酷吏治國加大集權，罷殺酷吏收買人心。法家的法術勢三招，這是老套路。

失敗了。可恥的失敗了。

畢竟已經不是秦漢的以吏治國了。北宋的社會背景及經濟運行方式與秦漢甚至唐，除了還是中央集權制這個大框架。其他都大不相同，面目全非。

宋以前的政治體系下，地方大體上總是由大大小小的貴族門閥豪強世家治理的，大者連郡，小者並縣。根據產權理論，其成本低而收益相對較高的，而從最底層來說，畢竟有腦子的屁民，也知道當豪族的部曲門客佃戶，遠強於給國家編戶齊民（交更多的稅，服更多的役）。

皇帝以一人治天下的原因，無非是依靠中央集權制度攫取全天下之利，後與官僚們分而食之。皇帝官僚依靠制度壟斷得利，反過來，又主動或被動的維護這個制度。這是一種正反饋。王安石變法用的是啥招？徵誅之術，神宗信不信任王？我看是不信的，凡是相加大集權皇權的皇帝，內心都是被權力欲所扭曲的，信人這種傻事，做不出來。這就是後來王被兩次罷相，也是神宗在王被罷相後，依然強力推行變法的原因。

糾其原因，是因為神宗本末倒置，自己就拎不清。秦漢隋唐，使用酷吏權相，是因為皇權有這個需要，地方上的門閥世家豪強貴族始終是與皇權和中央存在著隱隱的競爭和抗衡關係。使用酷吏權相，打擊地方等於是用術的方式來加大中央和皇權。通過反覆誅殺折騰暫時削弱地方勢力（折騰時中央也要付出一定成本，而地方權力真空自是此家滅自然彼家起，除了起滅之間的時差，換湯不換藥）。從而減輕對皇權的壓力。

宋時，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也沒這個能力來折騰了。為啥，地方已經被分權制衡了（代價就是整個國家的行政成本要遠高於秦漢隋唐，並加大內耗和大大增加科層組織）。科舉制下，眾多的庶族小地主取代原來民多地廣的擁有私兵部曲的世家豪族。中央和皇權的威脅，已經最大化解除了。這個時候使用權相酷吏折騰地方，除了加大行政成本，是沒有半點卵用的。

因為地方上的官僚治理地方，在宋代已經最大化從實際上成為代天子（中央皇權）牧民，產權是皇帝的，地方官是有本地迴避和任期制的，這塊地不是他個人的私產，地方上的各級大大小小的官僚，也是相互制約監督的。由於地方不是自己的，管理地方的目的，第一就是自己撈好處，其次就是應付上級，至於屁民的死活，幹我屁事。當然，在我任內不出大事就OK。皇帝喫肉，大家喝湯。億萬庶民，皇帝管不過來。官僚幫忙管理，自然在能力權力範圍內，能撈多少撈多少。

宋神宗即想要多收錢滿足自己的私慾，又想要官僚不對地方竭澤而漁可持續割韭菜，這不是又當又立想的美嘛？它的目的和手段，本質是尖銳矛盾的。

文對神宗說：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就是明說了，皇帝你本來就是天下最大的貪污犯頭子，帶著大家一起壓榨屁民，我們是一個戰壕的。你一個人已經是喫的最多的了，再多，要麼兄弟夥們就喫的少（利益受損），要麼就是加大壓榨屁民以至民不聊生從而縮短可持續發展時間（王朝週期），大傢伙就要不滿了，不滿就要怠政懶政亂政，地方怠政就是集權崩盤的開始。

何況權力是從上到下的，要滿足你皇帝的私慾，各級官僚要在滿足你私慾上又滿足自己的私慾，最後層層加碼責任轉嫁，最終只會把所有壓力壓到屁民頭上。而你和王搞出的變法，官僚們大多都不滿，那就是說明，屁民榨乾都不夠，官僚都要受點傷。這種玩法是玩不通的。

說個題外話。

當年清朝辛酉政變後，兩宮皇太后選擇新皇帝年號的時候，選擇了「同治「——這個年號選的好啊，可以解釋為兩宮皇太后同治、帝後同治，可以解釋為皇帝和士大夫同治，也可以解釋為官民同治，甚至還可以解釋為滿漢同治等等，一個說法，多種解釋。怎麼有利怎麼來。

至於後來變成慈禧太后一人獨裁，也沒見誰出來說「同治「應該改成「獨治「，因為那是不合時宜、大煞風景，甚至相當於指的慈禧鼻子罵人。

所以說，文彥博說的那句話，王安石肯定不會反對，文官都是這麼想的，文不過是說了文官心目中的大實話而已。

皇帝恐怕會大大地不以為然，但也不會跳出來反駁說：你們不過是我請的管家和賬房，還真把自己當回事了——那也叫大煞風景。

政治上就是這麼回事，「話不妨說的漂亮點，但手裡要拿著棍子「。

就像現在老闆動不動就說，公司是我們大家的，每個員工都是家人，都是兄弟姐妹。雖然老闆開除「兄弟姐妹「時也沒見手軟，但是沒有一個員工敢在老闆說這話時候跳出來反駁。

王安石的新法可能有什麼危害國家的方面，不然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惠，範純仁等……那麼多的千古名臣為什麼都反對那，難道這些久負盛名的大臣都腐敗掉了嗎？你別忘了韓琦，富弼等可是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的。他們也變過法。而與士大夫共天下這句話不管在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心裡都認為是正確的，並沒有什麼錯這句話。可能與士大夫共天下這句話是當時的政治形態吧。不然以王安石的性格如果覺得不對一定會反駁的。畢竟王安石可是連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這種更大逆不道的話鬥說過的人。

都是一羣精英，可惜為了各自利益，內耗完了。

已經為了自己的利益瘋了……

可以這麼理解！

徹底的瘋了……

明明白白告訴你，支持你上位的都是士大夫，現在也可以不支持你

文人剛過幾天好日子就開始飄了

因為這就是事實。宋之前，皇權與貴族或軍閥共天下，結果天下大亂，政權不夠穩定。唐興科舉後，讀書官僚走上舞臺，形成了士大夫階層，到宋代成熟，徹底將貴族與軍閥送入了歷史，政權從此極其穩定，今後的政治鬥爭更多是官紳階級與皇權的鬥爭。這種穩定若不遇外敵威脅，似乎可以長久下去。所以王安石激進的變法迎合了皇帝的有為想法，侵擾了士大夫階層的利益和希望穩定，緩進的主張，有亂天下之憂，所以文彥博等士大夫的代表才說了重話，發出了警告。

因為「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這是北宋文人的共識。

北宋太宗、真宗時的名臣張詠曾經說過一段話「伏惟皇帝陛下,恭己臨朝,推誠接下,英斷比於太祖,寬仁類於太宗。謂選能為共治之資,則躬行採錄,謂節用為恤民之本,則慎乃盤遊。」

這話比文彥博說的那句早了幾十年，沒文彥博那麼直白，不過核心意思差不多。北宋文人們就是這麼覺得，宋朝又不讓殺文官，神宗脾氣也還行，換成朱元璋，肯定要挨收拾。

神宗後面也基本沒做反駁「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這話差不多就是，對對對，你說的對，那士大夫裏總有支持改革的吧？

這句話已經挑明瞭，皇帝要麼徹底打倒以文彥博司馬光為首的反變法派，要麼就妥協到底，引領著那個中古時代的國家和民族走向滅亡。

王安石還是太幼稚太善良了，政治鬥爭你死我活，怎麼還留他們的命呢，一把元祐奸黨直接全部拿下，都抄家滅門，再選新人上臺。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變法，不死人怎麼能變法呢，既得利益者不下臺怎麼能成功呢！

很有進步意義，但缺點也是滿滿的。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利益相關方的意見都要重視！古之士大夫主要指的就是武士階層，而文某恰好把武士階層踢出去，就相當於桌子缺一角，能穩嗎？如果文某照顧了北宋武士階層的利益，我想，大宋哪會輕易被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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