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通常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所致。而随着近年的一些研究不断深入，也有人认为：

政变并非因袁世凯而起，但袁世凯的告密导致政变流血化，由此进而导致“六君子”之死。

那么，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呢？

在最近出版的《唐烜日记》中，原刑部主事唐烜对袁世凯告密说也有记载，其中曰：

“自袁召对后，事益急，谋益泄，袁侍郎急驱出都，由轮车抵津，谒长白相国（即直隶总督荣禄），具陈逆状。……（荣）微服旋都，直至颐和园求入见。

皇太后立召入，碰头泣诉。太后具悉伊等奸状，立传内侍启銮，还西苑，时初四日。”

按唐烜的说法，谭嗣同系于七月三十日拜访袁世凯，袁世凯八月初一被光绪皇帝召见，之后即乘火车往天津向“长白相公”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告密。

之后，荣禄微服入京向慈禧太后告密，由此引发八月初六的训政之变。

从过程和内容上看，唐烜所记与目前流传的“袁世凯告密说”大体接近，而这似乎是将这一密谋（流言）记诸笔下的最早出处了。

不过，从具体时间看，唐烜所记似乎颇有问题。

因为袁世凯不可能在八月初一被光绪皇帝接见后立刻赴天津告密，因为根据八月初二军机处《早事》中的记载，召见名单中袁世凯赫然在列。

若说袁世凯一天往返京津，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接着，唐烜又在日记中叙述说：

“初八日，上率王大臣朝贺礼成，即诏拿问张荫桓等六人，锁交刑部治罪。时长白相国二次入都，密奏宜速行正法，恐逆党众多，事有中变，贻祸不测，于是有十三日之事。”

在这段记载中，唐烜将捉拿问张荫桓等人的日期提前了一天，实为八月初九日事。

之后，其说荣禄“二次入都”似不可靠，查军机处《电寄档》，荣禄实于八月初十日（9月25日）接到电旨：

“著即刻来京，有面询事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著袁世凯暂时护理。”

这也说明，在八月初九日“六君子”悉数被逮之前，并不存在荣禄入京之事，更无所谓什么“二度入京”了。

那么，导致慈禧太后八月初六日训政之变与八月初九日流血之变的究竟是什么？包括唐烜在内，多数人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和荣禄。

但是，从时间序列上看，袁世凯于八月初一、初二日均被光绪皇帝召见，初三日谭嗣同夜访，初五日再次请训，当晚回到天津。

如此看来，袁世凯应该没有赴天津告密的时机，八月初六日的训政之变与之无关。否则的话，慈禧太后绝不可能等到八月初九日才捉拿谭嗣同等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太后八月初六宣布训政并收回光绪权力，很可能是对光绪罢斥“礼部六堂官”、接见伊藤博文（八月初五日）可能有违常格的诸多不满有关。

至于八月初九日的流血之变，也有论者认为系袁世凯在得知训政之变后向荣禄告密，之后由荣禄微服入京向慈禧太后禀告所致。

假定袁世凯在八月初六或初七得知训政消息，其为了自保而立即向荣禄告密（举报），后者随即入京，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不过问题在于，从《电寄档》的电报看，即使袁世凯已经告密，荣禄也是在八月初十也就是“六君子”被抓之后才入京，这与通常说的“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而起、但因为袁世凯的告密导致流血化”的观点仍存在较大差异。

除非，这份电报是烟雾弹，在其掩护下，荣禄实际上早已入京。但话说回来，当时地方大员尤其是直隶总督擅离职守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袁世凯还是荣禄，很可能都是蒙受了历史的“不白之冤”。换言之，即使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但“六君子”的死似乎也怪罪不到他们的头上。

以他们的行事方式，恐怕还是以镇定为主，能压住尽量压住。至于密谋的泄露与确认，谭嗣同、林旭等人很可能在被捕后已经将“围园杀后”之谋加以交代了。

事实上，谭嗣同之所以要留下来不走，恐怕也是为了给光绪皇帝做“污点证人”，证明光绪皇帝确实并未参与这一密谋吧（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当然，关于戊戌年的谜团目前还有很多，只能一个一个加以清理了。

参考资料：唐烜：《唐烜日记》、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