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通常認爲，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因爲袁世凱的告密所致。而隨着近年的一些研究不斷深入，也有人認爲：

政變並非因袁世凱而起，但袁世凱的告密導致政變流血化，由此進而導致“六君子”之死。

那麼，這種說法是否成立呢？

在最近出版的《唐烜日記》中，原刑部主事唐烜對袁世凱告密說也有記載，其中曰：

“自袁召對後，事益急，謀益泄，袁侍郎急驅出都，由輪車抵津，謁長白相國（即直隸總督榮祿），具陳逆狀。……（榮）微服旋都，直至頤和園求入見。

皇太后立召入，碰頭泣訴。太后具悉伊等奸狀，立傳內侍啓鑾，還西苑，時初四日。”

按唐烜的說法，譚嗣同繫於七月三十日拜訪袁世凱，袁世凱八月初一被光緒皇帝召見，之後即乘火車往天津向“長白相公”即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告密。

之後，榮祿微服入京向慈禧太后告密，由此引發八月初六的訓政之變。

從過程和內容上看，唐烜所記與目前流傳的“袁世凱告密說”大體接近，而這似乎是將這一密謀（流言）記諸筆下的最早出處了。

不過，從具體時間看，唐烜所記似乎頗有問題。

因爲袁世凱不可能在八月初一被光緒皇帝接見後立刻赴天津告密，因爲根據八月初二軍機處《早事》中的記載，召見名單中袁世凱赫然在列。

若說袁世凱一天往返京津，按當時的交通條件，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接着，唐烜又在日記中敘述說：

“初八日，上率王大臣朝賀禮成，即詔拿問張蔭桓等六人，鎖交刑部治罪。時長白相國二次入都，密奏宜速行正法，恐逆黨衆多，事有中變，貽禍不測，於是有十三日之事。”

在這段記載中，唐烜將捉拿問張蔭桓等人的日期提前了一天，實爲八月初九日事。

之後，其說榮祿“二次入都”似不可靠，查軍機處《電寄檔》，榮祿實於八月初十日（9月25日）接到電旨：

“著即刻來京，有面詢事件。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事務，著袁世凱暫時護理。”

這也說明，在八月初九日“六君子”悉數被逮之前，並不存在榮祿入京之事，更無所謂什麼“二度入京”了。

那麼，導致慈禧太后八月初六日訓政之變與八月初九日流血之變的究竟是什麼？包括唐烜在內，多數人把矛頭指向了袁世凱和榮祿。

但是，從時間序列上看，袁世凱於八月初一、初二日均被光緒皇帝召見，初三日譚嗣同夜訪，初五日再次請訓，當晚回到天津。

如此看來，袁世凱應該沒有赴天津告密的時機，八月初六日的訓政之變與之無關。否則的話，慈禧太后絕不可能等到八月初九日才捉拿譚嗣同等人。

從這個意義上說，慈禧太后八月初六宣佈訓政並收回光緒權力，很可能是對光緒罷斥“禮部六堂官”、接見伊藤博文（八月初五日）可能有違常格的諸多不滿有關。

至於八月初九日的流血之變，也有論者認爲系袁世凱在得知訓政之變後向榮祿告密，之後由榮祿微服入京向慈禧太后稟告所致。

假定袁世凱在八月初六或初七得知訓政消息，其爲了自保而立即向榮祿告密（舉報），後者隨即入京，時間上是來得及的。

不過問題在於，從《電寄檔》的電報看，即使袁世凱已經告密，榮祿也是在八月初十也就是“六君子”被抓之後才入京，這與通常說的“戊戌政變並非因袁世凱而起、但因爲袁世凱的告密導致流血化”的觀點仍存在較大差異。

除非，這份電報是煙霧彈，在其掩護下，榮祿實際上早已入京。但話說回來，當時地方大員尤其是直隸總督擅離職守的可能性其實是很小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管是袁世凱還是榮祿，很可能都是蒙受了歷史的“不白之冤”。換言之，即使袁世凱向榮祿告密，但“六君子”的死似乎也怪罪不到他們的頭上。

以他們的行事方式，恐怕還是以鎮定爲主，能壓住儘量壓住。至於密謀的泄露與確認，譚嗣同、林旭等人很可能在被捕後已經將“圍園殺後”之謀加以交代了。

事實上，譚嗣同之所以要留下來不走，恐怕也是爲了給光緒皇帝做“污點證人”，證明光緒皇帝確實並未參與這一密謀吧（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當然，關於戊戌年的謎團目前還有很多，只能一個一個加以清理了。

參考資料：唐烜：《唐烜日記》、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