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虎兕出於柙

第二篇，咱們聊聊毀堤淹田這個事，不過聊之前先說說標題。

傳說和珅之所以發跡，是因為在做御前侍衛之時回答上了乾隆皇帝的問題，「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答曰：「典守者不得辭其責。」

政府的存在，代表著國家的權威，政府官員是國家權威的化身，也是國家意志的執行者。我們希望在一個大同社會之中，政府官員都是清正廉潔的，這一點可能做不到，那退而求其次，至少不魚肉百姓。

我們民族的傳統還是尊崇權威的，有的人說這是「跪久了」、「奴性」，這太片面了，我們之所以尊崇權威是因為相信「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因此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有希望能夠擁有強有力的政府機構，讓老百姓能夠覺得安心。

我們相信諸如虎兕之類的猛獸，是在政府的管控之下的，這個籠子雖然我們不一定時刻看得見，但它一定在，我們之中大多數人，是不會擔心走在街上因為一句口角，就被人掏出刀來當胸結果這種事的。總是有法律管轄著的。

因此權力機構或許是我們老百姓最大的安全感的來源，大概也就僅次於大米飯，就是說只要在吃飽飯的情況下，老百姓從來不會懷疑政府會不會害自己。而哪怕有一天飯都吃不飽了，老百姓也都會等待著官府的救濟，都是實在等不到活不下去才造反的，沒有處心積慮借著由頭就要造反的老百姓。

所以典守者的作用非常大，哪怕我們看不見具體是誰，我們知道有人在用國家武器保護我們，這就足夠我們來往於單位、食堂和家裡。

而一旦典守者的能力不足，即王朝到了末期，管控力就會下降，典守者的矛與盾不再堅挺，虎兕就從籠子里出來傷人，那時候的老百姓大概也明白，這是要改朝換代了。但這是發生在動蕩時期，而不是承平天下，所以也就還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的是什麼呢？

明明是承平天下，卻有虎兕出來傷人。因為如果是平安時期發生這種事情，那只有兩個可能，一是典守者故意放出來的，二是虎兕壓根就是典守者假扮的。

其實你想想這倆是一回事。

這種事情，老百姓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因為這樣的事情一旦發生，意味著生活里再沒有安全感了。

群體安全感的缺失，就必定會造成動亂，人心似水，民動如煙，說打就打。

聊到這裡，我們可以重新回到毀堤淹田這件事上。

毀堤淹田的起因是嚴世蕃發現改稻為桑改不動，裕王和徐階那邊的人且不說，自己家的胡宗憲第一個不好好乾。改不動就沒錢，全天下連著自己家一起沒錢，小閣老心一橫，瞞著胡宗憲讓鄭泌昌、何茂才幹脆，一不做二不休，田都淹了。

淹了的田地，首先莊稼肯定是沒了，其次老百姓也跟著沒一部分，那本身就有田地變成沒有主人的，最後哪怕還有活著的，他房子也沒了地也沒了，總是要吃飯的，就只能把田賣給大戶，賣完了得到的是直接吃的稻穀，那吃完了怎麼辦呢？田地已經沒有了，他還得活著啊，他就只能給大戶打工，即從田地的主人變成租田的佃戶。

大戶用稻穀或低價買到了田，把田改成了桑，還收穫了一大批給他打工的佃戶，等到三年改稻為桑改完了，大戶可能虧一些，因為還得孝敬各級領導，但是田地都歸了大戶了，所以他也不虧。

主導毀堤淹田的更不用說了，主謀肯定是獲利的，要不他折騰什麼呢，當然不是說參與的當官的都獲利，總是有馬寧遠這樣的人當炮灰。

對於整個朝廷呢，這個事按照呂芳跟楊金水的說法，「一兩個縣嘛」，如果真是淹了這一兩個縣搞成了改稻為桑，救了九州萬方，好像也就還好。

這個事，它不應該是怎麼論的，它不能僅僅從利益得失的角度出發，因為它性質完全不一樣。毀堤淹田，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老百姓頭頂上的這個政府，它都不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是「我們的政府想要我們死」，這是公信力的完全垮台和崩塌，連政府本身都會因此產生動蕩，更別說老百姓了。

這樣的政府所作所為就不是政府，這種只要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行為是恐怖分子，因此我們對劇中嚴世蕃等人的行為採取的批判，絕不僅僅只停留在道德層面。

現實生活中能與這件事比較的大概也就是花園口決堤了，所以我對現實中所有崇拜蔣介石的人都持保留態度，打雷的時候一般我都選擇離他們遠點。

生活在這樣統治之下是非常可怕的，都不說你遇到生命威脅這件事本身，就說你遇到威脅後可求助的機構，或許都是要你命的，這讓人極度沒有安全感。「我什麼都不敢信」，恐懼到了極致就是憤怒，就要拿起兵器站起來反抗。

公信力的缺失，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是毀滅性的，而且這種事就如同人與人之間交往也是一樣的，循規蹈矩一輩子未必被認可，偷雞摸狗哪怕一粒米，被發現了你就百口莫辯，就像余秋雨筆下那個裁了一段紅布的送信人，用剪子把手戳爛了也沒用，你怎麼彌補也洗不清懷疑。

政府的公信力是不可以打折扣的，改稻為桑這樣的事，它也不會發生在嘉靖年間，嘉隆萬三朝再怎麼說也是大一統時期，萬曆年間相當長一段時間人人稱頌，儼然中興景象。但就像我剛才舉得花園口一例，這種事情肯定有，有也不新鮮，老百姓也不一定都知道。因為一旦發生這種事，第一要務就是隱瞞。

楊金水說，有的事不能擺在明面上，毀堤淹田這種事情尤其是，胡宗憲會真的把這件事上奏朝廷么？肯定不會，他只是希望用這個東西當作籌碼，來跟楊、鄭、何談判，來緩一緩改稻為桑的步伐。

那麼諸如呂芳那般舉重若輕，諸如胡宗憲這般收為己用，是否意味著他們也是同犯？知情不保，縱容犯罪，不是同罪么？

是，必須批判。

站在公理和道義的角度上，必須批判。但是當胡宗憲身為地方大員，呂芳身為內廷掌印時，他們的作為不是完全要從公理正義的角度去考量的，更關鍵的一點是，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發生過的事情，從很多角度上來講，都必須有一個對錯，但是放在政治上，任何歷史是沒有必要、甚至反而是堅決不能明辨對錯的。因為政治人物的考量和我們這些老百姓是不一樣的，說到底，當一個人一躍而上，無論他內心什麼道德尺度，他已經與普通百姓不再屬於一個陣營，用馬克思的角度理解，就是根本不是一個階級。

諸位，你要知道，當我們去談「典守者與虎兕」這個問題時，我們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或者說是站在我們老百姓的階級上去看的，在我們眼裡，「典守者」捍衛我們的安全，而「虎兕」威脅我們的安全。但是對他們來講，這個東西它是不一定的，有的時候，老百姓才是「虎兕」。

毀堤淹田為什麼不能追究？除了海瑞以外，參與鬥爭的所有人都對這件事瞭若指掌，徐階、高拱、張居正妄圖倒嚴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毀堤淹田這是現成的武器啊。是因為嘉靖么？是因為司禮監么？哪怕沒人警告他們阻攔他們，他們也不敢。

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大不了你多吃肉，我多吃菜，好歹大家都有的吃，但你不能因為你吃菜吃不著肉，你就把桌子掀了讓大家都沒得吃。

毀堤淹田這種事一旦掀開，那不是牢獄之災，不是官員換血，是會讓整個百姓和朝廷徹底撕裂開來的大事，從此以外三代百姓哪怕不造反，整個朝廷也毫無公信力可言，無論發生了什麼意料之外的災禍，老百姓會把這些統統歸於朝廷蓄意謀害，這就沒有辦法進行統治，殺了嚴嵩、嚴世蕃，換上徐階，他一樣如坐針氈。

毀堤淹田一旦大白於天下，就是打開了關押百姓的牢籠，是啊，百姓本來也是被關在牢籠里的。人心似水，民動如煙，看不見歸看不見，一旦看見就不是一點連漪一點微風那麼簡單了。

說到這裡，就得談另一個問題。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發現，看歷史也好，看文學也好，我們根本離不開自身思維和環境等方面的影響，我們做不到絕對客觀。但是當作為一個評論者的時候，就必須讓自己儘可能的客觀，你要站在多角度去思考，得出答案。

我們總有人張嘴就是，你是無產階級，你要記住自己的立場，你看《大明王朝1566》不能為嚴黨說話，不能為太監說話，不能為皇帝說話，然後這些人發現清流官員也不是他們想的那種清流，那也不能為清流說話，能「理解」「同情」的就只有海瑞了，這樣的說法很明顯非常奇怪。

因為一個真正的評論者本身就不存在「為誰說話」，我之所以能評論是因為我是客觀存在，那裡面發生的一切都跟我沒關係，我有什麼立場替誰說話？但是如果想要從紛繁的事情里抽絲剝繭，找到線索，就要求我們要開闊思維，短暫遺忘自己。

那麼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即呂芳、胡宗憲和徐階他們對改稻為桑的沉默，就代表著一旦他們到了這個關口，也會做同樣的事情呢？

我認為不是。因為沉默是在「發生後」，不是在「發生前」。

先說胡宗憲，胡宗憲在得知決堤以後，第一時間親冒風雨，本來九個縣全淹，改為只淹了一個半縣，他已經儘力去制止了。如果能把這件事情大事化小，那再好不過，化不了，那就化不了吧。

呂芳呢，也是一樣的。他肯定不會去毀堤淹田，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讓嘉靖滿意，因為他本身不需要對別人負責，除了他的徒子徒孫，他對其他人都沒人也都沒什麼感情，那毀堤淹田如此褻瀆天威的事情，他不會是贊同的態度。但既然這事已經發生了，他也沒打算收拾了楊金水，反而還繼續讓這個乾兒子看住浙江，那他能給出的回答也就一定如此了。

這一切都要歸因於，說到底他們都是王朝的上層，他們與老百姓之間就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比起他們之間的互相傾軋，老百姓一旦化身猛獸帶來的威脅更大，這就是我上面那個吃飯的比喻，他們怎麼爭搶，好歹大家都有的吃，桌子如果被下面掀翻了，那就徹底沒得吃了，還得弄一身葷腥。

比起管控犯罪分子，「統治」才是真正的難上加難，才是在刀尖上跳舞，稱孤稱寡不是沒道理的，站在世間絕大多數人的腦袋上，不用自己動手吃喝，那麼容易么？憑啥你是皇上，我是老百姓，天底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想當皇帝，沒有誰說我就想當個老百姓被統治，誰不想取而代之？

老百姓拿自己的血汗供養這個大明朝，大明朝反過來也得管老百姓，管不好了就要遭殃，整個王朝里就沒有一個人是輕輕鬆鬆什麼也不幹，就一天混吃等死的，沒有。有的人勞心，有的人勞力，有的人既勞心又勞力。

嘉靖哪有閒情逸緻打王者榮耀啊，哪有心情看《武林外傳》啊，他還修道？他每天坐在那個太極台上修道，祈求自己能飛上天的時候，其實滿腦子想的都是地上這點事，他要是真信自己能當神仙，他還當什麼皇帝啊，他還修什麼吉壤啊，說到底不還是不信么？李時珍開藥為什麼不吃，不吃藥那是表態，那是逼裕王、呂芳和徐階，那才是現實生活里的部分，他對自己修道這件事從來都是信則有不信則無的。

所以回到這裡面我們發現一個問題，統治者不是時時刻刻滿臉陰險手裡攥著全國地圖大聲奸笑的，他們時刻擔心地圖裡會出現無數孤魂怨鬼沖將出來，把他們撕成碎片，他們一旦發現什麼問題，是要馬上防患於未然的。

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老百姓把統治者看作「典守者」，統治者心中卻把老百姓看作最危險的「虎兕」。

統治與被統治之間，毫無感情，可落實到每個人身上，卻不是這樣。諸如胡宗憲，甚至趙貞吉，說他們不愛民，那是不對的，再如海瑞、王用汲，身在朝廷身為命官，卻把百姓放在首位，甚至徐階、呂芳、再甚至嚴嵩，能有回護之時未必就不回護，所以其實聊到這裡就很難打破砂鍋，若是將他們大而化之，固然簡單，可是這麼「一棍子打死」，聯想到「大風吹倒梧桐樹」、聯想到「真希望看到別人般配」，又覺不該如此。

說到底就是，無論道理講得多清楚明白，一旦與人的感情搭上了線，就變得很複雜。

還是繼續說所謂「統治」。

對於統治者來講，老百姓最好的狀態是什麼？最理智的狀態，既不是吃不飽，更不是吃的太飽，而是剛剛好。什麼意思呢？就是老百姓一年到頭奔波勞苦，剛剛能填飽肚子，偶爾挨餓，過年能吃頓餃子，最好。

實在吃不飽和吃的太飽了，人都會開始思索，思索就會引發變化，變化就是當前文明終結的開始，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大英帝國的內閣秘書最不喜歡的一個詞就是「change」。

我提到過很多次的《善德女王》，裡面美室璽主說過的很多話都堪稱經典，德曼公主問美室，她統治之下的老百姓非常辛苦才能活下去，為什麼不讓他們活得好一點輕鬆一點，美室非常驚訝，給出的答案是「因為百姓千百年來都是這麼過來的，因為他們是百姓」。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那是杜甫的一廂情願，中國歷史上有幾個時期的老百姓撐得起「家室」？全世界被統治的人們都是這麼過的，這裡不存在悲憫，如果絕大多數都這樣，那就不存在悲憫。

我們能改變什麼？其實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自己的階級，達到所謂「階級上升」大概是最簡單的了，說到這裡肯定有人質疑，現在奮鬥多難啊？

想實現一個人的價值，努力努力說不定還有奇蹟，所以簡單，可如果想終結這一切，沒有任何奇蹟可以期盼，因為直到今天，這個世界上能給出「如何終結」這個答案的人都寥寥無幾，更別說誰能做到了，相比起來自我的階級躍遷還不算簡單么？看你怎麼思考了。絕大多數人都會覺得別人與我無關，其實我也這麼想，但並不妨礙我在某個時刻，站在全人類角度上稍稍想一會。

是不是因為，我們直到今天也不能創造出讓全世界人民都不用勞動的資源，所以才會出現侵略和被侵略、統治和被統治、壓迫和被壓迫、歧視和被歧視？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矛盾、鬥爭、衝突？

有沒有可能出現讓全世界人民都不用勞動的那一天？那一天如果真的來了，人們又會去做什麼呢？不用勞動了，不用掙錢了，想吃什麼吃什麼，想喝什麼喝什麼，那好像有點不對，人生的意義彷彿一下子要提上日程了，來不及思考意義或者思考不出意義的人，他活著的支撐在哪裡？

這樣的思考是無窮無盡的，還只是建立在一個假象上，即「資源富足到大家都不用勞動」，我自己覺得這個假象絕對是假象。那麼是不是還有其他回答呢？

這樣無謂的對未來的思索，想想就好，不必較真。倒是有一個問題，我們要在這一篇里最後討論一下。

老百姓真的是「虎兕」么？

「虎兕」好理解，其實反而是「老百姓」這個詞，說得太多了，都忘了它代表什麼了。老百姓不就是普羅大眾么，就是你我他，老百姓與什麼相對而言？與「統治者」。是因為有了「統治者」所以才有了「老百姓」，老百姓就不如直接理解為「接受統治的人」。

接受統治的人，就如同被關在牢籠里的虎兕，因為懼怕典守者的長矛堅盾，因為流連於典守者的腐肉餿水，所以一直被囚禁著，在漫長的帝國歷史里，也有那麼幾次，衝出牢籠重見天日，可隨著新王朝的建立又被重新拘於籠中。

只不過，無論被囚禁的時間有多久，虎兕到底是虎兕，有尖利爪牙，有野蠻犀角，再長出來，還會發起衝鋒，因為追求平等和自由，是所有生靈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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