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虎兕出于柙

第二篇，咱们聊聊毁堤淹田这个事，不过聊之前先说说标题。

传说和珅之所以发迹，是因为在做御前侍卫之时回答上了乾隆皇帝的问题，「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答曰：「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政府的存在，代表著国家的权威，政府官员是国家权威的化身，也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我们希望在一个大同社会之中，政府官员都是清正廉洁的，这一点可能做不到，那退而求其次，至少不鱼肉百姓。

我们民族的传统还是尊崇权威的，有的人说这是「跪久了」、「奴性」，这太片面了，我们之所以尊崇权威是因为相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希望能够拥有强有力的政府机构，让老百姓能够觉得安心。

我们相信诸如虎兕之类的猛兽，是在政府的管控之下的，这个笼子虽然我们不一定时刻看得见，但它一定在，我们之中大多数人，是不会担心走在街上因为一句口角，就被人掏出刀来当胸结果这种事的。总是有法律管辖著的。

因此权力机构或许是我们老百姓最大的安全感的来源，大概也就仅次于大米饭，就是说只要在吃饱饭的情况下，老百姓从来不会怀疑政府会不会害自己。而哪怕有一天饭都吃不饱了，老百姓也都会等待著官府的救济，都是实在等不到活不下去才造反的，没有处心积虑借著由头就要造反的老百姓。

所以典守者的作用非常大，哪怕我们看不见具体是谁，我们知道有人在用国家武器保护我们，这就足够我们来往於单位、食堂和家里。

而一旦典守者的能力不足，即王朝到了末期，管控力就会下降，典守者的矛与盾不再坚挺，虎兕就从笼子里出来伤人，那时候的老百姓大概也明白，这是要改朝换代了。但这是发生在动荡时期，而不是承平天下，所以也就还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

明明是承平天下，却有虎兕出来伤人。因为如果是平安时期发生这种事情，那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典守者故意放出来的，二是虎兕压根就是典守者假扮的。

其实你想想这俩是一回事。

这种事情，老百姓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意味著生活里再没有安全感了。

群体安全感的缺失，就必定会造成动乱，人心似水，民动如烟，说打就打。

聊到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毁堤淹田这件事上。

毁堤淹田的起因是严世蕃发现改稻为桑改不动，裕王和徐阶那边的人且不说，自己家的胡宗宪第一个不好好干。改不动就没钱，全天下连著自己家一起没钱，小阁老心一横，瞒著胡宗宪让郑泌昌、何茂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田都淹了。

淹了的田地，首先庄稼肯定是没了，其次老百姓也跟著没一部分，那本身就有田地变成没有主人的，最后哪怕还有活著的，他房子也没了地也没了，总是要吃饭的，就只能把田卖给大户，卖完了得到的是直接吃的稻谷，那吃完了怎么办呢？田地已经没有了，他还得活著啊，他就只能给大户打工，即从田地的主人变成租田的佃户。

大户用稻谷或低价买到了田，把田改成了桑，还收获了一大批给他打工的佃户，等到三年改稻为桑改完了，大户可能亏一些，因为还得孝敬各级领导，但是田地都归了大户了，所以他也不亏。

主导毁堤淹田的更不用说了，主谋肯定是获利的，要不他折腾什么呢，当然不是说参与的当官的都获利，总是有马宁远这样的人当炮灰。

对于整个朝廷呢，这个事按照吕芳跟杨金水的说法，「一两个县嘛」，如果真是淹了这一两个县搞成了改稻为桑，救了九州万方，好像也就还好。

这个事，它不应该是怎么论的，它不能仅仅从利益得失的角度出发，因为它性质完全不一样。毁堤淹田，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老百姓头顶上的这个政府，它都不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是「我们的政府想要我们死」，这是公信力的完全垮台和崩塌，连政府本身都会因此产生动荡，更别说老百姓了。

这样的政府所作所为就不是政府，这种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是恐怖分子，因此我们对剧中严世蕃等人的行为采取的批判，绝不仅仅只停留在道德层面。

现实生活中能与这件事比较的大概也就是花园口决堤了，所以我对现实中所有崇拜蒋介石的人都持保留态度，打雷的时候一般我都选择离他们远点。

生活在这样统治之下是非常可怕的，都不说你遇到生命威胁这件事本身，就说你遇到威胁后可求助的机构，或许都是要你命的，这让人极度没有安全感。「我什么都不敢信」，恐惧到了极致就是愤怒，就要拿起兵器站起来反抗。

公信力的缺失，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毁灭性的，而且这种事就如同人与人之间交往也是一样的，循规蹈矩一辈子未必被认可，偷鸡摸狗哪怕一粒米，被发现了你就百口莫辩，就像余秋雨笔下那个裁了一段红布的送信人，用剪子把手戳烂了也没用，你怎么弥补也洗不清怀疑。

政府的公信力是不可以打折扣的，改稻为桑这样的事，它也不会发生在嘉靖年间，嘉隆万三朝再怎么说也是大一统时期，万历年间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人称颂，俨然中兴景象。但就像我刚才举得花园口一例，这种事情肯定有，有也不新鲜，老百姓也不一定都知道。因为一旦发生这种事，第一要务就是隐瞒。

杨金水说，有的事不能摆在明面上，毁堤淹田这种事情尤其是，胡宗宪会真的把这件事上奏朝廷么？肯定不会，他只是希望用这个东西当作筹码，来跟杨、郑、何谈判，来缓一缓改稻为桑的步伐。

那么诸如吕芳那般举重若轻，诸如胡宗宪这般收为己用，是否意味著他们也是同犯？知情不保，纵容犯罪，不是同罪么？

是，必须批判。

站在公理和道义的角度上，必须批判。但是当胡宗宪身为地方大员，吕芳身为内廷掌印时，他们的作为不是完全要从公理正义的角度去考量的，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发生过的事情，从很多角度上来讲，都必须有一个对错，但是放在政治上，任何历史是没有必要、甚至反而是坚决不能明辨对错的。因为政治人物的考量和我们这些老百姓是不一样的，说到底，当一个人一跃而上，无论他内心什么道德尺度，他已经与普通百姓不再属于一个阵营，用马克思的角度理解，就是根本不是一个阶级。

诸位，你要知道，当我们去谈「典守者与虎兕」这个问题时，我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或者说是站在我们老百姓的阶级上去看的，在我们眼里，「典守者」捍卫我们的安全，而「虎兕」威胁我们的安全。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它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老百姓才是「虎兕」。

毁堤淹田为什么不能追究？除了海瑞以外，参与斗争的所有人都对这件事了若指掌，徐阶、高拱、张居正妄图倒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毁堤淹田这是现成的武器啊。是因为嘉靖么？是因为司礼监么？哪怕没人警告他们阻拦他们，他们也不敢。

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大不了你多吃肉，我多吃菜，好歹大家都有的吃，但你不能因为你吃菜吃不著肉，你就把桌子掀了让大家都没得吃。

毁堤淹田这种事一旦掀开，那不是牢狱之灾，不是官员换血，是会让整个百姓和朝廷彻底撕裂开来的大事，从此以外三代百姓哪怕不造反，整个朝廷也毫无公信力可言，无论发生了什么意料之外的灾祸，老百姓会把这些统统归于朝廷蓄意谋害，这就没有办法进行统治，杀了严嵩、严世蕃，换上徐阶，他一样如坐针毡。

毁堤淹田一旦大白于天下，就是打开了关押百姓的牢笼，是啊，百姓本来也是被关在牢笼里的。人心似水，民动如烟，看不见归看不见，一旦看见就不是一点连漪一点微风那么简单了。

说到这里，就得谈另一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发现，看历史也好，看文学也好，我们根本离不开自身思维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我们做不到绝对客观。但是当作为一个评论者的时候，就必须让自己尽可能的客观，你要站在多角度去思考，得出答案。

我们总有人张嘴就是，你是无产阶级，你要记住自己的立场，你看《大明王朝1566》不能为严党说话，不能为太监说话，不能为皇帝说话，然后这些人发现清流官员也不是他们想的那种清流，那也不能为清流说话，能「理解」「同情」的就只有海瑞了，这样的说法很明显非常奇怪。

因为一个真正的评论者本身就不存在「为谁说话」，我之所以能评论是因为我是客观存在，那里面发生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我有什么立场替谁说话？但是如果想要从纷繁的事情里抽丝剥茧，找到线索，就要求我们要开阔思维，短暂遗忘自己。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即吕芳、胡宗宪和徐阶他们对改稻为桑的沉默，就代表著一旦他们到了这个关口，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呢？

我认为不是。因为沉默是在「发生后」，不是在「发生前」。

先说胡宗宪，胡宗宪在得知决堤以后，第一时间亲冒风雨，本来九个县全淹，改为只淹了一个半县，他已经尽力去制止了。如果能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那再好不过，化不了，那就化不了吧。

吕芳呢，也是一样的。他肯定不会去毁堤淹田，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让嘉靖满意，因为他本身不需要对别人负责，除了他的徒子徒孙，他对其他人都没人也都没什么感情，那毁堤淹田如此亵渎天威的事情，他不会是赞同的态度。但既然这事已经发生了，他也没打算收拾了杨金水，反而还继续让这个干儿子看住浙江，那他能给出的回答也就一定如此了。

这一切都要归因于，说到底他们都是王朝的上层，他们与老百姓之间就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比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老百姓一旦化身猛兽带来的威胁更大，这就是我上面那个吃饭的比喻，他们怎么争抢，好歹大家都有的吃，桌子如果被下面掀翻了，那就彻底没得吃了，还得弄一身荤腥。

比起管控犯罪分子，「统治」才是真正的难上加难，才是在刀尖上跳舞，称孤称寡不是没道理的，站在世间绝大多数人的脑袋上，不用自己动手吃喝，那么容易么？凭啥你是皇上，我是老百姓，天底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想当皇帝，没有谁说我就想当个老百姓被统治，谁不想取而代之？

老百姓拿自己的血汗供养这个大明朝，大明朝反过来也得管老百姓，管不好了就要遭殃，整个王朝里就没有一个人是轻轻松松什么也不干，就一天混吃等死的，没有。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有的人既劳心又劳力。

嘉靖哪有闲情逸致打王者荣耀啊，哪有心情看《武林外传》啊，他还修道？他每天坐在那个太极台上修道，祈求自己能飞上天的时候，其实满脑子想的都是地上这点事，他要是真信自己能当神仙，他还当什么皇帝啊，他还修什么吉壤啊，说到底不还是不信么？李时珍开药为什么不吃，不吃药那是表态，那是逼裕王、吕芳和徐阶，那才是现实生活里的部分，他对自己修道这件事从来都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

所以回到这里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统治者不是时时刻刻满脸阴险手里攥著全国地图大声奸笑的，他们时刻担心地图里会出现无数孤魂怨鬼冲将出来，把他们撕成碎片，他们一旦发现什么问题，是要马上防患于未然的。

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老百姓把统治者看作「典守者」，统治者心中却把老百姓看作最危险的「虎兕」。

统治与被统治之间，毫无感情，可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却不是这样。诸如胡宗宪，甚至赵贞吉，说他们不爱民，那是不对的，再如海瑞、王用汲，身在朝廷身为命官，却把百姓放在首位，甚至徐阶、吕芳、再甚至严嵩，能有回护之时未必就不回护，所以其实聊到这里就很难打破砂锅，若是将他们大而化之，固然简单，可是这么「一棍子打死」，联想到「大风吹倒梧桐树」、联想到「真希望看到别人般配」，又觉不该如此。

说到底就是，无论道理讲得多清楚明白，一旦与人的感情搭上了线，就变得很复杂。

还是继续说所谓「统治」。

对于统治者来讲，老百姓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最理智的状态，既不是吃不饱，更不是吃的太饱，而是刚刚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老百姓一年到头奔波劳苦，刚刚能填饱肚子，偶尔挨饿，过年能吃顿饺子，最好。

实在吃不饱和吃的太饱了，人都会开始思索，思索就会引发变化，变化就是当前文明终结的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大英帝国的内阁秘书最不喜欢的一个词就是「change」。

我提到过很多次的《善德女王》，里面美室玺主说过的很多话都堪称经典，德曼公主问美室，她统治之下的老百姓非常辛苦才能活下去，为什么不让他们活得好一点轻松一点，美室非常惊讶，给出的答案是「因为百姓千百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他们是百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那是杜甫的一厢情愿，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的老百姓撑得起「家室」？全世界被统治的人们都是这么过的，这里不存在悲悯，如果绝大多数都这样，那就不存在悲悯。

我们能改变什么？其实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阶级，达到所谓「阶级上升」大概是最简单的了，说到这里肯定有人质疑，现在奋斗多难啊？

想实现一个人的价值，努力努力说不定还有奇迹，所以简单，可如果想终结这一切，没有任何奇迹可以期盼，因为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能给出「如何终结」这个答案的人都寥寥无几，更别说谁能做到了，相比起来自我的阶级跃迁还不算简单么？看你怎么思考了。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别人与我无关，其实我也这么想，但并不妨碍我在某个时刻，站在全人类角度上稍稍想一会。

是不是因为，我们直到今天也不能创造出让全世界人民都不用劳动的资源，所以才会出现侵略和被侵略、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歧视和被歧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矛盾、斗争、冲突？

有没有可能出现让全世界人民都不用劳动的那一天？那一天如果真的来了，人们又会去做什么呢？不用劳动了，不用挣钱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那好像有点不对，人生的意义仿佛一下子要提上日程了，来不及思考意义或者思考不出意义的人，他活著的支撑在哪里？

这样的思考是无穷无尽的，还只是建立在一个假象上，即「资源富足到大家都不用劳动」，我自己觉得这个假象绝对是假象。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回答呢？

这样无谓的对未来的思索，想想就好，不必较真。倒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在这一篇里最后讨论一下。

老百姓真的是「虎兕」么？

「虎兕」好理解，其实反而是「老百姓」这个词，说得太多了，都忘了它代表什么了。老百姓不就是普罗大众么，就是你我他，老百姓与什么相对而言？与「统治者」。是因为有了「统治者」所以才有了「老百姓」，老百姓就不如直接理解为「接受统治的人」。

接受统治的人，就如同被关在牢笼里的虎兕，因为惧怕典守者的长矛坚盾，因为流连于典守者的腐肉馊水，所以一直被囚禁著，在漫长的帝国历史里，也有那么几次，冲出牢笼重见天日，可随著新王朝的建立又被重新拘于笼中。

只不过，无论被囚禁的时间有多久，虎兕到底是虎兕，有尖利爪牙，有野蛮犀角，再长出来，还会发起冲锋，因为追求平等和自由，是所有生灵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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