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等生的完整作品在2003年即由远景出版社出版【七等生全集】10册，现在市面书店少见，已成绝版经典，本文的讨论其个人主义文学的作品面向是以在2012年为了纪念七等生创作50年的文学回顾而编辑的【为何坚持？-------- 七等生小说精选集】（图1，远景出版）为主轴来说明，就其各阶段的小说更能够看出作者的思想与生命经验历程。

 

   这本精选集选录了七等生27~50岁的代表性小说，大多是短篇形式，只有<精神病患>（中篇）例外，从1966年的<灰色鸟>开始，几乎每年都有独具个人风格的小说持续产出，在四十岁（1979年）前可说是创作的高峰期。我以<分道>（1969）和<夏日故事>（1979）刚好是三十岁和四十岁时的作品作为分界，在三十岁前的小说语言风格即已确立，个人思想特色也充分融入其中，1966年的<我爱黑眼珠>更是争议不断，许多人对小说主角李龙第竟能在大洪水的灾难中不顾妻子的呼唤而转为照顾身边的一名妓女的行为大感愤慨和不解，当时许多自命「拨乱反正」的社会中道人士便跳出来加以鞑伐，一些论辩记录如今看来应可归结为这篇小说应该是作者想要阐述个人自我抉择意识或可高于一成不变的道德框架，并借由一篇略带象征性的超现实寓言小说来表现，但结果却是被大家（大多数读者及文评家）以写实主义小说的角度来解读，当作一出荒诞的通俗剧来看，而这种思想错置到了后来荒谬主义的戏剧如<等待果陀>也进入台湾文化界以后，孤陋者自然就不攻自破，由此也看出27岁时的七等生其个人主义的前卫思想已呼之欲出，且超出于同代步伐甚多。

 

   不知是否倦于这种口诛笔伐的缘故，既然容易被误会，七等生的小说创作此后故事性愈来愈弱，<结婚>虽然显示他也有很好的写实情节描写能力，但他似乎不耐于去摹写动作细节，更畅快的想大笔陈述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思想观照和惨澹的心绪， <精神病患>即是其中代表作，神经质的笔法更颇有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记>的味道，锐利的去凸显自己与周围现实对立的紧张和冲突；到了<分道>更是转往形而上的写作方式，可以看到他后来专注发展的一贯文体，简单的人物名称以及大量心理性的描写和哲理线索，情节故事已不重要，因为他想的不是模拟现实而是将人性里的心理隐微暗面给剪影下来，<分道>小说中，男女主角所看到的前后出现三次的古怪男人分别有著不同形象（骑车表演的小丑、城堡前唱歌的欧洲艺人、放风筝的古旧神秘者），这种象征性的表现手法让人联想到瑞典导演柏格曼的电影中常有的隐喻和象征性人物，只是在小说中又不同于电影有著实际画面，更加考验读者的思考和想像力，比诸之前的<我爱黑眼珠>可说是更为晦涩难解了。

 

   三十岁后随著思想的成熟，七等生的文字语言也愈见稳定精练，30~40岁间产生的长篇有<削瘦的灵魂>（1974）、<沙河悲歌>（1975），虽然碍于篇幅在此未能收录，但他的长篇小说大抵都有个人传记色彩，如<削瘦的灵魂>描述他中学毕业后曾在台北师范艺术科就读的一段青春纪录；<沙河悲歌>则是刻划他的长兄玉明，在台湾早期困苦年代里作为一个艺术吹奏者的早逝人生，这些文字中已不见僻涩的句法反而像酒香一样溢出委婉动人的情感，无论是散文或小说，他的成熟的文字韵味都让人感受到文学特有的丰富节奏亦能有乐音般的魅力。

在他的作品中常有一些充满意境的景象颇富视觉感，就像<睡衣>里犹如现代诗的文句：

 

「午后

   气流吹来了密集的乌云

   垄罩在太平洋这边美丽岛的海边乡村

   天堂飞翔的天使

   露出了另一张丑恶的面目

   忌妒著他和梅舒

   天空出现著尖钻的金蛇

   凶神高举著利斧

   恐吓地敲诈著大地

   ……… 」

 

   <睡衣>（1974）已褪去小说故事的外衣，宛如日记般对一个乡下的隐者作了阐明思想的白描，于是我们知道了七等生对儒学的态度：

 

「宙斯和其他诸神居于西方的奥林帕斯；

   在东方人本主义与专制政治携手跳著双人舞。

   苏格拉底和其他哲学家在希腊；

   人本主义与专制政治携手跳著双人舞于东方大陆。

   耶稣和他的使徒宣布天堂福音；

   东方人本主义与专制政治携手跳著双人舞。

   在西方文艺复兴起于义大利的佛罗伦斯；

   人本主义与专制政治在东方携手跳著双人舞。

   卢梭在法国高唱回返自然；

   人本主义与专制政治携手跳著双人舞在东方。

   产物革命在西方促进科学的发展；

   人本主义与专制政治携手跳著双人舞在东方。

   当美利坚的阿姆斯壮登陆月球时；

   东方的人本主义与专制政治依然携手跳著双人舞。」

 

   显然他对当时中华文化在台湾高唱的复兴运动也有生动的文学比喻，这与近世社会学者对东方儒家思想与封建政治的连动关系研究也有不谋而合之处，统治阶级善用儒家对个人道德修身的教条来达到专制管理的目地，在事事讲究阶层伦理的同时也抹煞了个人思想的生存空间，七等生的个人主义对抗的是一种单一标准的社会秩序，当外界保守主义连带著学界来论断其文句思想颓废无用，他更要信奉自己生命领悟的自由价值，即便为了紧守家人的生存条件而退居乡下教书，他仍然创作不辍，成为捍卫自己幽微告解一隅的虔诚使徒。直到1990年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过了一篇＜七等生文体研究＞的论文，这却是国内学院第一篇研究七等生的硕士论文，对在1962年开始创作即崭露现代主义文学光芒，而在1970年离城回乡的七等生，此时已过了20年，对一位坚持创作理想且才华洋溢的文学使徒，这个母土国度回报的是长期刻意的漠视，这是在台湾个人主义者面对的封建现实困境，其中包括习染权谋利害的学术文化圈，这种无法超然审视艺术高度的不文明现象当然并非台湾独有，在对岸以社会主义集权政治管理下的中国也是如此，无法重视思想自由跟创作价值的社会，最后戕害的必然是各个层面领域的正义，七等生有如先知般深深了解当时社会的惺惺姿态，在<五年集后记> 1972，（收于全集之三《僵局》）写著：

 

「个人所思所为实在不足以去和万物比价。我以我所显露的殊异之 性去与一切其他的殊异之性谐和共存，而不是为了一个整体的世界丧失我的个性。世界的完整靠个别力的协调，而不是以少数人的意志为世界的意志。一个个人是何其渺小，如果没有赋予自由和生存权，极其容易为自私的集团所吞噬。……」

 

   我曾纳闷若非这样颟顸结党的文化习性太普遍，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者应该早有更多后继者在各处蓬勃革新，而不会是当我们回首台湾原生在地的先驱者竟只有王祯和跟七等生等稀少典型，前者以他特有的俚俗语法和荒谬的故事形式去深刻讽刺现实，脍炙人口亦为一绝。回望1990年后的整体社会现实有了很大的不同，解严以后的自由风气跟商业拜金盛行，自我意识随之高涨，对个人主义创作者来说这其实应该是个大温床，他们拥有更大的社会包容跟环境资源来取材，早在1970年代的美国吹起后现代艺术风，艺术家安迪渥荷便说过：在未来，每个人都有成名15分钟的时间。然而如黑格尔所说：绝对精神有三：宗教、哲学与艺术。成名不代表你就成就了艺术，它不能以金钱堆砌，也不是结党聚伴能成为永远的帮派，人类文明自有艺术以来，它的时空座标即已穿越连结在一起，我们不时能在现实的美感中去寻找它的历史根源，愈是经典的艺术创作愈是过去与未来的融合体，彼时个人主义者的困境是孤立的个体，需要仰赖圣徒般的精神跟痴愚的勇气来贯彻艺术之路；今时的社会环境已进入资讯数位时代，网路将以往是孤岛的众多个体在漆黑中串联起来，彼此相互滋养取暖，不乏素材与精神上的奥援。现在新一代的个人主义创作者要面临的却是现实上的平庸跟同质化的新问题，在过多的资讯跟容易复制的形式里寻求快速的掌声，丧失了对独特性的敏感及高度。

 

   就像所有的生物都会找到生命自己的出路，优秀的年轻艺术创作者也能敏锐的面对这些问题寻找各种出口，个人主义的艺术使徒不再孤绝，转入英雄主义的神话情境，让渺小的个人有了强大的武装寄托（图2：坚韧的心，陈杰强 2013）；在当代艺术日趋缺乏个人主义独特性的当下，也有艺术家以日常生活的异化想像来对抗平庸的现实，这种选择生活的“异常态”来刻划的手法可追溯到现代主义小说家卡夫卡的作品＜蜕变＞，在寻常的生活招呼中，两人在如太空异境的缤纷屋簷下相遇，或许在愈容易被物化的现实社会中，我们更该保有异常态的触须来渲染这无奇的生命情境吧！（图3：妳回来啦我回来了，王凯虹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