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論》，是一部在清朝末年震動了中國思想界的奇書，它第一次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傳遞給了變法維新中的中國人，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在這本書的封面上有兩個署名，一個是英國著名的博物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還有一個，是和他相差了三十多歲的中國著名思想家嚴復（1854—1921）。

1895年的初春，蕭殺的氣氛瀰漫在中國大地，焦灼、不安、壓抑與恐懼的籠罩在人們心頭揮之不去。北洋艦隊的覆滅，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得洋務派苦心經營的自強求富的事業毀於一旦。

坐在書桌前的嚴復看着手中的報紙，心中百感交集。他曾是福州船政學堂的學生，後來又去英國學習海軍，歸國後成爲了北洋水師學堂的總辦，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校長。不久前，他才因爲與李鴻章不和而退出了海軍界，因此對於北洋艦隊，他有着格外深厚的情感。看到艦隊覆滅，丁汝昌殉國，他的心頭彷彿在滴血。而看到國內混亂動盪的局勢，洋務運動的失敗，維新運動找不到新的出口，國家已在生死存亡之際，他更是痛心疾首，在給吳汝綸的信中說：“嘗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誰其知之！”愛國之情可見一斑。

作爲在國外受過教育的新興知識分子，他迫切地感受到自己需要做些什麼。但是做些什麼？既沒有政治勢力，也沒有經濟手段的嚴復只是一介文人，所擁有的不過是手中一杆筆和胸中的感慨抱負。想到這裏，他把目光投向了手中的《直報》……

不久後，《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等出自嚴復之手的文章出現在了天津《直報》上，向封建專制主義發起了猛烈的進攻。其中支持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的主張引起了不小的討論。但這對嚴復而言只是一個小小的開始。

嚴復的主要著作

在無法實現其救國主張的情況下，嚴復選擇了他自己的鬥爭手段——以譯著的方式來達到警世的目的。這一次他將目光投向了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

這本書原本是赫胥黎在牛津的一次講演中所使用的講稿，後經整理成書。在書中，作者堅持併發揮了達爾文進化論的思想，認爲自然界的生物是不斷進化的，而進化的原因就在於“物競天擇”，而這一理論同樣適用於人類。這本書在英國流傳甚廣，而嚴復相信，其中的思想對於彼時亟待找到突破的中國人來說，也會是很好的良藥。三年的時間裏，嚴復不僅認真嚴謹地翻譯了原稿，更是在原稿的基礎上添加了許多自己的理解和標註，可以說是進行二次創作，使得其中的理論更加適用於中國，並且按照自己的理解，給了它一個全新的名字，《天演論》。

在《天演論》中，嚴復將導論分爲了18篇，正文分爲了17篇，並對其中28篇加了按語。在按語中，嚴復指出，植物、動物中都不乏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例子，人類亦然。人類競爭其勝負不在人數之多寡，而在其種其力之強弱。他不僅闡述了進化論，更是聯繫中國的實際，呼籲國人努力自強，變法務實，提出不振作自強就會亡國滅種的警告。

這本《天演論》尚未成書已成名，在譯稿剛剛完成還沒來得及出版的時候，就有不少文人搶先觀之，梁啓超看過後更是對其加以宣傳，沒等書出版就根據其中的思想做起了文章。當時，做得一手好文章的進士吳汝綸看到了《天演論》譯稿後，讚不絕口，反覆看過還不夠，這位五十幾歲的老先生，乾脆鋪紙研墨，一筆一筆地把《天演論》全文一字不漏地抄錄了下來，而且還生怕這樣好的文章丟了，乾脆藏在枕中！而向來目空一切的康有爲，看了《天演論》譯稿以後，也不得不承認這本書與衆不同，前所未有，此書“爲中國西學第一者也”。

1897年的12月，《天演論》終於在《國聞彙編》上陸續發表了。這本書一經發表就像一枚重磅炸彈扔進了人羣裏，在社會裏引起了巨大反響。一時間，“天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新名詞很快充斥報紙刊物，成爲最活躍的字眼。就連大文豪魯迅也對這本書愛不釋手，當時有一位思想古板本家長輩反對魯迅看這種新書，當時還是青年的魯迅卻不理睬他，並且“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吃侍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足可見當時《天演論》深受當時社會的歡迎。

有的學校還以《天演論》爲教材，有的教師以“物競”、“天擇”爲作文題目，有些青少年乾脆以“競存”、“適之”等作爲自己的字號。看到這裏，諸位讀者是不是產生了什麼聯想？沒錯，鼎鼎大名的新文化領導者胡適的名字和字號“適之”就是因此而改的！胡適原名胡洪騂，字希疆，十五歲時的他在上學時使用的課本就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第一次讀到《天演論》的胡適高興得很，老師楊千里不僅教授他們其中的道理，還以“物盡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爲題目，讓他們做作文。同學們接觸到這樣的新思想，既興奮又高興，第一反響便是改名字。有人改名孫競存，有人改名楊天擇，思想活躍的胡適當然不會錯過這件事，自此之後，胡洪騂就成了胡適，希疆也成了適之。足可見《天演論》這本書給當時社會帶來了多大影響。

雖然當時讀到這本書的人其實很少能瞭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但是《天演論》中提出的“優勝劣敗”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巨大的刺激。自1898年以後，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論》就發行過三十多種不同的版本，這是當時任何其他西學書籍都不可比擬的。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蔓延，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激勵影響了無數年輕人，也影響着整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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