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郭店竹简《老子》出土后的最有力的一篇疑古派的文章，以及做为本书最后一个反驳的疑古谬论，以及做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优秀成果代表国家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读者们能不看一看吗？

朔雪寒〈道德经论正．疑古谬论综驳．尹振环《重识老子与《老子》》〉

　　收录尹振环的疑古论点，有几个理由，一是尹振环吸收了许抗生、何炳棣关于《老子》与《孙子兵法》比较的基本路数，以此为新武器以攻击《老子》。二是这是郭店竹简出土多年后，利用郭店竹简的发现，当成新武器来攻击《老子》的疑古论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本书。好比许抗生利用马王堆帛书《老子》来发展自己的疑古武器一样、尹振环利用郭店竹简《老子》并吸收了前面两人《老子》与《孙子兵法》的「相似性」比较结论，以做为延续整个疑古谬论的主要武器。三是一如许抗生的书受到了张岱年的赞赏一样，尹振环这本书则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资助，被视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优秀成果代表国家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以及毫无可疑的影响力。同时这本书出版于2005年，此前正方能提出的证据已经触及到了叔向的引文，如果全部加起来，叔向、子路、颜斶、尹文子的引文都已经被其他学者「率先」披露。但郭店竹简的实物出土，以及其年代特征，加上叔向、子路、颜斶、尹文子的引文阵容，显然丝毫无法让疑古学说消声匿迹。

　　基于以上的总总理由，笔者便将尹振环这本书当成最后一本批驳的书。至于其他也撰写了不少郭店竹简研究的疑古者们，实在已经无法让人找出任何「新鲜」的东西来加以谈论了。因此，笔者便以对这本书的疑古论点的反驳，做为本章的最后一章。

朔雪寒驳

　　做学术要讲基本工，基本工下得不深，犹如练武不站桩一样，脚步轻浮、难以稳扎稳打。尹振环等当代众多注释、校对《老子》者，实未见有深厚校对、训诂功力的人。不幸的是，尹振环遇到了何炳棣，而何炳棣对于何谓训诂、校勘、文字学也并不在行，结果何炳棣大大赞赏了尹振环，两人开始了信件来往。而尹振环也把何炳棣对他的褒奖，认真起来！说穿了，如果何炳棣不具有院士身分、其资历不够精采（「1944年，与杨振宁一同考上中美庚款赴美留学生」）这种褒奖大概只有尹振环自己知道。但这种资历本身与知识并不等价。尤其是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都是非常深的学问，而这些既非何炳棣的专长、更不是尹振环与一众拿著郭店竹简与马王堆帛书的「异文」大作荒谬文章者所擅长的学问。

　　于是在缺乏应有的文字、训诂、校勘学等基础知识的情况下，一个简单的节选本（郭店竹简），被整个学界，搞出了很大的名堂。而尹振环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尹振环把郭店竹简与今本《老子》这个本来是一个节选本与全本的关系，「发挥」成一个粗稿（最古传本）到完书（足本）的关系，于是那些节选本没能选上的文字，全部都被尹振环说成是今本（含帛书本）《老子》对粗稿的「改动、补充、演进」。果真要这样做文章，能不写出个十几万字，都不算是一个懂中文的人！尹振环这种做法好比是把魏征的《群书治要》节选本，当成是粗稿，然后把今本说成是后人从粗稿陆续整理、改动、补充、演进而来的一样！这种荒谬性，已经难以用简单的言语来形容！

　　何炳棣关于周太史儋的总总谬论，既未能超越疑古派前辈，也没有更新鲜的说法。尹振环除了完全继承之外，也未能有所发挥！尹振环虽然借用郭店竹简来延续疑古谬论，却显然知道老聃是春秋时人的事实已经无法否认，因此干脆承认老聃的存在，以及司马迁关于老聃的记载的真实性。而第一个矛盾点也就在这里，既然承认了司马迁关于老聃的记载，却又否认司马迁关于老聃写作《老子》的记载，这种切割技术，在所有疑古学说中并不罕见！以上这些关于周太史儋、老聃的问题都已经不值得再多费唇舌，本书相关章节已经论之、驳之甚详，不赘！

　　尹振环为了抓紧《孙子兵法》这条「相似性」的线索，因此除了完全吸收了何炳棣的所有说法之外，同时另外开列一章以专门比对《老子》与《孙子兵法》，可惜也未能有更多的创见。若就《老子》与《孙子兵法》的比对而言，许抗生的比对显然更合理、更多，可惜尹振环可以说完全忽略了许抗生的成果。加上尹振环对两本经典的熟悉程度有限，以至于未能将两书中众多的相似处一一揭露。

　　而尹振环的历史功底也未能领先众多疑古同行，在此仅举几例夸张荒谬者，如下：

　　尹振环说：「孙武出身将门。其祖为将军，伐莒有功；其庶祖田穰苴更是大名顶顶的大将与著名军事理论家。」田穰苴何时变成了孙武的「庶祖」？孙武与田穰苴之间，司马迁未曾说过两人之间有任何血缘关系！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可言！同时，什么叫做「庶祖」？这是什么意思呢？岂不荒谬！

　　尹振环说：「《老子》成书于战国，也就是成书晚于《孙子兵法》一百多年。而《论语》成书于公元前420年左右，已成共识。可见孙武根本不可能去研究尚未问世的孔、老著述。更谈不上孔、老对《孙子兵法》的影响，那么孔、老有无可能受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呢？孔子是不屑于研究军旅之事的。〈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尹振环显然对孔子的事迹并不熟悉，更显然未能熟读《论语》、《左传》。孔子对卫灵公「说谎」，不过是因为不想教给卫灵公相关的知识，并非孔子不懂军事。事实上，孔子最后被从卫国召回鲁国终老，就是因为弟子冉求在帮季康子作战时展露了军事才能，引发了季康子的疑问，季康子这才从冉求口中知道原来孔子也是一个军事专家，于是才派人请回孔子！说孔子不屑于军事，那是对孔子事迹的无知所导致的偏见！

　　这些不过是尹振环在介绍他自己关于《老子》与《孙子兵法》的比较之前所做的论述，但却已经犯下了可笑的知识性错误。至于《老子》与《孙子兵法》的比较既未见新鲜之处，也未能如许抗生的比较来得合理。而从实际的情况而论，两书本无存在引用关系，加上成书时间极为接近，因此即便找到如何相似的「东西」，都无法证明什么！至于相关更详细的考证，请见本书〈孙子与老子〉，不赘。

　　最终，我们就来谈谈尹振环根据郭店竹简所「发明」的新证据，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完全的忽视这些，在郭店竹简的基础上，根据非全本的郭店竹简《老子》与全本的《老子》之间的差异所发挥、创造出来的任何「论述」，便可以轻松的终结尹振环等人的相关谬论。这种「证明、反驳」之所以可能，乃在于我们已经搜集到最完整、完备的「历代征引《老子》」的用例。既然郭店竹简根据科学鉴定可以确定是「战国中期」的产物，而尹振环认为这是《老子》早期的样貌而不是节选本，如此一来，只要我们将战国中期以前的征引记录与郭店竹简一一比对，甚至只要挑出其中明引的部份加以比对，只要这些引文有超出郭店竹简范围的明引实例，疑古者的说法便不攻自破，直白的说是「经不起事实检验」！

　　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理解一个关于郭店竹简《老子》的基本事实。郭店竹简《老子》分为甲、乙、丙三种版本，这些版本都有重迭的地方，并非是完全没有重迭的版本或者是同一个版本。于是我们得问这些疑古者，一个不是同一个版本的东西，如何可以混淆成好像郭店竹简就是一个「版本」一样？试问，既然甲乙丙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它们是根据什么而来的？如果它们不完全相同，又不是节选本，怎么证明它们「都是」最初或者是更早的版本样貌？这种问题，任谁都无法回答出来！

　　以下是郭店竹简甲乙丙各个版本所牵涉到的今本章节号码：

　　郭店甲本：2、5、9、15、16、19、25、30、32、37、40、44、46、55、56、57、63、64、66。

　　郭店乙本：13、20、41、45、48、52、54、59。

　　郭店丙本：17、18、31、35、64。

　　甲本、丙本重迭64章部分大段落，并且文字有差异。若说这是根据不同版本在不同时间点上的节选，是很合理的推论。从这种重迭处也能简单证明，郭店竹简本身只是节选本，而不是什么「毫无根据」的早期版本样貌。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

　　楚威王在位期间为前339年至前329年，在战国中期结束前。而铎椒作为他的老师，因为楚威王没时间去把各国历史看完，于是铎椒根据「成败」的标准，挑选了四十章，成为《铎氏微》以供楚威王阅读。而这种书籍，很明显就是节选本。若往后推，历代帝王要臣下整理前代古籍而成节选本以供其阅读的例子并不少，最有名的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要魏征编的《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做为各种古籍的节选本的大汇整，与楚威王时期的《铎氏微》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古代为了帝王而制作出各种书籍的节选本，这种做法实为常态。而制作节选本也不一定只是为了为帝王服务。不管如何，郭店竹简《老子》是节选本，在当时并未显得突兀！至于郭店竹简《老子》的编辑者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节选，我们已经不得而知。若说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那是毫无根据的说法。不仅孔子时，孔子处处受挫，仅有几名弟子当官名显天下，子思做官时也并不好过，子思的经历甚至成为战国学者嘲笑儒家的例子，到了孟子时，孟子又说当时的杨、墨的思想弥漫著整个天下，儒家的影响力不如两者。若以实际历史而论，楚国受墨家影响的「历史」显然比受儒家影响的历史来得清晰可见。《老子》诞生的时间，产生于儒家思想、墨家思想之前，要在这种情况下去揣度编辑者根据什么思想或标准来挑选文字，显然并不容易，也毫无必要！

　　以下，我们就将郭店竹简所有文字与征引文献做一比对。战国中期的结束在前293年，而郭店竹简的书写年代不晚于前300年，因此征引文献的实例就引到这部份前后。

　　老聃自我重复的部份，不计《文子》的「老子曰」，共有：41、73，73章不在郭店三种版本的范围内。

　　前514年秋季至前509年前或前497年，叔向明引老聃的话出自43、76，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前485年，伍员引用的部份出自12，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前479年四月己丑日前，孔子牵涉到的部份为25、48、58、63，其中58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前484年冬季前，子路牵涉到的部份为70，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前479年四月己丑日至前468年四月己亥日，言偃牵涉到的部份为38，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前473年前，范蠡牵涉到的部份为80，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前307年前，素问牵涉到的部份为1、2、64、77、80，1、77、80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鬼谷子牵涉到的部份为47，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约前369至前319年，尉缭子牵涉到的部份为11，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前369至前319年，魏惠王（或《战国策》作者）牵涉到的部分为81，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前339年至前329年，苏秦对楚威王所说的部分为64。

　　前311年至前301年，颜斶对齐宣王明引《老子》的部份为39，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齐宣王、齐愍王时，慎子明引《老子》的部份为22、39，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齐宣王、齐愍王时，田骈明引老聃的部份为14，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齐宣王、齐愍王时，尹文子明引《老子》的部份为57、62、74，其中62、74，不在郭店的范围内。

　　周太史儋之所以能名留青史，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预言了秦王朝将要兴盛，而秦王朝也在最终统一了天下。因此，秦政府的档案才能留到司马迁写《史记》时供其参考。相关事情，前面各章已经讨论得非常清楚，《史记》中记载周太史儋的事迹始终只有一件，分散在三处记载，其中一处放到了老子的传记中，笔者已经证实这是经过变造的文字。撇除这些不说，根据〈史记．周本纪〉则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在周烈王二年即前374年。远在前374年前的引文有一大堆不在郭店竹简的范围内，而在此之前，试问谁称王了？哪一个战国时代才称王的王是在前374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称王的？按照许抗生、何炳棣、尹振环的逻辑与推论，既然《老子》只能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诸侯称王之后，又只能成书于周太史儋之手，试问：周太史儋见秦献「公」的时候，究竟谁称「王」了？楚国早在春秋初期就已经称王的事实，疑古者们究竟清不清楚、知不知道、懂不懂、明不明白？

　　事实胜于雄辩！以上甚至直接忽略掉拒绝被楚威王延揽为宰相的庄子的所有引文，以及《文子》中老子的重复使用，以及「紧接著」尹文子之后的所有其他人的引文（读者若有兴趣，请自行研究。）。但即使如此，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在战国中期以前，其中尹文子、田骈、慎子与郭店竹简约莫同时或更早，颜斶以上引文都早于郭店竹简。而绝大多数的引文都不存在于郭店竹简之中，仅仅用这样的比对，尹振环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那种「节选本」对「足本」的「扩充」之说，丝毫经不起任何推敲与检验。

　　尹振环最荒谬处在于随意的就把周太史儋拉进来当《老子》的第二作者，说他大大丰富了老子的思想。我们实在不知道，究竟一个被记载在一个「合传」中的人，即便他也被称为「老子」，为什么就能成为《老子》的第二作者？当前有任何的史籍曾经提到过老聃以外的作者吗？没有！除了《列子》「引」了一次老子也引用过的《黄帝书》，其他所有东周明引的例子，不是直接说出自老聃，就说是出自老子，从来也没有说过其他的类似周太史、儋的例子。因此，如果学界继续用这种编故事的套路想要来考证、翻案，恐怕只能继续贻笑大方了！

　　当然，我们绝不会天真的以为，把以上这样明明白白的实证举出之后，尹振环所制造出来的谬说，便彻底结束。因此，以下我们便来探讨一下尹振环所自行研发出的新鲜说法，这部份的相关说法主要集中于该书第二章〈《老子》非成于一时，作于一人的自证〉，下分三节，分别是〈简本非节选本之十条证据〉、〈简本、帛书《老子》成书于不同时代的八点印记〉、〈思想理论发展的八条证据〉。以下我们就针对这三节所提各点，一一反驳，至于那些不讲常识、不符逻辑的陈腔烂调，就直接略过了！

　　〈简本非节选本之十条证据〉：

　　一、「没有进行节选的客观需要。」尹振环主要是反驳某些学者提出的：「东宫之师为了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以儒家的伦理为标准，对足本《老子》进行了节选和改编来教育楚太子。」这种说法当然是毫无根据的，儒家思想从孔子以来四处碰壁，鼎盛时期是在魏文侯礼遇子夏、段干木、李克、吴起之时，此后便开始走下坡。以至于孟子要感叹天下充斥著杨、墨的学说，而郭店竹简产生的时间，齐国因为桂陵、马陵之战大胜魏国而声威大振，其主因在于任用了孙膑当军师并采用了孙膑「富国强兵」的思想的缘故；同时，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的变法受到后代儒家如荀子的批评，但秦国因此变强却也是铁铮铮的事实；韩国任用申不害当宰相，根据目前可见史料，则申不害并非儒家；楚宣王、楚威王时期当权的是昭奚恤，昭奚恤不是儒家；楚威王的师傅是铎叔，铎叔用的节选标准是「成败」而非儒家思想；魏惠王几场战争大败下来，除了输掉了天下第一强的头衔，也开始积极物色懂军事的人才，尉缭子在此时加入魏国，〈尉缭子．天官〉：「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谋而守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而孟子这位当时儒家的第一把手也大力批评魏惠王，〈孟子．尽心下〉：「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问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还能成为任何一位太子师傅的中心思想？尹振环的证据只是引了孙武、子贡、吴起、商鞅、孙膑、苏秦「吃香」的例子，以及任用子思的鲁国最终亡国的反例，来推论儒家思想之不可能。尹振环的论据虽然未能切合其时间点，却显然不是错误的说法。因此他的结论是：「作为东宫之师岂能充耳不闻（以上这些人的事迹），他不用兵家、法家思想去改造儒家思想，已是难能可贵了，还有什么心思、什么必要用儒家思想去删节改造足本的《老子》来教育太子呢？这是非节选本之主要证据。」显然尹振环最终因为欠缺足够的逻辑素养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即使如他所举的例子，顶多也只能推出东宫之师用儒家思想去删节足本《老子》是不切实际、没有证据的说法，而无法推出「节选足本《老子》」因此是不可能的事情。须知，就算东宫之师不用儒家思想去节选，就算东宫之师不用「成败」的标准去节选，就算东宫之师不用任何中心思想去节选，他仍然可以只是为了弄一个更简单的版本来满足阅读时间不多的太子的阅读需求而制作出一个节选本。因此，尹振环的说法自然也是错误的！

　　二、「作为隐士的作品不可能很长。」尹振环的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可言。究竟要怎么证明隐士不能写长篇？遑论《老子》不过五千多字，相比于战国时代动辄数万至数十万字的篇幅，这也能叫做长？尹振环称：「并且从一个隐士的著作来看，两千多字的简本《老子》，难道不能算做当时的书，也是目前的最古传本吗？……由于竹简整理者及其认真负责，因而竹简的缀合相当成功。大多数章联结严丝合缝，符合古貌。……总的说章序符合思维逻辑，大多能看出层层展开的踪迹。这能不能说明楚简《老子》非节选本呢？」这究竟算什么证据？即便说是一种理由都让人莫名其妙？竹简整理小组怎么整理，究竟跟这个本子是不是节选本有何相关的地方？「符合古貌」是什么意思？是尽可能的保持竹简的原貌吗？竹简原貌自是竹简的原貌，究竟与它是不是节选本有何相关？这种毫不相关、毫无逻辑关系、万分牵强的东西也能拿来当证据？

　　三、「节选不可能改变整个结构布局。」尹振环的这种说法当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预设，他的说法是：「所谓的节选，是节而选之，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改变《老子》的整个结构布局。」这也能当证据？究竟是谁规定节选不能改变前后顺序的？难道韩非子节选一些出来注释也没有改变顺序？究竟为什么节选就不能改变顺序？究竟为什么这种没有证据、不可能证明的事情也能拿来当成一种证据？

　　四、「不可能先上篇选一点，再下篇选一点；又再上篇选一点，再下篇选一点……」。这居然又能成为证据？这跟第三点「证据」有何不同？

　　五、「不可能跳跃式地来回选。」尹振环这第五点究竟与第三点、第四点有何不同？难道尹振环自己都不知道这三点所谓的证据已经在第三点就表达结束了吗？然而，尹振环这三点说法最荒诞的地方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一个他自己早已经知道的事实：八十一章是后人所分。这有什么问题吗？首先，原本既然没有分章，所谓的「跳跃」根据的是实际的字数而不是章节；其次，现今八十一章的每一章的字数不一，有些章节的字数大于其他数章章节字数的总和。此外，《老子》目前可见已有四种分章法，六十八、七十二、七十七、八十一。章数越少，每一章的字数就越多，就可能越平均。如此一来，在八十一章看来像是跳了很多章的，在六十八、七十二章看来可能只跳了一、二章甚至没跳。在没有分章的版本里，则根本没有所谓的跳跃，有的就只是照本宣科的挑出自己想要的片段这样的简单过程。因此，尹振环在这里不看实际的字数，却执著于后人所分的八十一章的章节距离，未免显得不切实际了！在这种情况下，疑古者如果还想继续靠著这种东西来说事的话，建议先把字数算清楚再来说吧！

　　六、「用类似节选的〈韩非子．解老〉、〈喻老〉作比较」。尹振环说：「比如〈解老〉所解《老子》各章的顺序是：38、58、59、60、46（上篇）1、14、1（下篇）、50、67、53、54（下篇），共12个章节。这里可能看出，是以解德篇为主。它一点也不像简本这样大跳跃、大反复的『节选』，至于为什么〈解老〉为什么也出现个别跳跃、反复，当是思路使然。」所以任何要节选的人，还得先计算一下各章的「距离」，注意不能太大，不能上面选完选下面，一定要按照严格的「程序」才能来「节选」？试问这种违背常识、违背一般人做法的事情，也能拿来当成一种证据？而《韩非子》明明也跳跃、反复，于是为了把韩非子的做法也拿来当成证据，韩非子的跳跃、反复就是有意义的，楚简的跳跃、反复就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证据」，要找多少能不找到多少吗？看到这样的东西都能拿来当证据，难道我们不该感慨万千吗？

　　七、「违背节选的简单原则」。尹振环说：「节选，自然应该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地节选，为什么那些浅显、通俗、基本的东西不见节选呢？」试问谁来定义「浅显、通俗、基本」？试问这是谁订出的规则？试问谁应该在节选时遵守？试问谁曾经如此遵守？魏征的《群书治要》也是这么干的吗？岂不荒谬可笑！

　　八、「不会有这样改写的节选。」尹振环说：「为了儒道思想合流，进行某些改写，比如『绝仁弃义』改写为『绝伪弃虑』，将『守静』改写为『守中』，这大致还可以说得通。但是将『绝圣弃智』改写为『绝智弃辩』，这『智』与『辩』，也是针对儒家等智辩之士的，为什么不见改动？『教不教』按说与『有教无类』还有些相似，怎么会改成『学不学』呢？……再说既然是节选又进行改写，本身就有违常规。」这究竟算什么证据？缺乏文字、训诂、校勘学的任何懂中文的人，如果不能就著两个版本的各个差异写出个十几万字类似这样的文章，都不能算是懂中文的人！「教、学」古字相近，尹振环没有这点知识，能不闹笑话吗？按照尹振环这种说法，文字、训诂、校勘、版本差异等知识，全部都可以丢了，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改写」就能「解释过去」！以下仅举一例与本书相关的「教、学」讹误例，以长疑古者见识：

〈墨子．非儒下〉：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晏子春秋．外篇下．一〉：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传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不问其道，仲尼乃行。

〈孔丛子．诘墨〉：

　　墨子曰：「孔子之齐，见景公。公悦之，封之以尼溪。晏子曰：『不可。夫儒倨法而自顺，立命而怠事，崇丧遂哀，盛用繁礼。其道不可以治国，其学不可以导家。』公曰：『善。』」

　　九、「不可能有文字迥异的节选。」尹振环说：「仔细比较300句的简本《老子》，竟有六十余句不同于帛书、今本《老子》，约占20%。这不可能是节选的结果。」这真的不可能是节选的结果，因为这是版本流传必然发生的文字变异的结果！一个写过被「院士」称赞的《帛书老子释析》的作者，显然欠缺版本差异的基本知识，为此个人实在纳闷何以这样的著作竟会是「最高水平」的著作。不谈简本、帛本与今本的差异，仅就唐朝诸版本之间的差异，就远远超过20%，这种只要具备版本学、校勘学的基本知识，就不可能出现的论述，不幸的，我们竟在「最高水平」的著作上看到了。

　　十、「连片的章『落选』，违背节选情理。」究竟是谁规定了连续的章节不能被全部删除的呢？究竟是谁？为什么大家要遵守这样的规则？请告诉大家究竟是谁？简直莫名其妙！节选本来就是节选，究竟有什么不能被「节」掉的呢？

　　看完这所谓的十条「证据」，相信大多数读者对于尹振环的其他「证据」的「水平」已经有底了！或许胡适地下有知，应该庆幸自己当年应付的是梁启超、冯友兰吧！

　　关于尹振环〈简本、帛书《老子》成书于不同时代的八点印记〉：

　　一、「帛书中反战文词的增多、增重与『兵者，不祥之器』的论断，为战国时代的标记。」尹振环这种说法无非是想告诉读者，在战国以前，尤其是春秋时代那个把数百个国家兼并成十几个国家的时代，「兵者」不是「不祥之器」，而春秋时代华元所策划的弭兵会盟也不是反战的成果。至于尹振环、何炳棣所赖以为重点的孙武在《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费日千金。外内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用间〉）、「夫战胜攻取，不修其政者，凶！命之曰弗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备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兴军，将不可以愠用战；合乎利而用，不合而止。怒可复喜也，愠可复悦也；亡国不可复存也，死者不可复生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之道也。」（〈火攻〉）这些都毫无丝毫反战的成份，反而是「天下有道，却走马以播；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这样的「客观描述」居然成了尹振环口中「反战文词」「增多、增重」的标志。至于古籍中常见的注文掺入正文现象或后人妄加字句的现象，也被尹振环拿来当成各种版本中反战文词「增多、增重」的「标志」。以至于简本被删节的文字，「师之所处，荆棘生焉。」被这样看待、今本「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也被这样看待。如此，究竟还需要校勘学做什么？关于这种现象之普遍可参见《孙子兵法论正》下编或本书《道德经论正》下编，不赘！

　　二、「帛书否定仁、义，乃战国标记。」初看这一标题，我们就心生一个疑问，那么试问何时肯定「仁、义」？试问哪一个时代单独的肯定或否定仁义？至于那种把节选本简本没有而足本有的东西说成足本增加、补充的说法，已经不需要再多引用。这里，尹振环提出：「简本之『绝智弃辩』、『绝伪弃虑』，到帛、今本成了『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矛头直指圣智仁义。」因此按照这种说法，古籍各版本的异文都将不存在那种非刻意的错误、不存在形音相近而发生的手误，只存在一种叫做有意义的改动，甚至是补充。至于为什么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战国标记，尹振环居然不提！岂不荒谬！

　　三、「尚贤与不尚贤也是时代印记」。从第一个提出这个「说法」的疑古者开始，若说正方曾经有力的给予反驳，相信这种荒谬说法不致于过了快一个世纪还依然存在。如果说一个世纪以前的学者们充满偏见、书读不多，那么一个世纪以后的学者又是怎么回事？「尚贤」必须墨子才能提出？这种没有常识的说法，居然能延续达近一个世纪之久，能不令人唏嘘感叹吗？

　　四、「善建、善保原则的时代标记」，我们看到这一个标题，首先就要产生一个疑问，所以「战国」以前的国家都不以及不需要「善建、善保」？更妙的是，尹振环说：「这说明老聃著重倡导『德』的真实、实用、可行，不唱高调，不搞形式主义，不玩花架子。可见，这一点也能映证简本的时代。值得在说几句的是，简本、帛本这一章完全相符，因为战国时代，对于侯王与其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更是国之不拔、不脱、不亡的问题。」所以，试问这是「简本、帛书《老子》成书于不同时代的八点印记」中的其中「一点」？尹振环既然说「简本、帛本这一章完全相符」，又把这当成一个「时代标记」，更妙的是又主张简本与帛本的时代不同，试问，这不是自相矛盾什么是自相矛盾？

　　且按照他的说法，所以春秋时代的国家，从数百国被兼并成十几国，居然「不亡」的问题比战国时代还不首要？显然，尹振环不知道春秋末年在各国菁英份子中讨论最热门的就是谁先亡国、哪个势力最先被灭的问题？在此，也不多说，仅引数则做代表：

〈左传．昭公四年（前538年）〉：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浑罕曰：「国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无礼。郑先卫亡，偪而无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八〉：　　景公问晏子：「莒与鲁孰先亡？」　　对曰：「以臣观之也，莒之细人，变而不化，贪而好假，高勇而贱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养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则政之大体失矣。故以臣观之也，莒其先亡。」　　公曰：「鲁何如？」　　对曰：「鲁之君臣，犹好为义，下之妥妥也，奄然寡闻，是以上能养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体存矣。故鲁犹可长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邹滕雉奔而出其地，犹称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强久矣，彼周者，殷之树国也，鲁近齐而亲殷，以变小国，而不服于邻，以远望鲁，灭国之道也。齐其有鲁与莒乎？」〈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九〉：　　景公问晏子曰：「当今之时，诸侯孰危？」晏子对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对曰：「地侵于齐，货竭于晋，是以亡也。」〈吕氏春秋．先识〉：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故。

〈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年）　　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为之请于晋而复之。〈淮南子．道应〉：　　昔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将军，其孰先亡乎？」对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对曰：「其为政也，以苛为察，以切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计多为功。譬之犹廓革者也，廓之，大则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闷闷，其民纯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吴问〉：　　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　　「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　　「孰为之次？」「韩、巍（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战国时代的相关论述数量远逊于此，不再赘引！

　　五、「『将欲取天下』文句乃战国标记」。我们初次见到这个标题必然要问，殷朝末期，周朝没有取天下的问题？尹振环说：「这种不同于春秋时代的『将欲取天下』问题被慎重地、重复地提了出来。因为日趋激烈频繁的兼并战争，使思想家超前地看出天下一统的问题，但它是不能勉强的、人为的。它标明帛书《老子》不是成书于战国后期，而是成书于战国中期。而简本岂不是只能说明它自身的春秋特征的吗？」所以战国后期这种接近天下统一的时间点反而大家看不出来，必须是战国中期这种天下一统还不明显的时间点，才能让「思想家」「超前」的「看出」？尹振环这种说法自然无疑是意识到如果他主张这是战国后期才能有的，也就跟他主张周太史儋的说法相违背，于是话要怎么说都可以！「王」就一定要战国时代的诸侯称王了才能提！「天下一统」却反而要战国中期才能提！像这样要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东西，拿来当成一种证据，居然也还能受到许多学者的承认，实在让人大开眼界！至于「天下一统」不能「勉强、人为」的说法，也依然让人大开眼界！这无非是想告诉读者：东周最后之所以统一了，其实是各个诸侯国自愿缴械投降秦国，因此不是勉强、也没有人为，自然而然就统一了！

　　六、「『万乘之主』的时代标记」。尹振环说：「春秋时代无万乘之国，大国如齐、晋、楚、秦、吴、越等大国，兵车至多不过五千，一般在三千辆左右，而鲁、宋、卫、郑，可谓『千乘之国』，简本无『万乘』之国的话，不是偶然的，而帛书的『万乘之主』的话，正反映它的战国时代印记。」试问，根据史料记载，是怎么推出战国时代一个国家有万乘的？究竟又是哪些国家有万乘？韩国、赵国、魏国这三个原本是从晋国分出来的三个国家之一？而尹振环提出「鲁、宋、卫、郑，可谓『千乘之国』」却没意识到要怎么在「称谓」上区分这些中小国与大国如晋、楚的问题！这个荒谬的问题，从第一个疑古者提出以来，即便有正方已经反驳，却显然未能让人信服。以致于一直延续了一个世纪，还是被当成宝一样的拿出来用。而钱穆说只有到了战国才能说「万乘之主」、许抗生说只有战国时代的人才能说「万乘之王」，我们想问的是，春秋时代的人要怎么开口说话？不能说万乘之主、不能说万乘之王，能说万乘之君吗？很不幸的，如果依照疑古者的论证逻辑：

〈孟子．公孙丑上〉：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

　　那么既然孟子已经说了「万乘之君」了，显然「万乘之君」也绝不能让春秋时代的人说。所以显然，结合钱穆、许抗生、尹振环等疑古者的逻辑，那么春秋时代的人不能说「之主、之王、之君」，因此如果想要表达这些概念，只好把嘴闭上！所以「万乘」这个词，尽管战国时代从来没有资料可以统计究竟哪个国家有万乘的规模，便自然的就都有了万乘的规模，就自然的成为了战国时代的标记。至于周王这个本来拥有整个天下兵车的共主，这个老聃的老板，以及那个四个县就有四千辆兵车规模的楚国的楚王，那个老聃故乡的统治者，都已经被遗忘到脑后了！至于其他关于「万乘、千乘」的考证，请见本书相关章节，不赘！

　　七、「『三十辐共一毂』的车，也是时代标记。」尹振环说：「郭宝钧、余明光先生根据兵车出土实物考证，证明西周、东周之际没有『三十辐共一毂』的车子，到战国时才出现了这种车子，到了战国中后期，三十辐的车子才成为定制（以上两点，见余明光先生《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简本无『三十辐共一毂』的文句，帛书有，正好证明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时代。」这种说法不免让人想起当初《阴阳十一脉灸经》刚出土时，一些学者主张可见当时的医学还停留在「十一脉」的阶段，十二脉是晚出的，于是下拉了中国医学的发展起点（一如疑古者下拉所有先秦思想的发展起点一样）。这种说法就好像是我们今天挖出了银雀山汉墓的《孙子兵法》，然后便说可见汉时人的兵法还停留在《孙子兵法》的阶段，或者得出可见《孙子兵法》是汉朝人的作品这样的结论！所谓「三十辐共一毂」的考证也是如此，没挖到的就说不存在！试问，古代世界的东西，我们还能挖出多少？这与疑古者用「弩」企图下拉《孙子兵法》年代的路数一模一样，表面上似乎终于靠实物来讲话了，以致于终于似乎与科学沾上点边了！实则基本的逻辑已经错误，如何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至于针对余明光的反驳，请见相关章节，不赘！尹振环此书出版于2005年，此时，被挖掘出的春秋墓葬已经有许多了，其中与老子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虢国墓与赵简子墓，而尹振环竟然未能吸收这些出土实物的资讯，反而利用1989年出版的《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中余明光充满逻辑谬误的简单推论，以企图佐证自己同样充满逻辑谬误的论点！仅仅就学术界自己的标准，恐怕这样的著作离所谓的「最高水平」，还有一段非常长远的距离吧！

　　八、「不直倡愚民与直倡愚民的时代印证」。这里尹振环似乎完全遗忘了何炳棣提出的孙子、老子、孔子愚民思想的资料，同时他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明愚民思想必须到战国才能出现的任何证据与理由，于是这也变成了一条证据！

　　至于所谓的〈思想理论发展的八条证据〉，仅列其条目如下：「『德论』、『道论』的发展与深化也是时代标记」、「对防止『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重大补充」、「本体论认识的深化」、「重农思想的重大补充」、「『见知之道』方面的发展与深化」、「『无名』思想的发展、丰富、升华」、「权术多寡的时代标记」、「『稀言自然』的思想并非源自简本」，以上这些已经毫无任何反驳的价值可言。这种思想上的所谓证据，如果可以成立，本书〈老子与先秦诸子〉一章所举诸例，已可成为定论，实在无需多说废话！

　　因此，根据以上的所谓证据，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郭店竹简《老子》的出现并没有「自然」的消灭了关于《老子》其书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争论！

　　所幸，一切都已在此画下了句点！关于《老子》为春秋末年老聃所著一事，至此已然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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