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瑪：這的確是我編輯上的失誤

布魯瑪認爲，Jian Ghomeshi雖然沒有入獄，因爲在法庭上找到性虐待的證據是很困難的。但是，他已經成了社交媒體上一個被飽受批評的人物，這是他應得的。布魯瑪表示，他當時其實知道他刊登Jian Ghomeshi的文章是一件很有挑釁性的行爲。他也很期待來自各方的批評。只不過，大家的異常兇猛的憤怒反應讓布魯瑪出乎意料。布魯瑪被網友指責幫一個強姦犯“洗白”，許多網友要求布魯瑪引咎辭職，出版社也威脅他要暫停跟《紐約書評》的合作。美國網友們將他好久以前寫的文章挖出來，逐字逐句去尋找布魯瑪是一個厭女症者的證據。

在Slate的電話採訪中，布魯瑪評論Jian Ghomeshi：“他行爲的性質——不管裏面女方有多少同意的成分——我都不知道，我也不關心。”對於這句引發衆怒的言論，布魯瑪表示，他其實想說的是，他關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是，網友們理解成了他不關心受害女性。這次採訪引發了更加強烈的抗議，布魯瑪不得不因此卸任主編職位。

布魯瑪檢討道，Jian Ghomeshi的行爲的確應該被批評，他本應該堅持批評Jian Ghomeshi的立場，因爲Jian Ghomeshi在他文章的表述中省略了許多重要的事實，這是他編輯上的失誤。布魯瑪承認，當時本應該讓大家知道《紐約書評》對此事的立場，不然會被誤解成《紐約書評》要替Jian Ghomeshi背書，而無視那些被他傷害的女性。

“一個編輯不應該害怕發表一些有爭議性的東西，我們的工作是爲了讓讀者去思考”

儘管如此，布魯瑪依然認爲Jian Ghomeshi的《對#標籤的反思》非常值得討論。許多布魯瑪的批評者並沒有仔細看Jian Ghomeshi所寫的內容，而只是攻擊Jian Ghomeshi，也攻擊《紐約書評》這個著名的自由派媒體居然在替Jian Ghomeshi辯解。布魯瑪認爲，“MeToo”只是一個社會運動，而這篇文章的意義是超越這個運動的，這也是他發表的原因。

當時，《紐約書評》裏有一些同事也反對刊發這篇文章，布魯瑪當時是這樣說服他們的，“在我看來，一個編輯不應該害怕發表一些有爭議性的東西，我們的工作是爲了讓讀者去思考。”布魯瑪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一些令人不舒服的觀點能刺激人們去思考一些我們不熟悉或者不正統的觀念，這對社會是大有裨益的。

事實上，《紐約書評》從來沒有追隨過什麼社會運動，以前也刊登過一些曾爆出醜聞、甚至做過違法行爲的作家的文章。但是，當時也沒有主編被讀者要求引咎辭職。布魯瑪認爲，我們不應該從一個作者的道德品質來判斷他們作品的好壞，也不應該因其道德敗壞就全盤否定一個人。

許多抗議者要求布魯瑪道歉，但布魯瑪並不贊同因此道歉，因爲在傳統上，道歉的前提是，道歉者曾做了一些違背道德的事，或冒犯到了別人。而如今道歉已經氾濫了，這是因爲現在的人們將他們不同意的觀點視爲一種冒犯。布魯瑪認爲，一個自由派媒體不應該認爲發表不同的觀點是一種冒犯。

伊恩·布魯瑪

而且，現在道歉也很難扭轉人們對道歉者的厭惡。在西方傳統裏，道歉扮演的角色並不太重要，而法律制裁的角色很重要。若是在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國家裏，道歉也許會比較重要。道歉不是懲罰，主要是爲了表明道歉者的內心的想法已經轉變了。在今天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大家開始注重你內心的想法。在討論種族問題的時候也一樣。語言學家John McWhorter指出，他爲《大西洋月刊》寫作的時候，討論非裔美國人時必須用一種準宗教的語調來寫——因爲白人有着原罪，我們得不停地在省察着“白人特權”。我們要做自己的思想警察，小心翼翼地審查自己的觀點是否有不妥的地方，這就像信徒不準瀆神一樣。

布魯瑪：道德上的正確比任何方面都重要，這扼殺了言論自由

布魯瑪當然不否認反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其他形式的歧視重要性。但是，他批判這種想要改變人們的觀念的做法，在他看來這就跟清教徒一樣。在智識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道德上的正確比其他的任何方面都重要，這其實扼殺了言論自由。這個問題絕不是限制“政治正確”的範圍就可以解決的。

布魯瑪提道，十幾年前，索馬里裔荷蘭社會活動家阿亞安·希爾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對伊斯蘭教的批評曾引起過極大的爭議：她認爲西方應該對伊斯蘭教宣戰，因爲恐怖主義是伊斯蘭教的核心。她還爲此寫了一部短片的劇本，這部短片的導演也因此被極端分子謀殺了。這些都在布魯瑪的書《在阿姆斯特丹的謀殺案》（Murder in Amsterdam）裏有詳盡的討論。支持阿亞安·希爾西·阿里的人認爲，言論自由應該包括冒犯他人的權利，他們把阿亞安·希爾西·阿里比作冒犯天主教廷的伏爾泰。

儘管布魯瑪很同情阿亞安·希爾西·阿里，但他對阿亞安·希爾西·阿里的主張（對伊斯蘭教宣戰）有相當大的保留意見。但是，布魯瑪也因爲那本書受到廣泛批評。這個時代是一個極端撕裂的時代，布魯瑪要麼是阿亞安·希爾西·阿里的朋友，要麼是言論自由的敵人。布魯瑪認爲，我們恰恰因爲這種撕裂忽視了最重要的地方。首先，伏爾泰挑戰的是法國最強大的機構，而穆斯林在西方是一個很脆弱的羣體。其次，言論自由也可能會被用來冒犯弱小，而這是不對的。

布魯瑪辯解道，許多批評他的人並沒有區分冒犯和侮辱。冒犯是源於一個誠實的觀點，而侮辱是帶有敵意的主觀攻擊。冒犯是被動接受的，而侮辱是主動出擊的。在文明世界裏，我們沒有理由容忍侮辱。但是，冒犯總不可避免，有很多作家和批評家在給《紐約書評》寫作的時候，也經常帶有冒犯性。

另外，布魯瑪也承認，言論自由不該是絕對的自由。這要取決於說話者，說的內容，還有聽衆。少數族裔能夠拿自己的身份自嘲開玩笑，但是其他人就不行。小說家和導演能在作品裏公開揭露人性深處最黑暗的部分，但是外交官和校長就不能。人們對脫口秀演員的政治觀點也會比政客的政治觀點更加寬容。

布魯瑪批評道，如今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推特上肆無忌憚，而脫口秀演員則被嚴苛的規範所限制。大家對雜誌主編的要求已經跟脫口秀演員差不多了。社交媒體也使得智識生活變得複雜。《紐約書評》有一個很出名的讀者來信欄目，編輯要篩選一些有意思的觀點，和大家一起辯論。但是在社交媒體上，大家都從個人角度出發發泄情緒，因爲怕引起衆怒，一些有意思的辯論提前被扼殺了。

在發表Jian Ghomeshi的文章這件事上，布魯瑪承認自己對這個時代的精神沒有深刻的認識，從而觸犯了大家敏感的神經，他承認他應該在編輯時更加小心。但是，他認爲網民如此強烈的反應已經損害了言論自由。“做編輯就應該承擔風險。譴責，而不是辯論，只會導致可怕的一致性。太害怕於反抗時代的主流精神，會讓公共話語場變得單調乏味。的確，時代精神變了，現在我們讓我們不喜歡的人閉嘴，以後那些想讓我們閉嘴的人就更容易成功了。”

（資料來源：伊恩·布魯瑪在《金融時報》上的文章“Editing in an age of outrage”，網址：https://www.ft.com/content/7d47be7e-4efb-11e9-b401-8d9ef1626294）

作者 徐悅東

編輯 張進 校對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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