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人种又称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是对尼格罗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的统称。 [1] 在十九世纪，澳大利亚原住民曾一度被分类为黑种人。但是由于体质特征差异明显，至二十世纪初期就已经被单独划出。但有时仍然统称为赤道人种。赤道人种包括很多不同的种族集团，不同分支的体貌特征有较大区别。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皮肤呈棕色或棕黑色，头发卷曲，脸型偏窄，嘴唇厚。赤道人种一般鼻翼较宽，但鼻梁未必低，有些族群甚至鼻梁很高，如巴布亚人。身材高矮不等，既有矮小的俾格米人，也有高大的尼罗特人。体毛多少亦不一定，澳大利亚人种多毛发浓密，尼格罗人种体毛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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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人头骨化石的CT扫描与脑形态特征

此次对柳江人头骨进行的CT扫描和三维重建，为研究人类大脑演化及柳江人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提供了新的信息。通过与北京周口店及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古人类化石以及现代人颅内模的比较，显示柳江人脑多数特征与现代人相似，如长而宽的脑型，额叶宽阔饱满，脑较高，顶叶加长；少数特征与现代人不同而似早期人类，如枕叶后突程度较现代人显著、小脑半球较现代人收缩。虚拟颅内模测量获得柳江人的颅容量为1567毫升，位于晚期智人的变异范围而远大于现代人的平均值。基于这些发现，研究者认为更新世晚期人类脑的发育程度具有某些原始特征。

以柳江人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柳江人通天岩遗址所代表的晚期智人，距今7万年至13万年之间或更早，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经鉴定，认为柳江人地质断代距今约7万年乃至更早，柳江人是一个南方人种的典型代表，是距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晚期智人）化石，与北京的山顶洞人一样，是晚期智人的代表，专家判断其体质特征，柳江人比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进步，但比山顶洞人和资阳人原始，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而现代人类的历史就是从晚期智人开始的，在晚期智人的带领下，人类才步入石器时代。

分布于我国南方的古代古人种居民比北方的同类更富有类似赤道人种的一些性质,这也是从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我国南部原始居民中表现出来的一般体质现象。对柳江人的种属地位,雅基莫夫(B.fl.HMoB)指出柳江人头骨的一系列测量值决定它处在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之间的过渡地位。切博克萨罗夫(H.H.qe Kca peB)认为柳江人同蒙古人古种的古代和现代南方地区类型特别接近。斯图尔特(D.T.s tow art)也认为柳江人头骨在低的颅弯顶,眉晴,鼻和颚的形态上表现出「澳大利亚人种」的特征。柳江人鼻根指数较低,接近于蒙古人种的下限,属于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的范围之内。同时,垂直颅面指数亦较低。

在解释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头骨在形态发展的差异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两者的形态差异正好可能说明,华南和华北的晚期智人在各自形成蒙古人种的体质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著相当明显的异形(Polymo rphi sm)现象。

时代比较早的是从浙江余姚河姆渡第三文化层中采集的两具完整头骨。从河姆渡头骨的前囱位置,头骨额部发达和大的颅高表明它们是比旧石器晚期的柳江人和山顶洞人更进步的现代人类型。在发达的颧骨,更扁平的上面部,上面高增大和更高的颅高等方面,又显示出它们在蒙古人种性状的发展上比柳江人更明显。

头骨的形态和测量所示,河姆渡头骨一方面存在一系列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一方面又有一些接近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特别是在颅型上,它们和我国南方的昙石山、河宕和颤皮岩等新石器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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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

（1）白莲洞遗址。位于柳州市郊东南12公里的白面山南麓。1973~1982年进行了多次发掘。文化遗存丰富，出土大量石器、骨角器和陶器，其中石制品最多。石制品原料有两类：一是本地所产的硅质岩、碳酸岩、硅质岩、红色砂岩等；一是流水作用远处携带而来的，有变质岩、石英砂岩、石英岩和火成岩等。石器中以打制石器为主，以其石料、制作方法和工具用途分为两大类：一是用黑色燧石制作的小型器，以石片石器为主，且又经过二次加工的较为精致的器物；另一类是用砾石制作的大型工具，多施以反向锤击法。器形有有敲砸器、砍砸器、刮削器等。磨制石器较少，种类也不多，主要有切割器、锛、穿孔重石、穿孔小砾石等。陶片均为残片，器形不明。系夹砂红陶，胎色不纯，外表呈灰褐色，胎呈深灰色或浅黑褐色，内夹石英砂，质地较粗糙，厚薄不均 。纹饰主要是粗绳纹。根据文化层位和堆积分为三期：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跨度距今37000至7000年左右〔1〕。

　　（2）鲤鱼嘴遗址。位于柳州市南15公里的龙潭山南岩厦处。据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测得的年代数据，遗址距今约20000年到5000多年。为一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中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文化堆积物为含螺壳的土状堆积物。第一期文化，以打制石器为主，种类主要有砍砸器和刮削器，此外还出土相当数量的燧石小石器。磨光石器极少，仅1件刃部磨光的石斧。陶片的数量也不多，主要是夹砂绳纹陶，质地粗劣，纹饰单纯。有少量骨器存在。哺乳动物种类除犀牛外，大多是现生种。第二期文化，打制石器仍占一定比例，但磨制石器有所增加，而且磨制技术也较以前进步。陶器除有一定数量的夹砂陶外，已有较多火候较高的泥质陶，纹饰除绳纹外，还有少量划纹、弦纹。此时，还使用蚌质工具。伴生哺乳动物全为现生种〔2〕

2.台地遗址

　　（1）兰家村遗址

　　该遗址位于柳州市区东约5公里的柳江西岸台地上。高出水面约20米，海拔高度91米。距柳东公社兰家村150米。遗址中部高，逐渐向东西倾斜。面积约50平方米。1979年试掘，分三层。第一层:耕土层，灰褐色沙质土，厚约20厘米。包含有石器、近现代瓷片、铁器。第二层：文化层，为红褐色亚粘土，土质较硬，厚20~40厘米。包含砍砸器、磨光石斧、石锛、刮削器、夹砂绳纹陶片。陶片分布于地层中的密度最大，尤其是上半部出土的石器、陶片最多。第三层：生土层，为黄色亚粘土。

　　出土遗物丰富，其中石器146件，其中磨制石器及半成品有105件，占72%，种类有石锛、石斧、石凿、双肩石斧、穿孔石器、砺石，以石锛为大宗，3件双肩石斧均为斜肩弧刃；打制石器41件，占28%，种类有砾石类的砍砸器、盘状器、石锤、刮削器和石片类的刮削器。陶片分布密集，共发现943件，均为夹砂粗软陶，羼和较粗的石英砂砾，手制，质地粗疏，但比响水遗址的略好，胎厚薄不均，最厚的16厘米，最薄的为03厘米。火候低，陶色有红、灰、黑、三种，纹饰多为拍印的粗绳纹，少数素面、细绳纹、篮纹、划纹〔3〕。

　　（2）鹿谷岭遗址

　　位于市区西约7公里的榔江南岸。遗址高出河水面约17米，东距新村200米，南为连绵的小丘陵土岭，东西两端各有一条小冲沟。两侧附近为平坦的小土坡。遗物散布范围东西约90、南北约65米。中部较高向南北倾斜。试掘时在中部开1×5米探沟一条，地层堆积与兰家村基本相同。第一层，耕土层，灰褐色沙质土，厚约20厘米，包含物有石器、近现代陶瓷片。第二层，文化层，黄褐色亚沙土，土质较软，厚10~30厘米，包含物有砍砸器和磨光石斧以及夹砂粗陶片。第三层，生土层，黄色亚粘土。

　　石器 共29件。文化层出土2件。器形与兰家村大体相似。有砍砸器、磨光石斧、石锛、刮削器、砺石。只是打制的砍砸器数量比兰家村少。

　　陶片 472片，全为文化层出土。陶片的纹饰有绳纹、篮纹，质地与兰家村基本一致，也为夹砂粗陶。火候低，质地粗劣，从少量口沿残片可辨出有敞口器，在一件口沿上部还有压印有锯齿纹。陶片厚薄不均，最厚的一片为24厘米〔4〕。

　　（3）响水遗址

　　位于柳州市区南约7公里的柳江与都乐河汇合的北岸台地上。高出河水面约15米。遗物散布范围东西约30、南北70米。遗址部分已被破坏。试掘时在中部保存较好的地方开1×4米探沟一条，地层堆积分为：第一层，耕土层，灰色沙质土，厚约20厘米。包含有石器、近现代陶瓷片。第二层：文化层，厚40~80厘米。上部为灰褐色亚沙土，厚25厘米左右。土质较软，下部为红褐色亚粘土，较上部硬。厚约55厘米。上、下两部分的包含物都比较少，除有少量的石器、石片和夹砂陶片外，比较纯净。因两部分包含遗物基本相同，归为一个文化层。第三层：生土层，红色亚粘土。

　　石器 37件。其中采集品35件，文化层出土2件。石器的类型与兰家村遗址的基本相似。打制石器较多，占总数的75%左右，石质绝大部分系粗、细砂岩，少数为硅质岩、燧石〔5〕。

　　（4）鹿谷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地属西鹅公社和平大队的鹿谷岭，位于新圩火车站东约1公里处，柳江河南岸，背靠连绵不断的大土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东西两头各有一条冲沟，遗物分布范围东西长约50、南北宽约20米，主要集中在唯一的一个坟墓附近。石器半成品较多，有不少没有采集，采集到的石器计有砍砸器1件、打击石片2件、石锛4件、石斧2件、砺石2件、石器半成品5件，共16件。没有发现文化层 。另遗址内有不少宋代瓷片〔6〕。

　　（5）曾家村石器采集点

　　在市区西约9公里的柳江南岸。西距西鹅公社曾家村约400米，附近为平坦的小土岭，西端有一条小冲沟。高出河水面约15米，石器散布面积东西约60米，南北约25米。采集的石器计有砍砸器、石斧、石锛、网坠、砺石等〔6〕。

　　（6）九头山遗址

　　位于柳州市羊角山乡九头山村以南100米。1979、1982年调查，在坡地上共发现陶片58件，石斧1件。陶片残损严重，为夹砂粗陶〔8〕。

　　（7）独凳村遗址

　　位于柳州市郊柳东乡凳独村北13米处。1979年试掘，1980年再次调查，面积为30平方米左右，共发现砍砸器5件，石斧1件，石锛2件，石核2件〔9〕。

　　（8）庙公山遗址

　　位于柳州市柳江县进德乡木罗寨以北100米处，1981年发现。该处山高15米，山脚有一溶洞南北贯通，山下溶洞为古人类理想居所。洞内有贝丘遗存，厚05~08米，长度超过1米。在胶结的贝壳堆积中发现烧过的兽骨，洞内发现砍砸器 1件〔10〕。

　　（9）酒壶山遗址

　　位于柳州市柳江县百朋镇矮山村前200米的酒壶山。文化堆积集中于矮山脚下朝南洞内，山洞呈半椭圆形，高1、宽45、深10米，文化层长宽约2米，厚08米，堆积层中有大量的螺蛳壳和兽骨，上层为胶结坚硬的灰色螺壳堆积，部分文化层被洞壁坍塌的石片覆盖〔1〕。

　　（10）苟冲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白露公社苟冲村北约400米处，柳江河东岸一南北向的斜坡岭上。除在东北不远处有一块长约400、宽约200米的小块较平坦地带外，东、南、北面都是较高的土山。新石器时代。遗物零星分布在长约120、宽约30米的范围。采集到砍砸器2件、石片1件、石器半成品3件，有一件砺石没有采集。没有发现文化层〔12〕。

　　（11）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柳东公社新村西北约300米处，在柳江河东岸台地上，东、南、北约1公里范围内是较平缓的坡地，一公里以外则是比较高的土岭。遗物分布范围长约50、宽约20米。新石器时代。采集到砍砸器2件、石锛1件、石斧1件、砺石1件、半成品2件。没有发现文化层。遗址内还发现3件汉代方格纹陶片〔13〕。

　　（12）独静村新石器时代村遗址

　　位于柳东公社独静村南约100米的柳江河岸台地上，南面有一小冲沟，西面是开阔地带，东北去约二公里即是兰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石器散布在一块有缓坡种红薯的畲地上，范围长约50、宽20米，采集了石网坠4件、石犁1件、石铲1件。石网坠的制作简单，利用天然扁平的椭圆河砾石，在短径两侧打击出凹处即成。石黎略呈三角形，器身向尖部逐渐磨薄，与过去在扶绥中东发现者相似。石铲仅一部分刃部，板页质。没有发现文化层〔14〕。

　　（13）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羊角山公社的叶岭，遗址东临柳江河，北面约2公里为柳江转弯处，中间是土岭和台地，西北一至二公里的地方是石灰岩山，山前山间仍是土岭地带，主要种植旱地作物。在岭的南头长宽约40~50米范围内有零星遗物散布。新石器时代。采集到尖状器1件、石锛1件、石斧3件（其中有肩石斧2件）、砺石1件、石器半成品1件，另有1件似为加工过的板岩质三角形器。另遗址内有一些宋代瓷片〔15〕。

　　（14）黄坭冲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黄村公社基隆村黄坭冲岭，距基隆村西北约一华里的柳江河岸台地上，东南地势较平缓、开阔，西南约一华里以远后是大的连绵土岭，相隔二华里即为曾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物零星分布在长约50、宽约30米的一块畲地上，采集有：砍砸器1件、石片1件、石锛2件、石器半成品6件。没有发现文化层。另遗址内有少量宋代瓷片〔16〕。

　　（15）黄岩新石器时代村遗址

　　位于白露公社黄岩村西面村边的一块畲地，南临柳江河，东、西、北三面为坡度平缓的开阔地带。新石器时代。遗物散布范围长约60、宽约15米，采集有砍砸器5件、石锛4件、石斧3件、石器半成品5件。没有发现文化层〔17〕。

　　（16）维仪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白露公社维仪村西约200米处，南临柳江河，东、北、西北面是坡度很缓的开阔地带。新石器时代。遗物主要散布在长约30、宽10米范围内，采集有：砍砸器3件，石片1件，打制石斧（半成品）1件，没有发现文化层。在维仪村东约200米处也采集到双肩石斧1件〔18〕。

　　（17）滩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西鹅公社和平大队滩头岭，在柳江河南岸，背靠连绵不断的大土岭，东西两边是柳江河岸上坡度比较小的小岭，北临柳江河，在河中央有一小长岛；西去约300米为鹿谷岭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物散布在长宽约40~50米的台地上，多为半成品，采集有石锛2件，石斧1件，石器半成品5件〔19〕。

　　（18）柳州、柳江大石铲出土点

　　1979年在柳州市东南郊的西江造船厂工地一座离柳江西岸300多米的石灰岩小坡上发现2件大石铲。其后，又在位于柳江县成团镇盘石村华石屯西面500米处采集到一件长35、宽23厘米的大石铲。上世纪90年代初，白莲洞博物馆专业人员又在柳江县穿山乡灯笼村一半山腰乱石堆中发现1件大石铲。4件大石铲均以页岩为材料，而柳州一带并不出产这种石料，因此这4件大石铲应是从桂南地区输人的。一般认为桂南大石铲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末至青铜时代早期，是农业祭祀礼器〔20〕。

　　二、柳州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与分期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目前柳州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于洞穴和台地。洞穴遗址主要利用柳州天然的石灰岩溶洞或岩厦作为生活场所；台地遗址主要位于柳江及其支流的一级台地或河流的交汇处。本文依据地层和出土物，特别是陶器和石器为参照物对柳州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与分期作分析研究。

　　第一期文化以鲤鱼嘴遗址二期〔21〕和白莲洞遗址三期〔22〕为代表，距今9000年左右，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角器及较多的螺蛳壳等水、陆生动物遗骸。特别是此期出现了陶器，数量少，夹砂陶，陶色有红、黑三种，火候低，胎色不纯，胎质软，厚02~08厘米。纹饰主要为粗、细绳纹，另有少量的划纹和弦纹。器形主要为直口和敞口圜底器。陶器制作方法还较原始，手制，泥条贴筑法。石器原料多为为砾石，另有一些坚硬的细小的黑色燧石。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幷存，以打制石器为主，打制石器加工技术简单，大型砾石石器多直接利用砾石单向打击而成，普遍保留天然砾石面，便于用手把握，而以燧石为原料制作的刮削器、切割器则利用石片作二次加工，但器形多不规则。器形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磨制石器数量少，仅磨制刃部，主要有锛、穿孔石器。另有一些石核、石片等。鲤鱼嘴遗址出土6具人骨架，埋藏于遗址北半部，葬式以仰身屈肢、俯身屈指为特征，朝向不一，无明显的墓坑，一些骨架旁放置1－2件打制石器。此期出土的打制石器与广东独石仔〔23〕、黄岩洞〔24〕有许多共同之处，出土的陶器与桂林甑皮岩遗址三期〔25〕相似。

　　第二期文化以鲤鱼嘴遗址三期为代表，距今6500年左右，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夹砂陶陶色有红褐、黑和灰色三种，火候低，胎色不纯，胎质软，胎较厚，最厚09厘米，纹饰有粗细、绳纹；泥质陶火候较高，质地较硬，胎较薄，最薄03厘米。陶色以红色为主，其次为灰色。纹饰主要为绳纹，另有少量的划纹和弦纹。器形主要为直口和敞口圜底器。陶器制作方法还较原始，手制，泥条贴筑法。石器发现较少，燧石质细小石器和砾石打制石器基本不见，只见少量磨制石器。骨器数量也较少，仅有骨锥一种。

　　第三期文化以响水遗址、兰家村遗址、鹿谷岭遗址为代表，距今4000~5000年，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些遗址位于柳江及其支流的两岸的台地。有清晰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层位。出土遗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等，未见螺壳和兽骨，出土器物除部分与第三期相同外，还有比较规整的双肩石斧和双肩石锛，且磨制石器的比例高达35％~72％。打制石器和磨光石器幷存，磨光石器比重大于打制石器。石器原料只要是大型砾石，属于华南砾石工业系统。器型主要有砍砸器、敲砸器、刮削器等。打制方法多采用单面单向打击，大部分保留砾面，极少有修整，磨光石器仅作刃部磨光。石器以石核石器居多，石片石器少见。发现与渔猎经济紧密联系的石网坠，采用扁平椭圆形砾石在两侧交互打击或单向打击一缺口，成束腰形而成。发现陶器数量较多，制作技术原始，均为手制，陶胎厚薄不一。夹砂粗陶，火候低，质地粗略。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少量篮纹。器型包括圜底敞口器。

　　从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天然的山洞为古人的生存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为人们遮风避雨，躲避野兽，依靠渔猎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活动半径大由近及远，当居所周边的食物消耗殆尽或供应不足时，就迁徙到食物更丰富的洞穴。但由于洞穴的缺点是阴暗潮湿，地域狭小，能够供应人口生存的数量有限，因此随著人口数量的增加，洞穴已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而台地遗址多分布于柳江流域两岸地势平坦的台地上，地域宽广，食物来源丰富，人类更多地要依靠自己发挥能动性去创造条件，建造合适的居所去适应自然环境，由迁徙到部分定居，随之需古人创造更多的条件解决一系列问题。在台地遗址发现比洞穴遗址更多的陶片、磨制石器、网坠等人类进步的生存工具，反映人类在渔猎方面的能力更强，甚至已经懂得简单的农业经济。因此，走出洞穴，走向台地是柳州古人生存发展的趋势。

　　从其出土器物来看，其生产工具来看，陶器从第一期的单纯的夹砂陶器、以绳纹为主、器形单一；到第二期的出现泥质陶、纹饰丰富起来、器形也增多；再到第三期的陶器大量出现在遗址中，纹饰和器形更加丰富。石器在第一、二期中以细小的燧石为主，砾石石器次之，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较少，幷且仅磨制刃部；到第三期的砾石石器大量出现，燧石石器消失，仍以打制石器为主，但磨制石器也大量出现。这些变化，表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工具进一步得到改进和提高，尽管仍以渔猎为主，但原始的农业开始萌芽，获得食物的途径更加广阔。在鲤鱼嘴遗址发现四六具人骨架，人的埋葬方式在住地埋葬，无明显的墓坑和随葬品，葬式是仰身屈肢和俯身屈肢，葬式原始。新石器时代人类已学会了用火、制造陶器龢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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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头骨出土时已破裂为多块，经复原后几乎完整。经14C测年，墓葬的年代为距今16,000多年前。

娅怀洞遗址位于广西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距离隆安县城13公里。遗址东北面近1公里处是新石器时代大石铲遗存的代表性遗址——大龙潭遗址。东南面1公里是右江，附近有天然水塘，前面是平坦开阔地，自然环境十分优越。该遗址发现于2014年，是一处史前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由前洞厅和内洞两部分组成，总面积约110平方米。洞厅为一高大的岩厦，洞口朝西，高出山脚约23米；内洞长约8米、宽约3米。为了为配合广西壮族自治区那文化（稻作文化）研究课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会同隆安县文物管理所于2015年5月至2017年9月对遗址进行连续三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同时对遗址被后人扰乱部分的堆积进行了清理，取得重要收获，发现旧石器时代墓葬和人骨化石，出土文化遗物上万件。 发掘概况（一）发掘方法发掘工作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为了了解洞厅不同部位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内涵，探明是否存在功能分区，发掘区分为A、B、C、D四个区，总揭露面积约50平方米。发掘采用1米×1米规格的探方布控，在自然堆积层内以5厘米为一水平层由上往下逐层揭露。采用全站仪对出土的遗物进行三维坐标定位。对挖出来的土用筛选法和浮选法全部进行处理，最大限度地收集各种遗物。此外，航拍、三维建模等技术也应用到此次发掘中。

（二）地层堆积A区发掘面积近12平方米，深达7.5米，均为旧石器时代堆积，共分为55层。其中第1层至第8层为文化层，出土遗物有打制石制品和水陆生动物遗存及植物遗存；第8层以下只出土动植物遗存。B区发掘面积16平方米，深4.2米（未挖到基岩），堆积共分为24层，各层都出土有文化遗物，其中第3层至第4层属于新石器时代，第4层以下属于旧石器时代。本区发现墓葬和用火遗迹，出土大量打制石制品、少量磨制石器、骨器、陶片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C区发掘面积6平方米，深1.2米（未挖到基岩），属于旧石器时代堆积，分为11层，其中第1层至第7层为文化层，第7层以下只出土动植物遗存。本区发现用火遗迹，出土打制石制品和动植物遗存。D区发掘面积16平方米，深1米（未挖到基岩），堆积分为5层，其中第1、第2层为近现代文化层，第3层至第5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本区出土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少量陶片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 （三）主要发现1、发现一座旧石器时代的墓葬，出土一具包括完整头骨在内的人类遗骸。墓葬位于B区北部（T1106和T1206），大部分伸入发掘区（B区）北壁。而北壁剖面是B区最完整的地层剖面，紧靠洞厅岩壁，如果把整个墓葬清完，北壁大部分就被挖掉，剖面就无法保留。因此，我们只好部分扩方，清理墓葬的大部分，一部分仍保留在北壁里面。从揭露的部分看，墓葬开口于第6层下，打破第7、第8层。墓坑大致呈长方形。墓葬保留较多的的人骨，包括头骨和下颌骨以及部分体骨。头骨出土时已破裂为多块，经复原后几乎完整。经14C测年，墓葬的年代为距今16,000多年前。

2、在旧石器时代地层发现两处用火遗迹。在洞厅中后部扰土层下发现一处大范围的用火遗迹，平面略呈椭圆形，范围约为3米×4米，厚达10多厘米，部分延伸到C区第2层下。灰土中发现有包括玻璃陨石原料在内的各种石制品、烧骨等遗物。另外，在B区第21层也发现一处用火遗迹，范围为40×90 厘米，最厚近10厘米，里面发现有炭碎、烧骨和石制品。

3、在B区发现距今16,000年前的稻属（Oryza）植物特有的植硅体；此外，在B区和C区还发现距今28,000-35,000年前的疑似稻属植物植硅体。

4、出土数以万计的遗物。包括大量的石制品以及少量的蚌器、骨器和陶片；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水陆生动物遗骸及植物等种类丰富的自然遗存。这些遗物包括扰土层出土和原生地层出土两部分。石制品是此次出土的主要文化遗物，数量在10,000件以上，包括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其中打制石器占绝大多数。原料多种多样，除常见的砂岩、石英岩、石英外，还有广西地区史前遗址中很少见到的燧石、玻璃陨石、水晶等。石制品种类包括石锤、石核、石片、断块、碎片、工具等；其中石片数量最多，部分石片有使用痕迹。打制石器多用石片加工而成，以单面加工为主，器型细小，有的标本长或宽甚至不到2厘米，多数标本在2-5厘米之间。工具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切割器等，其中刮削器的数量最多。部分工具有使用痕迹。磨制石器数量很少，种类包括石锛、石斧、石铲、方形磨石和穿孔石器。穿孔石器数量较多，器身形状多为圆形或椭圆形，少数为四边形或三角形，大小差别大，大者直径约15厘米，小者四五厘米。除石制品外，还出土少量的陶片、蚌器和骨器。陶片很破碎，难辨器形，分夹砂绳纹陶和素面陶两种。蚌器打制而成，器形只有蚌刀一种。骨器只有骨锥。动植物遗存丰富。动物包括数以万计的水陆生动物骨骼和牙齿，其中通过筛选和浮选后获得的小动物遗存占了很大一部分。 年代与分期遗址的年代初步推断为距今44,000-4,000年。依据地层的叠压关系、出土遗物的特征以及现有的测年结果，文化遗存大致可以分为四期。

第一期，旧石器时代。石制品均为打制的，未发现穿孔石器和蚌器。年代距今44,000-30,000年。第二期，旧石器时代。石制品均为打制的，出现打制的穿孔石器、琢打而成的方形器和蚌器。年代距今25,000-20,000年。第三期，旧石器时代。石制品和第二期基本一样，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蚌器数量增多。年代距今约16,000年。第四期，新石器时代。除打制石器外，新出现磨制石器、方形研磨器和陶片。年代距今约5,000-4,000年。 收获和意义（一）岭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的文化类型娅怀洞遗址堆积深厚，文化内涵丰富，遗物众多，延续时间长，包含了新、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且以1万年之前的文化遗存为主。出土的文化遗物绝大多数属于旧石器时代细小的打制石制品，石器总体上属于石片石器工业系统，这与岭南地区以往发现的打制石器属于砾石石器工业形成鲜明对照，应属于岭南地区晚期旧石器文化中一种新的类型。这对于研究岭南及东南亚地区更新世晚期人类行为及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填补了右江流域史前文化缺环发源于云南的右江，其流域内发现了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存。但旧石器时代除了早期文化特征明显、年代比较清楚外，中晚期文化一直模糊不清，存在缺环。而娅怀洞遗址出土大量具有确切层位、年代距今44,000至10,000多年的文化遗存填补了这一缺环，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史前文化序列。

（三）中国新发现的晚更新世人类化石和墓葬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及人类化石在我国发现很少，而且多缺乏确切年代。娅怀洞遗址发现的墓葬是继山顶洞人墓葬后在我国发现的第二处旧石器时代的墓葬。而墓葬中的人骨经专家鉴定同属于一个个体，这是岭南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具有确切地层层位和可靠测年的完整人类头骨及体骨化石，这对于研究晚更新世晚期早期现代人群的多样性、人群的迁徙与交流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埋葬习俗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五）华南及东南亚地区晚期旧石器文化的标尺广西是连接东亚和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和两地史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走廊。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以砾石石器工业为传统的中国南方地区出现了以小石器组合为特征的石片石器工业。细小石器组合在东南亚大陆旧石器遗址中也有一些发现。娅怀洞遗址出土的这套细小石器不仅在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南北方文化的关系增添了新的资料，而且该遗址几万年连续的地层堆积及丰富的文化遗存将成为研究华南及东南亚地区此类遗存的重要标尺。 原文来源：《中国文物报》2018年1月19日第4版作 者： 谢光茂、余明辉、卢杰英作者单位：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隆安县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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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娅怀洞遗址发现距今约1.6万年前的墓葬及包括完整头骨在内的人类遗骸，这是继山顶洞人墓葬后在中国发现的第二处旧石器时代墓葬。

图为工作人员在清理遗址　钟欣　摄　　中新网南宁3月12日电 （记者 林浩）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12日介绍，经过为期3个年度的连续发掘，考古人员在隆安娅怀洞遗址发现距今约1.6万年前的墓葬及包括完整头骨在内的人类遗骸，这是继山顶洞人墓葬后在中国发现的第二处旧石器时代墓葬。

图为动物牙齿 钟欣 摄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谢光茂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经专家鉴定，此次发现的人骨同属于一个个体，是岭南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具有确切地层层位和可靠测年的完整人类头骨及体骨化石，对于研究晚更新世早期现代人群的多样性、人群的迁徙与交流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埋葬习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图为人类头骨化石 钟欣 摄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还出土刮削器、切割器、尖状器、砍砸器等数以万计的石制品，它们由砂岩、石英岩、燧石、玻璃陨石、水晶等原料加工而成。

图为玻璃陨石制品 钟欣 摄

　　「这与岭南地区以往发现的打制石器属于砾石石器工业形成鲜明对照，表明这个地区出现了以小石器组合为特征的石片石器工业，这在东南亚大陆旧石器遗址中也曾出现。」谢光茂说，上述出土石器不仅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南北方文化关系增添了新的资料，还成为研究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此类遗存的重要标尺。

图为稻属植硅体 钟欣 摄

　　娅怀洞遗址位于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于2014年发现，总面积约100多平方米，发掘从2015年6月开始，发掘深度近8米，相继出土大量具有确切层位、年代距今4.4万至几千年的文化遗存，填补了右江流域史前文化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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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万年至80万年前 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是201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主要发现地为罗定、郁南。它记录了华南早期人类活动的记录，这一发现填补了岭南地区60万年至80万年前人类活动遗迹的空白，将本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数十万年。考古人员在磨刀山及南江盆地发现60多处旧石器地点，出土数百件年代最早至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手镐、手斧等石制品。郁南磨刀山遗址第一地点是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

郁南磨刀山遗址第1地点是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将本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数十万年前，是广东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

磨刀山遗址在低纬度地区全面揭露出石制品平面分布、古人类活动区域、石器生产操作链及古人类适应行为等各方面信息，以此反映的北回归线以南地区早期古人类独特的石器生产活动与适应模式，清楚地显示出亚热带与热带地区、华南北部与岭南及东南亚地区早期旧石器文化与古人类行为的联系与区别。

南江旧石器地点群的区域分布密集程度在华南与东南亚地区较为罕见，地点群在南江盆地的平面分布、不同地点石制品数量多寡与类型差异所反映的遗址功能差别，展现出区域平面空间内由中心营地与临时活动地点组成的南江流域更新世古人类栖居形态，对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远古人类的栖居形态与适应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南江流域的三期文化遗存初步建立起本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的文化发展序列，有望为研究岭南乃至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脉络以及不同阶段的古人类适应模式提供参考标尺。

南江流域的旧石器考古发现既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为华南乃至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国际热点课题提供十分重要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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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导，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考古学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共同发起的《东亚现代人起源探考》纪录片摄制组一行9人，到郁南县磨刀山遗址开展摄制调研，为正式实地取景拍摄做好准备。

齐岸青导演表示，磨刀山遗址把广东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从距今约13万年的马坝人，提前到距今60—80万年。出土的具有西方阿舍利石器工艺特点的石器，进一步打破了西方莫维斯线假说，为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东西方文化比较等诸多国际热点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和材料。该次实地考察，让摄制团队加深了对旧石器人类迁徙、进化的了解。磨刀山遗址作为一个重要节点，对展示人类，尤其是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印证了中国现代人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南北都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对探考人类文化的发展、文明形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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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刀山遗址位于云浮市郁南县河口镇和都村，磨刀山地处南江盆地东北缘，距现代河床约500米。昨日，南都记者在几千平方米的磨刀山遗址现场看到，一片红土地上立著一堆堆土墩，挖出石器的痕迹清晰可见。考古发掘是一层层泥土挖下来并记录，越高的土墩表示该位置发现石器较早。磨刀山遗址石器丰富，包括手镐、手斧等，数量以手镐为最，其次为砍砸器、刮削器。

郁南磨刀山遗址位于云浮市郁南县河口镇和都村，磨刀山地处南江盆地东北缘，距现代河床约500米。南都记者在几千平方米的磨刀山遗址现场看到，一片红土地上立著一堆堆土墩，挖出石器的痕迹清晰可见。考古发掘是一层层泥土挖下来并记录，越高的土墩表示该位置发现石器较早。磨刀山遗址石器丰富，包括手镐、手斧等，数量以手镐为最，其次为砍砸器、刮削器。 [1]

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广东省文物考古重大发现：在南江中游发现60多处人类旧石器时代露天遗址，采集到近300件人类石制品，包括石镐、石斧等工具，初步估计其年代至少在50万年前，比马坝猿人提前了数十万年，和北京山顶洞人属同一时期。这说明，数十万年前南粤大地就有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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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开始，广东考古调查队在南江流域开展旧石器专项考古调查，在南江中游发现60余处旧石器露天遗址，磨刀山遗址是其中之一。在「201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磨刀山」遗址一路「过关斩将」，荣登「201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榜首。

2012年12月下旬,在罗定和郁南交界的地方,零零星星发现一些点,到河口镇这个地方就发现大量的几十个旧石器的点。尤其是发现了磨刀山遗址。

在罗定和郁南交界的地方，考古队一共发现了4个地点，在4个地方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经过长达四个月的发掘，郁南县河口镇磨刀山发掘区出土各类石制品近400件。这些石器年代最早可至旧石器时代早期，将广东最早的人类活动时间从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提前到数十万年前，成为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

经北京、湖南和广西的一批旧石器考古界的权威专家到现场考察后认定，这是旧石器时代遗址，可能会早到旧石器时代早期，比马坝人的十几万年早。遗址位于郁南县河口镇和都村，地处南江盆地东北缘，距南江现代河床约500米，而在数十万年前，这里曾是岭南先民赖以栖居的古南江河漫滩。

磨刀山遗址发现上下两个包含石制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揭露出一大片古人类活动区域。这是广东省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类型遗址。考古判定当时古人类的中心活动区域范围远超1000平方米，是中更新世南江（西江支流）两岸古人类活动较为集中的一个中心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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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高岭坡遗址再晒神秘发现　80万年前有人类活动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在百色盆地发现的手斧和手镐等工具，打破了亚洲是文化滞后边缘地区的歪理，证明了在80万年前，亚洲人同样具有直立人的行为能力和高超石器工业技术，被评为「2000年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　　近日，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会同田东县博物馆，对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群中最为重要的遗址——高岭坡遗址进行的第二次正式发掘有了重大发现：高岭坡遗址存在两套明显不同时代的堆积;最近几千年前的史前时期，右江河谷也有人类生活。

　　到目前为止，第二次正式发掘，从地面往下，总共揭露了11个地层。挖掘的探坑深约2米多，从地面往下约1米处可以看到，坑壁是均匀的红土堆积层，但是到了1米以下，则带有如蚯蚓状的黄白色交织网纹的红色粘土。

　　考古专家认为，从此次挖掘看，高岭坡遗址存在两套明显不同时代的堆积，一套是下面网纹红土堆积层，另一套是位于其上的均质红土堆积层。网纹红土堆积层的层面有一个高低不平的侵蚀面，和上面的均质红土堆积层属于不整合的关系，表明这两套堆积存在时间间隔。

　　「结合均质红土层出土的遗迹和遗物看，网纹红土层之上均质红土层的形成年代要比网纹红土层晚很多。」 谢光茂说，「可能为晚更新世，绝对年代可能在距今10万年以内。」这一发现，将改变过去认为的这两套堆积同属于中更新世(距今80万年)的错误看法。　　而出土研磨器、砺石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第三层，位于均质红土堆积层之上，是高岭坡遗址年代最晚的文化层。

　　用火遗迹：曾有一个 石器加工场　　在第四层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个石器制造场和一处用火遗迹，为几万年前，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场分布面积约50平方米，里面散布著密密麻麻的石片、石核、断块、碎片等石制品，表明这里曾是古人类制作石器的场所。　　该地层出土的石制品不仅数量多、分布密度大，而且石制品的尺寸很小，这与以往在网纹红土地层中出土的粗大石器形成鲜明对照，表明这套石制品组合属于另外一种石器工业，其文化面貌和以往在百色盆地发现的石器工业不同。　　过去，在网纹红土中出土的石器属于典型的中国南方砾石石器文化，而此次位于网纹红土层之上年代较晚的第四层中，出土的石器却与中国北方的石片石器文化相似，谢光茂解释道，砾石石器主要是在森林茂密处用来砍砸树果、对付野兽的;而石片石器，主要在平原地区，用来狩猎的，说明了这一带后期环境有所变化，或者南北方古人类有文化交流。

　　栖息江边：古人类 以打猎采集为生　　那么，过去百色盆地的古人类生活环境如何?　　谢光茂介绍，在挖掘中，他们发现了不少手镐等石器。手镐是一种打制石器，用砾石、石核或石片一面打制而成，通常有一较宽而厚的把端和与之相对较尖而薄的刃端，轮廓为梨形、椭圆形或长三角形。这种工具既可以用来挖掘植物，又可以用作屠宰动物的工具。　　而上个世纪70年代，在百色盆地最早发现的上宋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挖掘出大量手镐;此后在盆地发现的上百处旧石器文化遗址中，不少都发现了手镐，表明生活在百色盆地的史前人类对手镐情有独钟，手镐是他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如今的高岭坡虽然位于山上，但在几十万年前这里却是属于江边。　　谢光茂说，当时高岭坡就是史前人类的活动中心，右江从旁边经过，附近又有高山，他们上山可以打猎，下水可以捕捞，是史前人类居住和生活的「风水宝地」。史前人类从右江河滩上选取合适的石头，搬到高岭坡上制作手镐等石器。

　　考古纪实：百色盆地80万年间的历史是怎么样?　　下一步或会揭开　　百色盆地因发现众多的早期手斧而著称于世。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地质年代中心的地质年代学家，将百色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玻璃陨测出的年代为距今约80万年，并由此证明以手斧为代表的百色旧石器的年代就是80万年。　　那么，80万年以后，他们是否继续在这里繁衍生息，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　　此次挖掘，可以肯定地说，80万年后古人类还在这里繁衍生息。　　其实，百色旧石器在百色盆地内分布广泛、地点众多、材料丰富。从最近几年对其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看，百色旧石器在时间上可能存在早晚不同阶段。换言之，并不是所有发现于盆地的旧石器都是距今80万年的。　　但是，究竟有几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各时期的年代多少?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如何?这些问题如果未能得到解决，就无法解决百色盆地旧石器的年代序列和文化分期等重大学术问题，从而影响整个盆地旧石器的深入研究。此次发掘将为解决上述问题带来了希望。不仅如此，此次发现的石器制造场为研究旧石器时代石器的制作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而晚期地层出土的文化遗物对于探讨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过渡、环境变迁，以及中国南北方石片文化的关系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百色盆地80万年间的历史怎么填写，还有待于下一步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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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表明最早美洲人起源于亚洲东北部2014-05-19 00:06:41 来源：化石网

新研究表明最早美洲人起源于亚洲东北部（化石网报道）据新华社：大约1 2万年前，一名十五六岁的女孩可能在找水过程中不慎跌入一个深洞死亡。现在，她保存几乎完好的遗骸以及DNA帮助科学家解答了谁是第一批美洲人

新研究表明最早美洲人起源于亚洲东北部（化石网报道）据新华社：大约1.2万年前，一名十五六岁的女孩可能在找水过程中不慎跌入一个深洞死亡。现在，她保存几乎完好的遗骸以及DNA帮助科学家解答了「谁是第一批美洲人」（美洲土著）的难题。新研究表明，最早的美洲人起源于亚洲东北部，他们穿越当时的白令陆桥最终到达美洲。

水下洞穴找到史前遗骸一个国际研究小组15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2007年在墨西哥东尤卡坦半岛一个被水淹没的洞穴腔室内找到一具近乎完整的人类骨骼，这具骨骼属于一名15岁或16岁的女孩。研究人员给女孩起名「纳亚」，在希腊语中为「女精灵」的意思。研究负责人、美国应用古科学机构的詹姆斯·查特斯说，从女孩断裂的骨盆骨骼看，她应该是从地面摔下去死亡的。当时她所掉落的洞穴腔室应该比较干燥，但大约1万年前，全球冰川开始融化，海平面上升，最终她所在的洞穴被水淹没，现在这一洞穴位于水下42米深处，只有潜水员才能进入。在同一腔室中，还发现了剑齿象、美洲狮和巨型树懒等至少26具大型动物的遗骸。

第6个最古老的美洲人根据对牙釉质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及对骨矿物质沉积的分析，研究人员推断，这名女孩生活在1.2万年至1.3万年前，这使她成为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6名美洲人之一，而且「是这些早期美洲人中保存得最为完整的」。查特斯说，女孩拥有最早美洲人的独特颅面形态，包括脸型窄小、眼距宽大、前额凸出等，这些特征与现代美洲原住民完全不同。但对从小女孩肋骨与牙齿提取的、保存较好的DNA分析表明，她和现代美洲原住民具有同样的遗传基因，说明两者具有共同的祖先。2.6万年至1.8万年前，史前人类从亚洲东北部迁徙至连接西伯利亚与美洲的白令陆桥（现已沉入水下），大约1.5万年前向南部扩散，最终成为女孩和现代美洲原住民的祖先。

美洲土著起源说是谁最先踏上广袤的美洲大陆？美洲土著人的祖先来自哪里？他们是什么时候踏上美洲的？目前仍存在多种美洲土著人祖先来源的假说，广泛受到肯定的一种是亚洲人最早进入美洲。

「三次移民浪潮」说人类学界还有一种影响广泛的假说，人类从亚洲到北美的大迁徙，并非只有一次，而是至少有三次。1.5万年前第一次大迁徙经由白令陆桥（由冰川形成）跨越白令海峡到达北美，这些迁徙者成为大部分美洲土著的祖先。

澳大利亚「长脸人」说2004年，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的人类学家们经过多年来的研究，得出了一项结论：在1万多年以前，澳大利亚一批「长脸人」从本土出发，途经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终于成为美洲大陆第一批居住者。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漫长征途：从东北亚腹地经白令海峡到北美大陆，横跨1200多万平方公里地域的人类跨洲大迁徙。大约两万年前，冰河时代晚期更新世的太阳照射在亚洲东北部上空。松花江最大支流嫩江边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一群以狩猎为生的古代人类生起篝火，炙烤猎物。他们身材并不魁梧，但满身强健肌肉，身上裹著用野兽皮做的衣服。这群人就是生活在嫩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以狩猎猛犸象、披毛犀等大野兽为生的北方原始民族北发（音「发」）族。

虽然此时气候已不像冰川时代早中期那么寒冷难耐，但冬季时从西伯利亚上空吹来的冷空气仍让北发族人懂得在夏秋之交就开始做过冬准备：大量狩猎大型野兽。多年的狩猎生涯使北发族制作的石镞非常精致，绝大多数为两面加工。矛及投枪的石制尖头也是同样锐利，足以在比较远的距离外致大型野兽于死地。

一个晴朗无风的午后，一小队北发族青壮年向北方出发，他们的目标是猛犸象、披毛犀……与以往不同，一路上他们没有遇到太多猎物。过去不用走太远就能打到大量野兽，除供族人立即食用外，还可将剩余部分风干后储藏过冬。随著人口增加，捕获量增大，周边野兽越来越少。这天领头人发现了大群野兽的踪迹，于是他们寻踪一路向东北追击。若干天后，他们到达了黑龙江干流区域，不但看到了成群的大型野兽，还发现了一大片水草更为丰茂的土地，于是他们决定将族人迁到这里。

许多年过去了，在逃奔兽群的「引领」下，他们一路向东北追逐，「向东北」的故事一再重演。虽然冬季极地吹来的寒风越来越刺骨，但长期生活在东北亚的北发族人能用兽皮缝制足以抵御严寒的皮衣。大约1.5万年前，在追逐兽群穿过一块结冰的狭长地带后，一片更为丰饶的陌生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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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万年前男婴的基因组测序表明如今跨越南北美洲土著居民的来源

（化石网）据中国科学报（闫洁）：约1.26万年前，一名男婴的遗骸按宗教仪式被葬在美国蒙大拿州。如今，这副遗骸揭秘了一支美洲最早人群，即克洛维斯文化的起源。

对这名男婴的基因组测序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研究表明，如今跨越南北美洲的土著居民，均来自从亚洲穿越白令陆桥到达美洲的单一族群。该项工作重点突出了研究美洲原住民古遗骸时存在的伦理雷区，并重新勾起了关于上世纪90年代由另一副骨架引起的殊死法律大战的回忆。

为避免争议，主导这项最新研究的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古生物学家Eske Willerslev尝试让美洲原住民群落参与进来。为此，他在去年踏上了前往蒙大拿印第安人保留区的旅途，同时通过与群落成员谈话来解释他的工作并寻求他们的支持。「当研究发表之时才让他们第一次听到这项研究，我可不想发生这样的情况。」 Willerslev说。

1968年5月，建筑工人在一个小镇附近的私人农场里发现了克洛维斯墓地。随后，人们找到了大约100件石头和骨头制品，以及来自一名不到两岁男婴的骨头碎片。

研究发现，这名男婴的骨头可追溯至大约1.3万～1.26万年前在美国中西部繁荣一时的克洛维斯文化的末期。经过雕刻的麋鹿骨头要比一起发现的男婴遗骸早上百年的时间，这表明它们是祖传遗物。归Melvyn和Helen Anzick所有的这家农场，是迄今发现的克洛维斯物品和人类骨头同时存在的唯一处所。目前，大多数文物保存于一家博物馆，不过上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把遗骸归还给了Anzick家族。

当时，Anzick的女儿Sarah正在位于马里兰贝塞斯达的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癌症和基因组研究，她考虑对骨头的基因材料进行测序。不过，她还是谨防激起类似于围绕肯纳威克人所发生的争论。肯纳威克人是1996年7月在华盛顿肯纳威克市哥伦比亚河畔发现的人类遗骸，他的出现在美洲原住民部落与研究人员间引发了一场长达8年的法律大战。前者宣称他们在文化上同这具遗骸一脉相承，而后者认为这具大约9000年前的遗骸所属的时代要早于上述部落。

美国政府依据联邦《美洲原住民坟墓保护和归还法令》（NAGPRA）支持原住民部落的想法。法令要求，在联邦土地上发现的人类遗骸如肯纳威克人，应当被归还给所属部落重新埋葬。不过，法庭认为，主要出于遗骸年代的考虑，此项法令并不适用，并判决肯纳威克人遗骸应远离公众视线，被保藏在博物馆中。

Sarah Anzick就克洛维斯男婴寻求了当地部落的建议，但依然无法就她要做的事情与部落达成一致。于是，她放弃了这个想法，把骨头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继续其他的研究。2009年，来自得州农工大学卡城分校的考古学家Michael Waters，同Anzick交流了将遗骸送往Willerslev实验室的想法。2010年，该实验室发表了来自一名4000年前格陵兰居民（最早一批古人类）的基因组测序结果。「我说，『我可以允许你们做这件事，不过我想参与进来』。」已在主流期刊发表过10多篇论文的Anzick回忆说。

在哥本哈根，她从这个男婴头骨的碎片中提取了DNA，用于可对一个人的母系祖先提供初步判断的线粒体基因组测序研究。数月后，她回到蒙大拿，收到了测序数据并发现和基因组最亲近的匹配者是如今的美洲原住民。「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Anzick说。

在Willerslev团队通过测序该男婴的核基因组确认了这种联系后，Willerslev向一个处理重新安葬问题的代理机构咨询了建议。他被告知，因为遗骸是在私人土地上发现的，NAGPRA并不适用，而且不需要任何协商。尽管如此，Willerslev还是通过个人努力咨询了当地部落。这促成了Anzick、Willerslev和他们的合著者Shane Doyle在埋葬地点举行的一次会议。Doyle在蒙大拿州立大学致力于美洲原住民研究，并且是克劳人的一员。

「那个地方对我而言非常特别，那里是我祖先的家园。」Doyle说。他告诉Willerslev和Anzick，他们应当在这个男婴被发现的地方重新安葬他。「我认为你们需要将这个男婴放回他父母安放他的地方。」Doyle回忆起当时的话。

随后，Doyle和Willerslev开始了一段1500公里的旅途，去会见4个蒙大拿部落的代表。稍后，Doyle与另5个部落进行了协商。Doyle说，与他们谈话的很多人几乎对这项研究没有异议，但一些人觉得能在研究开始前而不是开始的数年后就和他们协商会更好。

Willerslev认为，研究早期美洲人遗骸的科学家应当假定这些遗骸和当代族群有关，并尽早让他们参与进来。但他表示，并不是所有时候都知道和谁去协商，尤其是当遗骸和跨越整个美洲的族群有关系时。「我们应当让美洲原住民参与进来，但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并非易事。」Willerslev说。

Hank Greely是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法律学者，对人类遗传学中的法律和伦理问题感兴趣。他推荐Willerslev团队的做法。不过，他认为，在类似的研究中让美洲原住民群落参与进来并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法。「你可以试著同那些与具体某副遗骸有关系的人对话。」他建议说。

蒙大拿部落的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克洛维斯男婴的骨头能够安葬。关于重新下葬仪式的计划正在讨论，其中克劳人发挥了主要作用。葬礼有望在春天土地解冻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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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世北半球超级间冰期与古人类第二次走出非洲

图1 黄土粒度记录的亚洲冬季风变化与全球古气候的对比(a) 亚洲冬季风的复合粒度(>32 μm)记录；(b) ODP 980孔底栖有孔虫δ13C记录；(c)冰筏碎屑带内IOPD U1308孔Si Sr比值；(d)和(e)DSDP 607 孔碳

图1 黄土粒度记录的亚洲冬季风变化与全球古气候的对比(a) 亚洲冬季风的复合粒度(>32 μm)记录；(b) ODP 980孔底栖有孔虫δ13C记录；(c)「冰筏碎屑带」内IOPD U1308孔Si/Sr比值；(d)和(e)DSDP 607 孔碳酸盐含量和冬季海表温度；(f) 热带海表温度复合记录；(g)?(j) 来自南半球的记录；(g) ODP 1123 孔根据Mg/Ca比值计算的大洋底流水温；(h)和(i) ODP 1090孔底栖有孔虫δ13C和风尘铁通量变化；(j) EPICA冰心记录的气温变化；(k) 冰心记录的大气CO2记录；(l) 底栖有孔虫δ18O复合记录LR04

图2 90万年以来不同冰期初始期附近地轴斜率与两极地区夏季太阳辐射岁差周期变化最小值的配置特征。当地轴斜率最小值与太阳辐射岁差最小值偏差小于5 ka时，近似认为两者同步变化

（化石网报道）据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米兰科维奇理论认为，北半球高纬夏季太阳辐射变化主导了第四纪冰期和间冰期气候交替出现。中科院地质地球所新生代地质与环境研究室郝青振研究员根据黄土发育与北极冰盖消长的联系，在之前的研究中提出在地球轨道偏心率40万年周期变化幅度最小的40万年和80万年前后，进入冰期时，北极冰盖增长滞后。该观点暗示深海氧同位素阶段MIS 10，MIS 18 和MIS 20这三个冰期可能是南极过程触发的，与经典理论有出入，因而需要进一步开展冰期驱动机制研究。

研究冰盖消长与地球运动轨道参数的关系有两个关键时段：冰盖消融期（冰消期）和冰盖扩张期。学术界针对冰消期开展过大量研究，但是对冰盖扩张期的研究一直进展缓慢，原因在于，与冰消期气候快速变化相比，冰盖扩张期气候是「渐变」的，难以实现冰盖扩张与轨道参数变化的精确对比。

为克服上述困难，郝青振研究员与合作者根据已有古气候线索，选择整个时期南北半球气候都具有显著差异的冰期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对MIS 14时期黄土粒度变化和全球古气候记录开展了集成研究，并系统对比了最近90万年以来不同冰期形成时期两极太阳辐射与轨道参数的配置特征，探讨了冰盖扩张期的驱动机制，

具体认识如下：（1）整个MIS 14期间黄土高原黄土记录没有出现粒度快速增加的现象，指示北极冰盖没有发生过显著扩张，这与其他冰期粒度变化形成鲜明对比；经全球集成研究发现，自南半球低纬度地区到北极地区，MIS 14呈现整体温暖的状态(最冷相当于间冰期内部的冰阶气候)，而南半球中、高纬地区气候则接近「典型冰期状态」（图1）。由此提出MIS 15?13期间，北半球出现「超级间冰期」，间冰期长度超过了10万年。该结果表明过去基于海洋和南极冰心沉积的 「最近80万年来间冰期最长约为6万年」的认识可能是不确切的。

（2）通过地轴斜率与两极夏季太阳辐射岁差周期变化的配置关系研究（图2），发现MIS 14冰期为南极太阳辐射变化驱动所致，表现为，在MIS14初期，南极夏季太阳辐射岁差周期变化与地轴斜率变化同时达到最低值，而在北极地区两者最低值严重偏离。类似的地球轨道参数配置出现在MIS 10，MIS 18、MIS 20等时期，显示南极驱动可能是触发这些冰期的重要因素，为40万年和80万年前后南极率先进入冰期提出了可能的理论解释。

（3）中更新世MIS15?13北半球整体温暖的超级间冰期与阿舍利手斧从非洲向欧亚地区大规模传播和人类群体遗传学证据指示的人类扩张在时间上一致。由于间冰期气候能够为早期人类适应高纬度环境提供适宜条件，因此该超级间冰期可能是古人类第二次大规模走出非洲的重要动因。

上述研究成果近期发表于Nature出版集团下属期刊Scientific Reports（Hao et al. Extra-long interglacial in Northern Hemisphere during MISs 15-13 arising from limited extent of Arctic ice sheets in glacial MIS 14. Scientific Reports, 2015, 5: 12103, doi: 10.1038/srep1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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