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巨頭都開始做研究院的時候，也在明確地向外界釋放出一個積極的信號：過硬的技術創新纔是王道。

做研究院是個時髦的事情，它既是一個裏子，也是一個面子的工程。有趣的是，近些年來，以國家、高校主導的研究院正在一點點向着企業下沉，漸漸地，企業建立自己專有的研究院成爲一種大勢所趨。

而這種趨勢背後，留下的會是遍地雞毛，還是春華秋實，恐怕還是一個謎。

“井噴”的企業研究院

談及企業級研究院，繞不開的一個關鍵詞非IBM莫屬。如今，諸多技術都源自IBM研究院，包括我們熟悉的用單一個晶體管即可記憶一個比特的DRAM、精簡指令集（RISC）架構等等。而雅虎研究院的發起人Usama Fayyad也出自IBM研究院。

另一個具有開拓代表意義的則是微軟亞洲研究院，這個成立於1998年的研究院，可以說是最早進入國內的企業研究院之一，也是典範中的典範。

現在的百度研究院負責人王海峯、京東智能城市研究院的負責人鄭宇以及阿里的首席架構師王堅均來自微軟亞洲研究院。

這些獨領一代風騷的優秀研究院，一方面從技術側優化企業的產品，另一方面，也在間接地向外界輸送新鮮的人才。

通常情況下，我們將技術突破的來源會分爲兩大類：發明和創新，它們是兩個分離的過程，促使兩者發生的環境是完全不同的。

發明往往發端於實驗室的科學家和學者，比如20世紀40年代從貝爾實驗室研發出的晶體管。創新一般是指將發明投入商業使用，如德州儀器生產了晶體管收音機。這意味着競爭和消費者的選擇激勵着創新，而歷史進程中，遠離市場壓力與世隔絕的實驗室才能誕生髮明。

但是企業下屬的頂級研究院，正試圖融合這兩個分離的過程。

當技術創新成爲一種基礎能力的時候，頂尖的企業做研究院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企業選擇在內部成立研究院，自然有其內生的邏輯。馬雲對外介紹阿里達摩院，先不論達摩院的科研成果走到了哪個階段，但面子顯然是足的。

當然，當阿里、騰訊、百度、京東這樣的巨頭都開始做研究院的時候，也在明確地向外界釋放出一個積極的信號：過硬的技術創新纔是王道。

當進入到以AI爲關鍵詞的技術創新賽道上，國內的研究院也主要聚焦在大數據挖掘與處理、計算機視覺、機器學習和通用人工智能等幾個領域，但又各有側重點。

馬雲在2017年的雲棲大會上，表示達摩院要開展基礎科學和創新性技術研究，是爲了解決社會問題並同時可盈利而成立的。

京東在2017年設立AI研究院，2018年2月設立智能城市研究院，2018年11月成立京東農牧院士研究院。其中，備受矚目的京東智能城市研究院下設數據服務實驗室、人工智能實驗室、行業應用研究所、商業模式實驗室和技術轉化部，以及在北京、南京、成都和桂林等多個城市設立的分院。

從企業的研究院成立時間來看，雖然京東不算太早，但顯然，他們更懂何爲厚積薄發。

做研究院是個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很多人印象中，研究院可能像一個花架子，面子工程大於裏子研究。實際並不然，企業做研究院固然有戰略層面的意義。但更關鍵的則是研究院能站在一個高屋建瓴的角度，前瞻性地去提前做好技術儲備和產業佈局。

而且大公司之所以偉大，平臺型公司之所以可以賦能，這是它們的職責也是優勢，它們能夠提供的是一條鏈的服務，而研究院無疑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價值輸出口。

當然，無論是阿里的達摩院還是京東的智能城市研究院，首先一定要擁有學術+產業的豪華配置。

以京東智能城市研究院爲例，院長鄭宇是城市計算領域的先驅和奠基人，也是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則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原常務副院長，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戰略諮詢委員會組長潘雲鶴。此外，還有中國工程院院士高文、吳澄、陳純、李伯虎、吳志強等坐陣。

圖 | 京東智能城市研究院學術委員會成員

阿里剛推出達摩院時，也是一口氣攬下了一大批學術界、產業界的巨擘。

達摩院在組建一年後，吸納了阿里曾經的一些技術研發部門，基於阿里原有的技術積累，通過後期引入的專家學者，進一步深耕那些可以被應用在阿里生態的技術。它們目前有三個重點工作，一是底層算法算力和大數據處理；二是雲端芯片；三是量子計算。

和達摩院相比的話，京東的兩個研究院走的路子倒是比較特別。而且同樣都是電商起家，京東這些年一直對技術研發非常重視，卯足勁要率先完成向技術轉型的目標。

四年前劉強東就將京東的技術部門從業務部門中剝離出來，之後又拍板成立了專攻智能物流系統研發的京東X事業部，以及重構智慧供應鏈的Y事業部。

所以同樣是解決社會問題，京東顯然更爲專注，他們的智能城市研究院以及京東農牧院士研究院的方向很明確，就是改善目前兩大主要社會難題：城市和農牧建設。

而京東智能城市研究院也是京東AI體系中非常關鍵以及基礎的一個環節，它的成立意味着京東要將沉澱了多年的供應鏈、物流、數據、營銷以及金融和技術能力以模塊化、平臺化、生態化的形式全面對外輸出。所以京東智能城市研究院雖說起步時間不算早，但早期的技術積累以及研發能力，讓研究院在解決城市問題上顯得遊刃有餘。

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京東智能城市研究院的大數據水質預測論文被IJCAI 2018收錄，用科技捍衛水安全四篇城市計算論文則被KDD2018收錄。

那麼，同樣都是做研究院，如果一個企業想要打造自己的頂級研究院，它的最優路徑又會是什麼？

做好頂級研究院，是個大工程

三個關鍵詞：符合企業調性、實現技術賦能、價值輸出。在這三點上，後發制人的京東智能研究院倒是頗有經驗以及制勝之道。

首先是以技術能力爲主導，打通平臺和數據。京東智能城市研究院把京東的電商、物流、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技術的優勢綜合，將城市中無處不在的感知系統與先進的數據管理方法、多元的時空大數據分析模型相結合，最終實現對城市的把控。

這其中又囊括了爲城市提供點線面結合的智能城市頂層設計，以及爲城市環境、交通、規劃、能耗、商業、安全、醫療、信用和電子政務等領域定製智能解決方案。

比如通過京東的線上活躍用戶和精準高效的線上觸達，從而精準確定區域客戶畫像，爲聯通線下營業廳提供選址指導。

這也是當前企業研究院的主要發展路線，結合企業自身的產業特性，不斷向外延伸，走差異化路線。

另一方面，“研究院”三個字，聽着非常高大上，似乎和接地氣沒有多大關係。但有意思的是，一些研究院“搗鼓”的研究，往往是最貼近生活的。

這也體現在研究院在技術賦能上更加垂直、專注和細分。京東的兩個研究院聚焦的領域非常細分，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來，這是兩個很專注產業的研究院：城市和農業。首先在選擇方向和定位上，已經非常明確。而這個切入口的背後，既是傳統產業升級的關鍵節點，也是新市場的開始。

其中，京東農牧院士研究院正在建立智能養殖新規範，助力農牧產業升級與發展，以達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標。

圖 | 飼餵機器人與伸縮式半限位豬欄

另一方面，城市計算看似抽象複雜，但從下往上的每一個環節都和當前京東的產品業務以及宏觀的技術趨勢貼合。底層的時空數據平臺、中間的數字網關以及頂層的AIoT串聯起整個城市，從數據的分析處理、價值挖掘到涵蓋交通、環境、民生政務、公共安全等城市建設的智能化、數字化解決方案。

切入口找準後，就是看實戰能力。很多人認爲，研究院做好基礎技術研究就行，不用操心太多的“商業化”，但研究的最終目的必然是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只是有的研究步伐快，有的步伐慢。在落地方面，京東城市研究院顯然已經先人一步。

例如，在京東智能城市研究院和國家能源集團的一次“跨界”合作中，京東城市的火力發電機組優化模型可以讓發電機組的效率提高0.5%，一年可以給國家節約一百億元。再比如部署管網水質預測系統來實時預測未來的管網水質，從而指導自來水工廠更科學地進行投氯消毒……

企業每年要投入幾十億的資金在研發上，如果僅僅是純技術層面的意義，完全沒必要如此鋪張浪費，所以企業下的研究院有着很緊迫的商業化需求。

做好基礎研究，和產品轉化不是一個矛盾的問題，不是說技術研發不夠純粹了，只是更加考驗一個企業在組建研究院之後，如何去平衡其中的矛盾。一旦跨過這個坎，必然會是頂級的企業研究院。

最後：

一個頂級的企業研究院到底會是什麼樣？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從成功的案例中，我們能夠了解的是，研究院需要肩負的不僅僅是企業的責任，對企業生態的“融會貫通”，更關鍵的是，研究院向外輸出的技術乃至價值，能否改變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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