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與清朝
一、繼承與毀滅
滿族直系先人為明代女真。清朝奠基人努爾哈赤初通漢文，受漢文化影響較深。努爾哈赤的先世為女真人。他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統一，結束了元明以來女真諸部長期分裂與動亂不已的狀態。1616年（明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建立政權，史稱後金，建都於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後遷都盛京（今遼寧瀋陽）。其子皇太極繼位後，以「滿洲」代替女真為族名，其餘女真諸部仍以赫哲、鄂倫春、鄂溫克為族名。另外據《清文鑒》載：ju?en: manju aha be ju?en sembi(譯文：滿洲人的臣僕稱之為女真)，各部有自己的自稱，而對滿洲人的遠近親如赫哲、鄂倫春、鄂溫克人，也會使用他們的自稱來稱呼，或者直接稱呼為「索倫人」。
值得一提的是，女真各部在清太祖統一戰前後時期已經不再稱呼自己為「女真」，因此女真一名在清代逐漸消失。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
清朝覆亡後，滿洲族依漢語習慣用法簡稱滿族，類似於「英吉利」簡稱英國。
努爾哈赤的先祖有多人受明朝冊封，擔任指揮使、都督僉事、都督等職。其祖父覺昌安任建州左衛都指揮，父親塔克世為建州左衛指揮。1583年覺昌安、塔克世被明軍誤殺，明廷命努爾哈赤襲父職，以示報償。
努爾哈赤打起為祖、父報仇的旗號，開始了統一女真各部的事業。他以「遺甲十三副」起兵，東伐西討，南征北戰，基本上統一了女真各部。他在羽翼未豐時對明廷十分恭順，接受所授官號，還多次赴北京朝貢。
明朝被李自成起義軍推翻後，清軍打著為明朝復仇的旗號，長驅直入北京，取代了明王朝的統治。
滿族入主中原後，尤注重吸取明亡的教訓。明亡實亡於朝野上下之腐敗：
「官府坏於吏胥，地方坏於鄉紳。兵不教練而肆搶掠，將無學術而務欺詐，貪鄙奢淫者相望於社會，而所謂清流名士者，亦惟是樹黨相攻，各立門戶，至國亡而不已。此毫無文化之滿洲人所由乘其隙而入主中國也。」（參見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下）
清朝懲明朝之失，決策施政，經深思熟慮而審慎從事，威權專一，令出法隨，從而維持國家機器較長時期正常運轉，取得了重大治績。困擾歷代王朝的母后、外戚、宦官、權臣、明黨、藩鎮等禍患，減至最少程度。
入關之初，清廷曾強制推行辮髮衣冠制度，實施野蠻而愚昧政策。例如，頒布圈地令，將近北京三百里內的順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間等地（今北京、河北北、中、東部及遼寧西南部）的漢人土地圈佔為八旗官兵所有。圈地主要在上述地區進行，總數在十六萬頃之上。駐防外地的八旗官兵在山東、山西、陝西、江蘇、寧夏等地也圈佔過為數不等的土地。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門，背井離鄉。
又如，清軍在江浙實行大屠殺，一手製造了揚州十日屠城、嘉定三次屠城及江蘇宜興、松江、江陰等地的慘劇，並在浙江嘉興、衢州、舟山等地實行屠殺政策。
再如，入關之初就規定官民一律剃髮結辮、改從滿裝，並宣布「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還以違制定罪相威脅，違制而被殺者不計其數。
隨著時間的推移，滿族統治者逐漸改變政策。如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詔令「永遠不許再圈地」。康熙年間推行「官荒放墾」，將無主的荒地、山林分給當地流民及官兵墾種，並由官府給以印信執照，永准為業。
在改變政策的同時，還致力於恢復生產，獎勵墾荒，興修水利，賑濟災荒，改革賦役制度，減輕農民負擔，使社會經濟逐漸恢復。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期間，神州大地的社會經濟高度繁榮，農業生產有較大的提高，商品經濟也有一定的發展，有些地區和行業資本主義萌芽有所增長。全國人口急速增長。康熙末大體已達到明萬曆年間一億二千萬或一億三千萬的水平。乾隆末超過三億。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在位時間長達134年，恰占清朝歷史一半。而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三「治」，即漢代文景之治（前180-前141年）、唐代貞觀之治（626-649年）及開元之治（713-741年）加在一起，只及前者的三分之二。
明朝養士近三百載，反而哺育了專制王朝的掘墓人，湧現了一大批啟蒙思想家。他們「坐集千古之資」，「尤有深識遠慮」。他們敢說敢幹，議論朝政，干預現實，臧否人物。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傅山、顏元……只是其代表者。明亡後，又是他們自覺串連發動，武裝抵抗清軍，拒斥異族統治，成為反清復明運動的中堅與主導。這場運動的重點在江浙一帶。清軍實施的大規模屠殺非但不能遏止運動的發展，反而凸顯清朝比明朝更野蠻更思昧。
懲前朝思想文化政策之失，清廷一方面標榜崇文興學，纂修典籍，優遇文士，一方面鉗制言論，禁毀書籍，屢興文字獄。
1774年，乾隆帝借纂修《四庫全書》之名查禁「明季末造」野史，「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1778年清廷頒發四庫全書館擬定的「查辦違礙書籍條款」，把查繳禁書的重點從明季野史與清初「偽妄詩文」，一直追溯到宋金之間。
「其搜采各書，兼有自挾種族（今指民族—引者注）之慚，不願人以『胡』字『虜』字『夷』字加諸漢族以外族人，觸其忌諱，於是毀棄滅跡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雜史，防禁尤力。海內收藏者，坐以大逆，誅戳累累。」（孟森《清史講義》）
浙江一省就先後查繳書籍二十四次，計538種，13862卷。有的書雖倖免銷毀，但須進行刪削、挖空、補改。除搜繳書籍外，連刻板也要一併上呈。更有甚者，連作者本人的其它墨跡、墨刻都得匯繳，不許存留。乃至書寫的碑石也要「椎碎摧撲，不使復留於世間。」民間私藏禁書者動輒抄家斬首。
據後人估計，從1774年到1782年，全國書籍「在於銷毀之列者，將近三千種，六七萬部以上」。這無疑是對中國文化的一大摧殘，不計其數的書籍為之絕版。
清朝文字獄斷斷續續，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三朝文字獄次數之多，株連之廣，處罰之嚴，皆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而以乾隆朝次數最多，涉及面最廣。
清帝興文字獄，旨在鉗制言論，消弭反側。
康熙帝向以寬仁著稱，但懲處文字上的異端至為果斷，又深惡痛絕那些誓死不與清廷合作的漢族才學之士，不惜施以血腥的鎮壓，儘管表現了較多的靈活性，如赦免因戴名世《南山集》獄獲罪的方苞，受此案株連者三百餘人也都寬免治罪。
雍正前期的文字獄雖同文字有關，但多涉統治集團內部爭鬥，雍正後期與乾隆朝的文字獄，獲罪的本身並無政治主張，也未涉及政治鬥爭，且大多是下層知識分子。他們或腹有牢騷，愛發議論；或僻居鄉村，不知忌諱；或亂上條陳，「圖賞官職」；或吟詩作文，用字不慎……都招來殺身破家之禍。
這些文字獄案件大多捕風捉影，望文生義，濫殺無辜。連發生重大文字獄的地方官也要受處分，因此官吏望風生意，稍見文字違礙，即捕人抄家，羅織罪狀，株連寧多勿少，處理寧嚴勿寬。
有些涉案人不過借詩文發泄不滿情緒，無關大局，但清廷仍不放過，其目的就是要讓漢族士大夫明白，只能乖乖服從清朝統治，任何心存怨望、追思往故的情緒都不允許存在。
為了樹立皇權的威權，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被奉為神聖，不得違犯。江西舉人王錫侯以《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又難貫穿，刪改另刻《字貫》，還把康熙、雍正的「廟諱」和乾隆的「御名」字樣開列，被定為「大逆不法」，被打入大獄。
乾隆年間舉發的文字獄案，有的看起來都是些毛髮細故，但只要皇帝認為有錯，便是大逆不道，就要嚴懲不貸。
還有的案件，本出於向皇帝歌功頌德，卻飛來橫禍，殺身滅家。如流寓山西的直隸人王肇基自恃文才，跑到介休縣同知衙門獻詩，恭祝皇太后萬歲，結果說他「毀謗聖賢」，立斃杖下。
清朝文字獄「其弊至於不敢論古，不敢論人，不敢論前人之氣節，不敢涉前朝亡國時之正義。此止養成莫談國事之風氣，不知廉恥之士夫，為亡國種其遠因者也。」（同上）
清朝政治制度大體沿襲明朝而略有增益。
中央官制沿襲明朝，但各衙門的具體職權有所變革。內閣設大學士，和明代一樣，例兼殿閣銜。明代內閣許可權過大，清初議政大臣會議的權力大於內閣。「大事關大臣（會議），群事關內閣」。內閣只處理一般日常事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體隆權輕的中樞辦事機構。
中央機構仍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清代的六部雖沿襲明代，但官員的配置與職權頗多變動。如各部首長尚書與次官侍郎，名義上侍郎是尚書的助手，但兩者同屬堂官，均能直接向皇帝陳奏請旨，皇帝也往往挑選他們入值軍機處，實際上並不存在統屬與被統屬的嚴格的等級關係。
地方官制大體分省、府、縣三級。清緣明制，總督、巡撫為省級最高長官。總督為一省的最高軍政官員。原則上主持軍事，為地方統兵大員，又兼管民政，統轄文武，權力頗大。巡撫在一省之內僅次於總督，為一省之軍政長官，督理糧餉，管理鹽務。
布政使（俗稱藩台）掌一省之行政事務。按察使（俗稱臬台）掌一省之司法、刑名。布政按察兩使稱兩司。
府設知府，統轄數縣，承上啟下。
縣設知縣，為基層「親民之官」，掌管全縣政務、賦役、戶籍、緝捕、訴訟、文教。
明朝法制，綜合滿族在關外時的習俗，基本上沿用明律。
清朝政治制度與明朝相比，有三個顯著的特點：
一是皇權大於明朝，天下庶務皆歸清帝一人處決。內閣形同虛設。如明代中樞大臣的任命常由「廷推」，清罷廷推，大臣概由聖旨簡授。又如清朝的殿閣大學士與軍機大臣地位雖高，卻只能參與決策，而不能頒布命令。一切命令皆出自皇帝一人。中央六部名義上掌管全國行政事務，實際上只能處理具體政務，而不能直接向各省發布命令。地方上的總督、巡撫更是直接聽命於皇帝。
二是維護滿人特權。清朝官制形式上滿漢一體，許多中央機構亦滿漢復設，如中央監察機關都察院，置左都御史滿漢各一人；左副都御史滿漢各二人，但實權為滿人掌控。順治帝親政後就發現「各衙門奏事，只見滿臣，不見漢臣」。「大小漢官凡事推滿官，事之得當則歸功於己，如事失宜，則卸過於人」。不少漢官「相隨畫諾，不復可否」。清廷設計的選官任官制度抑漢揚滿，以確保滿人在政權中的特權地位。
三是因事設制，相沿成習。清初決定軍國重務的機構為議政王大臣會議。雍正時對西北用兵恐泄漏軍機，乃設立軍機處，簡選親王大臣為軍機大臣，參贊國家最高機密。「密勿重務，皆在軍機」。軍機處雖屬中樞機關，卻不是正式衙門，辦公地點叫入值處或值房，簡陋卑小。其成員雖稱大臣或章京，但都由內閣或各部院借調而來，且「有官而無吏」。若辦事不「稱旨」，隨時可以「罷退」，並不牽涉職銜編製。故有人說，軍機處「無公署，大小無專官」。
伴隨軍機處出現的，還有「廷寄」制度。「廷寄」乃皇帝發給地方官員的機密諭旨。它不通過內閣，而由軍機處交兵部直接發出，任何無關官員都不得代領代拆。各地督撫有機密奏報，也多通過軍機處進呈皇帝審批。
軍機處的設立，使議政處僅存虛名，議政王大臣成了朝廷獎賞大臣的虛銜。1791年乾隆帝廢止大臣兼議政之制，軍機處遂成定製。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類似於軍機處。咸豐十一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後，外侮日急，時負責辦理外交事務的恭親王奕?奏請：「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北京之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延緩，未能悉協機宜，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切均仿軍機處辦理，以專責成。」咸豐帝詔許，這個不在清初官制之內的特殊機構得以建立。設立這個衙門最初僅為臨時性的一項舉措，後來外交事務日繁，職權日重，竟成為中樞最重要之機構，幾與軍政處相等。
清開國之制，除兵制外，余皆沿襲明制。清朝第一代皇帝福臨坦承繼明統治，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為以往歷次改朝換代所罕見。清以「為爾朝雪君父之仇」號令天下，不以因襲前朝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
二、成敗八旗
清政權區別於明政權的顯著特徵是八旗制度，決定滿清王朝成敗的也是八旗制度。
八旗始於牛錄額真，牛錄額真始於十人之總領。「凡遇行師出獵，不論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滿洲人出獵開圍之際，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許錯亂」。牛錄即大箭，額真意為主。牛錄額真為「總領」。
1601年努爾哈赤將一牛錄擴至三百人，牛錄額真遂為官名。此後一牛錄三百人編製不變，而牛錄數則與日俱增。到1615年增至四百牛錄。
1615年努爾哈赤在統一建州各部的征戰中創立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黃、白、紅、藍四旗之外，增編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將滿族全體軍民分別編入八旗。
此時編設的八旗主要以滿人為主，而後又將歸附的蒙、漢編入其中，這兩類人是通過在八旗的某一旗內設立蒙古佐領和漢軍佐領來實現管理的，每旗的旗主或者都統還是僅有一人，因此，人員的擴編對八旗制度並無影響。
八旗制度的特點是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凡隸於八旗者皆可為兵，但實際上並非所有滿族人都能披甲從軍。隨著滿族人口不斷增多，當兵人數佔滿族人口的比例愈來愈小。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屬，各有人民，為並立各不相干之體制。」（孟森《清史講義》）
1622年（天命七年）努爾哈赤對八旗旗主說：「繼我而為君者，毋令強勢之人為之。此等人一為國君，恐倚強恃勢，獲罪於天也。且一人之識見能及眾人之智慮耶？爾八人可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國，可無失矣。八固山王，爾等中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若不納諫，不遵道，可更擇有德者立之。」據此可知，八旗制乃推選制，並非君主制，是八旗共治，不是一人獨裁。
八旗制度作為清軍入關前滿族共處的一種組織形式，嚴格地說，只是自然形成的、建立在家族基礎上的滿族聯合體，而不是國體。這種共同體也不是軍事、行政、生產幾部分相加的總和，而是有機地渾然生長在一起的整體。兵民不分，軍政不分，公私不分。
八旗初建時，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制度。滿人的行為，與其取決於制度的約束，不如說是習慣使然，乃至出自生存本能。
八旗制度從建立到清朝覆亡，存在近三百載。
「清一代自認為滿洲國，而滿洲人又自別為旗人，蓋即以滿為清之本國，滿人無不在旗，則國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國之中涵一滿洲國，未嘗一日與混合也。」（孟森《清史講義》）
從這個意義上說，八旗制度伴隨滿清王朝經歷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個歷史過程。
努爾哈赤死後，他所定之八旗制度發生了三大變化：
一是從八旗共治向君主專制的變化；二是從常備兵制向私人軍隊的變化；三是從特權階層向「八旗子弟」的變化。
努爾哈赤臨終前遺訓：「國家當以賞示信，以罰示威，商賈積貨，農夫積粟」，「爾八固山繼我之後，亦如是。嚴法度以致信賞必罰。使我不與國事，得坐觀爾等作為，以舒其懷可也。」（《武皇帝實錄》）
鄭重呼各旗主為八固山，下注四大王，四小王。後改為大貝勒四，小貝勒四。
四大貝勒是：代善（1583-1648年）努爾哈赤第二子，四大貝勒之首；皇太極（1592-1643年）努爾哈赤第八子，即清太宗；莽古爾泰（1587--1632年）努爾哈赤第五子；阿敏（1586-1640年）努爾哈赤弟舒爾哈齊第二子。
四小貝勒是：阿濟格（1605-1651年）努爾哈赤第十二子；多爾袞（1612-1650年）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多鐸（1614-1649年）努爾哈赤第十五子。
剩下的一位小貝勒，「未知太祖之意，究擬屬之何人，但當歿時，尚未指派。」（孟森《清史講義》）
也就是說，八旗只有七旗為努爾哈赤所定之主，其餘一旗何人為主？為皇太極所兼領。他以奮勇立功，多領一旗亦所應得。（同上）
努爾哈赤死後，八旗並立，各具實力。皇太極勢力最強，被擁立為汗。後金政權由皇太極與代善、莽古爾泰、阿敏四大貝勒「按月分值」，共同主持軍政大事。皇太極徒有「一汗虛名」。八旗並立之遺訓亦未改。
1630年在與明軍作戰時，鑲藍旗主阿敏棄城逃歸。皇太極以此為罪狀，將其終身幽禁。其弟濟爾哈朗為旗主，然並坐之大貝勒則少一人。1632年元旦，皇太極正位南面專坐，代善、莽古爾泰旁侍。這是皇太極走向君主專制的第一步。
同年莽古爾泰死，三年後其弟德格類也死。未幾，莽古爾泰兄弟所領正藍旗歸皇太極自將。正黃、鑲黃兩旗本由皇太極兼領，又並正藍旗，至此皇太極獨領三旗，而諸貝勒各分領一旗，其勢力遠不及皇太極了。代善見勢不妙，主動提議廢除大貝勒並坐舊制。四大貝勒共主國政的體制就此終結，皇太極南面獨坐的局面得以確立。這是皇太極走向君主專制的第二步。
1636年改「後金」國號為「大清」，正式稱帝。以天聰十年四月以後為祟德元年。建元崇德，實為紀元之始。以前天命、天聰皆為尊號，非與一國臣民紀年之用。
與此同時，皇太極仿照明中央集權制，建立並完善國家機構，以取代八旗旗主共同行使的國家權力。這是皇太極走向君主專制的第三步，也是最後一步。
努爾哈赤所定之八旗共治體制從此步入下坡路。
1643年（祟德八年）皇太極在瀋陽宮中猝然病死。因儲嗣未定，正紅旗主代善議立皇太極長子豪格，豪格堅辭，代善拂袖而去。其時四大貝勒，皇太極、莽古爾泰已死，阿敏被幽禁。代善既出，三小貝勒自當出場。小貝勒之首阿濟格，1626年就主管鑲紅旗，地位僅次於四大貝勒，但此人向無主見。在這種情況下，正白旗主多爾袞與鑲白旗主多鐸以兩旗之勢力擁立皇太極第九子福臨稱帝，自然無人敢持異議了。
福臨即位後，由鑲藍旗主、阿敏弟濟爾哈朗與多爾袞共同輔政。不久，濟爾哈朗被迫退讓，代以多鐸，多爾袞遂大權獨攬。清入主中原為多爾袞一手所為。因福臨年幼，朝政由攝政王多爾袞出。其功高不幹帝位，為自古史冊所罕見。
1650年（順治七年）冬，多爾袞在圍獵時去世。阿濟格圖謀攝政，被議政王大臣會議逮捕賜死。是時順治尚未親政。次年正月親政後，對八旗之間的權力配置作了調整。
其初八旗本無別。順治帝率先把八旗分為二，一為上三旗，包括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由皇帝親領；一為下五旗，包括正紅、鑲紅、正藍、鑲藍、鑲白五旗由諸王、貝勒統轄。此後終清未改。
上三旗是皇帝的親兵，擔任禁衛皇宮的重任，其地位較下五旗為崇，下五旗駐守京師及各地。
1661年（順治十八年），順治帝遺詔八歲玄燁繼位，改旗主攝政為旗臣輔政，特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位異姓旗臣為輔佐，「保翊沖主，佐理政務」。
四大輔臣皆隸屬上三旗。索尼隸正黃旗，遏必隆、鰲拜隸鑲黃旗。三人曾是皇太極的親信，受到多爾袞的打擊。蘇克薩哈原為多爾袞的親信，隸正白旗。多爾袞死後，因訐告其謀逆，雖資歷較淺，但順治臨終前仍指定他為第二位輔政大臣，僅列索尼之後。
上三旗中兩黃旗與正白旗之間原本存在糾結，積怨頗深。輔政以來積怨未消，又添新仇。蘇克薩哈與其他三位輔臣之間的明爭暗鬥終於在圈換旗地一事上迸發了。
20年前，多爾兗在京師附近圈地，曾將鑲黃旗圈佔的較好的地塊劃撥正白旗，又將原屬正白旗的較差的土地分給鑲黃旗。鰲拜藉此發難，執意將早已分定的土地再行調換，索尼、遏必隆都附和鰲拜的主張。
正白旗人、戶部尚書蘇納海上奏說，圈地分定已歷二十餘年，旗人安業已久，且康熙三年又奉旨不許再圈民地，請罷換地之議。
鰲拜有恃無恐，決意以此為突破口，重新挑起兩黃旗與正白旗之間的爭鬥，以壓制正白旗，構陷蘇納海。
撥換令頒布之時正值秋耕，薊州、遵化等地方圓四、五百里內的旗民風聞即將撥換土地，即把土地「盡拋棄不耕」。「圈地議起，旗民失業者數十萬人」。於是，鑲白旗人、直隸總督朱昌祚等相繼奏請皇上停止圈換地土。
鰲拜以為蘇納海、朱昌祚「與蘇克薩哈系一體之人」。若先「滅戳」他倆，壞去蘇一手一足，然後向蘇開刀，事必有成。
自換地議起，康熙靜默觀察事態進程，心裡已明白蘇納海、朱昌祚阻止推行撥換令的真實意圖，特召四輔臣賜坐問詢。鰲拜堅奏蘇納海應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附和。蘇克薩哈深知鰲拜矛頭實指自己，故一言不發。康熙最終「未允所請」。
但鰲拜矯詔將蘇納海、朱昌祚等三人「俱著即處絞，其家產籍沒」。與此同時，撥換令也貫徹執行了。
索尼去世後，鰲拜實際上已成首席輔臣，遏必隆對他亦步亦趨。蘇克薩哈的處境更加難堪，加之「身體有病，不能行走」，因此康熙親政後，即請「往守先皇帝陵寢」，試圖以此方式迫使鰲拜、遏必隆同樣辭去輔臣。
持續六七年之久的輔臣內部爭鬥，至此進入了白刃化階段。鰲拜挾持「議政王、貝勒、大臣」，羅織蘇克薩哈二十四條罪狀，並不顧康熙帝的反對，將蘇克薩哈及其子孫全部處死，家產悉數籍沒。
事後，康熙帝回憶道，「鰲拜等人為此事一連七日強奏，朕全力拒辭，仍不能說服之」，鰲拜甚至「攘臂上前」爭辮。「伊等俱不將朕放在眼中」。
從此，鰲拜權勢愈益膨脹，氣焰更加囂張。朝廷文武官員多出鰲拜門下，「一切政事，先於私家議定，然後施行」。
1669年（康熙八年），十六歲的玄燁事先經過精心策劃，一舉擒拿鰲拜下獄，遏必隆也被革職鎖拿。
玄燁親審鰲拜。鰲承認情罪俱實，卻突然當面袒露當年為救皇太極而留下的累累傷痕，企求康熙帝免其一死。玄燁不由頓生憐憫之情，批示道：「鰲拜理應依議處死，但念效力年久，雖結黨作惡，朕不忍加誅，著革職，籍沒拘禁。」死刑改為終身監禁，最後死於獄中。其子那摩佛亦免死。
努爾哈赤「指其所愛或所重」的子侄分別擔任八旗旗主，「而其餘子弟固皆待八固山（即八旗）收恤之，特由各固山自優其所親；非其所親，則屬旗下為屬人而已。」（孟森《清史講義》）
故各旗的旗務管理實為旗主一家的家務管理。
八旗，無論滿洲、蒙古或漢軍，均由固山額真管理。1660年（順治十七年）固山額真一律改稱漢名「都統」。秩為正一品（後改為從一品），「分掌各該旗之戶籍、田宅、教養、營制、兵械以及選官序爵、操練等軍務。」
各旗均設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都統為八旗之行政官員，不再臣屬於旗主。於是，八旗旗務盡屬都統管轄。
1723年（雍正元年），設八旗都統衙門，由上述各旗都統24人、副都統48人組成，掌八旗的旗務。
康熙末年就屢以皇子辦理旗務，即不通過該旗旗主而管理旗務，其職權相當於都統，但不歸旗主統轄。
從此往後，各旗正式成為政府下屬的一個衙門，非各是為政的一個國家。各旗之人皆由皇帝隨意指封，不再通過旗主。旗臣，原隸屬於旗主，惟旗主之命是遵，視各忠其主為祖訓；今為朝廷之臣僕也。
上三旗的旗務則由內務府管理。該機構始設於順治初年，1661年（順治十八年）遂為定製。
內務府分別由上三旗所屬包衣組成。其總管，原稱包衣昂邦，後改稱內務府大臣。凡皇帝家的衣、食、住、行等各項事務，都由內務府包衣承辦。
包衣，原為官莊中世代充當奴僕的壯丁。官莊則是旗地中皇帝的私產。包衣，實為皇帝的家奴。包衣昂邦，不過是皇家總管。至稱內務府大臣，其名義已化家為國了。
下五旗也設包衣佐領掌管旗務，亦化家為國，不再是一家獨擅之武力。「雖裁之以法制，尚待世宗之朝（即雍正朝），而順（治）康（熙）以來，以漸蛻化，直至乾隆末為止。」（孟森《清史講義》）此其一大變化。
其二是兵制的變化。八旗初建時兵民合一。皇太極說，「我國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
八旗兵本系滿族子弟兵，世代生長在白山黑水一帶，擅長騎射，作戰剽悍，與當年金人與蒙古人並無二致。八旗兵法森嚴，遇敵各自為戰，有進無退，故能無往不克。
八旗兵是世襲職業軍人。男子年滿十五歲為正身壯丁，每三丁抽一為兵，「正丁」世襲軍職。
八旗兵以騎兵為主。在逐鹿中原一統南北的戰鬥中，八旗騎兵衝鋒陷陣，具有很強的戰鬥力，是清軍的主力。
入關以後，清廷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八旗兵從而成了常備職業兵。八旗兵，無論滿洲、蒙古或漢軍，皆以營為編製單位，由都統或副都統率領，用於駐防或征戰。
在統一全國的戰爭中，以騎兵為主的八騎兵不利於在江南作戰，以步兵為主的綠營兵因而漸成清朝正規軍主力。
綠營是清廷參照明軍舊制，將收編的明朝降軍與新募漢軍改編而成的地方軍隊。以綠旗為標幟，故稱綠營，亦稱綠旗。
全國綠營兵額總數時有增減。咸豐（1851-1861年）以前大約有六十萬左右，為八旗兵三、四倍。
清代前期，尤其是在康熙初平定「三藩之亂」與乾隆中葉以前的歷次征戰中，綠營兵起到了主力軍的作用。
綠營兵的主要任務是鎮戍，其編製按鎮戍需要而定：「按道里之遠近，計水陸之緩衝，因地設官，因官設兵，既聯犄角之聲援，復資守御之策應。」
清廷將全國18個省分為11個軍區。區的最高軍政長官是總督。每個軍區管轄一至三省。省的最高長官為提督或兼領提督的巡撫。總督與巡撫不是武官，不能直接統率綠營兵作戰。
省下分若干鎮，鎮下分若干協，協下設營。營是綠營最基本的編製單位。
清廷在綠營中採取了一系列防範措施，以防止漢人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一是以文制武，綠營各級統兵官均歸地方最高文官統轄或節制；二是互相分權、相互牽制，以防兵權過於集中。如總督有權節制巡撫、提督、總兵，提督與部分巡撫也可節制總兵以下的各級武官，從而分散了總督掌握的權力；三是兵皆土著、將則調補。兵籍與軍餉的發放統歸兵部，將不得私兵，兵不為將有。
對地方將領的制約，隨著鄉勇的出現開始有所鬆動，「將不得私兵」的局面也漸有改觀。
鄉勇是清朝用兵時臨時招募的輔助部隊。源於清代前期的鄉兵。清廷使用鄉兵始於1730年鎮壓西南烏蒙部落時。乾隆末年，鑒於八旗兵已不堪作戰，綠營兵又暮氣日深，福康安在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時不得不招募當地「義勇」，與官兵並用。以後鎮壓湘黔苗民起義及川楚白蓮教起義時，朝廷除了命地方舉辦團練之外，還招募鄉勇，官給口糧，在綠營之外別自成營，隨軍戰守，時稱「勇營」。從此相沿成習。但咸豐以前，勇營數額多寡不定，武器良窳不一，未曾創建營制。有事招募，事後即予裁撤，充其量是一種臨時性的非正規部隊。
太平軍起義後，曾國藩在鄉勇的基礎上創建營哨之制，在湖南編練了一支有獨特製度的武裝力量，稱為湘勇，通稱湘軍。曾門生李鴻章仿照湘軍，在安徽組建了淮軍。隨後其他各省也相繼招募鄉勇，依照湘軍營制營規編練部隊，使鄉勇代替綠營成為鎮壓太平軍、捻軍的主力。
綠營雖為鄉勇替代，卻猶存一優勢，「官皆選補，兵皆土著」，遣將調發，權操兵部，是國家的統一的正規部隊，而鄉勇原系私人招募的非正規軍，「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故指揮訓練都靈活自如，「能用人之死力」。但士兵只知道直接的上級長官，不知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這樣的軍隊難免成為私人的工具。
曾國藩領軍注重鄉土觀念，但只是為了同心協力，絕非植黨營私。湘軍攻陷天京後，即依例解散湘軍，只命李鴻章留淮軍以平捻。李亦重視部屬鄉里，卻精心培植自己的勢力。淮軍組建時，曾派三營湘軍改歸淮軍編製，以資觀摩。不料後來國藩尚不能指揮，而不得不請鴻章出來幫忙：「區區微忱，非強賢昆仲以所難，實見捻匪非淮勇不能滅，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可見李鴻章自始就視淮軍為一己勢力，與湘軍別立門戶。李的所作所為與國藩的「擴然大公」恰成鮮明之對照。湘軍雖是私人軍隊的濫觴，而淮軍方才構成私人軍隊的形態。而後袁世凱以淮軍子弟，傳其衣缽，搖身變為北洋軍閥，把私人軍隊的弊端推向極致，禍國殃民為害尤烈。
其三是旗民的變化。八旗初建時，兵民合一。入關前，八旗兵丁平時從事生產，戰時從征，軍械糧食自給，並不發放兵餉。入關後才建立兵餉制度。清朝統治全國後，旗民兵餉的主要形式為坐糧，包括錢、糧兩部分。從征時發給部分行糧。兵餉數額按兵種不同有所差別，且時有增加。
清兵入關後，旗民大量湧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區。為了安置八旗官兵及閑散旗民的生活，清廷先後三次大規模圈佔土地。八旗官兵共分得旗地約233萬晌（一晌約六畝）。每個兵丁的份地為五晌，終清一代無有大的變化。
入關之初，旗民人數較少，為官作官，當兵吃糧，又有旗地可種，生計自然不成問題。康熙中期以後，八旗人口迅速增加。據統計，八旗滿洲男丁，1648年為55330丁，1721年增至154117丁。七十餘年增加兩倍。1745年（乾隆十年）僅北京八旗「丁口蕃昌，視順治時蓋一衍為十」。而官職缺額與兵額卻有限量，旗地也沒有增加，朝廷又不允許旗民另謀出路，部分旗民的生計便成了問題。
部分生計無憂的旗民，因長期脫離生產，追求奢華生活日趨腐化，逐漸喪失原有的尚武精神。
雍正以親王入繼大統，身居宮外藩邸四十年，「於群情利弊事理得失無不周知」，即位不久便召八旗大臣稱：「八旗滿洲為我朝根本」，要逐一解決危及清朝根基的八旗生計問題。
1724年雍正帝訓斥八旗官民說，「爾等家世武功，業在騎射，近多慕為文職，漸至武備廢弛；而由文途進身者，又只僥倖成名，不能苦心向學，玩日幆時，迄無所就；平居積習，尤以奢侈相尚，居室用器，衣服飲饌，無不備極紛華，爭誇靡麗，甚且沉湎梨園，遨遊博肆，不念從前積累之維艱，不顧向後日用之難繼，任意靡費，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
次年雍正帝在陪都盛京（今瀋陽），親見旗人以「演戲、飲酒為事」，以致城中酒肆多的不得了。而北京城內旗人則以酗酒、賭博、赴園館、鬥雞、鶉、蟋蟀為事。
雍正帝還知道，「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賣房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酒，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儲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清世宗實錄》卷56）
有鑒於此，雍正帝採取種種措施，試圖從根本上解決旗民的生計問題：一是告誡旗民「量入為出，謀百年之生計」，不許酗酒、鬥雞，婚喪儀制崇尚節儉，限制生活糜費，稽查祿米買賣；二是實行優恤政策，發內帑銀，作為八旗官兵婚嫁喪葬的費用，包括一次性臨時補助；三是適當增加兵額，擴大食餉面，在旗民中選拔養育兵，給以錢糧。到清末養育兵近三萬；四是動支內庫銀，將典當或出賣的旗地按原價贖回，留在旗內，限原業主一年之內取贖，過限不贖，准本旗及別旗人照原價購買；五是興辦屯墾，選擇沒有產業的旗丁前往耕種。
總之，雍正帝處心積慮勸誡旗民開源節流，通過發展生產增加收入，但種種努力收效甚微，旗人的生計問題猶存，腐化趨勢亦未改。
乾隆繼位後同樣致力於解決八旗的生計問題，不敢掉以輕心。即位不久，乾隆訓斥旗民說：「八旗為國家根本……迨承平日久，漸即侈靡，且生齒日繁，不務本計，但知坐耗財術，罔思節儉。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稅，即不守本分，恣意花銷，虧竭國幣，及至干犯法紀，身罹罪戾，又復貽累親戚，波及朋儕，牽連困頓。而兵丁閑散人等，惟知鮮衣美食，盪費貲財，相習成風，全不知悔。」（《乾隆實錄》卷72）
訓誡的對象擴大到「服官外省」者。
解決八旗生計問題的對策也有所發展：一是從內帑庫銀中撥款，交給北京與盛京內務府，再分撥給八旗都統或各省衙門用以經營贏利。利銀用於內務府及各旗官府的福利開支。也有一部分「生息銀兩」直接借貸給旗人，並屢次降低利息；二是賞賜銀兩，如1743年「念本年米價昂貴，又值年終諸物皆貴」，乾隆帝「加恩八旗各賞1萬兩，分與滿洲5千兩、蒙古2千兩，漢軍3千兩」。又「令查明實在貧苦之人……各賞二三兩」；三是撥給土地，移駐屯墾，如1741年決定將在京1千旗人移駐齊齊哈爾東南屯墾；四是回贖旗地，朝廷分給的旗地明令禁止買賣，對典押出去的旗地，由官府出資予以贖回；五是出旗為民，1739年乾隆帝發布命令允許八旗家奴入民籍。1742年又准許漢軍旗人「出旗為民」，脫離旗籍另住。1756年全面實施「八旗別載冊籍之人」（原系開戶家奴）出旗為民的政策。這項政策不僅有助於解決開戶家奴的生計問題，而且推動了八旗莊園制度的瓦解進程。
總的看，前四項措施惠及中上層旗人，第五項措施則有利於解放生產力。但上述種種措施都治標不治本，從而都難以挽回八旗制度不可逆轉的頹勢。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是，廣泛設立不同級別的官學，重視對旗人子弟的教育。
第一級也是最高級的官學為宗學，專為宗室子弟而設，培育塔克世本支後裔。塔克世是努爾哈赤生父，追尊顯祖。努爾哈赤乃塔克世嫡長子。這裡所說的宗室特指與努爾哈赤同一父系的宗族，俗稱「黃帶子」。
宗學分左右兩翼，宗室子弟年在十八歲以下者皆得入學，分習清書（滿文）、漢書，兼習騎射，學兼文武以示不忘本。
第二級官學稱覺羅學，專門培育塔克世旁支後裔，即愛新覺羅氏子弟。覺羅其實也屬宗室，不過清代特意加以區別而已。旁支指宗室中不屬於嫡系的支派。覺羅俗稱「紅帶子」。覺羅學也屬於宗學，只是生源比宗學廣，擴展到了整個愛新覺羅氏。
覺羅學的規制與宗學略同，「八旗覺羅內，自八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子弟，俱令入學。覺羅內有行為妄亂者，亦行拘訓，不得外出。」有的地方因而把宗學與覺羅學合二為一。
宗學與覺羅學均歸宗人府管轄。宗人府掌皇族屬籍之事，在朝廷地位顯赫。順治朝初設宗學時帝諭宗人府道：「朕思習漢書、入漢俗，漸忘我滿洲舊制」，「著永停其學習漢字諸書」。學生只要通過翻譯閱讀「各項漢書」就可以了。這種想法當然是行不通的。雍正朝的宗學是左右兩翼各立一滿學、一漢學，在學子弟，或習漢書，或習清書，「隨其志願，分別教授」。
第三級官學是京師八旗官學，一設在景山，稱景山官學，一設於咸安宮，稱咸安官學。前者選內府上三旗佐領管領下幼童入學，分「清書」、「漢書」各三房，置滿漢教習；後者也選上三旗子弟入學，亦選下五旗俊秀子弟入學，而以居咸安宮的翰林官教之。
兩者均歸內務府管轄。內務府掌宮廷內府事務，是皇室的總管家。學生三年肄業期滿，考列一等用筆帖式，二等用庫使庫守。
第四級官學為地方八旗官學，培育各省八旗子弟，隸屬國子監。
宗學始設於1652年，1673年康熙帝下令撤銷宗學，「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讀書」。1724年雍正帝復行設立，旨在「篤厚宗親，殷勤教育」。他以為「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支葉事耳」。
清廷設各級官學，培育八旗子弟，歸根結蒂出於「保邦致治」的需要。興學育才乃國家根本。立國非人無由，人才出於教育，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過，清代中葉以後，各級官學漸趨衰落，
「貴胄學堂學生，類皆王公、貝勒、宗室子弟，故其膳極豐厚精美。人設一席，日需庫平銀七八兩。稍不遂意，即遭呵叱，甚且飛盆擲碗焉。總辦、教習皆為學生之奴隸，呼往喝來，唯命是聽。學生每日到堂，須由教習遣人往請」。（《清朝野史大觀》卷二）
有清一代最大的失誤莫過於教育人才上的失誤。清廷出於狹隘的民族私利，把有限的教育資源投入只佔人口百分之一的特權階層—八旗子弟身上，竭力維護旗人在教育上的特權地位。滿漢兩族在教育資源佔有上的不平等待遇，從根本上激化了兩族間的矛盾。
滿清人主中原二百多年來，始終以異族征服者自居，處處不以平等態度待漢族，致使滿漢畛域不但不歸於泯合，反而愈益擴大。積怨愈深，反抗尤烈，以致到了漢滿不兩立的地步。用抗清義士陸皓東的供詞來說，「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絕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滿清統治者實行的民族歧視政策，也使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特別是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更趨激化。
對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來說，教育人才上的失誤是致命性的失誤。
三、日落西山
不了解大清帝國，就無從理解中華民國；不了解湖北新政，就無從理解武昌起義；不了解清末新政，就無從理解辛亥革命。
1799年正月，89歲乾隆帝去世。清帝國歷史從此進入晚期。費正清等為西方讀者編寫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便始於1800年。晚清史又可分為兩段：前段含嘉慶、道光、咸豐三朝；後段為同治、光緒、宣統三朝。
後三朝清帝皆幼齡即皇位。同治帝1856年生，1861年即皇帝位，是年僅5歲；光緒帝1871年生，1875年即位時未滿4周歲；宣統帝1906年生，1909年即位時未滿3周歲。
皇位傳子不傳賢的弊端由此昭然若揭。孫中山藉此詮釋民權主義：政權為一般平民所公有，即天下為公。天下為公一語出於《禮記·禮運》，原意是勿把君位當作一家的私物。天下為公，就是天子之位傳賢不傳子。天下為公的反面是天下為私，即天子之位傳子不傳賢，縱然年幼無知也要傳位於他。
1908年清廷頒布《憲法大綱》稱：「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此時的光緒帝「疾甚」，病得不輕。1911年清廷頒布的《十九信條》稱：「大清帝國之皇統萬世不易」。此時的宣統帝不過六歲。他繼承的皇位能否傳下去，還是未知數。「萬世不易」更是黃粱美夢。
與此相反，1912年公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第一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第二條）這兩條可濃縮為四個字：主權在民。
孫中山先後兩次發動護法戰爭，就是為了這部約法的尊嚴，武裝反抗北洋軍閥的獨裁統治。這兩次戰爭雖然都失敗了，但主權在民的觀念卻愈益深入人心。
孫中山認為，中國古昔雖有民權學說，「然有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立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歐美」。正是孫中山先生「會通中外，融舊鑄新。采中國固有之原理為基礎，以西洋現代實學為內容。惟能融舊，故吻合於國性民情。惟能鑄新，故適應現代之需要。」（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三））
所謂「民國」，就是「以民立國之制」；所謂「中華民國」，即以中華人民為立國之本的政治制度。
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的本質區別就在這裡。
清帝國的最後十年（1901-1911年），史稱「清末新政」時期。期間清廷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措施，稱稱「新政改革」。
1901年伊始，清廷頒布上諭，命各省督撫及政府大員議奏，「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
新政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涉及朝野各派政治勢力的既得利益，從而大大激化了地方督撫與朝廷中樞之間的矛盾。在平定太平軍的戰爭中，各省督撫開始顯現背離清廷的趨向，歷經中日甲午戰爭、戊戍變法、義和團運動、庚子事變，這種離心傾向漸趨強化。
地方督撫在實施新政的過程中，通過練兵、籌餉等活動進一步擴大了權力，增強了實力，從而使清廷更加難以控制。
在晚清八大總督中，湖廣總督張之洞異軍突起。到甲午戰爭前後，已可以資望職位雙高的直隸總督李鴻章與兩江總督劉坤一併世比肩了。
湖廣總督的治所在湖北武昌。張之洞自1889年調湖廣總督，以後十八年間，除兩度暫署兩江總督外，一直久於此任。時人稱其為「武昌王」。這個操南方口音的北方人也自認湖北為「第二故鄉」。
湖北本是內地一個並不發達的省分，湖廣總督也是內地一個並不顯眼的總督職位。完全是因為張之洞在湖北開拓的新政事業，使湖北這樣一個內地省分一躍而為先進地區。
張之洞生活的時代尚無「改革開放」一說，但他在湖北的所作所為，卻無不是實實在在的改革開放之舉。
自1889年調湖廣總督之後的十八年間，張之洞除兩度暫署兩江總督外，一直久於此任。他將在廣東向外國訂購的機器移置湖北，建立湖北鐵路局、湖北槍炮廠、湖北紡織官局（包括織布、紡紗、繅絲、制麻四局），並開辦大冶鐵礦、內河船運和電訊事業，力促興建蘆漢、粵漢、川漢等鐵路。
張之洞注重廣辦學校培育人才，先後在湖北設武備、鐵路、農工商、師範等各類新式學堂，並多次派遣學生赴日、英、法、德等國留學。
張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中還大量舉借外債，是為中國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國訂約借款之先。
張之洞在署督兩江時，曾模仿德國軍制編練了一支諸兵種合成的新式軍隊—自強軍。據梁啟超觀察：
「其士軀之精壯，戎衣之整潔，槍械之新練，手足之靈捷，步伐之敏肅，紀律之嚴謹」，令人「拍手咋舌，點頭讚歎」。（梁啟超《記自強軍》）
回任湖廣總督後，以自強軍500人為班底，編成湖北護軍，即省城衛戍部隊。
護軍初建時餉項極為困難，但經過幾年的苦心經營，張之洞不僅練就了一支精銳的新式軍隊，而且把湖北原有的舊式軍隊編練成為新軍。這部分新軍日後成為湖北常備軍的基礎。有的外國軍事觀察家認為，湖北新軍的編隊操演與武器裝備「可與最好的德國軍隊相比」。
1902-1907年，經過四次整編，張之洞編練的湖北常備軍「軍容盛強，士氣健銳，步伐技藝，均已熟練精嫻，在東南各省中，實堪首屈一指」。陸軍部派人密查南方諸省軍隊，回京報告說：「各省軍隊以湖北為第一。」
與此同時，革命黨人加強了對湖北新軍的宣傳組織工作，在新軍中積聚了雄厚的力量。武昌起義前夕，駐武漢三鎮武昌、漢口、漢陽的15000多新軍士兵中有6千人加入了文學社與共進社。
1911年9月下旬，兩社召開聯席會議，決定發動武裝起義。10月9日預定起義的那一天，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裝配炸彈時不慎爆炸，漢口、武昌的起義指揮機關旋即遭破壞，起義領導人或避匿、或被捕被殺。新軍中的革命士兵深感形勢緊急，遂率先採取行動。10日10日晚七時左右，武昌城外塘角的輜重營與城內工程第八營幾乎同時發動，打響了武裝起義的第一槍，各標營繼起響應。經一夜苦戰，次日凌晨佔領湖廣總督衙署，武昌全城光復，首義成功。漢口、漢陽也先後為起義士兵佔領。
張之洞雖已調離湖北，但他編練的新軍為武昌起義預伏了先機。
清末新政是滿清統治者在再也無法照舊統治下去的政冶危機中，由一批曾經仇視戊戍變法或與變法為敵的「樞臣疆吏」推行的自上而下的一場改革。可謂舊人辦新政，立新制不易舊人。這是在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才可能發生的怪現象。
新政涉及諸多方面。政府機構上，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以外務部、民政部、度支部、學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取代以前的「六部」。
法律制度上，仿效西方國家法制，編訂新法典和單行法規，刪除凌遲、梟首、緣坐、剌字等酷刑峻法。
軍事上，決定仿照外國軍制編練新式軍隊，設立練兵處，計劃編練常備軍三十六鎮。實際練成十四鎮、十八個混成協及禁衛軍一鎮，約十六萬人。
經濟上，振興商務，獎勵實業，擬訂商律，設立商會，頒布礦務、鐵路、公司、銀行等章程，又統一度量衡，開辦大清銀行，改革幣制，廢除銀兩，確定以銀元為貨幣單位。
文化教育上，將各省書院改為大、中、小三級學堂，頒布學堂章程，規定學制，又廢止延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一切士子均由學堂出身。鼓勵、資助出國留學，並給予進士、舉人出身。
清末新政不僅繼承了洋務事業，也完成了百日維新的未竟之業。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出了改良的範圍，比後者走得更遠。
1911年是清帝國統治的最後一年。當歷史步入這一年頭時，形勢不經意間朝著有利於革命黨人的方向轉變。誰也未曾料到，四川保路風潮點燃了辛亥革命爆發的引信。
清廷推行新政，最重視的是編練新軍，最花錢的也是編練新軍。編練十六萬新軍，耗費了7000多萬銀兩，佔全部軍費的70%，而新軍的人數僅占清軍兵員總數的16%。
清帝國耗巨資編練新軍，意在用新式軍隊確保帝國萬世一系，卻不料走向了預想的反面。
帝國是民國的製造者。清末新政實為「速亂之導線也」。興辦實業，特別是軍事工業為革命提供了物質條件，如漢陽兵工廠為武昌起義提供了武器裝備。創辦新式學堂、編練新式軍隊，更是直接為革命提供了大批人才，尤為重要的是，新政無意間讓思想衝破牢籠，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革命不再是犯上作亂的代名詞。
滿清統治者做夢也未曾料到，新政「反以速亡而召亂」。新政不只是推倒了阻礙革命的重要堤防，更重要的是教會人民怎樣進行革命，因而為革命作了準備。
清末新政到頭來竟成了辛亥革命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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