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冷兵器時代最重要的戰爭資源就是土地和人口。

土地產出糧食，為對外戰爭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支持，而要維持一支規模可觀的軍隊，就必須擁有相當龐大的人口基數。

在世卿世祿制下，因為官爵世襲，故而充當官祿的采邑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卿大夫們的私邑。私邑的田產和人口歸入私家貴族，那國家能直接控制的土地與人口必然相應減少。世卿世祿制越發達，國家能調動的戰爭資源就越少，戰爭動員能力也就越弱。

所以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戰爭動員能力，就必須將私門侵吞的田產和人口全數充公，劃入國家的直接掌控。

如果我們以提高政權的開放性和增強國家的動員能力這兩個標準來衡量戰國前期各主要國家的變法效果的話，無疑秦國是變法成效最為顯著的國家，而變法最失敗的就是楚國。

貳

李劍農先生說：

秦在春秋時代，即不採用東方之世卿制。凡在秦掌握政權之有名者，大都來自異邦，且有由微賤出身者。——《中國古代經濟史稿》

春秋時期的秦國是否採用世卿制，研究學者對此尚有爭議（如林劍鳴《秦史稿》即認為秦國採用世卿制），但即便採用，秦國的世卿制度也不像東方各國那樣嚴格，這卻是無疑的。

也因此，進入戰國之後，秦國廢除舊貴族特權、造成政權開放性的基礎要優於其餘各國。自商鞅起，張儀、范睢、李斯……，開放的秦國正是在這一個又一個客卿的輔助下逐步走向全盛的。

至於三晉與田氏齊國，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春秋時代的世卿篡位造成的新政權，為了防範新的世卿貴族的崛起，其勢亦不得不廢除世卿制，以不拘一格的姿態遴選政才。

唯有楚國，情況最為特殊。

在春秋，沒有遭受過世卿之患的主要國家，秦國之外，就要算楚國了。秦國是因為沒有世卿（或者世卿制發展不充分），楚國則是因為其獨特的世卿制度本身具有超越晉、齊等國家的制度優勢。

《左傳》說：

其君（楚國）之舉，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捨，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左傳·宣公十二年》

春秋時代的楚國世卿，主要由上文中的「內姓」和「外姓」兩個部分組成。所謂「內姓」，是指由歷代楚王的小宗後裔演變而來的羋姓公族；所謂「外姓」，是指仕楚的異姓宗族。

這些異姓宗族是怎麼來的呢？

要知道，楚原是最具野心與周天子分庭抗禮的國家。終春秋之世，被楚國吞滅的國家總計六十有餘。吞滅這些國家之後，楚國並沒有徹底剷除其原有的統治勢力，而是仿效周公封建的形式，一面復封其社稷，以大宗延續國祚，一面又安置其小宗別子在楚國任職。

從法理上說，這些國家在滅國之前都是得到周天子的授權而建立的，是周天子的臣屬，楚國的同列。

但滅國復封之後，其新的治統來自於楚王的授權，他們因而不再是周天子的封藩而是楚王的私屬了。所謂仕楚的異姓宗族，多半都來自這個具有「王朝氣象」的楚系附庸體系。

楚國任官的規則，對羋姓楚族，依據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優先任用近支親屬；對異姓宗族，則更青睞那些較早臣服、淵源甚深的附屬國的小宗。

雖然楚國世卿數量不少，來源又雑，但世卿們卻很難對楚王的權威構成嚴重挑戰。因為楚國曆來對世卿封邑的土地和人口都有嚴格的限制。相比於世卿封邑，楚王更看重縣邑的衛藩作用。楚國是春秋時期最早設縣的國家。

楚縣面積大，縣師強，長官人選雖不出少數世卿家族的範圍，但職務卻不能世襲。相比於狹小的封邑和孱弱的私兵，遙控著若干大縣的楚王對世卿始終保持著壓倒性的政治優勢。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田氏代齊、三家分晉，他國的世卿們紛紛對君權發起挑戰的時候，楚王卻能穩坐泰山。在世卿制度普遍流行的春秋時期，楚國的世卿制因為受到縣制的控扼，顯示出了比齊、晉更為先進的制度優越性。

但是進入戰國之後，當各國通過變法陸續廢除世卿制度，改行官僚制度之後，楚國原有的世卿制度就顯得落後了。

新的官僚制度都是面向天下，廣招賢才，而楚國的世卿制卻是任人唯親、任人唯故。更重要的是這套世卿制度既然威脅不到楚王的權威，楚國自上而下改革世卿制度的意願也就遠不如齊、晉等老牌諸侯迫切。

公元前389年，楚悼王之所以任用吳起變法，主要還是因為此前與三晉交兵時，楚國頻繁失利。因為改革是由對外戰爭的失敗引發的，所以吳起變法的關注重點在於強兵，至於經濟組織與農業生產則不甚注意。

僅從這一點上看，吳起變法與商鞅改制的差距已經非常明顯。

而在吳起傾盡全力的強軍改革中，他又是怎麼做的呢？雖然吳起頭頭是道地向楚悼王分析說：

（楚）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呂氏春秋·貴卒篇》

但在實際著手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吳起採取的辦法卻是廢削疏遠公族的封邑用來養兵。經過改革，楚國的公族和封邑數量是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世卿制度並沒有取消，甚至，因為世卿數量的減少，權力被迫向少數公族集中，還最終導致了政治寡頭的產生。

在春秋時期，楚國政壇尚有若敖氏、蒍氏、潘氏、沈氏等家族相繼崛起，但吳起改革之後，這些老牌貴族銷聲匿跡，楚國政壇變成了屈、景、昭這三支羋姓宗族的「三國演義」。相比於客卿們爭先入秦的盛景，楚國選拔政治人才的範圍太小，太保守了。

不但政權的開放性不能與秦國相比，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楚國也遠遜於晉國。

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雖然也有封君的存在，但封君不但不能世襲，其權力也僅限於享受封邑的租稅，至於土地與人民的統治權則悉數收歸國有。

兵盡為國家之兵，農盡為國家之民。只要秦王一聲令下，秦國就會像一架精密而恐怖的戰爭機器一樣高速運轉起來。

因為立下軍功之後就可以獲膺爵位，秦國士兵在戰場上爭奪「首功」（按割下的人頭計功）的熱情幾近瘋狂——一群殺紅了眼的男人為了跑得更快，追上去割下敵兵的頭顱，連護身的盔甲都脫下來，一面打著赤膊，一面還拎著剛剛割下的血淋淋的人頭——這場景，想想都讓人膽寒。

反觀楚國，世卿與封邑的存在讓它看起來更像是一盤散沙。不但封君們的土地產出楚王無法支配，他們的私兵上了戰場也會因為保存實力而輕易潰退。

所以戰國時期的楚國貌似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軍隊的戰鬥意志卻著實讓人不敢恭維。

可以說，當戰國前期的改革浪潮過去，脫胎換骨的秦國已經把抱殘守缺的楚國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到了秦國吞併蜀地之後，秦惠王決意向楚懷王宣戰，戰爭尚未開啟，勝負就已經註定——這是一場先進國家對沒落國家的戰爭——就像1894年，邁入工業文明的日本對仍滯留在農業文明的大清發動的戰爭一樣——就算體量要比對方大得多，楚國也是註定打不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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