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活健康网编辑部／综合整理）理查．布拉克（Richard Burack）在60年代中期首次意识到了学名药这个东西，当时他是剑桥市立医院的内科医师。布拉克负责决定医院处方集的药品库存清单，他发现进购「同等学名药」能在不影响治疗品质的前提下节省支出；「所有接受学名相等药治疗的病患都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我并没有在学名与原厂药的功效上发现差异，前者也没有造成更多副作用。」布拉克将学名药的使用从弱势者的照护逐渐扩展到中产阶级门诊，最后还用在自己身上。

布拉克对学名药的正面经验，让他想为医师与病人写一本实用的学名药指南。他的《处方药手册》在1967年出版后便马上成为畅销书，历经多次加印与再版。参议员尼尔森与爱德华．甘迺迪（Edward Kennedy）曾在参议院公开表扬这本书，《华盛顿邮报》也评论它「震撼药界的程度不下于拉尔夫．纳德的著作《任何速度都是危险》」对底特律的冲击（汽车业）」。

《黑市医药》描写肮脏的地下伪药世界

不过，《华盛顿邮报》这篇书评也提到了同年出版的第二本学名药著作，也就是玛格丽特．克里格的《黑市医药》，这本黑暗的惊悚作品描写了肮脏的地下伪药世界。《纽约周日新闻》形容这本书形容是「继厄普顿．辛克莱《魔鬼的丛林》（揭露美国芝加哥肉品加工业的丑恶与移工的苦难）之后，最让人震惊的美国社会黑幕调查」。

对克里格来说，学名药不是解答，而是问题；这些阴暗、深入且丑陋的秘密碰触了现代医学的弱点。在联结了学名药厂的系谱与仿制药物危险且非法的漫长历史后，克里格发现学名药不过就是比较聪明的伪造药。

克里格深入学名药制造商地下世界的作品，和制药商协会这个高能见度的原厂药利益游说团体的公关行动产生了共鸣。1967年，制药商协会以醒目的《无名药？》加入学名药出版品市场；这本手册明白地主张学名药因为匿名，所以危险。

学名药身上没有可靠商标 品质、纯度与效度都是谜

学名药身上没有可靠的商标，意指它的品质、纯度与效度都是谜。学名药厂使用便宜的原料，走捷径，在肮脏又缺乏品管的环境下包装这些掺假产品。既然是匿名出售，做坏事的人也就不会受到处分。更精确地说，学名药市场助长了某种道德危机，那就是重视品质显然不会获得回报。无论在道德、经济或物理化学层面，学名药都等同掺假商品。

教育大众有关匿名掺假药物的危险，是国家药学理事会自1953年成立以来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个组织在50年代快速成长，达成了某些全国性的成功，包括让40个州快速通过法案，禁止药师在调配医师开立的原厂药处方时以其他版本的药物替换。国家药学理事会在实行州与国家层级的教育恐吓上做足了工夫。它们推出的手册、信件、论文与公关宣传将学名药刻画为现代版的掺假商品。

对外来可疑药物掺假的广大关注 使法案能加速通过

药物掺假问题（以及市政府、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解决方案）的出现时间远早于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成立。1820年，也就是美国药典出版的那一年，弗雷德里克．阿库姆发表的《论食物掺假与烹饪毒物》就警告了消费者，便宜的食品与药物常会让人付出昂贵的代价。19世纪中期，纽约市发生了「稀释乳」掺假事件，促使公卫改革者要求政府成立公卫机关，以定期稽查食品。

同样地，对外来可疑药物掺假的广大关注也让1848年的《药品进口法》能加速通过；在《纯净食品与药物法案》于1906年问世以前，《药品进口法》一直是最重要的联邦药品法。而食品药物管理局在监管药品与医疗仪器的效用宣称时，主要工具依旧是商品标示，这证明了掺假在政治上是历久不衰的议题，同时也提醒了我们，确保外包装正确叙述其内容与疗效宣称是这个监管单位的基本功能。

1939年仍有75-80％的美国处方由社区药师调配

然而，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成立并没有解除人们对药品掺假的忧虑。到了20世纪，药物的不信任感随著药物量产市场的扩大而持续升高，特别是药物的制造也离消费者越来越远。直到1939年，75-80％的美国处方还是由社区药师在自家药局进行调配。

然而，二战期间的美国制药产业逐渐整合了前端的药物配方与后端的化学原料供应，对药师销售更多预先包装好的药物。这让药师从高度专业的地区药品供应者变成不用思考的机器人，只需要计算药丸从大罐子（库存）移到小罐子（处方）的数量。到了50年代末，几乎有75-80％的处方都是这样调配。

伪造药物的威胁已经是「巨大的美国地下经济体」

虽然早期的药厂曾颂扬大众市场提高了药品的标准化，但是药物生产空间从专业的社区药局移往越来越遥远的工业场所，也导致了对伪造药物的新焦虑，这同时是重大问题与道德恐慌。默克执行长约翰．霍兰曾在1961年告诉新罕布什尔药学会，伪造药物的威胁已经是「巨大的美国地下经济体」。

默克是垂直整合的研究型药厂，他们在那年稍早首度与伪造者交手；「这些标著默克商标的药锭来自他们的上游，某间在纽泽西州霍博肯的肮脏不堪的仓库阁楼。你们身为医师，应该不难了解大规模的药物伪造对公众健康与医药专业的威胁，以及对其他守法的厂商来说是多么不公平。」

伪造与仿造截然不同 但仍被打为同类

原则上，伪造与仿造是截然不同的问题；伪造者卖的是原厂药的非法仿制品，而仿造者卖的则是合法药品，只是宣称药效近似于原版。但是，国家药学理事会在50年代散播的小册子不断地将处方药的「仿造者与伪造者」打为同类。抨击伪造药物的医药论文描述了骇人听闻的细节，「仿造药的工厂拿了钱就跑」，以「不法行为」牟取暴利。

同样地，对伪造药及低廉仿造药的大众论述也模糊了两者的区别。1960年，《游行杂志》刊登了第一波针对伪造药物的大众宣传；当该刊指出黑手党在估值1亿5千万美元的「僵尸」（一种毒物的素名）药物市场的角色时，他们也用同样的手法抹黑了小型药厂。

《游行杂志》宣称，「这些毒品生产者大多是小型药厂，他们在合法业务的掩护下盗版大药厂的产品，或雇用不可靠的作业员在简陋的工厂制药，通常相当肮脏而使产品受污染。」调查记者暗中监视这些小型学名药厂，并参与警方的突袭行动，包括默克曾批评的纽泽西州霍博肯的通用制药。根据某位记者的描述，他们的实验室有著「积满尘垢的炉子，脏污的台面，简陋的水槽，肮脏的压缩与合成设备；而且全都爬著蟑螂。」

读者向《游行杂志》投书，表示他们害怕 「积蓄都浪费在这些假药上，从塞了木屑的『维他命』到用粉笔、面粉与其他填充剂做出来的假『灵丹妙药』。」无论这些产品被当成原厂药或者以学名命名的药物（也就是说，无论是伪造品或只是仿造品），它们都被视为受污染的药物。

处方药市场持续飞涨 联合组织犯罪也跟著蚕食

凯弗维尔反垄断小组委员会的辩护律师露西尔．温特怀疑某些药厂（例如默克）在刻意炒作伪造药物议题，使大众对所有的非专利药物都产生疑虑，无论它们是否合法。她在1961年初的某份备忘录中提醒，「如果可以停用由产业创造出来的名词『伪造』，或许小组委员会成员的思路就能更清楚」，并补充「『伪造！』已经变成政府机构保卫大型药厂商标的委婉说法。」

然而当埃斯蒂斯．凯弗维尔于1个月后公开呼吁，希望食品药物管理局为所有药厂制定登记程序时，他还是以同样的伪造药形象来描述急需解决的监管危机；「对我来说，要求药厂在生产药物之前先向食品药物管理局取得执照的想法…是为了排除不可靠的骗子与私制者，也让食品药物管理局知道谁需要每两年被稽察一次。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所有药厂都能从事处方药的生产。」

不过，即使屡行了凯弗维尔建议的登记程序，伪造的幽灵在六○年代似乎也只是变得更猖狂。当处方药市场持续飞涨（特别是减肥药、镇静剂以及安非他命基底的「提神药」），大小规模的联合组织犯罪也跟著蚕食这个迅速成长的领域。

（本文摘自／便宜没好药？一段学名药和当代医疗的纠葛／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