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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樑振英接受《深圳口述史》報道組專訪。深圳晚報記者 楊少昆 攝

樑振英

漢族，1954年8月生，祖籍山東，英國布里斯托理工學院畢業，大學學歷。

現任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曾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連續擔任三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召集人、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英國測量師學會（香港）主席、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領導小組顧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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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晚報道 | 樑振英在深接受《深圳口述史》專訪

上世紀70年代，中國重返聯合國、尼克松訪華，民族復興的豪情在海外留學生心中益發激盪。

上世紀30年代，父親隻身從山東威海來到香港當警察，1954年，我出生於香港。當時父親收入微薄，我們雖住在警察宿舍，但根據規定，父親退休時我們得搬出警察宿舍。爲了幫補家計，母親發動一家人穿塑料花賺錢，我從小就幫着家裏買菜和送貨。

一家人夜以繼日地苦幹，每天做十幾小時，每月可賺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銀行，待父親退休時，退休金加上我們穿膠花賺來的錢，終於夠我們在市區西環買一套約40平方米的小單位。

高中畢業後，我考上香港理工學院，當時身邊許多同學都選擇熱門專業，我卻另闢蹊徑，選了建築測量專業，這個 " 文中有理、理中有文 " 的專業在我看來，非常有趣。

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地產業正在蓬勃發展。那時的我未曾想到，這個專業從此與我相伴，成爲我往後事業的起點。

大學畢業後，我計劃出國深造，當時有幾所英國大學錄取我。其中一所能讓我直讀二年級，兩年後畢業。另一所則要由一年級讀起，三年畢業。若讀兩年，我可爲家庭省下不少費用，還可快點回港工作賺錢。但考慮再三，我還是選擇了讀三年的英國布里斯托理工學院，因爲那裏有我喜歡的專業：歐洲一體化。

1974年，我奔赴英國。留學期間，我參加了中華同學會，並擔任該同學會副會長。該同學會裏的會員大多是來自中國香港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僑學生，他們的學識和閱歷比我廣，從交流中，令我對國家民族意識有更深的體會。

上世紀70年代，中國重返聯合國、尼克松訪華，民族復興的豪情在海外留學生心中益發激盪。

這股豪情很快化作爲行動。當時同學會裏幾名不同專業的學生聚集到一起，他們敲開了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的大門，表達了報效祖國、爲國服務的意願。儘管那時我沒有隨同他們一起去，但他們的愛國熱情感染了我，也在我內心深處種下了種子。

1977年，我學成回港，進入英資地產服務公司 " 仲量行 " 擔任測量師。彼時，內地百廢待興，正處於新的歷史機遇期。

我第一次進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剛留學歸來的我跟着中學老師去深圳水庫看畫展，當時過關口岸是羅湖口岸，只提供 " 朝九晚五 " 的通關服務。那時過關去深圳的人不多，每天大概40多人，過關手續卻非常繁雜。每個旅客得經過邊防人員的問話，比如姓名、年齡、職業、來深圳做什麼等等。問完後，邊防人員會發給一張回鄉介紹書，就是那次旅行的證件。出關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就是派出所，在這個回鄉介紹書上蓋章。每逗留一天就要蓋一個章，逗留兩天就得蓋兩個章，依此類推。

過關問題解決了，還得去中國銀行換錢，將港幣換成人民幣。那時人民幣管制比較嚴，在銀行換的人民幣必須得在內地花完，不能帶回香港。我記得我們辦完整個手續就花了3個小時。

當時深圳尚未發展起來，出了關口，到處都是黃土路，沒有巴士也沒有的士，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年輕人瞄準了商機，騎着自行車在吆喝着載客。我記得，那次我花了一毛五分錢到達目的地，體驗了一次 " 自行車載客 "。

深圳是我義務工作最多的地方，能爲國家的改革開放做點事，能爲深圳做點事，我覺得不負此生。

1978年12月，內地改革開放的消息傳來，此刻的我興奮無比：自己的所學所長終於有機會服務國家的發展了。

1979年，香港的廖瑤珠律師組織了二十幾名來自法律、會計、工程等各界專業人士，在香港正式成立了 " 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 "，當時作爲見習生的我主動加入這個協會。我們懷着的是一份對國家熱愛的心，認爲祖國不應該那麼貧窮落後，祖國人民應該過上好的生活。

1984年，樑振英（左六）與香港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訪問深圳市政府 , 就深圳市發展有關問題交流。

於是，應深圳方面邀請，我們二十幾個人利用週末去蛇口工業區技術幹部培訓班 " 授業解惑 "。彼時深圳剛剛建市，百業待興，急需借鑑香港在各方面的經驗。

第一期培訓班的 " 課堂 " 設在工業區內一個山包上的一間小石頭房子裏，房子很簡陋，一堵白牆前兩排桌椅，桌上是一臺舊式幻燈片投影機，地上散落着連接遠處插座的電線。我記得那天我穿着白襯衫，口袋裏還插了一支紅筆。

第一節課我講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與土地、房地產和規劃有關的實踐經驗，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實現分割、什麼是單利率和複利率等等。由於不會講普通話，我講課時還需要翻譯，後來慢慢才學會講普通話。

或許是語言交流障礙的原因，在最初一段時間裏，學員們在課堂上很少跟我交流，我的絕大多數提問得到的往往是沉默。也可能是學員們不願意公開表態，尤其是在土地這個敏感問題上。

這些學員來自天南地北，有深圳的，還有蛇口工業區從全國各地組織來的技術幹部。學員們南腔北調，差異很大，不過有個共同點，年齡都比我大。後來，已經成爲朋友的學員告訴我：" 原來以爲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現，才發現怎麼來了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我們每個月來授課兩到三次，每次都是要用去整個週末。通常星期六講完課，我便在羅湖口岸深圳一側的華僑旅社住一晚。當住客過多、牀位不夠時，旅社就在過道里甚至廁所門口，支上軍用牀，我就在各種異味的 " 薰陶 " 下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又去蛇口講課。

很多經歷過深圳改革開放歷程的香港人在一起交流時，都有一個共識：深圳的改革和發展成功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敢想、敢做、敢闖、敢創。

深圳在40年裏崛起，經濟總量從1979年的1.97億元到2018年突破2.4萬億元，僅次於北京、上海，這背後的關鍵因素就是敢闖敢試。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樑振英在深圳講課。

我在授課時發現，對於臺下學員來說，不管授課教師是一位老先生，還是從香港來的一位年輕小夥子，只要你對問題有一定的認識，能有好點子，他們都願意聽、願意學。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曾主持過一個由港深兩地官員參加的規劃方面的學術會議。由於當時香港仍屬英國殖民統治，外界環境不允許，深圳的官員只能以某個學會會員的名義出席。一天半的會議，深圳的官員提問題提想法提具體建議，十分主動，他們發言的時間佔了將近90%，香港官員的發言只佔10%。此外，深圳的官員還購買了很多與規劃有關的書籍和地圖，帶回去參考。

在我8年的深圳授課時間裏，前幾年基本上是我介紹香港的正反兩面經驗和教訓，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後期，深圳的一些做法或規劃已經有值得香港借鑑參考的地方。

深圳的發展速度之快，是在我們最初協助深圳做城市發展規劃時所沒想到的。

當時我們來深圳，除了授課，還幫助深圳市政府做城市發展規劃。由於當時深圳沒有地圖，我們就拿了張航測圖做參考。那張航測圖是飛機在深圳上空拍下的，展現了深圳基本的地形地貌。我們做規劃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深圳人口指標是多少？

當深圳方面提出以30萬人口指標去規劃時，我們都有點不相信，那時深圳還是個邊陲小鎮，哪裏來的30萬人？

當時主要考慮深圳在地理上和香港接近，所以將來會有部分工業生產、建築活動等挪到深圳來。但沒想到日後會有全國各地的人湧入深圳，讓深圳成爲一個大型的移民城市。

我們最終還是以30萬人的標準去規劃，那是深圳第一個城市規劃。所以我現在常常和深圳朋友開玩笑說，如果深圳繁忙的時候堵車了，下大雨的時候水浸街了，那得怪我們當時沒有規劃得更超前些。

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經超過2000萬。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這麼大規模的城市，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建設到這個水平。

很多朋友問我深圳爲什麼這麼成功，我告訴他們，深圳雖然地處廣東，但深圳人來自五湖四海，是個移民城市，具備移民城市的特質，其中一個就是她敢想、敢做、敢闖、敢創。

回想起來，深圳是我義務工作最多的地方，能爲國家的改革開放做點事，能爲深圳做點事，我覺得不負此生。

作爲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國前列，率先對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制度進行了大膽的嘗試。

改革開放之初，隨着 " 三來一補 "、合資辦廠等的出現，對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當時，內地的土地使用依然是行政劃撥，難以滿足經濟發展需求。

爲了緩解城市建設造成的巨大資金壓力，在上世紀80年代初，深圳就開始了 " 向土地要資金 " 的嘗試，率先進行土地不同形式出讓的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已經萌芽。

1980年，香港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的會員們一起到深圳參加會議。當時，我們一起研究如何把深圳經濟特區的規劃、房地產開發發展起來。

起初深圳主要以出租土地、委託外商成片開發和合作開發等形式進行土地有償使用的試驗。

但在土地制度改革初期，由於土地的使用權不能作爲商品進入流通，也沒有通過市場的公開競價形成市場價格，依然是行政劃撥，排斥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土地使用的商品化未能得到發揮，這就要求深圳的土地管理體制改革向更深一層突破。

1985年到1986年，香港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在深圳辦了兩個培訓班，介紹香港房地產交易市場。

1986年11月，深圳市房地產改革赴港考察團到香港考察土地拍賣，當時我和劉紹鈞陪同深圳的考察團觀摩了香港土地拍賣會現場，並向他們介紹香港土地拍賣的程序、準備等情況。

由於我的專業背景，1987年，我受邀擔任深圳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領導小組顧問，參與了深圳第一次、也是全國第一次土地拍賣的籌備工作。

當時，深圳從來沒有舉辦類似的拍賣活動，一時間找不到合適的拍賣槌，我們特意在香港定製了一柄棗紅色的樟木拍賣槌，贈送給深圳。槌子正面鑲嵌着一塊銅牌，上面端端正正寫着：" 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納，香港測量師學會敬贈。" 以此紀念那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

1987年12月1日，深圳第一次土地拍賣會在深圳會堂成功舉行。

前不久，我在北京參觀改革開放40週年大型展覽。在展覽上，我又看到了當年香港測量師協會送給深圳的、" 拍下全國土地拍賣第一槌 " 的拍賣槌。回想過去，我參加工作之後，就遇上國家改革開放這個歷史時期，讓我有機會爲國家的改革開放貢獻一點點力量，我覺得這是我一生的榮耀。

深圳這座城市，敢想、敢做、敢闖、敢創，不斷迸發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做法。過去，我們抱着報效國家的奉獻精神來到深圳工作，幾十年過去了，我非常希望香港各方面的專業人士能夠像當年的我們一樣，秉持報效之心到內地的各個地方，爲國家所需奉獻自己所長。

我非常羨慕時下的香港年輕人，今天他們的機會更多，希望他們珍惜和把握住機會，憑着自身優勢、所學所長，在發展個人事業的同時，更好地報效國家、貢獻國家。

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內地一路高歌猛進，香港也從未缺席，在服務國家發展需要中不斷調整變化，實現了轉型發展和進一步的繁榮，兩地相輔相成，演繹出了各自的精彩。

1993年，青島啤酒作爲內地第一個企業來到香港上市，通過香港交易所融資，當時它對資金的需求不大，香港的資金池還可以滿足需要。到2006年，中國工商銀行這樣的 " 巨無霸 " 企業到香港上市，當時香港的資金池不可能滿足其需要，於是香港就帶着工商銀行的上市計劃，在國際市場向世界推薦工商銀行上市的投資機會，如此也逐漸推動香港從一個資金的 " 小池塘 " 變成了聚攏 " 汪洋大海 " 國際資金的管道，強化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可以說，內地的改革開放，香港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是香港一個非常難得的發展機遇。

隨着內地改革開放持續深入，香港還可以在金融服務、專業服務、科技創新等多方面繼續提供借鑑和參考。香港可以發揮 " 一國兩制 " 下 " 超級聯繫人 " 的作用，主動瞄準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引入各種各樣能夠促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要素。

2014年，我到瑞典訪問期間，參觀了卡羅林斯卡醫學院，這所成立於1810年的著名醫學院，自1901年起就負責頒發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之前我就知道卡羅林斯卡醫學院一直想跟中國合作，但對方又擔憂不能適應內地的體制。所以我提出，可以跟中國香港合作，香港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

很快，這件事情就談成了，卡羅林斯卡醫學院首個海外分支機構落地香港。當時香港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研究中心要招研究人員，定了三個主要的研究人員，都是來自內地、在海外學有所成的優秀年輕科學家。

這就是香港 " 超級聯繫人 " 的作用。香港擁有廣泛的國際經驗及國際網絡，除了爲國家輸送本身的資金、人才及管理經驗外，內地還可以通過香港尋找海外資金，學習國外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深化與海外的科創合作。

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新時代裏，香港可以爲國家做得更多，香港也會變得更好。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粵港澳大灣區 " 在香港社會已經成爲熱點。政府從中找合作空間，社會從中尋發展機遇，市民從中看生活前景，香港人的生活、工作的空間和舞臺比以往更大了。

我在香港創辦了 " 一帶一路 " 國際合作香港中心和大灣區香港中心。前段時間，我們組織香港的一批老師到大灣區走了一圈，參觀了大灣區很多先進企業和先進科技。

很多老師在總結行程時，非常興奮，並且把這種驚喜之情在課堂上傳遞給了香港的中學生。

今年3月1號，我們接着組織了第一批 " 香港中學生 " 閃遊 " 大灣區 " 先導團，一共90名香港中學生到廣州遊覽。他們參觀了廣汽研究院、廣州城市規劃展覽中心、花城廣場等廣州科技創新企業和重要地標，對粵港澳大灣區有了非常直觀的認識。

由於香港產業結構比較單一，主要以貿易、金融、專業服務等爲主。每年不少優秀的工程學院學生畢業後，做地產代理、保險代理，或到金融機構裏重新學習、再重新上班，甚至一些電氣工程專業的學生畢業後去維修電梯。如此一來，優秀的畢業生不能做到學以致用，浪費了不少人才。

粵港澳大灣區中廣東城市的製造業就爲香港年輕人提供了廣闊的發展機會，他們將來畢業之後，可以在大灣區就業，實現人生理想。

未來三年，我們將組織安排香港100所中學，近1萬名學生到大灣區的各個城市 " 閃遊 "，瞭解當地工作和生活情況，爲年輕人的職業規劃提供參考，也給家長、學校、社會一個很明確信息：隨着交通的便利化，到粵港澳大灣區學習、工作、旅遊、交友，早上出發，晚上就能回家，不必收拾行李，不必住酒店，父母和學校都可以放心。

我經常在學校裏面對青少年朋友講，40多年前，國家還沒發展起來之前，我們那代人從學校裏走出來，個人發展的舞臺和生活空間只有香港這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時候過深圳河到深圳來，交通不便，還要辦繁雜手續，總有一種要出遠門的心境。而現在，已有幾十萬香港人長期在內地工作和生活，香港年輕人的舞臺不只是香港，而是全國了。

我非常羨慕時下的香港年輕人，今天他們的機會更多，我希望他們珍惜和把握住機會，憑着自身優勢、所學所長，在發展個人事業的同時，更好地報效國家、貢獻國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採寫 | 深圳報業集團記者 鄧自強 成功 唐文雋 周婉軍

編輯 | 餘凱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