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销进入中国的三十年里，这份“事业”的种子已经洒遍大江南北，如今几经迭代，发展成“北派”、“南派”、新型传销、网络传销、区块链传销等多种流派。而反传销这份事业也同样在传销的母体里孕育、裂变，成为政府力量之外的另一种抗衡。他们多数从传销的泥淖中挣扎脱身，分散在各地，各寻挂靠、各设平台，把反传销当成一个职业，一方面以此糊口，一方面以此赎罪。我们采访了一位在圈内备受推崇的女人：一个曾有着光辉业绩的女老总、一个锒铛入狱而想到死的母亲、一个如今以反传销而求得内心平静的老人……

王玉玲

甘肃天水人，在上世纪90年代时活跃于当地官场、商场，过着上层阶级的生活。被极偶然地骗入了传销窝，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一批有身份的老乡带入局。在吃了四年官司后，立志反传销，为过去赎罪。

反洗脑

王玉玲一身黑色装束，站在镜子前，迅速地把嘴唇涂成正红色，戴上鸡蛋大小的仿蜜蜡挂件，和一根似塑料质地的金手镯，等待即将到来的求助者。这家私人宾馆的外面就是邢台市的主干道，太阳从薄薄的雾霾里探出，洒在年前渐有红色喜庆装饰的大街上。过年、春运、回家这些概念对她来说是模糊的，她从来没有提前买票的习惯，反传销这桩辗转流离的“事业”，是做到哪天算哪天的。

为什么要隆重地打扮？“这些人都被洗脑着，以为老总就是穿金戴银，你要看起来像，她才会听你。”镜子里这张52岁的脸因为抹完粉而泛着青光，一双炯炯的杏眼周围布满沟壑，勾人的眼神里始终沉淀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广西岁月，这位曾经在“体系”里风光无限的老总，即使提前显露出老态，也难以掩盖住由内至外的气场，这种气场的致命核心是“说服力”。

这是她干反传销的第四年，在圈子里，同行都知道自己干不了的、一听就棘手的案子扔给王老师就可以了。这个圈子一直没有严密的组织，每个人都在各地接活，能有个宣传网站已不容易，王玉玲的网站叫做“反传销光明网”，平时疏于疏通和维护，在搜索引擎中渐渐往下沉，但仅是同行扔给她的活，都已经让她没有喘息的时间。

在以年富力强的小伙子为主的圈中，她有着无法复制的经历：曾经十个月就“上总”，又坐过牢，两样叠加，说服力更强。毕竟，没做过老总、没坐过牢的同行，一开口气场也弱一截。最初的反传销是直接去窝点捞人的，捞回家后进行劝说，王玉玲这么十几个人专攻“反洗脑”，趁受害者被家人按在家里时，上门讲理论、讲模型、揭谎。重中之重是，要以一个“出局老总”的身份跟他接触，让对方放下警惕，引以为同道中人。

王玉玲精心地在邢台西大街上找了这家宾馆，离受害人家里不远也不近，太远了对方容易出现变数，太近了容易被怀疑是故意接近。一个女孩来到她的房间，拜求道，“王老师，你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了”，她父母离异，母亲被骗去桂林做一个叫“临桂机会”的项目，这次回来准备发展邻居。这个罕见地用半年时间练瑜伽练成魔鬼身材的女人，已经把近三万家当，包括电饭煲、美容仪、压面机带到桂林。

前一天晚上，来了个醉醺醺的男人，以为这女人会跟王玉玲在一起，一见她不在便扭头走了。王玉玲原本想让他作为“引入人”，把她介绍给那女人。她万万不能暴露自己的反传销身份，否则被洗脑的人会立生抵触，与窝点联系。从他们身边的人“开刀”，扮作远房亲戚或朋友，自然而然地聊上，有意无意地问起对方的工作，再来个巧合自己曾是“出局老总”，对方一欣喜，她的反洗脑“电路图”就接通了。

“你这干爸太糟糕。”她对女孩抱怨，原本她是想扮作那男人的远房亲戚，确实经常有引入人太笨，配合不了她演戏。但女孩没法做引入人，因为和受害者太熟悉，骗不过去。如何打响第一仗是很重要的，她的每单活都布满棋局，“永远不知道对方下一步什么棋”，所以她永远先布子。算人、算心，她脸上深浅的纹路告诉我这些年如何费尽思量，正如她曾经机关算尽地“拉人”。

那天，她想出一招，叫来女孩的丈夫——受害者的女婿，让我扮作是他的大学同学，带着姑妈来河北旅游。“就说我这同学的姑妈好像去过广西，还成功出局了，来邢台玩着，你要不去见见聊聊。”王玉玲想了套滴水不漏的说辞，反复教着那个老实的男孩，“你写在纸上，背下来”。

这男孩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必须顺利地把丈母娘带到宾馆，而不能是王玉玲上门套近乎，一个成功出局的老总都是被求见的。要让她在家里吃了饭才能说这个事；避免她单独去厨房，因为会打电话；要一口气把她带上车，如果路上打起电话给上线，要阻止她。“人家也是顺路过来，你听听再说”。怕就怕广西那边嘴杂，万一打听起这位出局老总的名字……

“我妈这个人太固执，她说反正你关是关不住我的。”20岁出头的女儿声音细弱，彻底无助的样子。

“就怕你妈妈这样的，单身多年，情感上没有寄托，一叫就叫走。”王玉玲话中有话，她对我使了个眼色，提示道，传销人员通常在邀约时夹带情感攻势，一个女人如果八匹马都拉不回来，“多数是那边有了情感纠葛”。

“是吗？还有这样的？”女孩懵懂地应声，“我妈说他们做的是国家支持的高度保密项目，我姐夫在公安局，说我姐夫层级不够，查不到他们身份证的……她就是弯弯道道的也信。”

王玉玲打了个激灵，从床上坐起来。纯资本运作、连锁经营、商会商业制度、国家保密项目、合作经济，这些词汇仿佛海市蜃楼发出漫散的炫光，在广西以南，南宁、防城港、北部湾、梧州的上空乱飞。她作为这海市蜃楼的缔造者之一，那分熟稔是挂在嘴边的。

为什么要隆重地打扮？“这些人都被洗脑着，以为老总就是穿金戴银，你要看起来像，她才会听你。”王玉龄在梧州珠宝城买的首饰，五十来块一串，用以忽悠下线。

老总落网

2008年的一天，王玉玲和其他6个老总电话约好在南宁的五象广场碰头，他们要做一件事，为这里的建筑赋予一些现象和意义，让体系里的人知道，国家造这么个广场，是在暗指和激励着这个伟大的保密项目。这在南派传销历史上，可谓一笔新的粉墨，怎样把这五头大象构成的石群和传销里的规则挂上钩？一个老总坐在铁链子上，突然启发了第一条，“连锁连锁、环环相扣”。于是众人拾柴，七嘴八舌地想了一大推，就连大象鼻子包着嘴，耳朵向后张，都被勾联成“这个行业要多听少说”。

大多数时候，王玉玲单独一个人，每天在南湖边的椰林下散散步，健健身，穿越闹市地带能看见到处张贴的工商局广告栏“‘连锁销售’属传销行为”，她是万人如海一身藏。她有时候上顿米粉下顿刀削面地吃，知道不能亏待自己，她总有种会被抓的不祥预感。

做老总的那三载岁月，虽然不长，但王玉玲站在了一般传销者无法跨越的彼岸，看遍了这个行业所有的风景。2006年的年底，她上了总，距离她初踏上梧州市苍梧县这个传销窟才十个月，把她迅速送上“平台”的，是她在老家甘肃天水市雄厚的人脉资源，和呼风唤雨的能力，做这一行没别的，就是底下发展的人数。

上总后，她终于拿到一份“老总复制”书，也叫“平台老总管理规定”，老总要做那么几件事。“三万块包装费一定要花掉，并在看得见的行头上”、“必须单独居住”、“不能再下去讲工作”、“不能再在公共场所谈论行业话题”……连电话卡和银行卡都需重新办理，这套严苛的生活纪律制度明摆着让你隐遁。

王玉玲是超越了自己的推荐人上的总，属于“开天辟地”的，以至于接见她的老总都不是自己体系里的。“月底的时候开车来接你，在大经理室里谈，互相不认识，更没什么好隐瞒的了。人家很坦诚，这地方你是不能住了，电话号码也要换，会给你一万块买一套行头，接下来的自己弄……我是隔了几代推荐人上去的，发什么脾气啊？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只是傻了，人家也是一步步适应过来的，都一样。”

过来人后来都明白，这叫“揭谎”。奔驰宝马、穿金戴银、每个月10到99万的保底、给你买衣服，刹那间梦幻泡影。不过，她多少知道点猫腻，心里还是有个底的。做申购大经理的时候，在单人办公室里收申购单，都是一份份盖了新人手印的申购合同，白纸黑字写着是国家的“1040阳光工程”（南派传销的主要项目），上面却指示她每天晚上必须烧掉，冲到马桶里，不能留到第二天。行业旺季的时候，她每天确保在收到申购单的两三个小时内把它烧了。

当上老总是隐匿、避世的开始，她的第一件事是得离开苍梧，离开体系，独自流离，“再也没有人管你”。一同上总的是一个曾经的宁夏建工集团的总经理，两人搬到梧州，也是各寻住所，老总间不能互知住所、互相串门，这是这个行业从第一天流传到现在的规矩，不用质疑，其实是分散被抓的风险。底下的人只知道老总此时在市内某栋豪华别墅里做人上人，一个月偶尔下去闪一两次面。

那段时日，她习惯了人前做人，鬼前做鬼，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梧州租了间郊区的宿舍，里面几乎是毛坯，只有一张床和桌子，唯一的电器是热水器，自己花了两千块去旧货市场淘齐了冰箱、空调、洗衣机。下去慰问时，戴上从梧州珠宝城买来的南洋假珠宝，都是几十块钱的珍珠翡翠，一挂一挂的，发出沉沉的刮擦声，再配上只500块钱的卡地亚手表。实际上回到市里，就借酒消愁，连日到大红鹰娱乐城买醉，一个人占一个大卡座听迪斯科，喝着漓泉啤酒。或者是逛到网吧去上门户网站的聊天室，跟各种头像背后的红男绿女聊天，别人问她做什么职业，她总是回避，比较聊得来的，私信问她，“二奶吧？”

她有三个保护人，各来自梧州市公安局安保队、110支队和经侦大队，每个月各缴一万块维护着。保护人提醒过她不要总是去聊天室，万一有工商局的人冒诈，她就聊得少了。这些保护人还给她提供警车服务，每趟付两百块钱，载她回一次苍梧。她没有驾照，就不能像有些老总去租车公司租宝马和奔驰开回去。

有时候王玉玲躺在床上发呆，账户上给打了10万块，体系里规定，来一个新人，老总拿10500块，但有时候几个月不开张。所以那所谓的“保底”如果要有，前提就是每个月要入新人，没新人就没一分钱。老总要有老总的样子，她每个月给体系发油米面，在市里联系好粮油站，要他们在生产包装环节打上“军粮”、“特供”的标签，那边的老板都懂，这样的话每一件多卖五毛钱。这钱都是老总出的。

有人上了总后，一夜白了头，王玉玲苦心包装，撑了三年。直到 2009年6月1日，南宁正值一年以来最燠热的黄梅天，她去南城百货买了点菜，回到租住的手表厂宿舍楼，在门外，突然探出两个男人，“王总，我们来慰问你啦”。王玉玲一呆，终日萦绕心头的结局还是来到了。

这两个男人把她铐进了房间。一阵搜查后，她主动交上六张银行卡，一部手机，跟着他们走了。“当时就是傻了，没有特别的想法，脑子空白一片”。她已经预感这一天会来，那几天旁线的一个老总进去了，她电话了某个保护人，此人同时是她和这个被抓老总的保护人，“没事啦，跟你又没有关系的”，那队长一贯用懒懒的两广腔说话。果然，那老总供出了他们。

出租屋上世纪80年代造，两室一厅，1500块租金，铺着素白的大理石地，清寒的日光灯打在几乎是毛坯的墙上，热水器、电线都裸露在外。除了银行卡里200万元存款，她几乎没有值钱的家当，最昂贵的首饰是戴在手上的一个9800块的寸许宽的龙凤白金手镯。这只手镯像一层金光闪闪却脆弱的壳，是她最有力的粉饰门面的武器。在警车上，一个警察盯着她手腕上的手镯看，她自觉地脱了下来，就像卸掉戴了三年的面具，“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

王玉玲觉得，在传销里，每个人的心像是一个玲珑剔透的童话公主的心，容易被一打上气就满足了，充满殷切的幻梦，越来越玻璃心，不希望被打碎，情愿永远被梦装饰。人可以天真到这地步，是她感怀的。

人上人

有关天水的回忆，如今只像一张模糊的记忆底片，上面印着些遥远年代里的父母的期许、婚后生活的艰难，后来是作为一名随军家属纵横天水官场的风光。王玉玲始终认为，做传销是因为自己对贫穷的害怕、对权力和财富的向往。她外祖父是黄埔军校的文教官，在老家武威的金昌县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1949年后，外祖父挟着一个上海的小妾逃去了台湾，后来侧室在台湾开枝散叶，还培养了个哥伦比亚大学政经系博士出身的女儿，成为一个远房的姨妈。但此岸，王玉玲是出生在一个黑五类的家庭，父母都为知识分子后代，却带着她在老家巷子里以打散工糊口。

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的观念是这个西北小城的落魄贵族之家的心结。王玉玲出嫁时，丈夫是当兵的，位列排长，办不起酒席，就借着八一建军节的光，买上点瓜子和糖在部队里联欢，对战友说是在家办过了，对父母说是在部队办过了。只是随军来到天水，丈夫调任天水武警支队正处主任后，她才体会到青云直上的滋味。

一张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照片里，王玉玲略施粉黛，月盘般丰满的脸，鼻子水葱般秀挺，一抿樱桃色的薄唇，眼里发出一种生活无虞的富足和贵态。这种眼神让我下意识勾连到当今落马官员背后的一些极会周旋的女人——她有着说不清的迷人的气场，精明能干，仿佛天生就该是官场上的女活动家。丈夫是个文弱、内敛的人，“说真的，我家那个没有我就没有今天，我每年提着东西跑兰州，武警总队干部处处长是我老乡”。如今虽然过了五旬，但慑人的眼神仍然不输。

照片里，她和三个英姿勃发的闺蜜站成一排，穿一身上好呢料的定制套装，这些闺蜜的丈夫个个位处高层，在天水绝对是人上人。王玉玲那时有三套房子，但为了生活方便，她还是租住着军队家属院，门口有哨兵把守，小战士每天帮她接送上幼儿园的女儿。

天高皇帝远，小城盘踞在黄土山坡的围抱里，唯有一个秦城区渐渐吹起市场化改革的春风，摩登事物悄悄吹渡，周围尽是黄土山坡。每年的伏羲文化节是其最隆重的节日，王玉玲坐着警车，喊上闺蜜们，直开上武警驻守的绿色通道，免票坐在舞台的前面，看着李谷一、董文华一一上场。

世纪之交，她加盟了一家叫“红柳广告”的公司，成为其在天水的老总，七八个业务员在外招商，每周定期出刊，风光一时。“有些事情办不下来，比如挂靠公司，工商局推到出版社，出版社推到日报社，我们家属院里有转业到市委的战友，我就托到市政府去。”没有权和钱办不到的事，她低声说道，“就因为啥都能摆平，助长了我的气焰。”

2005年，一场在豪华酒店举办的酒类招商会为她的命运埋下伏笔。当时主办方看中她的军中资源，给她十张入场券希望能来些士兵，王玉玲带着三个武警过来，她不认生，又每天逛酒场，上了饭桌就是明星。被灌了很多五粮液，几个战士都挡不住了，结果上来一个陌生男人，递上名片，王总长王总短地给她挡酒。这个叫宋家福（音）的人一表人材，面相沉稳，似经过大世面，自称是酒泉健力宝的代理商。王玉玲对大生意人、成功人士总是特别留意，都是潜在客户。

宋家福跟她通了几次电话，都是寒暄，告诉他之后就不在酒泉了，而是南下广州开了个光碟厂，忙得不可开交。“他是有铺垫的”，最后一通电话，对方说南方用工成本高，公司缺一个广告总监，“招自己的人才放心”。承诺给她年薪10万，包两次回来的机票。彼时，王玉玲的广告公司很多合同都带实物折返，琳琅满目放了一仓库，都要自己消化，一年赚到手就七八万。她压力太大，比如每年五六万的月饼票，又不能当饭吃，得在各个机关的办公室主任那里活动，人脉都不够用，过期了就得折价抛。而广州那个听似轻松点。

“我过来能行吗？”对方说，“能行啊，你就过来看一看嘛”。在天水那个圈子，没有一个丰衣足食的官员太太会想到南下找机会，但王玉玲能跨出这一步。她的两个小叔子还在武威农村，而自己的弟弟因为老公的势能当了兵，她一直想干出一番事业，平衡对夫家的亏欠。酒场、官场、商场，撞上西北人的勇莽血液，赋予了她大女子主义。

2006年，刚过正月十五的一个晚上，她躺在床上心里翻江倒海，丈夫温和的劝阻丝毫不能奏效，重要的家务事都是她来决断。当夜，她还是起身出门，穿了件羊毛绒外套，踏着高跟皮靴，丝毫不觉寒冷，坐上开往广州的夜车。她以为30小时后，宋家福会开着车在站上候她。

在站上接到宋的来电，“路上太堵了，你去对面流花车站买个到梧州的票，自己过来吧。”他在电话里说，王玉玲有点想法却不便说，跑到汽车站对着售票口说买一张去广东梧州的，“广东哪儿有梧州，广西的。”她更憋气了，再打他电话，“小王，你可能对地理不熟悉，梧州本来是广东的，现在划到广西了……”

同时，她还打电话给丈夫在广州的一个战友请教，对方却极力劝她不要去了，梧州那地方尽是传销窝。“我当时想，传销还传得到我头上吗，我来都来了，就看看你有什么猫腻。”她不以为然，却一步步接近着风暴眼、招魂术、迷魂阵……

南下

宋家福和一个叫杨采芹（音）的女人打着的来接她，把她带进梧州大酒店，招待了一桌海鲜。这么一桌青口、海参、鲍鱼在天水怎么也得两千块，她后来再请新人，才知在当地只不过四五百块钱，只是后来无数次，她吃不惯海鲜，面子上请了客，回去自己下挂面。席上来了十来个戴大金戒指、暴发户模样的人，拿出茅台一杯杯敬她，就是不谈光碟厂……这都是万变不离的套路，邀约、请客、招待，花一两千块，是她的推荐人宋家福必掏的。第一晚住在酒店里，所造成的印象是南方毕竟比北方富裕。

第二天就被接到苍梧县城了，红的白的砖砌自建房都有五六层，宋家福说，“带你去老乡家聊聊天”。在一栋几乎是毛坯的大白墙房子里，她只见一张随地而铺的床垫，一只茶几，上面放着一杯白开水，老乡曾在武威做会计，跟她介绍了一番苍梧的经济面貌，楼房怎样密集，农民怎样致富……讲了十来分钟，王玉玲终于拍桌子起身，对宋家福怨道，“你说这房子多不多跟我又没关系，我又不是这里的人，你马上带我去看厂，要不你呆着，我走了。”

这时，宋家福不再吱声，杨采芹主动冒了出来，前后安抚，在这个过程中，宋慢慢回避了。那晚，她开始住杨采芹的住处，在一栋自建房里占据一层，软装却豪华气派得多。她感觉像72家房客，每一层都有五湖四海的新人，围绕着不同的主人，有组织地串门，家家屋里很热闹。“连锁经营”、“纯资本运作”，她懵懂地听着这些在天水不曾接触的词汇——一直在西北的小圈子里做鸡头凤尾，确实不需关心国家政策、宏观经济。

“今天来一个乌鲁木齐的大学生开口就跟你说3800块能挣380万，明天来一个日本回来的留学生跟你说‘我们没有漂亮的脸蛋，只能紧跟国家形势’，再一天来一个公安局局长、党校校长，我就迷糊了。”身份对王玉玲来说是最具杀伤力和说服力的，确实还来过12个新疆空军地勤部转业的团级干部，住在对面楼里进进出出，照样串门，听老乡们讲“1040”这个国家秘密工程，只是某一天他们集体失踪了，也许是瞬间梦醒了。

每当她有问题，杨采芹就用“你再往下听听”来打发，她隐约觉得这是个和政治挂钩的赚钱项目。“国家把这个秘密大计悄悄放在广西，是为解放台湾。因为广西曾是白崇禧、李宗仁等桂系的天下，他们的后裔在台湾执政，把广西建设好了，台湾人就愿意回归了”、“国家只让一部分人参与这个项目，不然炼钢的不炼钢的，开飞机的不开飞机了”、“电视里放的做1040被判刑，那是假的，国家在‘宏观调控’，为了控制行业人数，过几天被抓的都会回来”……行业内定，“见新人”需要八天时间，每天除了推荐人单独“做工作”，早晚各两次串门，以集体的温暖强化洗脑，用最粗鄙的被王玉玲说成“像耍猴”的套话淘洗掉新人最后的常识认知。

虽然她把身份证藏在鞋垫底下，想随时撤离，但一次次想着再观望下，反正身上也没多少现金可被骗。八天结束，最后一攻让她彻底折服，来了三辆红旗牌轿车，牌号“00001”，“00004”，“00006”，下来的四个拿了1040万并“成功出局”的老总，提着水果。这在行业里就叫“见总”、“临门一脚”、“促成”，十几分钟的慰问，主要是为让她看见车，王玉玲还问着，“这真的是国家项目吗？”

“你好好干就知道啦，我们又不是傻子，不是的话那么长时间我们能这样呆着吗？”……这句几乎每个老总复制过的说辞，王玉玲后来说过成千上百遍，加上更具杀伤力的“将来赚了钱，让我们的子女出国留学，都没问题。”

那三辆红旗开走后，一条走上“第二平台”进入政界的康庄大道向她敞开，她觉得多年的心愿可以了了，就是让自己的弟弟和两个小叔子都从政，她对婆家的亏欠就清了。这临门一脚让她终于决心回到天水，把公司卖了，彻底来广西发展。

公司贬价卖了五万，民间贷了五万，还退了一份保险，老公已经懒得跟她说话，女儿本来就常说“见你比见总理还难”。她又来到了苍梧，申购了两份“高起点”，起步资金各69800块，其中一份是帮弟弟投的，想给他挣上点。一开始，她确实以为把老家的人引进来，是帮他们一把。很快，她成功带入了嫡亲的弟弟和妹妹，一个表妹、两个小叔子、大姑子姐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保险公司做客户经理的闺蜜……

这个闺蜜曾经以为她被传销洗脑了，偷偷致电她母亲，以至于母亲扣下了她的一张银行卡不让带去。但很快，闺蜜也来了广西。王玉玲有一个原则，每家只能来一个人，正在念书的孩子绝对不能来，虽然体系里常有一家三口的，但“还是要让读书的读书、走仕途的走仕途，钱我们来赚就行”，她当时就有这么个保守的执念。上总以后，旁系里有个淄博农业局辞职来做的老局长，自己还是新人，把儿子也引进来做，他们老总很是支持，“辞啊，辞了专心做呀，别人一看你们全家都做了，也容易留人……”

王玉玲很心痛，只能在电话里劝，“他说赚了钱以后到国外去上，我说祝局长，千万不行啊，孩子过了该上学的年龄，接触了社会，就没法再读书了……人往前走的路是黑的，你知道也有‘宏观调控’(指被抓)，万一来一个调控……”她以为在暗示，但对方就是不听，对旁系里的人也只能点到为止。

没来多久，宋家福和杨采芹就和上面的老总闹翻了，准备单线出局，去湖南韶山落地生根，毕竟，只要你会“复制”，哪怕一个人，传销都能像罂粟种子植下每片土壤。王玉玲的下线正在开枝散叶，要不跟着走，要不嫁接到旁系，她想去看看湖南是一片怎样的土壤。刚下长沙火车站，就见到一群人围观着一对母女，母亲指着骂女孩参与了传销，围观群众就帮着母亲把这个女孩捆绑起来，她一看苗头不对，“到底是毛主席的故乡”，又红又专。

再下到宁乡，看了两天乡亲们的晨会，相当一部分层次非常低、见识愚昧、有缺胳膊少腿的农民在唾沫横飞地说着土话，直觉告诉她不能扎根此地，“连话都说不清楚，这种资源根本留不下人”。王玉玲毅然回到苍梧，“平移”到旁系一个上海人的下面，这个叫黄旭舟（音）的三十刚出头的男人非常与众不同，他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大学生，但下面根系薄弱，在上海根本拉不动人。

王玉玲甘愿嫁接予他，是看中他的思路、才华和逻辑力，他说起收复台湾、改革开放、资本运作时，同一套版本加上点个人的历史观，引人入胜，洗脑是一流的。老人做新人的工作，一被问到软肋就“三抖”，手抖、腿抖、心抖，无法回答只能悄悄电话上线，但黄旭舟不用，他的逻辑没有破绽，总能自圆其说。也是这个如虎添翼的人，把她拱上老总的宝座，也加速了幻梦的破灭。

开枝散叶

那段日子，可谓强强联手，体系里要学历有学历，要身份有身份。老家的来客都是有头有脸的，在传销里也是人以群分，她拉来了一个部队转业到供热公司的人王怀荣，他虽是雇佣兵，还病退了，但人脉雄厚，打着她的旗号，一通电话就能把人邀约来。王玉玲2006年年底上总时底下有29人，2009年夏被抓时达400人，“400人已经很牛了，现在再400人，判死你。”她说。

那时的王玉玲梳着小卷髷的长发，垂下几绺刘海，微喇的西装裤配上贴身的绸质衬衣，来到会场上用不快却带着韵的声调做工作，循循善诱，底下一片众志成城。节日里，她总精心策划些增加凝聚力的游戏，在会场的中央放一溜高低不等的凳子，中间隔着很多空塑料盆，男男女女前后拉着手，蒙着眼，被大经理扶上凳子。

“注意啊，前面是河，你就踩到面盆里‘趟水’，这叫摸着石头过河，前面又有沟坎，你就再上个凳子。这就叫‘左扶右帮’、‘上拉下推’”，一圈下来，“上平台啦”，众人拿下眼罩，已经是在光芒四射的舞台上，眼前一亮，原来一路是如此艰辛，这时《从头再来》或《感恩的心》响起，在大音响的轰鸣下，情绪和热泪汇流成河，行业的精髓，及发展的整个历程又巩固了遍。

没人知道，此刻的王总已如独行侠，偶尔潜回苍梧，要先跟经理约好哪幢楼、哪个时间，好做工作，“有时我会把说好的时间地点换了”，一切都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机警，要有情报人员的素质。游戏做完后体系里很和谐，王玉玲知道“氛围留人”，尤其是农村来的，人家跟你没一毛钱关系，却扶着你上，自然容易被感染。新人一来，总巴望能见到拿上“10到99万保底”的王总，见总如见领导人，能跟你吃顿饭都是荣耀。

曾经有一个刚退休的天水市计委主任，王玉玲来“促成”，要“对症下药”，找准对方的软肋，就像曾经自己看到的是红旗牌轿车，而不是奔驰宝马。她会举这么个例子，“以前跟咱们的永生家电老总和电视台台长吃饭，台长强行灌我酒，跟我说你信不信，我自己开个广告公司就能挤掉你，家电老总说了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他说，台长，就这么点儿你都看得上……”以此来强化对金钱的欲望，对传统行业的不满足，“咱们退休了，是不是要发挥些余热，其他投资还要销售产品，国家在这里放了个项目，投资少，还短平快……”

对于老家人，王玉玲是心慈手软的，上总后知道一切骗局，也知道为什么在生活经营管理20条里明确规定“一级只能知道一级的事”，除了体系里三个大经理，任何人都不准知道老总的手机号和住址，哪怕是亲生骨肉在下面。本以为这是有板有眼地参照了军事化管理，后来才知翳障是经过几代人精心的编织，才能让成千上万人只看到皇帝的新衣。

她再发展亲朋好友，便都是自己掏钱垫付，比如她做保险经理的闺蜜就没出钱，但她看中她的客户。那新人八天学习里的财务模型已是一本乱账，没有哪个人的数理能力能好到重建数模。一般来说，总是一开始觉得自己不会做，跟自己没关系，就没仔细听，等你兴趣上来了，推荐人打马虎眼，“一个人傻难道都傻吗，你担心的问题过来人都考察过啦”。甚至你只用说，这是国家保密项目，一定级别才能知道这钱缴多少税，国家给多少分红……

其实，出不出钱已不重要，“我说你申购了你就申购了，反正合同都是烧掉的，我上了总我就是制定规则的人，那时候，谁都想捞回一点是一点，把自己亲人的账补上，这叫捞本。”

一个案例起码做三天，第一天要准备，接头“引入人”，第二天讲，第三天留着怕有变数，被洗脑者情况各有不同，她觉得脑子不够使。十二年来生活在跟传销有关的一切里，洗脑要演戏，反洗脑也要演戏，练足了戏份，她已经不会干别的事。

重生

2009年6月的苍梧县看守所，王玉玲绝食了三天，什么都不想，只想一死了之，五脏六腑如发酵和腐烂般发出异味，她能感受到从内而外散发出来。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击垮她的也许不是囹圄本身，而是身份、地位、颜面、在老家的名誉和威信——这些被视作生存根本的东西都灰飞烟灭。她被判了四年，2012年年底提前释放。

我在邢台见到王玉玲的时候，她整日咳得不行，讲两句话喝一口水，不时需要用保暖杯接水，她的健康在监狱里垮了。腿病也犯了，路走不快，膝关节总觉得无力，在监狱里当过保纪员，三班倒巡逻，整宿来回走路，以至于腿上静脉曲张。雪上加霜的是，2014年父亲在老家去世，她在讨债人的拳打脚踢下跪了半天。

丧礼完毕的招待饭上，王怀荣出现了，带着三四个下线把她叫到门外。在大街上，王怀荣眼泪鼻涕直下，说她让他丢了人了。王玉玲何尝不是丢了人，但她已经无所谓了，几个人对她动手，扯坏了她的棉服，把她踹下地，她都懒得还手，就跪了下去。天寒地冻中，几个人在她的膝盖下泼了一盆水，让她一个个字重复，“将来有钱了一定还上，否则女儿出门被车撞死”。这个毒誓让她的心像被剜了块肉。

48岁的王玉玲面型臃肿，眼周皱纹和法令纹如同帘子挂在脸上，全然失去往昔的光彩。那时她已经干了一年反传，不计报酬，一个月在外不归，只是想拉出一个是一个，“我当时拉进去多少人，我就要拉回来多少人”。作为家中的祸水，她再也没有定居过天水，讨债人屡次上门催逼，已经让她的母亲像条件反射一样，一见到那些脸就发抖。她和老公办了离婚，独自来到天津，因为女儿在天津成了家。

众所周知，天津仍是一个传销窟，王玉玲有时觉得这像命运的讽刺。早在2013年，她就耳闻了权健，还听了它位于武清总部的一个演讲。那时，表妹从天水过来，说是要过去，让她带个路。这位表妹曾是她体系下的一员，她后来知道，她服刑时，宋家福回苍梧找过这个四分五裂的体系，想带几个人去昆明学习权健的中医理疗，她表妹中专即学的抓药医师，就跟了去。

她再也没有打听宋这个人，这是个如鲠在喉的名字。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有些人飞不出那个林子，比如她表妹。王玉玲当时跟着她去权健，会场上千人听着束昱辉穿着大校服讲权健的发家史，没有口号，很励志，很平静，都是些有病缠身的人，似乎来求药方。但一件事让她觉得苗头不对。

一个叫左姐的女人始终陪着她，“她说你弄了一辈子啥都没捞到，要是踏踏实实弄一份事业，我们现在可以一个月挣几十万，再也不要干违法的事了”。当时她瞬间自卑，原来表妹已经把她的底透给了对方，带路是别有用意的。“左姐就是个五大三粗的老太太，还用气场压我，我哪能服这种人。”她不理对方后，回到家表妹就给她电话，说“左姐说你是烂泥扶不上墙”。

她一直规劝表妹不要做权健，就是说不通，人家已是皇冠经理级别。每次在微信里争执一番，对方说“你的是传销，我的是直销，你的没牌照”，王玉玲看来，直销就是多了产品这么一个遮羞布而已，本质上还是洗脑，但毕竟自己没做过，反传也反不到直销头上，不对路。于是这两年每次有权健的负面她都转发表妹，对方很有意见，转而跟王母抱怨。

更讽刺的是，她小叔子的大学生儿子也入了传销窝，本在锦州读大学，跟着同学去了北海。小叔子哭哭啼啼给她电话时，她也痛心疾首，于是再下广西。在海城区派出所，她一个电话打到侄子手机上，“你这个傻子，你不知道你爸爸、舅舅和大妈都进去过吗？我们呆过的地方你怎么又来？”他们的确刻意回避了对孩子讲广西的事，但侄子却知道王玉玲是做反传销的，提前给同伙说了。

那里严阵以待的样子，孩子一口咬定不在北海，几次把电话挂了又不接，“可能就在商量着”。这孩子为了引开她，习惯性捉迷藏，故意算好当晚从北海到南宁的最后一班车，让她到南宁去找他……结果他提早出现在南宁。这是体系里惯用的伎俩，为了不暴露窝点。孩子在火车站边的宾馆里躺着，王玉玲就在他耳边苦口婆心到凌晨三点，“他一下子坐了起来，醒了”。

侄子硬是要把自己的推荐人拉出来，推荐人是他的同学，主要是这个同学的女朋友全家都进了体系。王玉玲光明正大地带着他回到北海那个回迁房云集的窝点，正是“串门”、“走工作”的时分，小区里一双双异样的眼光对她看过来。找到那同学后，就在窝点里做通了工作，上面高度紧张，给他侄子发了条信息，“你们走就走，再不走，叫你大妈横着出去。”

王玉玲觉得，在传销里，每个人的心像是一个玲珑剔透的童话公主的心，容易被一打上气就满足了，充满殷切的幻梦，越来越玻璃心，不希望被打碎，情愿永远被梦装饰。人可以天真到这地步，是她感怀的。去年，她在燕郊“反洗脑教育中心”做了三个月帮手，每天小楼里来一茬一茬的新被抓的，她上午和下午各“集体反洗”两次，在讲台上讲真正的国家宏观政策，下面坐着黑压压的50到100人。那些人像孩子，有的在走廊里哭得稀里哗啦，悔不当初，有的比她还理直气壮，“我们这是宣扬红色文化有错吗，你看现在的国民素质有多差……”

她总想拜一个佛教法师，赎掉点罪孽，也是机缘巧合，去年春天，一个太原慈航净院的大法师来北京大红门这儿讲法会，燕郊打传办的同行拉着她去拜会，但两个人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师傅参与了云联惠这么个网络传销，正在到处的法会上夹带私货。

4月，师傅下榻大红门某个酒店，他们为得一见，打通很多侍者和居士的关节，开着车连闯红灯到北京，就为了粘上去。“这些人就像明星，你就像狗仔”。在饭店休息室里，王玉玲一心虔敬样，跪在师傅面前给他磕了一个头，在茶几上放了2700块钱，就算皈依了。吃饭时，她坐在师傅旁边，师傅果然讲到云联惠，讲它的理论基础是著名经济学家陈瑜的《消费资本论》，“云联惠就是党引导各种经济成分共存的一种体现，是国家工商局发了营业执照的，为什么有人说它违法？”桌上一圈“当开”齐齐应声道“对”。

这位师傅在不久前洛阳的法华论坛上，当着千人的面说云联惠有利于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共融，一起奔向共产主义，一个工商局人士站起来发言道“拿了工商执照并不能证明它没有违法”，师傅气急败坏地打断，“我不管你能不能证明，它登记了没有？登记了就是国家的责任，我们跟着国家走”，现场信众高喊“是”。

王玉玲不能再让它继续，一拍桌子站起来，“对什么对？营业执照有什么用？你们出家人不是四大皆空吗，念佛就可以了，干嘛想赚钱的事？”师傅也怕她搅了场，草草结束饭局，把她带去通州的精舍单独“探讨”。王玉玲就问了他一句“从佛教的角度，您对传销怎么看？”师傅说，“传销只要是国家反对的事情就不能做，大乘佛法没有什么好和坏，而是论心……大乘佛法是允许的，但根据我们的国情，不合法的还是不能干，我们合法的都干不完为什么还要干非法的？”师傅没有再在第二天的大法会上提到云联惠。一个月后，这家公司在广州，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被调查。

后半生

她是从内蒙的多伦县直接来邢台的，那边一个女人才难搞，她是个做门窗生意的老板娘，儿女都成家，被骗到了北海，就是这种无牵无挂的人最难劝回。王玉玲找了她的小姑子做引入人，想扮成是小姑子的朋友，可就教不会，把王玉玲扔在她面前说，“你们聊聊吧”。“起码你提一句我是从广西来的，我都能切入，那人笨得哟”王玉玲说。确实，有的求助者理解不了这九曲回肠的用意。

结果，跟那位大姐打太极，问对方是做什么职业的，她说没做什么，反而问起王玉玲是做什么的。

“现在不做什么，前几年在广西做着，早一点倒是可以给你带进去。”

“在广西做什么呀？听说那里很乱的。”

“资本运作，不乱呀，之前也赚到些钱了。”

“没听说过。”

“没事，没听说过的我们就不讲，听说过的我们才讲一讲……”就这样把对方的胃口吊起来，追着要她讲一讲，她继续卖关子，“这种事只有去过的才会心心相通，你不搭理我就不给你提，你有兴趣的话才给你复制一下，什么都是内行人赚钱，外行人赔钱的。”

“那你给我复制一下。”

王玉玲还是不罢休，“你如果了解过了我才给你复制。”

就这样绕了半个小时，才将对方引蛇出洞。王玉玲做工作如图穷匕现，先扮作内行人，讲如何走捷径，给对方复制一遍，接着讲财务模型，这账是怎么对不上的，“你们都说这是等腰梯形，不是金字塔，传销才是金字塔，你现在听下来是不是觉得它还是金字塔？”她一般会这么进入正题，开始强攻，连放好几个网上的打击视频，让对方慢慢绕出来，“这可不是宏观调控，这是真正在监狱里的，我不是等着你掏钱，好的坏的我都会跟你讲……”

这种感化过程必须春风细雨，就像引导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从常识上无法一步到位，要一点点地给他“反洗脑”出来。新人的学习经过了八天，但王玉玲的反洗只有一天，控制节奏就很关键。最后要表明，“你做不做都跟我没关系，没人给你掌舵，但看到这些视频，我们能阻止孩子不去报警，不为我们担心吗？”

这位大姐后来开悟了，愤慨地表示要把钱讨回来。这是最让王玉玲担心的结局，她太了解，钱在体系里是怎样被一级级瓜分的，分得你都看不清它的去向，不通过强力是要不回来的。她的宗旨是让对方表明不会再去了，但这位大姐执意要去讨钱，就很难说不会再搅入盘丝洞。反传销这个事业的劝说成功与否没有个行业标准，本来就是一盘散沙，也无机构统摄。事实上，那位大姐的女儿除了支付她食宿成本，再没有继续给她打钱。这些对她，也不重要。

王玉玲现在经常觉得气短、健忘，讲话的逻辑不如以前，会短路，随时掉链子。我和她聊，她经常想到哪说到哪，指代不明，让你反复确认。一个案例起码做三天，第一天要准备，接头“引入人”，第二天讲，第三天留着怕有变数，被洗脑者情况各有不同，她觉得脑子不够使。十二年来生活在跟传销有关的一切里，洗脑要演戏，反洗脑也要演戏，练足了戏份，她已经不会干别的事。

回到租住在天津郊区的回迁房，顶楼的房子，她一个人住。她习惯整天窝在床上，吃喝、上网，即使煌煌的阳光把半个客厅洒满，都不出来。那天坐在沙发上，眼神空洞着，低声说，“我成功地把自己活成孤家寡人……不过，像我坐了牢还能再起来的……女人……几乎没有”。

撰文 王丹阳

摄影 王晓东

编辑 beor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