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位新主人的奇蹟

然而，這還不是我們在今天能從列寧身上學到的全部東西。在他邁向死亡的那段時間裡，他又和另一種想法產生了密切聯繫。儘管它看起來顯得末流，卻有著深遠的影響，並且開拓了新的領域。它關注的是蘇維埃政權的基本散漫狀態（此處我們以拉康的「社會聯結」含義來理解「散漫」）。按拉康對四種話語的形式劃分，布爾什維克的權力屬於哪種話語呢？讓我們先從資本主義開始——它仍然屬於主人話語，但其中的支配架構已經遭到壓制。這樣的制度中，個人享有形式上的自由與平等，支配關係被轉移到物物關係或商品關係之上。也就是說，潛藏的結構是：資本家迫使他的他者（工人）生產剩餘價值供自己佔用。不過，既然說這種支配架構已經遭到壓制，它的外表就不能是某種純粹的話語：它必須看起來分化為兩種不同的話語。普遍性話語和歇斯底里話語都是主人話語失敗後的產物，當主人話語失去其權威，被激發而變得歇斯底里之後（它的權威遭到質疑，被人宣稱為虛假），這種權威會改頭換面，變得去主觀化，在中立的專業知識權威偽裝之下重新出現（「我沒有在運用權力，我只是在陳述客觀事實和/或知識而已」）。

現在，我們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論：如果資本主義的特徵在於歇斯底里話語和普遍性話語帶來的視差，那麼反資本主義鬥爭的特性是不是那兩個相反軸——主人話語和分析話語呢？對主人話語的依賴並不意味著抵制資本主義活力、復興傳統權威形象的保守主義嘗試，它更多地指向一種巴迪烏所強調的那種新形式共產主義領袖，他不懼怕反對我們敏感的「民主」意識，而是聲明了主人的必要性：「我相信，在共產主義進程之中必須要重建起領袖的首要作用，不論它處於何種階段。」一個真正的主人不是規則和禁令的代言人，他所傳達的信息不是「不可以！」或者「你必須……！」，而是寬慰性的「你可以！」——可以什麼？可以去做那不可能之事——也就是說，在現存的廣泛坐標之內看似不可能的事。在今天，這就意味著一種確切之事：你的思想可以超脫於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制的藩籬，不承認它們是人類生命的究極框架。「主人」是正在消失的調解人，讓你回到自身，使你歸於無限的自由——當我們傾聽一位真正的領袖時，我們可以發現我們想要的東西（或者說是，我們已經在不自覺地渴望著的東西）。我們之所以需要這樣的「主人」，是因為我們無法直接達成自由。必須要有某種外力推動我們走上這條路，畢竟我們的「天然狀態」就是一種具有惰性的享樂主義、一種被巴迪烏稱作「人一樣的動物」的狀態。此處潛藏的悖論在於，我們活得越自由、越個體、越沒有「主人」，事實上就會越不自由，越會深陷於已有的可能性框架之中。必須要有一位「主人」來推動或者干擾我們來達成自由。

列寧完全了解這種對新主人的迫切需求。他那篇卓越的分析文章《怎麼辦？》遭到了無數中傷，常規理解認為這篇文章是在倡導一個集權的精英主義職業革命黨，而拉爾斯·李對這種看法做出了有理有據的回擊。常規理解說，列寧的主要論點是：工人階級無法通過它自身的「有機發展」「自發地」產生足夠的階級自覺性，必須要靠黨內的知識分子提供「客觀的」科學知識，從外而內地引進真理。李則把關注的重點轉向工人領袖和工人追隨者之間的關係，並且提出問題：「當這二者相遇、交互的時候會發生什麼？」「發生的一切可以用一個詞來總結：奇蹟。列寧本人使用的就是『чудо』這個俄語詞，並且如果你仔細查找，像『奇蹟』『奇觀』這樣的辭彙在列寧的詞典里是相當常見的。」作為例證，李解釋道，列寧回顧了自18世紀70年代以來的民粹派革命黨人的活動經歷，並且發問說：

為什麼這些人是英雄？為什麼我們把他們稱作楷模？是因為他們有一個高度集中的地下密謀團體嗎？不，他們被稱作英雄，因為他們是令人振奮的領袖。列寧對這些早期革命者的看法如下：「他們鼓舞人心的說教從正在自然（стихийный）覺醒的大眾那裡收到了回應，領袖們沸騰的精力有了用武之地，又得到了革命階級力量的支援。」

列寧對布爾什維克的期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類似的：不是冰冷的「客觀」知識，而是能夠動員其追隨者的全情投入和主觀立場——在這種意義上，就連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個體也能引發一場雪崩：「你們只知道吹噓自己的那點實用性，卻看不到（這是任何一個俄國實幹家『практик』都知曉的事實）革命理想所帶來的奇蹟——這不只是革命團體的舉動，更是一個個獨立個體的行為。」李又繼續解讀《怎麼辦》之中的著名宣稱：「給我一個革命組織，我就可以改變俄國！」此處他同樣反對把這個句子解讀成「不知怎的，一群知識分子陰謀家振臂一呼就瓦解了沙皇制度」，並且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解：

同志們，看看你們周圍！俄國工人們已經迫不及待了，只等一聲令下就要揭竿而起，難道你們看不到嗎？我們的實幹家們身上已經有了如此的領導潛能，難道你們看不到嗎？如果我們下決心鼓勵工人們奮起，就會有數不勝數的領袖從他們中間誕生，難道你們看不到嗎？既然潛力如此深厚，又是什麼在阻止事態發展呢？為什麼沙皇還坐在他的高位上？同志們，我們已經落後了，我們拖了後腿！如果我們能暗中磨鍊自己的技能，把沙皇政權一直竭力試圖分隔開的東西——工人領袖和工人追隨者合為一體，把信息和聽眾合為一體，那麼，上帝為證，我們就可以徹底打碎這個罪惡的結合點！

這樣一位主人在深重的危機中是尤其必要的。此時，主人的作用是在因循守舊的人和承認變革必要性的人之間做一次真正的切分，只有這種切分，而非機會主義的妥協，是達成真正團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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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意識形態拒絕了傳統的等級制度、拒絕了如金字塔般對主人的層層隸屬，轉而偏愛一種體量龐雜、盤根錯節的網路形態。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政治分析家們會指出：從「佔領華爾街」運動到希臘和西班牙，近些年來橫跨歐美各地的反新自由主義抗議中並沒有一個中央機構，也沒有什麼中央委員會來協調他們的活動——他們只是許多不同的組織，基本上只通過像Facebook和Twitter這樣的社交媒體來自發地互動和協調彼此的行動。但是，這種「分子」一樣的自發組織真的是最有效率的「抵抗」新形式嗎？他們的對立面——資本本身難道不是已經愈發向德勒茲所說的後俄狄浦斯心態的大眾靠攏了嗎？這種層級之上，權力自身必然要進入到某種對話之中，用推特回應推特——教宗和特朗普現在都會發推了。

進一步陳述這種由大眾以分子形式形成的自發組織和魅力領袖那帶有等級色彩的指令之間的對立。請留意這樣一個諷刺的事實：委內瑞拉由於其發展直接民主的各種嘗試（地方議會、合作社和工人自治的工廠）而受到稱讚（當然是前些年的情況），而這樣一個國家卻是由烏戈·查韋斯這樣一個勉強稱得上強有力的魅力領袖來領導的。弗洛伊德的移情規律在這裡似乎同樣適用，為了讓個體們能夠「超越自我」、打破對代議政治的順從並且直接參与到政治活動中去，我們必須要以一位領袖作為參照，他需要激勵人們，使得他們可以把自己從閔希豪森男爵式的泥淖中拉出來；他需要知道人們想要什麼。通向解放的唯一路徑必須要通過移情來實現：要真正把個體們從教條主義的「民主幻夢」中叫醒，解除他們對代議制民主那些制度化形式的盲目依靠，靠直接建立自發組織的呼籲是不夠的——需要的是一個新人物，一個主人。請回想一下蘭波的短詩《致一種理》（A une raison）之中的著名句子：

你的手指鼓上一擊，百音齊發，新的和聲開啟。

你邁出一步，便有新人一躍而起，奮力前行。

你一轉首：新的熱愛！

你再回首，——新的熱愛！

這些詩句之中絕沒有什麼「法西斯」的內在——總結起來說，政治活動中的最高悖論就在於：必須要有一位主人存在，才能把人們從惰性之中拯救出來，鼓勵他們實現自我超越，為了自由而不懈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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