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又稱前漢,始於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終於公元8年王莽代漢,共歷十二帝,統治210年;東漢又稱後漢,始於公元25年劉秀稱帝,終於公元220年曹丕代漢,也歷十二帝,統治196年。漢朝共歷二十四帝,統治406年。

漢朝疆域的空間跨度東、南至海,西到巴爾喀什湖、費爾幹納盆地、蔥嶺,西南至雲南、廣西以及越南北、中部,北到大漠,東北迤至朝鮮半島北部。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統一六國,自稱始皇帝,建都鹹陽,並推行一系列有利於鞏固統一的政策措施。前206年為劉邦領導的起義軍所滅。共歷二帝,統治15年。

漢初賈誼《過秦論》指出:「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跡,以制御其政,後雖有驕淫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

賈誼把秦朝速亡的歷史教訓歸結為一點:「牧民之道,務在安之」,並釋道:「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他指出,好端端的一個統一王朝不幾年就被陳涉起義和諸侯叛變衝垮了。論秦朝,此時權勢不減當年,威力自然不小;論陳涉,無論出身地位,還是武功智謀,都比不上以前的六國諸侯。但是,為什麼陳涉「一夫作難」,秦朝就垮臺了呢?由此賈誼得出結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意思是說,秦統一天下前後的形勢發生了變化。統一之前處於攻勢,那時可以憑藉武力;統一之後處於守勢,就應當施行仁義,而秦朝統一天下後,不易其道,不改其政,「故其亡立可待也」。

《過秦論》為文景之治提供了理論支撐。文中寫道:「君主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這篇文章是賈誼在前人總結秦亡漢興經驗的基礎上,發表的政治見解。時年約22歲。

賈誼二十齣頭,就被文帝徵召入朝。在朝廷官員中最為年少,但每詔令議下,年長者未言,賈誼即為之對答,且盡如人意。諸生公認他才華出眾,文帝則破格提拔。入朝一年便升至太中大夫。

賈誼認為漢代秦已逾二十載,天下安定,應適時改進一些陳規舊法。

他指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以為是適然耳……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製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同時,還草擬了一些具體方案,諸如改官名、更法令、列侯就國等,呈奏於文帝。﹙參見《漢書·禮樂志》﹚

西漢王朝建立後,高祖、惠帝、呂后皆致力於恢復農業生產,穩定統治秩序,收效顯著。文帝即位後,在前朝奠定的基礎上,採取了一系列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他曾二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一。從此,三十稅一成為漢代定製。文帝時,算賦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錢減至四十錢,徭役則減至每三年服一次役。

漢文帝還對秦代以來的刑法作了重大改革。一是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據犯罪情節輕重,規定服刑期限。罪犯服刑期滿,免為庶人。而秦代大多數罪犯沒有刑期,終生服勞役。

二是明令廢止秦代「收孥相坐律令」。秦代法律規定,罪犯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者處死,輕者沒入為官奴。

三是下詔廢除黥、劓、刖三種肉刑,改用笞刑。

後兩項當時並沒有認真執行,但文帝時許多官吏斷獄從輕,持政寬厚,不事苛求,因此獄事簡省。

文景兩代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發展,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由於政局穩定,國家倉庫堆滿了糧食,陳陳相因,一直露天堆在地上,以至腐爛;府庫裏堆滿了錢,連串錢的繩子都朽爛了。街巷阡陌之間,到處可以看到馬羣。社會上呈現一派繁榮富庶的景象。史稱「文景之治」,被後世史家視若「太平盛世」。

漢文帝

西漢怎樣由盛而衰的?

公元前140年漢景帝病逝,劉徹繼位,時年十七歲。武帝天資聰穎,慧悟洞徹。一次景帝問道:「吾兒樂為太子否?」他答道:「這取決於天運及天子之意,並非兒臣一己之念所能達到的。我只想居於宮廷,戲耍於陛下身前,不敢有失臣子之道。」景帝聞言甚詫異,故改名為徹。

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是兩漢二十四位皇帝中在位時間最久的一位。

毛澤東曾這樣評價劉徹:「漢武帝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晚年自知奢侈、黷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詔,不失為鼎盛之世。

漢武帝是傳統中國繼秦始皇之後又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有為漢一朝之皇帝者,高祖是也。有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漢武是也。」﹙夏曾佑《中國古代史》﹚

開創性是漢武帝最顯著的特徵

「武帝當時所以斡旋朝政,獨轉乾綱者,則在其以文學為侍中,削外朝之權而歸之內廷,此又漢制當時一大變也。」﹙錢穆《秦漢史》﹚

所謂外朝,是相對於內廷而言的,係指以丞相為首的三公九卿組成的政府機構。內廷即皇室。從實質上看,兩者之間的關係可歸結為君權與相權如何劃分的問題。

西漢前期,無功不封侯,無侯不拜相。丞相多為功臣武將。丞相的職責是「上佐天子理陰陽萬物,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下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可見漢初丞相位極尊隆,總領政務,權力很大。

當時君權與相權是這樣劃分的:皇帝與丞相各有一個「祕書處」,而兩處的規模與職權大小不等。皇帝有六尚,即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書。尚的含義是掌管。前五尚掌管皇帝私人的飲食起居服飾,只有尚書是管文書的,算是皇室的「祕書」了。後來尚書的職權愈來愈大。此乃皇帝的班底。

至於丞相的「祕書處」,共計十三個部門,即「十三曹」,一曹相當於現在的司級單位。這十三個部門合成丞相直轄的辦公廳。西曹和東曹掌管朝廷一切官吏任免升降。戶曹主祭祀農桑。奏曹管理奏章。詞曹主詞訟。法曹掌郵驛科程,相當於現在的交通部。尉曹管運輸。賊曹管盜賊。決曹主刑法。兵曹管兵役。金曹管貨幣鹽鐵專賣。倉曹管太倉。從十三曹的職權看,當時全國政務都要彙集到丞相那裡,並不歸屬於皇帝。

按照字的原義,丞含副、貳之義。所謂相,也是副的意思。循名責實,丞相就是皇帝的一個副官。皇帝實際上不可能管理一切政務,故由丞相代理。政務管得怎麼樣,責任在丞相,皇帝可以不負責。

因此,當時的丞相不但要管控全國政務,還要管理皇室家務。但丞相太忙,就在御史大夫,即副丞相之下設一個御史中丞,駐在皇宮裡。那時凡具「中」字的官都是駐在皇宮的。皇室的一切事務照例都歸御史中丞管。御史中丞隸屬於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隸屬於丞相,因此皇室的一切事務皆歸丞相管轄。

公元前124年,為了裁抑丞相的職權,漢武帝一反成法,以布衣公孫弘為相併封列侯,打破了漢朝先封侯後拜相的慣例。從此以後,功臣列侯子嗣獨佔相位的局面得以改觀。丞相被皇帝牢牢掌握在手中,不敢稍違其旨意。丞相們動輒得咎,自殺或下死牢的甚多。公孫賀拜相時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得已始起而視事。幾年後,公孫賀亦被族滅。

又改太尉為大司馬,冠以將軍之號。大司馬大將軍職位煊赫,無形之中削減了丞相的權力。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漢武帝拔擢了許多「賢良文學」或上書言事的士人做高級侍從—侍中、給事中等。這些人侍奉於皇帝身旁,出入禁省,隨侍左右,顧問應對,參與決策。遇有重要政務,武帝時常讓他們同朝臣辯論。

「中朝」與「外朝」之劃分就這樣逐漸形成了。由皇帝身旁的侍從組成的「中朝」,實際上成為最高決策機關,而以丞相為首的「外朝」變成執行一般政務的行政機關。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官員的地位下降,實際作用被削弱,而地位較低的「中朝」官員受到重用。中朝的建立,是皇權與相權爭鬥的產物,也是內廷權力與外朝權力較量的結果。

武帝依靠中朝,削弱丞相權力,加強專制統治。中朝則恃皇帝之重,凌駕於外朝之上。

武帝還創設刺史制度,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起了強幹弱枝的作用。公元前106年,武帝把全國劃分為十三部﹙州﹚,每部設一名刺史。刺史沒有固定的治所,每年八月巡視所部郡國,考察吏治,懲獎官員,斷治冤獄。州刺史相當於後世的監察使。刺史年俸六百石﹙郡守二千石﹚,秩位不高,但出刺時代表朝廷,可以監察年俸二千石的官員。刺史不直接處理地方行政事務。

武帝對於官吏的監督尤為嚴厲。地方行政長官有違法瀆職行為的,州刺史可立即彈劾,並由丞相遣使案驗。這就把監察權從中央擴大到地方。後又增設司隸校尉,專門監督京畿一帶的官吏。司隸校尉的權力極大,誅鋤姦宄,不避豪強。

此外,皇帝根據需要,直接從侍御史中任命繡衣直指御史。這些人穿繡衣,持斧鉞,權力很大,除了懲辦各地姦猾,與州郡共同審理重大案件之外,還負責指揮鎮壓農民的反抗鬥爭。

漢武帝

漢武帝開創的宏偉事業,尤為後世稱道者,實不在其對內政治,而在對外之武功。與秦始皇相比,漢武帝對內政治,似未能超出秦制規模,而對外開拓,則又凌駕於秦之上。

武帝對外的經略,從方位看,大致可分四個方向:北伐匈奴,南定南越與西南夷,東徵朝鮮與西通西域。這四個方面的經略都獲得空前的成就。對匈奴的大規模反擊戰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加強了內地和西域的聯繫,並努力開發西南地區,從而使中國的版圖比漢初擴大了一倍。

漢武帝統治時期,乃是傳統中國第一個鼎盛期最輝煌的一頁。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開始以高度文明和富強的國家聞名於世。

治國理政有得必有失。漢武帝的豐功偉業,既展示他的雄才大略,也表現了他的好大喜功。因好大喜功,也就窮奢極欲。人力、物力、財力的過度消耗,使西漢經濟竭蹶,並形成「官曠民愁,流民愈多,盜賊公行」的局面。

有人上書武帝說,天下之患在土崩而不在瓦解。秦末農民起義好比土崩,吳楚七國之亂好比瓦解。土崩之勢最險惡。當皇帝的應當消除未形之患,務必要以亡秦為鑒戒。

《漢書·武帝紀》:「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意思是說,以漢武帝這樣的雄才大略,如果能像恭儉的文帝、景帝那樣治理朝政、善待百姓,那麼,即使是《詩經》《尚書》所稱道的帝王也難以超邁他的。

著名歷史學家錢穆指出,漢武帝內興禮樂,外勤征伐,費用浩繁。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七十餘載之積畜,一朝盡罄,遂成漢室第一次之衰象。﹙參見《秦漢史》﹚

武帝晚年施政有所轉變,著手緩解矛盾,使農民得以喘息。他對衛青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凌中國,朕不改變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

西漢統治中國二百十年,從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到公元前87年武帝去世,凡一百十五年,是為前期。後期九十五年,又可分為兩段:前段從昭帝、宣帝到元帝,可謂西漢盛世之延續;後段從成帝、哀帝到平帝,乃是西漢衰落之世。以元帝一朝為西漢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武帝死後,昭帝以幼主即位。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秉政。他「遵武帝法度」,「因循守職,無所改作」。

昭帝在位十三年去世,宣帝繼位。他自幼生活在民間,「具知閭裏姦邪,吏治得失」。即位後,宣帝繼續推行武帝的一些政策措施,又任用一批曉習文法的官吏,打擊那些為非作歹的豪強。宣帝在位二十五年,為政循名責實,是西漢政治最清明的一朝。

宣帝死後,元帝即位。他耽於聲色,大小政事都委任宦官。從皇帝到貴戚近臣,競相奢侈揮霍。元帝在位不久即去世,傳位於成帝。他生活荒淫,不理政事,致使政權落入外戚王氏兄弟手中。成帝先後以諸舅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等為大司馬輔政。王氏兄弟「僮奴以千百數」,整天置酒歌舞;又「大治第室」。

公元前7年,哀帝即位。他在位僅六年,去世時宮廷混亂。由王鳳的侄兒王莽出頭,收拾殘局。事實上,西漢在平帝時已經名存實亡,成了王莽的天下。平帝死後,僅過了三年,王莽篡漢稱帝,改國號為「新」。

王莽

緣何改國號為「新」?

秦掃滅六國,創統一之新局。統治十五年而漢興,開後世以徵誅得天下之始。漢室傳世二百載,而王莽篡位,開後世以禪讓得天下之始。

禪讓是皇位繼承製度的一種變相形式。源於部落聯盟推選領袖的制度。董仲舒創立的天人感應說是禪讓制的理論基礎。他認為天是至高無上的人格神,是「百神之君」。天不僅創造了萬物,也創造了人。因此,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樣「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

董仲舒還認為,天生萬物是有目的的。大一統是天的意志,漢朝皇帝是受命於天來進行統治的。「道」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那麼,如何解釋皇位的變易與改朝換代呢?

為此,董仲舒提出了天譴論:

「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春秋繁露》﹚

以為君主的政策和行為是災異是否降臨的根源,

「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並見。」﹙同上﹚

董仲舒以為,「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既然災異根源在人主,其補救之術就是帝王改邪歸正。倘若帝王一意孤行,革命便不可避免。天仍然用祥異昭示天命的遷移。

在漢代,無論朝廷民間,還是經學村語,都認同一個觀點:沒有永遠不變的家天下。

「天道煌煌,非一帝之功。王者赫赫,非一家之常。順命者存,逆命者亡。」﹙《春秋緯·元命苞》﹚

西漢末年,農民戰爭迫在眉睫,王朝統治搖搖欲墜,關於「受命於天,易姓更王」的言說風靡一時。哀帝即位後,久病無子。有人用這類話恫嚇他:「漢運已經中衰,應當重新接受天命。成帝不應天命,所以絕嗣。如今陛下久病,災變屢次出現,這就是上天的譴告。」哀帝信了他的話,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自號「陳聖劉太平皇帝」,並大赦天下。但是,毫無效驗。於是,哀帝「欲效法堯禪舜」,將皇位禪讓給嬖臣董賢。公元前2年,哀帝冊命董賢為大司馬。次年,還沒有禪讓,哀帝就死了。

年僅九歲的平帝即位,漢元帝皇后王政君,以太皇太后臨朝稱制,復任其侄王莽為大司馬,總攬朝政。王莽迫令董賢自盡,並施展脅持上下的手腕,拔擢阿順者,誅滅忤恨者。公元1年﹙元始元年﹚,羣臣盛陳「莽功德」,要求賜予王莽安漢公,平帝於是拜王莽為太傅,號安漢公。又使元後下詔說:「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決定。」

平帝雖為天子,連自己的母后都不得見面。她被禁錮在山中,因謀入長安,全家被誅滅。平帝不久即亡。他做了五年傀儡皇帝。這五年間,王莽為了籠絡人心,採取一系列手段。比如,恢復宗室和功臣後裔的封爵,並令年老退職二千石以上的官員仍支給原俸三分之一為養老金。又如,擴充太學,增加博士、太學生名額,為儒生修建更多房舍,在郡、縣、鄉設立學校,設置經師。再如,網羅士人數千人由地方選送到中央,予以優用。諸如此類的措施,頗能迎合一般人,尤其是讀書人的心理。於是,有意無意之中,對王莽功德之頌揚應聲而起,一個新聖人的形象在眾人的心目中浮現。各地擁戴王莽的官僚、儒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王莽獻祥瑞。各種各樣為他代漢造勢的符命、圖讖競相出現。王莽儼然成了使漢朝轉危為安的救世主。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益州越棠氏入朝貢獻白雉黑雉。羣臣於是上書說:「德致成周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遂尊王莽安漢公。

元始三年,王莽納其女為平帝皇后,詔贈聘禮二萬萬。王莽僅接受四千萬,並提出三千三百萬分給九族貧寒,自己只留七百萬。大司徒陳祟遂上書說王莽「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揆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勛為萬世基」。

元始四年,太保王舜及吏民八千人上書頌揚王莽功過伊尹和周公。因為伊尹曾為阿衡,周公曾為太宰,遂拜安漢公王莽為「宰衡」。

元始五年,王莽崇儒興學,大封功臣宗室後裔,於是,前後有四十八萬多人上書為王莽歌功頌德。遂特加王莽以九錫之隆典。

平帝死後,王莽「託以為卜相最吉」,選擇年僅二歲的子嬰繼位。

這時有人奏稱,從井中打撈出一塊石頭,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王莽讓公卿向元後報告。元後說:「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莽向她解釋說,此事是阻擋不了的,莽不敢有其他想法,「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元後只得應許,詔令王莽「居攝踐祚」。於是,羣臣奏請王莽攝政「皆如天子之制」,並改元「居攝」,自稱「攝皇帝」。不久,王莽以子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居攝三年﹙公元8年﹚,廣饒侯劉京上書說,亭長辛當一夜連得數夢,夢見天宮使者告訴他說,攝皇帝當為真皇帝。王莽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不敢承用。」於是,王莽號令天下,改攝皇帝為假皇帝,改居攝三年為始初元年,以應天命。

過了一些日子,又有一個名叫哀章的人身穿黃衣,手捧銅櫃,其中裝著兩卷「天書」。一卷上署「天帝金匱圖」,一卷上署「赤帝行璽傳予皇帝金策書」。書中說,王莽當為真天子,元後照天意行事。

哀章把銅匱送到高廟,王莽聞訊親往高廟接受銅匱。於是,王莽御王冠升坐未央殿,即真天子之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

接著,王莽召見百官舉行禪讓儀式,並宣讀策文,封孺子為安定公。他拉著孺子的手道:「昔周公攝位,終復歸政成王,今我王莽竟迫於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從元始元年到始初元年,王莽在八年間實現了「更命有德,禪位讓賢」的全過程,也為後世的禪讓提供了操作模式:一、以「五德始終」、符命祥瑞證明漢朝氣數已盡;二、引儒家經典和三代聖王禪讓故事為「去漢立新」提供證據;三、捏造讖言、符瑞與民意,以示「天與人歸」;四、漢帝禪讓,臣民勸進,再三推辭而受之;五、與黃帝、虞帝等聖王連宗,以確立正統地位;六、改正變制,以表明新朝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禪讓制的核心。王莽自以為奉天承命,代漢而興,故新朝代必須有一番新氣象,以表現其新天命,改國號為「新」也就順理成章了。

遵循新王必改制的道理,新朝建立以後,王莽把改製作為施政重點:將全國土地收歸國有,改稱「王田」,奴婢改稱「私屬」,都不得買賣;一家不滿八個男子而佔田超過九百畝的,餘田須分與親族鄰裏;無田的按一夫一妻受百畝田的規定分配土地;推行五均六管政策,以「齊眾庶,抑兼併」;四次改變幣制,重新發行貨幣;改變官制和官名,重新規定吏祿制度;恢復古代五等爵等。

王莽改制,破壞了舊秩序,卻不曾建立新秩序,結果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最後以失敗告終。

王莽改制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一、遵經復古,不切實際;二、法令繁苛,難以適從;三、嚴刑峻法,強制推行。

王莽改制使農村破產,饑民流離,百姓「搖手觸禁」,「涕泣於道路」。新朝建立第七年就民變四起,到第十五年便國亡身死。

昆陽大戰

西漢與東漢,究竟是同一個朝代,還是兩個不同的朝代?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劉邦是西漢的開國皇帝,劉秀是東漢的開國皇帝,史稱「光武中興」。其實劉秀的中興無異於創業。他雖是西漢皇族,卻起自民間,並非顯貴。新朝末年農民大起義爆發,他趁機起兵,加入綠林起義軍。奉命到河北活動,以恢復漢家制度為號召,力量逐步壯大。

打天下,劉秀奮寡擊眾,舉弱震強,延攬英才,務悅民心;他極富戰略眼光,善於統領全局,最終掃滅羣雄,一統天下。

治天下,劉秀偃武修文,尊師重道,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他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牛馬。

明末王夫之把劉秀與劉邦之得天下加以比較,

認為劉秀「尤難矣」。為此,他盛讚「光武之神武不可測也」;「光武之規模宏遠矣」,並感嘆道:「嗚呼!使得天下者皆如高祖之興,而無光武之大猷承之於後,則天下後世且疑湯、武之誓誥為虛文,而唯智力之可以起收四海。」﹙《讀通鑒論》卷6﹚

在歷代帝王中,光武帝劉秀的功績,雖比不上秦始皇、漢武帝,但至少有兩頂桂冠劉秀當之無愧。一頂是「中興之君」,一頂是「定鼎帝王」。

光武帝

「中興」的意思是由衰落而興盛。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漢與東漢,同屬一個朝代—漢。

「定鼎」的意思是定都或建立王朝。從這個意義上說,東漢是劉秀親手建立的一個王朝。

光武在位二十年,明帝、章帝秉承其遺規,統治中國三十餘年。期間,民生復甦,社會安定,又提倡儒術,復興文教,史稱「明章之治」。

東漢之有「明章之治」猶如西漢之有「文景之治」。

公元88年﹙章和二年﹚,年方十歲的劉肇繼位,是為和帝。竇太后臨朝稱制。太后兄竇憲總攬朝政。

和帝以後的東漢歷史是外戚和宦官輪番搗亂的歷史,也是東漢由興盛而衰落的歷史。

皇帝及其後宮是東漢王朝由盛而衰的制度根源。外戚和宦官便是攀援在這一機體身上的寄生蟲。

外戚,系皇帝母、妻家親屬的統稱。宦官則指宮內侍奉的官員。

後宮制度是中國古代帝王的內職機構及組織形式,主要由后妃、女官、內侍等制度構成。

后妃制度是古代帝王為滿足私慾,廣繁後嗣,使皇位有足夠的繼承人而建立起來的。

中國古代社會以男子血統為中心,以對女性的佔有多少來顯示其權力的大小。帝王至高無上的權威也表現在對女性的大量佔有之上。自夏朝開始,中國便形成了家天下的局面。隨著嫡子繼承製的形成和確立,等級分明、身份有別的后妃嫡庶制度也相應建立起來。

秦滅六國後,規定「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漢承秦制。按照規定,皇后和太后可以像君主那樣授予尊號和謚號,統率妃嬪和女官,執行宮闈紀律,但不能直接幹預或處理朝政。然而,在皇帝幼小、昏庸、懦弱或皇嗣中斷的情況下,太后有權以監護人的名義,監督和選立後嗣,甚至臨朝稱制或垂簾聽政,合法地暫時代行皇權。「稱制」的意思是行使皇帝權力。「制」,天子詔命。

東漢光武、明帝兩朝嚴戒外戚干政。章帝時竇後驕寵,其兄竇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其弟竇篤、竇景、竇環皆貴顯。竇後無子,撫梁貴人所生皇子肇為太子。章帝去世,和帝即位,因其年幼,由竇太后臨朝稱制。

宦官制度是皇宮裡專用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制度。這個制度是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特有的產物。中國歷史上曾多次出現宦官專權、幹預朝政,對傳統政治制度產生重要影響。

宦官,專指經閹割、失去正常性功能後進入皇宮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官員。宦官的稱謂頗多,例如:以曾經閹割稱閹宦、刑官,以任職宮中稱內侍、中官,以官職稱太監、軍容,以服飾稱貂璫,或尊之為公公,貶之為宦孽。

宦官制度始於周代。其時宦官人數不多,主要擔負看守宮門、傳達命令、侍奉起居等雜役,地位低賤。春秋戰國時,個別宦官始躋身統治者行列,參與政治活動。秦漢時,隨著君主專制制度的強化,宦官制度得以加強。對宦官的任用已超越宮廷範圍,正式進入政治領域。例秦朝宦官趙高出任丞相,其權勢足以總攬朝政,策動廢立。漢朝宦官擔任的中書謁者令、中常侍往往擁有丞相實權。但從制度層面看,宦官仍隸屬於少府,受大臣的監督。

東漢以後,內宮職屬全部由宦官充任。宦官與朝臣享有同樣的俸祿、食邑、食租。從此,宦官的權力形成一個體系,成為幹預政治事務的一種勢力。「宦官」一詞遂始見於《後漢書》。

永元四年﹙92﹚,和帝與宦官鄭眾等密謀,乘竇憲自涼州進京,密發聖旨,調兵屯守南北宮,關閉城門,先將竇氏親黨收捕入獄,隨即收回竇憲的大將軍印綬,逼令憲與其弟篤、景等就國,後一併賜死。竇太后被迫歸政,和帝親政後,以功遷鄭眾為大長秋,東漢宦官遂開始專權。

元興元年﹙105﹚,劉肇病逝,年僅27歲。少子劉隆生下一百天,繼立為帝,即位不足一年而殤。遂由鄧太后迎立章帝孫、和帝侄劉祜為帝。劉祜是清河王劉慶之子,即位時年方十三歲,是為安帝。安帝即位後,仍由鄧太后臨朝稱制,以其兄鄧騭為大將軍,東漢王朝又一次經歷母后臨朝,外戚當政的局面。

鄧太后臨朝聽政達十五年之久,鄧騭為人也謙恭謹慎,雖以外戚當政,但嚴格管束鄧氏家族。鄧太后還多次下詔選賢舉能,統治比較清明,民心穩定。然而,隨著安帝年事漸長,不能親政,積怨在心。建光元年﹙121﹚,鄧太后去世,安帝親政。於是,鄧氏宗族全部被免除官職,鄧騭及其子弟侄兒皆自盡,重演了權力鬥爭的一幕慘劇。

安帝寵幸乳母王聖,尊王聖為野王君,並大量任用宦官,政治日趨腐敗。

安帝死後,閻太后臨朝執政,以其兄閻顯為車騎將軍。閻氏兄妹和宦官江京等選立濟北王劉濟幼子劉懿為帝,不久劉懿病夭,宦官孫程、王康等19人發動政變,迎立安帝獨子劉保為帝,是為順帝。

順帝即位後,重用宦官,孫程等19名宦官均被封侯,導致宦官再度專權。梁妠冊立皇后之後,外戚梁氏逐漸得到重用。

順帝病故後,子劉炳繼位,梁太后臨朝執政。次年沖帝劉炳病夭,年僅三歲。梁太后迎立劉纘為帝,是為質帝。仍由梁太后臨朝執政,朝政完全控制在其兄梁冀手中。次年,因質帝稱梁冀為跋扈將軍,被梁冀毒死。質帝是年僅九歲。

本初元年﹙146﹚,梁太后和梁冀、宦官曹騰等擁立劉志為帝,是為桓帝。仍由梁太后臨朝,梁冀專權。

和平元年﹙150﹚,梁太后去世,桓帝親政。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亡,桓帝依靠宦官單超等誅滅梁冀,政權又一次轉入宦官手中。宦官比外戚更加貪得無厭,荼毒天下。延熹八年﹙165﹚,司隸校尉李膺等猛烈抨擊閹宦,被宦官指為朋黨併入獄。桓帝於次年下令將李膺及其黨羽赦歸故里,禁錮終身。史稱「黨錮之禍」。

桓帝病故後,竇太后和竇武父女迎立劉宏為帝,竇太后臨朝,竇武為大將軍。

靈帝劉宏即位之初,太傅陳蕃主持朝政,重新啟用李膺等人。他們密謀剷除宦官,但遭太后反對。不久,宦官曹節等發動政變,挾持靈帝和竇太后,殺害陳蕃和竇武等,致使宦官專權達到高潮。

劉宏在位期間,政治極為腐敗,宦官橫行不法,甚至公開賣官鬻爵,結果民怨沸騰,終於釀成黃巾起義。漢朝社稷乃因之覆亡。

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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