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者：季我努學社青年會員 姚天琦

米爾士，1883年12月1日生於南卡羅納州的溫斯波羅，1912年在哥倫比亞神學院獲神學學士。同年開始在中國工作，在日本即將佔領南京之際，努力謀求停戰，在得到唐智生同意後，和貝德士在美國炮艦「帕奈」號會見美國領事帕克斯頓以傳遞停戰談判信息。1937年11月22日，米爾士出任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副主席；1938年2月23日拉貝離開南京後接任主席。

（米爾士）

一、積極創建南京安全區，保護救濟難民

南京安全區的設想是由米爾士提出的，想法是得益於上海的傳教士饒神父的舉動。米爾士向拉貝等人提議，在南京建立一個安全區。拉貝在1938年2月28日的上海演講中說道：「我必須向你們提及米爾士先生，正是他最先提出了建立安全區的設想。我可以明確告訴你們的是我們組織的核心就在南京平倉巷3號。感謝我的聰明的美國朋友。」拉貝對於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這個名字提出過爭議，後來，在所有人的協商下，改名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米爾士當選為副主席。1938年接任主席之位後，他主要進行與日本協調、檢查難民收容所，災後的修復工作和記錄日軍暴行。

米爾士在南京安全區和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中是一個比較核心的存在。他先是擔任副主席，在拉貝離開後，擔任主席，全權負責安全區和委員會的工作。他常常寫信告訴妻子，希望通過交涉，避免日本對安全區的攻擊。「在中國住了 25年之後，與別的國家的人打交道來處理中國當地的事務還是一個嶄新的經歷，但別無選擇。」 「我們每時每刻都不得不應對日軍的騷擾，每天都數次與日本大使館的官員打交道。」從「每時每刻」、「每天」這些頻率辭彙可以反映出，米爾士等人為了安全區勞心勞力。

此外，他還將日本士兵在安全區犯下的暴行如實記錄在給日本官員的書信中，積極為難民們的糧食問題以及農業問題奔走。他還積極致信日本大使館，申斥日軍的惡劣行為：「日本軍隊進入了位於莫愁路544和65號以及位於天妃巷和家巷的幾處房屋，它們都是隸屬於長老會的財產。他們使房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壞，同時還有一些物品被盜。還想提請你們進一步關注，昨天位於天妃巷的長老會房屋內有兩位年輕的中國女孩被強姦。」從這些控訴中，我們得知日軍在難民區欺侮、威脅難民，搶奪財產，侵擾中國百姓，有恃無恐，甚至公然撕碎文本和美國國旗。

在遞交的難民收容所的檢查報告中可以看出，米爾士幾乎參與了所有的難民收容所的檢查。從所有難民收容所的整體的檢查評價來看，大多數難民收容所並沒有得到一個良好的管理與領導。米爾士等人也經常反省「從我們隨意問到的人那兒聽到的抱怨是如此的多，如此的一致，以致值得對收容所領導時候合格進行一次徹底的考察。不論房屋裡面還是外面的衛生設施都很不夠。」在調查難民收容所工作結束後，他積極進行修復工作主要是對中國家庭的援助，在調查了每個家庭的需求後，米爾士等人對他們提供特別援助，有6000個家庭接受了國際委員會的幫助，但還有一萬個家庭等待援助；還組建了40人進行修復工作的實行。

（殺人對於他們而言是一種競爭遊戲）

（在日軍屠殺下的南京市民，眼神中滿是恐懼和不安）

二、忠實記錄，保證日軍罪惡的證據

1937年12月，日軍攻入南京城後不久，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就開始了，米爾士被這些日軍的殘忍行為所震驚，並將他的所見所聞記錄在信件中，在寫給妻子的信中描述：「南京陷落以前，中國軍隊的行為良好，至少在城內是如此……但是自從日本人來了，這裡就變成了地獄。」「許多無辜的平民被誣陷為士兵而被殺死，還有很多人連這樣的藉口也沒有就被槍斃，強姦婦女的現象大規模出現。「

由於日本當局的搜查嚴格，米爾士不能把全部的慘狀都寫下來，加之能夠寄信的機會也是被控制的，所以米爾士通常會隔很久給家人寄信。信中，他列舉了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犯下的暴行，喪心病狂，無惡不作，對縱火、搶劫的記錄比比皆是。他對依靠日本恢復秩序充滿懷疑。「日本人編造的佔領後城市很快恢復正常的故事完全是謊言。」 「已經發生了上千起強姦事件，婦女向我們下跪，乞求我們幫助她們，幸運的是我們有時候能伸出援助之手，但有時候也無能為力。」

（小孩也不能倖免於難）

在與日軍交涉的同時，米爾士還要抽出精力阻止日軍的暴行，同時要小心日軍的空襲，經歷了重重遭遇的他也是心力交瘁，內心情感也在發生著變化。在寫給家人的信件中這樣描述道：「我認為最重要的不是財產，而是生命，最要緊的是平民所遭受的苦難，至少在安全區內，現在的情況有所好轉，但是如果你在早晨看到成羣婦女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時，你一定會心如刀絞。」

狀況愈演愈烈，米爾士越來越覺得，他們是在和「邪惡的力量作鬥爭」，每天都有手無寸鐵的百姓被帶走，卻又無能為力。「悲劇」、「束手無策」、「不安」這樣的辭彙頻繁地出現在米爾士的信件中。除了自己的心理變化，米爾士也感受到別人的內心變化，比如難民「平靜卻又充滿哀傷」的內心，還有他的同事林查理內心的無助感，林查理曾經淚流滿面地告訴米爾士，一個中國人被帶走，自己卻無能為力。

除了直接表現出米爾士內心感受的描述，還通過記敘難民的悲慘經歷來表達他內心的痛苦：「這場戰爭最糟糕的不是被燒掉的建築和被摧毀的家園，雖然那也很糟糕，而是男人永遠不會再回來，而婦女終生都要承受強姦帶給她們的身心痛苦和傷害。我幾乎不知道男人被帶走殺害和婦女在恐怖中倖存下來變成驚弓之鳥，哪件事更令人悲傷。」 包括他先前記錄的日軍對中國百姓做出的暴行都能反映出米爾士內心的痛苦。

或許連米爾士自己也不會想到，他會和德國人一起努力，一起為了南京難民同生共死。「我們有共同的想法即如何完成這個工作，如何共克時艱。因此在我們彼此成為知心朋友之前就與這些陌生人一起完成了這個任務。很高興去見證這些人的勇氣、自我犧牲和奉獻精神。」在米爾士等人看來，他們的「鄰人」並不僅僅是鄰居，也包括一切需要救助的人，比如難民，比如傷員，因為愛鄰意識而萌生的責任感使他們為了難民的安危四處奔走，正如，耶穌當年為羅馬底層人士帶去希望那樣，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他們就是難民心中那道微弱的光。

參考文獻：

1、《申報》，1937年。

2、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70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10年。

3、約翰·拉貝著，劉海寧、鄭受康、楊建鵬等譯：《拉貝日記》，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13》，南寧：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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