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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廳檢票員工(id：jianpiaoyuangong)，

同名微博@3號廳檢票員工。

前面

《過春天》全國公映那天，我九點多就到了電影院門口。

朋友揶揄只有看電影才能讓我這種懶人在悠閒的日子裏起這麼早。

事實上不是我想這樣，是整個城市一天只有這麼一場排片，我沒得選。

寫這篇文之前我瞄了一眼《過春天》的豆瓣和貓眼。

豆瓣評分8.0，同檔期最高，比墊底的《比悲傷跟悲傷的故事》高了近3分。

柏林電影節新生代單元最佳電影（提名），平遙國際影展費穆榮譽最佳電影，最佳女主也都充滿高光的列在條目裏面，評論裏甚至已經有人喊出：

這部片代表華語青春片正式進入2.0時代。

可是票房數據，則又是另一個樣子：

上映幾天，累計票房還是很慘，只有《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的零頭而已。

它不是沉悶的文藝片，憑什麼落得這樣？

《過春天》

很多人對這部電影陌生感，都來自於它那個充滿浪漫主義，卻也不知所謂的片名上。

什麼是“過春天”？

實際上這個詞並不是一個曲高和寡的艱澀詞，相反，它是一句無比接地氣的黑話。

這句黑話來自走私行業：

“春天”指深圳與香港之間的海關，水客們用“過了春天”指順利帶貨過了海關。

而整個故事，也圍繞着一個特殊女孩如何捲入一場港陸走私案展開。

一

佩佩自己也不知道該說幸運還是不幸運。

她是一個“單非”女孩，也就是有一個香港爸爸，有一個大陸媽媽。

因爲在香港出生，她擁有了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有資格在教育水平更好的香港讀書。

但也因爲父母的早早離異，讓她必須每天從深圳的家出發，過海關去香港上學，放學再過海關回大陸。

故事的一開始其實還算是傳統青春片的情節。

無非是很多女孩都會有的樣子，迫不及待的想玩，想交更多朋友，想讓自己更有錢，可以做更多想做的事。

佩佩想和閨蜜阿jo去日本過聖誕，佩佩本身是不愛旅遊的，可她也知道這是自己融入那羣香港朋友的最好方式，她需要談資，所以她必須實現這個願望。

可也正是因爲這個願望，讓她的整個青春都開始慢慢划向黑暗。

爲了攢錢，佩佩機緣巧合下加入了阿jo男友阿豪所在的走私團隊，利用自己的單非身份和每天都要過關的便利走私iphone，成爲了一名職業的水客。

看起來像一個犯罪類型片的故事吧，可恰恰相反，犯罪只是《過春天》的一個幌子。

片子裏的走私和《狗13》的找狗，《嘉年華》的性侵一樣，都只是一個外化的殼。導演並不是想講一個少女的誤入歧途，

真正的內核依舊是一個少女的內心，更準確地說，是一個少女在家庭關懷缺位。

港陸文化對衝下，尋找身份認同的成長故事。

二

先說說家庭關懷的缺位。

比起離婚，佩佩其實更恨父母對待自己的方式。

和母親在一起，佩佩是無奈又抵觸的。

通過阿jo的話以及很多細節，我們都可以得知佩佩母親是個喜歡依附男性，通過傍大款謀生的女人，打牌跳舞宿醉，是生活常態。

她從沒有真正關心過女兒，她不知道女兒到底要什麼。

她只知道“別人女兒有什麼，我女兒必須也得有。”

而住在香港的父親，溫順，老實，貧窮，也早就組成了新家庭，爲了不打擾父親的生活，佩佩只能在午夜去工地找他，收下父親那封薄薄的“利是”，然後再搭末班地鐵過關回深圳。

父親在電影中只出現過三次，其中只有第一場有臺詞交流，隨後的兩次出現導演都用鏡像畫面處理了父女間的關係：

佩佩站在飯店門口隔着玻璃看父親的新家庭，父女二人身影同時映在玻璃上，看似近在咫尺，事實上卻隔着無法跨越的鴻溝。

所以當佩佩想去日本的時候，並不是下意識去問父母拿錢，而是選擇自己想辦法，做再不想做的工作，也必須自己想辦法，因爲他早已不相信能從父母那得到什麼。

也正是因爲這種家庭關懷的嚴重缺位，所以當阿豪出現的時候，哪怕他是閨蜜的男友，佩佩還是會那麼容易對他產生依賴，因爲能讓她依賴的人，真的太少了。

而他們倆的愛情線這部分，也構成了全片甚至整個華語青春片史最高光的一場“情慾戲”。

他們沒有接吻，甚至連擁抱都沒有，僅僅就是給彼此身體綁上要“人肉走私”的手機。

但電影通過攝影美術燈光的配合，營造出了一種極度曖昧的氛圍。

汗水聚集在女孩的髮梢，偶爾會蹭到男孩身上，黏膩的皮膚相互摩擦，狹窄的房間裏只聽得到兩個人急促又粗重的喘息聲，一節節撕扯下來的彷彿不是膠帶，而是彼此貼身的衣褲。

三

除去家庭外，佩佩的面臨的不只是成長中感情的缺失，更是港陸文化對衝的背景下，對自己的身份缺乏認同感。

她無法去明白自己到底是一個香港人，還是一個大陸人。

我印象很深，有一幕是佩佩隔着玻璃看見父親新家庭之後，她踱步在香港某個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獨自靠着欄杆手裏拿着一份小吃，不知道該去哪，背後是五顏六色的廣告牌和變幻的霓虹燈。

16歲的佩佩望着這座叢林一般的現代城市，內心卻是無比疏離又恐懼的。

導演通過設置各方面的對比，來強調這種深港雙重身份所帶來的矛盾和生活的混亂，

語言上，過了那道關，小孩子要講粵語，要學英文，要寫繁體。

視聽方面，電影中深圳的部分大多采用平穩的固定鏡頭，家中的色調也以陰鬱的白灰色爲主。

到了香港則大多使用手持運動鏡頭，這種對比象徵着主角佩佩的心理活動。

還有人物關係上，在大陸和母親無話可說，在香港又必須對朋友小心翼翼。

哪怕和阿jo一起，佩佩也從沒真正的放鬆過。

經濟水平的不對等使佩佩沒有與阿jo平等相處的底氣，她像飛在香港城市上空的小鳥，努力避開高聳的建築，小心謹慎地飛行。

然而過了海關回到深圳，一切又變得規整，平靜，了無生機，就像她和母親的關係一般，離不開，靠不近。

導演也用象徵手法去表現這點：

全片多次出現被困在魚缸裏的鯊魚，隱喻女孩心有青春猛獸，她渴望大海，卻被困在紅磡-羅湖這條地鐵線，並且永遠不知道哪邊是正確的方向。

就像有人問起佩佩家在哪的時候，她只能笑着說：遠得很。

因爲她也不知道哪裏是家。

四

這份身份認同的缺失，也讓後來佩佩誤入走私團伙成了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

那個地方讓佩佩產生了從未有過的快樂和自由感，那不屬於香港也不屬於深圳，她會被人叫佩佩姐，被花姐認作乾女兒，成爲團隊裏最得力的水客。

這一切都讓她感覺輕鬆極了。

與其說她對走私上癮了，不如說，她對那份根本得不到的歸屬感上癮了。

最後

電影因爲某些不可抗的原因以一個非常突兀的結局收尾了。

但我始終相信導演沒有給佩佩留下結局，因爲每個這樣的女孩，都很難有自己想要的結局。

經歷身份困惑的不止少女，處在深港兩地的現代人也好像也無法在城市穿梭中找到平衡。

就像香港不會下雪，我們都是活在魚缸裏的鯊魚，過了一關又一關，永遠無法入海。

但可悲的是，當有人把鏡頭對準我們這些缸中之魚。

大部分人卻連去看看都已懶得。

本文作者：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