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国文、吴政峰、温于德、张文川／台北报导〕针对司法院将修法明订鉴定人须出庭接受诘问并具结，法界多持肯定态度，冤狱平反协会执行长罗士翔昨指出，除鉴定人出庭接受诘问外，鉴定制度还有很多面向可检讨，建议在政院下设国家级科学鉴定单位，培养更多鉴定专家，做好鉴定人认证制度，减少冤案。

政府现今已有调查局、刑事局等鉴定单位，为何还要成立「国家级科学鉴定单位」？罗士翔认为，调查局、刑事局内部当然会有管考、训练制度，不过未对外公开过，外界无法检视，因此，需要一个在上位的机关，有制度、统一的进行外部监督、人员认证和培训，定期进修，维持专业水准。

中央警察大学刑事系教授林裕顺则认为，法官或检察官常采纳「机关鉴定」，即鉴定报告上只有机关的官署名称，如：刑事局或调查局，却没有实际鉴定人的真实身分，以致在常规的法庭活动下，根本不知道这份报告是谁做的，就算有质疑，也无从传唤到庭说明。

林裕顺表示，鉴定人有义务到法庭「说清楚、讲明白」自己的鉴定报告，解释鉴定过程、方法与结果的机会，并全数记载于笔录中，比照证人具结，在证据采认上才有法律效果。

前北检主任检察官胡原龙律师表示，即便鉴定报告再完整，部分具专业性疑问、仍待鉴定人到庭以「白话文」释疑，协助发现真实。

律师周武荣则认为，鉴定结果在诉讼中位居决定胜负的关键角色，法院若偏信单一的鉴定报告，有相当的风险性，建议一审时可采双轨制，由检、辩各自找有公信的单位进行鉴定，两份报告结论相同的部分即列为共识，不一致的部分则列为「鉴定争点」，再由法院指定第三方针对争点进行鉴定。

周武荣说，这样做出的鉴定结果，就较能让双方都信服，或许在一审就能解决，不须到了二审、更审再反复鉴定，耗费更多司法资源。

周武荣说，现行实务上，法官通常会以「书面结论已经写得清楚」为由不传唤鉴定人，法官直接采用报告结论中符合其心证的部分，就有偏信鉴定、各自解读的风险，应综合二份以上的鉴定报告来研判，以求客观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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