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財富逆轉的翻譯~
為啥美國和印度同為英國的前殖民地，一個富，一個窮？
為啥中古社會中的那些輝煌的文明都沒落了？
而那些蠻荒之地則成了發達國家？
因為人種？因為所謂文化劣根性？因為地理位置？
當我們擁有天賦的時候，我們希望決定成功的是天賦。當我們天賦不如人的時候，我們又希望努力來決定成功，這句話用在某些西方中心論者的頭上再合適不過。
本文是對阿西莫格魯的著作《制度是長期增長的根本原因》第四章《財富逆轉》的翻譯。由於較為粗糙，我會長期更新、訂正的。
因為研討班需要讀這篇文章，而網上能找到的中文版本大都不盡如人意，所以我自己簡單地做了一下第四章的翻譯。我自己的英語水平較為生疏了，紕漏較多，望見諒。如果有版權違規，真的很抱歉，我會刪除的。
這一章的思想是，首先觀測到財富逆轉的現象，並證明它的存在，然後作出解釋。反對地理決定論或是文化決定論，同時也否認了白人比例越大，殖民地就越發達的觀點；最後闡述了制度決定論的觀點。
前：
歷史證據表明，前歐洲殖民地的經濟繁榮程度發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財富逆轉。
印度的莫臥兒帝國，美洲的阿茲特克和印加文明在16世紀的時候名列最富裕的文明。然而，這些帝國的故土，現如今卻赫然列在較為貧窮國家的列表上。
與之相反的是，佔領了那些相對來說並不發達的文明的領土的國家，比如北美、紐西蘭、澳大利亞，在現在，要比佔據了莫臥爾、阿茲特克和印加的國家要富裕得多。
也就是說，那些在今天享受經濟繁榮的，在前殖民地上建成的國家。在16世紀的時候反而是貧窮的。而今天的貧窮的殖民地們，在16世紀的時候卻享受著經濟繁榮。
這種相關關係是巧合嗎？背後是一種什麼樣的機制？這是否是解釋前殖民地貧富差異的關鍵？
4.1前殖民地的逆轉
首先，作者想要給出超越經驗證據的，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說明這種逆轉確實存在，而非一種偶然。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沒有人會去統計16世紀的人均gdp，因此，用來衡量那時候的繁榮程度的代理變數是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
這兩個代理變數的合理性在於，只有擁有一定等級的農業生產力以及相對發達的交通系統和商業系統的社會才能維持諸多大的城市中心和稠密的人口。圖4表現了今天的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之間的關係，可以清楚看出這二者之間的相關關係顯著 。
當然，高城市化率並不意味著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繁榮富裕之中。實際上20世紀以前，城市都是貧窮和有害身心健康的中心。但是，城市化依然不失為衡量人均收入的優秀的代理變數，能夠很好地對應我們所要度量的那種繁榮。
1500年是歐洲大規模殖民的前夕，這是我們選擇這一年的原因。而圖5圖6分別展示了各個國家1500年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與1995年的人均gdp之間的關係。從中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負向相關，這也就表明了，從1500至今，財富逆轉的現象是確實存在的。
同時也可以注意到，1500年氣候溫和的地區繁榮程度不如熱帶地區，但這個模式也在20世紀被逆轉了。
關於財富逆轉，還有一些非凡的事實。比如，在早期的農業技術蔓延之後，對所有國家而言，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在世界上的地位都相對保持原狀，包括那些隨後被歐洲殖民的國家。
圖七圖八分別展示了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樣本1000年和1500年的城市化之間的關係。這兩個圖呈現出的正相關關係都表示了，財富著這個時段更多是維持而非逆轉。儘管埃及希臘羅馬迦太基這些文明起起落落，但是地區內的繁榮總是令人印象深刻地保持一致。
財富逆轉並不是1500年之後世界上的一種普遍模式。圖九說明，未在近現代被歐洲殖民的國家1500年到1995年之間並沒有出現財富逆轉。
因為這樣，圖5圖6所展示出來的財富逆轉現象也就不能被解釋為一種回歸自然的恢復。
4.2.逆轉發生的時間
要理解財富逆轉發生的機制和背後深層次的原因，不如從時間的角度加以考量。財富逆轉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呢？一種可能性是，在歐洲人殖民之後。可是圖十和圖十一顯示，之前貧窮的殖民地超過之前富裕的殖民地是發生在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這同時也伴隨著工業化。
圖十展示了低城市化水平和高城市化水平的殖民地的平均城市化水平隨時間變化的關係。1800年之前，最開始就擁有高城市化水平的國家始終保持高水平，而之後，最初低城市化的地區快速成長，超過了前者，且分化在之後的時間裡始終進行著。
圖11展示了一些國家的人均工業產值。儘管從圖裡很難看出來，但在1750年的時候，印度人均和整體的工業水平確實都要高過美國。1860年的時候，美國和擁有較好的經濟制度的英國殖民地，諸如澳大利亞、紐西蘭，開始快速增長，到1953年的時候，已經與印度等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鴻溝。
4.3.解讀逆轉
有三種用來解釋這種逆轉的理論。
首先是建立在地理上的觀點。
這種觀點似乎應該遭到排除。因為在1500年，熱帶國家更富裕，但是在2003年卻恰恰相反。這也使得建立在如今的貧富對比之上的理論，比如Sachs所做的關於熱帶地區內在貧困的理論站不住腳，因為該觀點與歷史證據並不相一致。
然而，Diamond教授提出了被稱為「高級地理假說」的觀點，認為地理位置確實很重要，但是卻是以一種變化性的方式。比如說，歐洲人創造了一種特定緯度下適用的科技，比如重型金屬犁，只在氣候溫和的地區有用，而在熱帶土壤則沒有意義。
所以，當1492年歐洲人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之後，他們引入了特定的技術，這些技術只在部分地區（美國、阿根廷、澳大利亞）有用，在其他地區（比如祕魯、墨西哥、西非）則無用。
然而，財富逆轉所發生的時間卻在十九世紀，這表明事實與高級地理假說並不一致。歐洲人或許確實擁有特定緯度下的技術，但逆轉發生的時間表明這種技術不會是農業的，而會是工業的。很難講為什麼工業技術不能在熱帶地區適用，實際上它們在新加坡和香港適用得好得很哩。
相似的還有建立在文化上的假說。
儘管文化變化得很慢，但是殖民地實驗已經足夠激進到造成淪為歐洲統治之下的國家文化發生重大變革。
另外，殖民地本地人口的毀滅和歐洲移民的遷入會創造新的文化，最起碼在主要的方面上修改當地的文化。
然而，文化假說並不能提供一個關於逆轉的自然的解釋，而且對於逆轉發生的時間並不具有什麼解釋力。
更多地，我們在下面討論的控制了經濟制度對收入的影響的計量經濟學模型並不能找到任何宗教或文化影響經濟繁榮的證據。
對財富逆轉最自然的解釋是制度假說，我們將在下面進行探討。
4.4. 經濟制度和財富逆轉
財富逆轉的現象與經濟制度在這種對比發展中佔主導地位的理論相一致嗎？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只要我們識別出殖民活動帶來的經濟制度的變化，我們就能看到，財富逆轉正是制度假說所預測的那樣。
在2002年的研究中，我們檢驗了最初的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和好的經濟制度的建立之間的聯繫。我們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在最初就擁有更稠密的人口或更高的城市化水平的國家，在隨後就會有更壞的經濟制度，無論是在獨立之初還是現在。
圖十二和圖十三使用了和圖一一樣的對現在的經濟制度的度量：針對徵用風險的保護。它們證明最初的人口更加稠密，城市化水平更高的地區，經濟制度會更差。而人口稀少的地區會迎來歐洲移民的湧入，隨後建立一套保護寬泛的社會羣體的財產權的制度。歐洲殖民主義會由此帶來制度逆轉，在這個意義下，之前更富裕，人口更稠密的地方往往卻以更壞的制度告終。
公平地講，可能歐洲人並不是主動地引入了那些阻礙這其中很多地方經濟發展的制度，而只是從之前的文明那裡繼承了它們。莫臥兒帝國、阿茲特克和印加在殖民者來臨之前已經相當地等級化，權力集中在少數統治精英的手裡，進而有組織地從多數人那裡榨取資源來服務少數人。比較常見的情況是，歐洲人僅僅是接管了這些已經存在的制度。然而這對我們關注的問題而言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在人口稠密，相對發達的地區，符合歐洲人利益的是建立有利於更好地榨取資源，從而不尊重大多數人的財產權的制度。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區，符合他們利益的卻是保護財產權的制度，由此帶來了制度逆轉。
制度逆轉，囊括了制度假說，預測了財富逆轉：更富裕的地區經濟制度更差，而且如果經濟制度很重要的話，伴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遲早會變得相對貧窮。
此外，制度假說還與逆轉發生的時間相一致。制度假說將投資激勵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聯繫，以及將制度與經濟制度想聯繫。主張經濟繁榮來源於這些投資。所以，經濟制度在有重要的投資機會的時候更加地重要。工業化是19世紀主要的投資機會。今日的富國，包括那些前殖民地和其他國家，都是那些在這個關鍵時期成功工業化的國家。
4.5. 理解殖民地經驗
到目前為止，突然從我們討論中出現的對逆轉的解釋是，在各種各樣的殖民地中建立的經濟制度是被歐洲人塑造，用以使他們自己獲利的。此外，因為殖民地之間本身條件和所得到的饋贈都有所差異，所以歐洲人會有意識地製造不同的經濟制度，從而保持並且持續地塑造經濟表現。
為什麼歐洲人要在之前貧窮的地方引入更好的經濟制度？
這個問題的答案與我們理論框架的相對靜態有關。為了給之後留下一個完整的討論，我們可以先提一些顯而易見的思想。
歐洲人更傾向於在他們能從掠奪資源中收益的地區引入或保持有利於掠奪資源的經濟制度。這指的是被一小部分歐洲人控制的地區和提供被掠奪資源的地區。這些資源包括金銀、商業農產品比如糖類，更重要的是人。在當地人眾多的地區，歐洲人會剝削人口，手段包括稅收的方式，進貢的方式還有在礦井或種植園作為強制勞動力的方式。這種殖民與給大多數提供經濟權力和公民權利的制度並不相匹配。結果就是，更發達的文明對歐洲人來說，引入更壞的經濟制度更有利。
相反，本身就無所掠奪，人口稀疏，歐洲人自己是主要人口構成的地區，就需要好的經濟制度來保全他們自己的財產權。
4.6. 定居點，死亡率和發展
我們到目前為止強調的最初條件指的是當地人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此外，疾病環境顯著地在殖民地之間存在差異，從而明顯地造成了對歐洲人定居吸引力的影響。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那樣，歐洲人如若大量定居，他們就會建立他們自己生活下的制度。所以，歐洲人是否能在此定居，對隨後的制度發展的路徑上有外生的影響。
換句話說，如果200年前或更久以前的疾病環境僅通過它對今天制度的影響效果，影響了今天的結果，那我們就可以用歷史上的疾病環境作為一個今天制度中的外生變數。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講，我們有了一個有效的工具來讓我們固定經濟制度對財富的一般影響。
我們在2001年的基礎上發展並實證調查了這個理論。我們使用了歐洲殖民地最初的條件，特別是關於歐洲人（主要是士兵、水手和主教）面臨的死亡率作為衡量現在經濟制度的工具。對此的解釋是，除了對現在經濟制度的影響，歷史上歐洲人的死亡率沒有任何路徑能影響如今的收入水平。圖十四和圖十五給出了同時期經濟制度和人均GDP的數據散點圖。樣本僅包括近現代被歐洲殖民的國家，所以不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泰國。
圖十四展示了歷史上歐洲人面臨的死亡率的風險和如今財產權受到的保護程度之間的強相關，R^2高達0.26。同時也可以看出歐洲殖民地之間的大不同。美澳新相比英國本土要更健康得多。另一方面在非洲、印度和東南亞死亡率又尤其高。不同的死亡率很大部分能歸因於像瘧疾、黃熱病這樣當時既不知道來源也無從治癒的熱帶疾病。
使用歐洲人死亡率作為衡量現代對財產權的加強的工具可以發現，今天的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異都可以歸因於經濟制度的差異。更準確地說，我們發現如果選擇同在回歸直線上的分別有高徵用風險和低徵用風險的兩個國家比如尼日尼亞或是智利，那麼幾乎所有人均GDP之間的差異都可以用對財產權的保護來解釋。
我們從回歸中得到的證據中還可以發現：只要正確地控制好，地理上的變數諸如緯度，以及是否是內陸國和現在的疾病環境，對如今的經濟繁榮都沒有解釋力。
這樣的思想也可以解釋像緯度這樣的地理變數與人均收入的強烈相關性。基本上這是因為歐洲人在殖民時期對熱帶疾病沒有免疫力的原因。由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往往是溫度決定了定居殖民地的建立。殖民地與緯度之間的相關性也由此可以解釋。
考慮到經濟制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很容易就能看到緯度和人均收入之間的偽相關關係。然而，只要經濟制度被合理地控制了，這種關係就會消失。地理環境對今天的經濟繁榮並沒有一般影響，儘管可能在歷史上，地理環境會成為塑造經濟制度的重要因素。
同樣，也可以從文化的角度入手。歐洲人不止帶來了制度，也帶來了文化。有三種方式可以來論證這種說法的合理性。
首先，文化可能會系統性地與殖民力量的身份相關。例如，英國可能會把好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植入到美澳新，而西班牙則用自己的伊比利亞文化給拉美定了罪。
其次，歐洲人可能會擁有某種適合於繁榮的獨特的文化，比如工作倫理或是信仰的建立。
最後，歐洲人也給不同的地區帶來了不同的對繁榮的解釋。這樣的假說也解釋了為什麼拉美會相對貧窮，因為它的公民大多是天主教徒，而北美則是以新教徒為主。
然而，計量經濟學證據並不支持這其中任何一個觀點。只要合理地控制了經濟制度的影響，無論是殖民力量的身份，還是歐洲人人口比例，抑或是不同宗教的人口比例，對人均收入都沒有顯著的影響。
歷史經驗也支持這樣的計量結果。比如，帶著對殖民力量身份的尊重，荷蘭人在17世紀擁有最好的經濟制度，但是它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卻以榨取資源的制度設計而告終。所以對土著人的經濟權利和公民權利的尊重是很少的。
英國人顯然也不是簡單地在殖民地上重現了英國的制度。比如弗吉尼亞的殖民地在1619年就有了具有婦女普選權的代表大會，而英國在1919年纔有了類似的集會。
事實上，清教徒在加勒比地區的天意島殖民地也不顧及清教傳統，很快成為了其他加勒比殖民地一樣的奴隸殖民地。儘管沒有一塊西班牙殖民地像如美國這樣的英國殖民地一樣成功，但英國也有很多不成功的殖民地比如非洲、印度或孟加拉國。
針對歐洲人人口比例對繁榮產生影響的觀點。香港、新加坡歐洲人後代所佔比例微不足道，而阿根廷和烏拉圭歐洲人後代比例甚至高過美國和加拿大。然而新、港卻要更富裕得多。
更多地深挖，圖十七表示，1975年的時候，歐洲人後代比例低於5%的國家一樣存在財富逆轉的現象。
總結一下，實證證據與由殖民者身份帶來的地理、宗教或文化或他們的出現都不相符。
相反，經濟制度差異看起來似乎是潛藏在國家間人均GDP差異之下的強有力的因素。
制度也因此成為收入差異和長期增長的基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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