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倭寇，不能不說明朝的海禁政策。

目前國內關於這段歷史的認識，是徹底讓日、美的某些學者入室操戈，牽著鼻子走。嚴重誤導了後人以史為鑒的方向，也嚴重限制了國人的戰略思維。

明朝初期的海禁

早在南宋時代，中國就掌握了世界第一的造船術和航海術。強大的海上力量一度深入印度洋。可是，明朝建立之初，相關技術卻掌握在沿海反明勢力手中。

溫州、台州、處州是方國珍的大本營，寧波、紹興、嘉興、蘇州、松江、通州、泰州是張士誠的勢力範圍。方、張和朱元璋爭天下失敗後，其餘黨仍有很多堅持抵抗，選擇了盤踞沿海島嶼，勾結外國海盜尤其是倭寇，不定時對沿海發起襲擊。

這個時候的大明國，民生凋敝，人口稀少，土地荒蕪，物資匱乏。沿海地區尤其糜爛不堪。

朱元璋的對策就是海禁。

寸板不許下海，片帆不得出海。還要將沿海地區的居民，尤其是島嶼居民內遷，製造無人區、隔離帶，再加上嚴密的巡邏、緝拿。一切都是為了防範人口、耕牛、馬匹、武具、銅錢、絲綢絹棉等重要物資外流。

在建國之初，這樣做有必要，也有成效。因為海禁最初並非無的放矢，也確實收到了效果。

可是，到永樂年間，明朝的造船業已經開始全面復興。國家經濟也足以重建一支世界級的大海軍。於是就有了著名的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為何難以為繼

今天，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個重要史實是，鄭和下西洋的同時，海禁仍在嚴厲推行。

一邊是官船下西洋，一邊是民間海禁。這可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讓百姓點燈。

與此同時，下西洋的船隊奉行厚往薄來原則，到處撒錢，以為撒錢就能交到朋友。結果是收穫了虛名，消耗了國力，讓自家百姓的生活水準大大下降。而海外既沒有一個真正的盟友，也沒有經營出任何有價值的戰略據點。

今天回頭看去，當年的鄭和船隊確實不差技術，也不差錢，但上面缺一個戰略指導，下面缺一個收支平衡。前面沒有清晰的發展方向，後面缺乏民間力量的跟進。最終搞成了一個巨型面子工程。除了勞民傷財，還是勞民傷財。

所以後來劉大夏等人一邊堅決反對再搞宦官領導的下西洋，一邊努力推動民間商業力量發展，算是抓住了關鍵。

但是，在注重祖宗成法的明朝，誰也不敢提出廢除海禁。於是就製造了腐敗的源頭。

註定失敗的朱紈嚴打

理論上，民間只要造多於兩根桅杆的船隻就要嚴厲懲罰。老百姓如果造了違規船隻，參與海外貿易，就相當於現行謀反罪（謀叛已行）。

可是，在天高皇帝遠的農業文明時代，官府的政策很少能夠得到絕對的貫徹。和老百姓利益對立的政策，更是有名無實。只有最蠢的書獃子才會相信，奏摺、聖旨、法令就是現實。

中國老百姓的態度，向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果政策對自己有利，那就遵行。如果不利，那就明一套、暗一套。

於是，走私貿易越來越紅火。地方官、地方駐軍和地方大族全部捲入其中，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網。

這個利益網客觀上助推了中國經濟參與全球貿易的深度和廣度，但同時卻滋生出難以遏制的腐敗。

有一段時間，浙江、福建一度連邊民出海捕魚也列入了違法範疇。

出台這種奇葩政策，倒不是官老爺們蠢到不懂常識，而是要用這種辦法增加老百姓的行動成本，逼老百姓用賄賂的方法獲得特許經營權。這就是精明的貪官，總是精密計算成本，割你的肉，但不會割死，最多讓你罵他，不會讓你去打他。

腐敗就此一發而不可收。

於是，到嘉靖朝，明朝內部就出現了以朱紈為代表的嚴打派。他們深切地痛恨腐敗，但又錯誤地認為，腐敗源自海禁形同虛設。只要嚴厲落實海禁，就可以解決腐敗。

朱紈主政東南時期，就是按這個思維嚴厲地推行嚴打。

可是，嚴打的結果是群起反對。朱紈先是遭到罷官，接著被迫自殺。

「自紈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明史·朱紈傳》）

這就提醒我們，所謂海禁，早就名存實亡。而且，反腐敗也許深入人心，但搞海禁不得人心。乃至於從官員到百姓，都寧肯為了抵制海禁而容忍腐敗。

可笑的是，直到今天，還有一幫中國學者，拾費正清、宮崎市定之遺唾，想當然地認為一切問題都出在中國閉關鎖國，拒絕融入全球化。所謂「倭寇」，主要是讓海禁逼得走投無路的中國人。日本人很少，或者是顧問，或者是僱傭軍，最多是合伙人。

可是，如上所述，朱紈的嚴打恰恰徹底失敗了。明王朝的海禁到嘉靖朝早已是形同虛設，所缺的就是徹底廢除的一紙公文而已。

錯覺源自無知

嘉靖二十九年（1550）朱紈自殺，標誌嚴厲海禁的失敗。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開始大舉入侵東南沿海，標誌著嘉靖朝倭寇戰爭的實質開始。

如何解釋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就成了當年大明國朝野爭論最激烈的熱門話題。

一派認為，是因為朱紈執行海禁失敗，所以才導致海防形同虛設，進而造成了嚴重的邊患。所以，只有嚴格執行海禁，才能澄清海疆。

另一派認為，是因為朱紈落實海禁太嚴，小民走投無路，所以才鋌而走險，或勾結倭寇，或化裝成倭寇，犯上作亂。只有放寬乃至取消海禁，才能解決問題。

而這兩派的分析前提恰恰相同，那就是都相信，所謂「倭寇」其實就是中國沿海奸民的一場犯上作亂，其實沒幾個日本人。一時間，「真倭十之三」、「倭居十三」、「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其十之一二」，鋪天蓋地，甚囂塵上。

可是，明代史料中關於海禁形同虛設的記載鋪天蓋地，大致還都是來自一線調查。但所謂真倭比例問題，則幾乎全部是純主觀推理，沒有任何統計學的支持，也沒有一線真實調研。

在這個子虛烏有、自欺欺人的前提下，兩派的的對策都是錯誤的，只因為他們都太不了解我們的東鄰，那個叫日本的國家。

戰國日本

明憲宗成化三年，日本應仁元年，公元1467年，日本進入戰國時代。此後的一百多年內，日本國內分裂出一百多股武裝勢力，互相攻伐。這種持續內戰，使得日本的軍事專業化程度迅速上升，同時也迫使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到海外擴張。日本的沿海勢力勾結海盜，吸納戰敗的武士、浪人，掀起空前的海外擴張高潮。

這些入侵者駕船而來，卻敢於深入內陸。他們裝備精良，組織嚴密，常常敢於以少打多，深入大陸，燒殺搶掠。說他們是海盜，其實不對。他們是高度兩棲化的超級海盜，甚至可以說是開海船的陸盜。所以後來俞大猷才說，敵雖浮海而來，但更擅陸戰。（《正氣堂全集》）

這些人不僅海陸兩棲，而且軍商一體。他們一手拿算盤，一手拿武士刀。能撥算盤珠子賺錢的時候就用算盤賺錢，不能用算盤賺錢的時候就拔刀搶錢。

很快，這幫日本人就發現，如果只是做生意，是徹底對他們不利的。

當時日本對華熱銷產品只有兩樣，一是刀，二是扇。屬於品種有限的奢侈品。根本無法和中國種類豐富的大宗貿易品相匹敵。

同時，國際貿易大行情也非常不利於日本，而有利於中國。具體詳情，大家可以參看陳國棟先生的《東亞海域一千年——歷史上的海洋中國與對外貿易》，也可以參看我在《當天朝遭遇帝國》前三章中的分析。

隨著國際貿易的深入，日本白銀外流難以遏制，它自己將先陷入嚴重的銀荒。

所以，本著有錢賺則賺錢、無錢賺則搶錢的原則，日本武商集團很快就明白，和中國做生意沒什麼前景，但利用明王朝的腐敗和武備廢弛，卻大有武力入侵的良機。

鬼子來了

認為明王朝只要嚴格海禁，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最大錯誤，就是既不懂戰略也不懂人性，想當然地認為自己想怎麼干就能怎麼干。

認為明王朝只要廢除海禁，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最大錯誤，就是假定日本人會滿足於和中國做生意，假定搞好經濟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事實證明，日本人不會滿足於只做生意，更不會滿足於做賠本生意。

算盤珠子轉不動的時候，槍杆子就會上。

他們收編海盜，吸納朝鮮、東南亞、中國沿海的亡命之徒和歐洲的冒險家集團，以日本武士為骨幹，乘風破浪，揚帆遠征。雖然參與者眾多，但佔據主導地位的是日本人，主體部分也是日本人。真倭是獅子，假倭、從倭是鬣狗。這是至為明顯的事實。

而且，無論是來自哪個國家的鬣狗，最終在軍事組織、指揮管理、武器戰法乃至衣著髮型文化習俗上，都已經高度日本化。所以才稱他們為倭寇，而不叫韓寇、南洋寇、西洋寇。

從遼東到廣東，乃至江西、安徽，都因之生靈塗炭。

今天的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同樣深受禍害。

一時間，從朝鮮半島到中國沿海，再到東南亞，沿途無數島嶼成為倭寇的據點和中轉站。

繁華的都邑成為獵取的目標，周邊的鄉村也難逃蹂躪。

到這一步，海禁已經不是問題。問題是打敗倭寇。只有先打敗倭寇，才能恢復秩序，才能深度改革。

胡宗憲等新思潮代表的新，就新在要根本上改變海禁傳統，形成全新的海洋政策。把對外貿易問題和對內反腐問題一起解決。而完成這一點的前提，又在於先要能打敗倭寇。哪怕只是讓中國走私集團代替日本走私集團，這個仗也必須打。

肉爛在鍋內，即便是讓中國走私集團掌控海上貿易，也不能讓外國勢力掌控。這是至為簡單的道理。

只有在軍事上挫敗倭寇的入侵，在全球化這個大棋局中，中國才不至於讓日本掃地出門。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倭寇居然這樣難打！

難打的倭寇

嘉靖三十一年的四月，註定成為一個標誌性的月份。

從這個月開始，「漳、泉海賊勾引倭奴萬餘人，駕舟千餘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陸，流劫台、溫、寧、紹間，攻陷城塞，殺擄居民無數。」（《明世宗實錄》）

是否真有漳、泉海賊當帶路黨，還可以慢慢考證。因為日本方面有很多史料證明，日本人對中國沿海的情報搜集，舉凡航道航線、淡水糧食補給點、中轉站，早已進行了百餘年的準備。而且，即便是《明實錄》也不得不承認，此次入侵的主體不是漳、泉海賊，而是勾引來的「倭奴萬餘人」。

一年後，問題進一步加劇：

「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明史》外國三·日本）

他們少則海船兩三艘，或游擊，或哨探。多則巨艦數百上千艘，風帆一望無際，儼然移動的城市。

登陸後，倭寇常常敢於分兵合擊，以少打多。攻城略地，長驅直入。

長驅到多長？

最誇張的莫過於嘉靖三十四年秋季的一場戰鬥。

當時，一支不到七十人的倭寇被動隊，在浙江登陸後，主動燒掉海船，以示有進無退。他們掠過杭州，毀滅性洗劫了淳安古城，又連續急行軍進入徽州境內，突襲歙縣。再經績溪、旌德，過涇縣、南陵，燒掠蕪湖南岸後又奔太平府，犯江寧鎮，直逼明朝的副首都南京。他們像遊行一樣繞南京城示威，火燒安定門，然後由溧水走水路劫掠溧陽、宜興。又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再轉進滸墅，這才讓數量龐大到不成比例的明軍重重包圍。接著，這股倭寇又一路激戰到楊林橋，全數陣亡，無一逃跑，無一投降。此戰前後歷時八十多天，中國軍民被害者累計四千餘人（內含御史一人，縣丞一人，指揮兩人，把總兩人）。（參見《籌海圖編》、《明世宗實錄》）

更糟糕的是，這並非個案。

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四十個倭寇流竄平湖、海鹽，燒殺搶掠，沿途官軍「皆敗績」，戰死指揮四人，把總、百戶、縣丞各一人。最後這幫倭寇還利用搶到的船隻，揚長出海。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兩千餘倭寇在南沙登陸，分路洗劫蘇州、松江，再搶奪民船入海，轉而在海門、如皋、通州等地大肆擄掠，焚燒各地鹽場，一路燒殺至揚州，殺死同知一人，千戶一人。一小股倭寇還遠竄青州、徐州境內，整個山東為之震動。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寇五十餘人自山東日照一路洗劫到東安衛，再經淮安、贛榆入沭陽、桃源。至清河遇大雨受阻，這才讓分兵合圍的徐州、邳州駐軍包圍。最後也是全員戰死，無一人投降。但這五十多人死前業已流竄兩省，「殺戮千餘人」。（佚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

簡直是無以復加的奇恥大辱。

與其讓倭寇搶空東南，不如用東南財富養兵。這個道理迅速成為明朝君臣的共識。於是，「東南帑藏悉從調取，以便宜征天下兵」。乃南調湖廣土兵、廣東猺兵、廣西狼兵、四川苗兵、福建賴兵、崇明沙兵，北調山東槍手、山西白棒手、河南毛民、田州瓦民、邊塞騎兵、北平射手……乃至少林僧兵，前後累計數十萬兵，如激流，如疾風，紛紛向沿海集中。

但是，一支接一支精銳部隊到了沿海，一支接一支的精銳部隊打了敗仗。

倭寇的氣焰日趨囂張，以至於：

「逆旗所指，村邑皆墟，閭井蕭條，室家盪析。」

非我中華無英雄

但是，大明國確實夠大，不僅能夠容納足夠的創傷，而且能夠發掘出超乎想像的人才。

胡宗憲、徐渭、茅坤、俞大猷、唐順之、譚綸、戚繼光……就是這風雲激蕩中的中華英雄。

其中，戚繼光是英雄中的英雄，是這個時代的集大成者。

正是因為他們，大明才能渡過難關，敉平倭寇，進而開放海禁，形成全新的海洋政策。

今天，很多所謂新史家口口聲聲說，是因為取消了海禁，所以消除了倭寇。

真相恰恰相反，是因為消滅了倭寇，所以取消了海禁。

因為打出了自信，打出了尊嚴，打出了戰略共識。

萬曆十八年（1590），豐臣秀吉完成對日本的統一。按那些做生意派史學家的思維，日本結束了戰亂，中國也放開了海禁，豈不是可以大做生意？

可是，豐臣秀吉卻在兩年後決定傾舉國之力遠征，假道朝鮮，滅掉大明，遷都北京。

為什麼？很簡單，因為稍有戰略思維的日本人都已經意識到，在一個統一的中國身邊，日本作為資源貧瘠的島國，單純做生意是沒出路的。只有揮舞戰刀才有出路。

但是，這次遠征又為明軍所挫敗。日本經此一敗後，只能縮回去閉關鎖國。因為閉關才能遏制白銀外流，鎖國才能苟延殘喘。畢竟那是一個陸權大國難以跨海遠征的時代。同時期歐洲西班牙無敵艦隊遠征英國失敗的戰例，已經徹底證明了這一點。

而中國與日本之間，隔的可不是一道海峽，而是遼闊的東海。

但是，日本徵服中國的野心並未消散。他們只是等待時機。

自幕末以來，日本精英就開始用「和寇」代替「倭寇」，大肆吹噓老一輩日本人如何構建海洋帝國。

在這種全民動員、持續備戰之下，新日本終於在甲午戰爭中抓住了歷史性翻身的機會。

甲午戰爭中，遼東戰場上的日軍

只是到二戰戰敗後，為了韜光養晦，為了洗白歷史，日本史學界才達成共識，一起急轉彎，死不認賬。反而利用所謂的明朝史料，說什麼「倭寇」都是中國人，源自明代中國的暴政。（參閱田中健夫《倭寇——海上歷史》，堀敏一《中國通史》，岡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潤《明清全史》）說什麼倭寇戰爭是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日本人只是前來援助的國際顧問。（參閱宮崎市定《宮崎市定中國史》，上田信《海與帝國》）

可是，假如倭寇真的是中國人領導，中國人為主，那豈不是說中國人早就征服了瀨戶內海沿線地區？但是，在這些地方，華人的遺迹何其之少！日本人又可曾承認過這裡曾經密布中國人的軍事基地？

可笑且可悲的是，今天竟有大批中國學者、文化人、媒體人主動為之背書，無視至為明顯的邏輯漏洞，還自以為發現了新大陸。其實是把國家精神撞在了一個巨大的暗礁上！而這暗礁恰恰不是天然的，而是某些日本學者人工製造，大批中國學者主動幫著擴建的。

長此以往，國民的精氣神就會發生病變。病變到一定程度，就會癌變。一個國家的國民文化一旦出了問題，就是百年之患。如不重視，必將重蹈覆轍，付出慘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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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傑，喜歡做白日夢的歷史拓荒者。著有《二戰大牌局：七強國的戰略博弈》、《復盤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對抗十五局》、《當天朝遭遇帝國：大戰略視野下的鴉片戰爭》、《李鴻章時代》。策劃：《地緣戰略經典譯叢》、《二戰東線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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