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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中美貿易談判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後，美國總統特朗普5日再度變卦。他發推特稱，與中國的貿易談判協議進展太慢，本週五美國將對2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的徵稅從10%提高到25%。長期來看，中美貿易爭端涉及兩國國家實力各方面的綜合博弈，中國要有戰略耐力。本期微信推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與助理研究員劉典在2019年第2期《東北亞論壇》所髮長篇論文，原標題是《中美博弈與中國復興——基於兩國實力消長的視角》。

［摘 要］2018 年全球局勢複雜多變，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擡頭，全球經濟整體增速回落。而中美貿易衝突的發酵與演化，進一步深化了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中美兩國實力的消長在過去的十年裏一直受着全球輿論的關注，但鮮有文獻從細節角度看清中美實力差距的微妙性。本文以中美貿易摩擦爲背景，真實客觀地比較中美實力變遷以及兩者博弈的戰略走向。本文認爲，中美貿易爭端不僅僅是一場經濟貿易領域的對抗更是涉及兩國國家實力各方面的綜合博弈。雖然中美兩國元首達成共識暫緩徵收關稅，但中美貿易爭端仍具有長期性和嚴峻性。中國應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以戰略耐力展開對美博弈，打造全球創新引擎，構建國際合作網絡，最終成功實現國家的偉大崛起。

［關鍵詞］中美博弈；國際實力；結構性轉化；中美貿易摩擦；中國復興；美國衰落

2018 年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 10 週年，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不確定性明顯上升，全球局勢複雜多變，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經濟發展蒙上陰影。全球經濟整體增速回落，世界 GDP 增長率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約爲 3.7%，按市場匯率計算約爲 3.2%。［1］除美國、印度等少數經濟體之外，全球幾大主要經濟體的增長呈現放緩趨勢。國際直接投資活動低迷，2017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額爲 1.43 萬億美元，同比下降了23%。［2］全球債務仍處於較高水平，威脅着世界經濟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8 年 12月 13 日發佈報告稱，2017 年全球國家和私人債務總額達到創紀錄的 184 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 GDP 總量的 225%。全球人均債務達 8.6 萬美元，相當於全球人均收入的 2.5 倍。［3］國際貿易增速放緩，2018 年前三季度，世界貨物出口額同比增長率分別爲 14.3%、12.7%和 8.4%，排除價格因素後的實際世界貨物出口總量同比增長率分別爲 3.7%、3.1%和 2.7%，比上年同期分別下降 1.1、0.8 和 2.3 個百分點。［4］全球範圍內經貿摩擦增多，多邊貿易體制受挫，國際經濟規則醞釀深刻調整。國際金融市場跌宕起伏，截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以摩根斯坦利資本國際公司編制的明晟指數（MSCI 指數）來衡量，全球股指從年初以來下跌 13.3%，其中新興市場股市指數下跌 17.4%。［1］美股一度加速擴張，但 10 月以來連續下挫。美聯儲連續四次加息，美元走強，名義美元指數同比升值 7.0%，實際美元指數升值 6.5%［1］，全球資本向美國流動，引發新興經濟體的貨幣貶值和流動性危機。

2019 年，全球經濟增長預計持續弱化，不確定因素進一步增強，經濟增速下行與分化風險加大。美國經濟擴張進入晚期，GDP 增速將回落。隨着減稅措施刺激效果的減退，美國實體經濟下行壓力日益凸顯。首先，作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經濟的下行將使得世界經濟復甦面臨較大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將會降低投資者的信心，引發全球資本市場的波動。其次，貿易保護主義對多邊貿易體制構成了巨大威脅，世界貿易將步入碎片化時代，區域貿易協定發展進程加快。中美貿易爭端及美國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打破了原有的國際貿易體系，構建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多邊貿易規則的需求更爲迫切，國際貿易格局將面臨重組和洗牌。再次，美國股市泡沫破裂風險開始顯現，預計美國金融市場波動性將會顯著上升，並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溢出效應。同時，全球債務水平的持續上升導致再一次爆發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增大。全球金融風險處於上升狀態，累積的脆弱性或將因爲金融環境收緊而暴露，從而引發新一輪世界經濟的衰退。

2008 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美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了劇烈衝擊，全球經濟陷入多年的蕭條期。十年來，以中國爲主要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高速增長，成爲全球經濟復甦的新引擎。2010 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經濟實力之間的差距日益縮小，兩國的綜合國力也呈現了差距縮小的總趨勢。2013 年以來，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先後主辦了 APEC 峯會（北京）、G20 峯會（杭州）、“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北京）、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廈門）、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北京）、上海合作組織領導人峯會（青島）和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海）等重大主場外交活動，在周邊與全球的影響力急劇上升。針對中國迅速提升的影響力，2017 年初上臺執政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總目標，在亞太地區的介入變得非常強勢，尤其是在經貿問題上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從而引發中美貿易爭端。2018 年的中美關係一度陷入中美 1979 年建交以來最複雜與最危險的境地，“中美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設想甚囂塵上。［5］

近年來，學界有種觀點贏得越來越多的呼聲：即金融危機十年是美國衰落的十年，逐漸恢復元氣的美國再也無法容忍中國發展，試圖以遏制中國的方式來延緩美國衰落進程。［6］“ 中國復興，美國衰落”的假設是否成立，取決於如何更加全面客觀準確地認識美國國家實力的變化，以及如何評估中國發展與中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轉變。爲此，本文從關於美國衰落與中國復興的流行論述出發，梳理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十年中美國家實力的部分變化，論述中美實力格局的微妙變化，對“中國復興，美國衰落”的假設做出必要的修正，並就中國未來發展戰略提出一些設想與建議。

關於美國衰落的論調，學術界有一些分歧。有學者認爲，美國國家實力只是處於暫時衰落中，會經歷週期性的反覆，不排除美國仍然會持續百年霸權。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就曾說，“美國將繼續領導世界一百年”。［7］另一些學者則從軟實力、相對實力、戰略收縮論角度評估美國衰落。軟實力論者認爲，美國硬實力的下降是 20 世紀末國際力量結構變化的重大現象，美國軟實力是否能夠保持其他國家不可企及的優勢是美國霸權的關鍵。［8］相對衰落論者認爲，考察衰落一詞要區分相對衰落和絕對衰落兩個概念。相比於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美國呈現了“相對衰落”的趨勢，而美國實力仍在不斷增長，並不是處在絕對的衰落進程。［9］戰略收縮論者認爲，美國的霸權只是收縮並非衰落，其基石依然牢固，將美國的戰略收縮等同於衰退是不正確的，必須釐清戰略收縮與衰退兩個概念的不同。［10］

與“美國衰落論”相對，“中國復興說”更流行。中國的興起具有巨大的世界意義，背後也蘊藏着廣泛而又深邃的理論邏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適應進程仍在進行中，隨之所引發的各種看法、爭議以及政策反應、戰略調整，讓“美國衰落”和“中國復興”的論調處在一個平臺上而受到熱議。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十年裏，中美國際權力再分配問題被屢屢提及，彷彿這是一個零和博弈、我強你弱、結構性消減的國際秩序再造進程。［11］

國際關係研究的主流觀點認爲，國際關係的本質就是無政府狀態，即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一個高於主權國家之上的世界政府。但無政府狀態並不意味着國際關係就是完全混亂無序的狀態，國際社會中仍然存在有序的行爲狀態。［12］而這種有序性取決於實力第一國家的更替。不同的實力第一強國，將帶來不同的國際秩序。國家實力作爲一個國家的立身之本，其消長變遷極大地影響着國家間的權力分配、利益分配、觀念分配，影響着國際格局的形勢與國際秩序的構建。［13］

中美兩國學術界、智庫界都在熱議中美實力接近，縱觀中美國家實力對比的現實爭論，可以歸納爲兩類。

一類對“中國復興說”持非常積極的態度，這類觀點也有局部超越論和全面超越論的不同論調。局部超越論認爲隨着中國實力迅速增長，中美在亞太地區的競爭日趨激烈，表現爲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安全領域，兩國間的制度融合較少，而另起爐竈、相互競爭的態勢卻日益明顯。［10］其中代表人物馬丁·雅克認爲中國將於 20 世紀 20 年代中期取代美國成爲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並且隨着中國持續崛起，中國將不僅僅只是一個經濟現象，還會成爲一個政治現象、文化現象、軍事現象、道德觀念現象、思維方式現象，也就是說，中國將越來越展現出一種有巨大影響力的全球性大國纔會具有的特徵。［14］全面超越論則認爲中國和美國綜合國力佔世界比重的變化呈相反趨勢，中國屬於“持續發展型”，美國屬於“持續下降型”或“衰落型”，“中國綜合實力已成爲全球第一強國”，中國有能力全面挑戰美國，中國領導人非常有底氣地向美方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優勢會越來越得以彰顯。［15］

另一類則持悲觀態度，可進一步歸納爲“溢美論”和“唱衰中國論”。“溢美論”認爲中國實力與美國仍有非常大的差距，是個“脆弱的超級大國”［16］，美國在各個領域相較於中國實力優勢非常明顯，隨着美國經濟近兩年的復甦態勢，中美兩國之間的實力差距會越來越大，而中國本身由於面臨經濟下行等多方面因素，發展預期遭遇不確定性，從長遠來看，無法超越美國。“唱衰中國論”則認爲，美國國內問題並未導致國家實力的絕對衰退，只是由於他者崛起，美國在國際權力格局中的優勢地位受到了相對衝擊，但是中國在全球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現在還遠不能標誌着美國世紀的結束。［17］

隨着中國經濟實力與政治影響的不斷提升，西方對中國經濟發展、外交感召、制度魅力等呈現“超越”的苗頭感到壓力，恰逢此時，“中國全面超越美國”等極端論調進一步加劇了西方的恐慌感。美國對華態度正在進行建交 40 年來最顛覆的反思，更有一些“中國威脅論”企圖將中國定位爲西方“假想敵”，控訴中國竊取西方高科技與知識產權，認爲中國復興是在搞“經濟侵略”，是在實施“地緣政治擴張”，是在“破壞國際規則”，甚至指責中國“對美國經濟的長期健康和繁榮構成嚴峻威脅”。［18］

關於“美國衰落”和“中國復興”現實爭論的背後事實，是如何客觀評估中美兩國實力對比。中美兩國的實力差距在縮小，卻很少有人去分層化、分領域地探討兩國實力到底有多接近？哪些領域的實力在接近？不同領域實力接近的差異是否存在？國際金融危機十年來，對中美實力進行客觀對比，對於校正“全面超越論”“唱衰中國論”等幾類極端的論述顯得非常重要。本文將參考中外學者關於國際實力的評估模型［19］，從硬實力和軟實力兩個大方面來進行分層對比。

客觀上看，過去十年，以經濟總量爲主要指標的中國硬實力已獲得全面提升，經濟總量與美國的差距逐漸縮小。在經濟實力上，中國增長速度非常迅速，佔全球份額逐漸擴大，併爲世界經濟的經濟增長年均貢獻 30%左右。

從 GDP 規模的角度分析，中國佔世界份額逐步擴大，同美國差距逐漸縮小。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統計，2008 年美國的 GDP 總量爲 14.719 萬億美元，中國的 GDP 總量爲4.598 萬億美元，分別佔世界 GDP 總量的 23.2%和 7.2%（見圖 1）。2017 年，美國的 GDP 爲 19.391萬 億 美 元 ，而 中 國 的 GDP 爲12.238 萬億美元，兩國 GDP 分別佔世界總量的 24%和 15.2%。［20］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美國 GDP 佔世界份額並沒有明顯變化，保持在世界經濟總量的 1/4 左右；而中 國 佔 比 卻 有 了 很 大 提 升 ，從2008 年佔美國 GDP 的 1/3 增長至約 2/3。

從經濟增量的角度看，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大。雖然近年來新興國家的崛起導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有所下降，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爲世界第一，達到 22%，美國略低於中國爲 16.1%。不可否認，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全球金融危機後的十年內，中國的農業增加值和工業增加值上也有迅速增長。2008 年，中國的農業增加值爲 4713.57 億美元，是美國的近 3 倍，而 2017 年中國的農業增加值爲 9686.28 億元，是美國的 5.13 倍。2008 年，中國的工業增加值爲 2.158 萬億美元，約爲美國的 2/3；而 2016 年中國的工業增加值爲 4.463 萬億美元，是美國的 1.27 倍。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在 2011 年時就已超過了美國。［21］

在金融發展方面，人民國際化水平也在逐步提高，與此同時美元作爲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並未動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2016 年 10 月 1 日，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權重達到 10.92%，成爲除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外的第五種貨幣，其中美元在 SDR 有超過 40%的權重。［22］

從國際貿易角度看，中國貨物出口額自 2013 年以來爲世界第一，貨物貿易爲順差狀態，而服務貿易爲逆差狀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數據統計，2017 年中國的商品貿易出口額達 2.26 萬億美元，進口額達 1.84 萬億美元；［23］而美國商品貿易出口額達 1.55 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二，進口額達 2.41 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一。［24］中國的國際貿易依存度也在逐步提升。美國是中國最主要的貿易夥伴之一，2017 年中國和美國進出口貿易增速達到 12%以上，美國向中國提供了 65.7%的貿易順差。同時，中國也是美國的第一大進口國，2017 年，美國自中國進口總額佔美國當年進口總額的 21.6%。從進出口結構來看，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增長主要歸功於進口項。2017 年，中國進口總額在世界佔比爲 10.5%，首次超過美國進口總額（10.2%）。［25］

在國際規則方面，中國正在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中國由於歷史原因在很多方面都處於不利地位，其中有一條便是國際規則的制定。國際規則的參與其實是國家實力的一個重要的標誌，美國在很多國際規則的制定上佔據主導權，這與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是分不開的。而現在，隨着中國實力的增強，中國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和平臺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重塑，努力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中國對國際規則的制定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國際氣候公約中，中國作爲負責任的大國進行了談判；在區域安全領域問題方面，中國主導併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在經濟與發展領域，中國創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此外，中國參與創建了二十國集團、與東盟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在 WTO 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促成並發展“一帶一路”等。所以，一方面要看到中國在國際話語權方面處於弱勢和不利地位，美國作爲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擁有足夠的表決權和話語權；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國並不是規則的唯一制定者，而是受到其他國家的制約，現在的世界不是“一強獨霸”的狀態，美國曾試圖領導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建立“21 世紀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以失敗結束。足以證明，世界體系正在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26］

隨着互聯網經濟在中國普及，中國移動支付規模得到迅速擴張。2017 年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的規模已達 202.93 萬億人民幣，近五年平均增速高達 181%。成年人電子支付比例高達76.9%。而在美國，2016 年移動支付規模僅有 1.12 千億美元，且增速緩慢，手機支付比例僅爲48%。［27］同時，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中國的移動支付技術也逐漸推廣至其他國家，“技術出海”越來越普遍。短短兩三年，中國的移動支付技術已經惠及全球超過 8.7 億人。［28］網絡時代將給予中國金融對美國“變道超車”的巨大機會。［29］

在科研投入上，中國保持着世界第二的位置，且研發投入額逐年穩步增長。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報告顯示，美國現在是全球研發投入最多的國家，2015 年美國的研發經費爲 4970 億美元，佔世界的 26%，佔美國 GDP 的 2.7%；2015 年中國的研發經費爲 4090 億美元，佔世界的 21%。並佔中國 GDP 的 2.1%。［30］中國的研發經費增長迅速，2000~2015 年，中國研發經費的年均增長率爲 18%，重點在於研發而非基礎研究；而美國同期的年均增長率僅爲 4%。［31］在高科技出口領域，中國的高科技出口佔製成品的百分比從 2008 年的25.57%變爲 2016 年的 25.24%；而美國則是由 2008 年的 25.92%變爲 2016 年的 19.96%。［32］

在軟實力領域，中國也有了長足的進步，“中國方案”得到更廣泛的認可。和傳統基於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府的“華盛頓共識”相比，“北京共識”以其成功的市場經濟模式受到了世界範圍內越來越多國家的歡迎。［33］

可見，雖然在印象中中國與美國綜合實力仍存在着較大的差距，但這種差距並不是全面性的，中國在局部已呈漸進式縮小趨勢甚至超越之勢。這種逐步縮小甚至超越之勢，讓部分輿論開始變得驕躁，直至 2018 年中美貿易爭端的爆發才變得更清醒。［34］

2018 年，中美貿易摩擦在短時間持續升級，深刻地反映了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結構性的矛盾。此時，應該更加審慎地分析兩國實力對比，僅僅片面鼓吹中國的崛起無益於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儘管中國在諸多方面同美國的差距逐漸縮小，但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美國仍是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領先於世界的地位並未被根本撼動。

從硬實力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快速崛起，但美國整體上看仍是世界經濟第一強國。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市場的份額從 2008 年的 7%左右，上升到 2017 年的 15%左右，增長了 8%左右，實現了快速崛起。但中國經濟的崛起，並不意味着美國經濟衰落。2008 年到 2017 年，美國GDP 佔全球份額一直穩定在 1/4 左右。從人均 GDP 的角度來看，中美兩國之間仍存在巨大差距。2017 年，中國的人均 GDP 爲 8827 美元，僅相當於美國約 15%。［35］從經濟產出效率的角度分析，2014 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PPP 計價）爲美國的 43%［36］。雖然近年來，中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增長向着高質量轉型，但總體上中國的經濟產出效率和美國相比仍有非常大的差距。2017年中國勞動生產率爲 1.3 萬美元，美國爲 11 萬美元，中國約爲美國的 12%。

從進出口結構來看，進口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增長項，出口則稍顯薄弱。中國出口總額的世界佔比爲 9.8%，美國則是 12.9%，因此兩國出口總額佔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進出口涉及的對象主要爲貨物及服務，中國的弱勢則主要體現在服務貿易領域，尤其是服務出口。中國的服務出口佔比小於貨物出口，美國的服務出口佔比要大於貨物出口。2017 年，中國服務出口世界佔比僅爲 3.8%，大幅低於美國。從全球經貿交易的趨勢來看，目前國際貿易正逐步由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按增加值統計，2017 年，全球服務貿易在總貿易中的佔比超過40%，全球貿易總出口中服務業增加值的佔比爲 46%，已經超過製造業（43%）。服務貿易很大層面上反映第三產業的發展程度，而中國服務出口表現較弱則代表了中國在第三產業發展程度上與美國仍有一定的差距，進行產業升級，實現產業轉型迫在眉睫。［37］

在產業結構上，雖然中國在農業和工業的增加值上較美國有較大優勢，但中國農業在效率和規模化程度較美國落後，中國的工業產能利用率整體落後於美國。中國大豆和玉米的單產和總產量均低於美國；2016 年中國的廣義糧食自給率爲 84%，低於美國的 131%。在工業產能領域，去產能政策的落實有效提升了中國的工業產能利用率，2018 年三季度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達到 76.5%［38］，與美國 78.4%仍存在一定差距［39］（2018 年 10 月數據）。此外，中國的第三產業明顯落後於美國，高端服務業出口佔比低於美國。且從勞動力分佈來看，2017 年中國的第三產業就業人數佔比爲 44.9%，而美國爲 79.4%。［36］

在城市化進程方面，中國的城市化率和美國相比有較大差距。2017 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爲 58.5%，低於美國的 82.1%。此外，中國城市羣的集聚效應低於美國的三大主要城市羣，美國的三大主要城市羣GDP佔全國比重分別爲25.6%、13.8%和14.1%，而中國爲10.1%、19.8%和9.8%。［36］

雖然全球金融危機極大衝擊了西方主導了數百年的國際經濟體系，但十年來美國金融領域領先世界的地位並未被根本撼動。中國以間接融資爲主，傾向於國企和傳統低風險行業；而美國以直接投資爲主，有利於推動實體經濟和科技產業的發展。從整體來看，中國金融業的自由度偏低，開放程度不足。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公佈的 2018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中國的排名僅爲第 110 名，而美國爲全球第 18 名。［40］

在資本市場上，從全球的股票市場規模來看，中國股市和債券市場均位列全球第三。截至 2018 年 11 月 26 日，A 股總市值爲 5.6 萬億美元，全球佔比 7.5%，加上港股中概股與美股中概股後，總市值爲 8.8 萬億美元，佔全球股票總市值的 11.8%。與美國股市 40.1%的市場份額相比，市場體量存在很大的擴張空間。就證券化率，中國的證券融資程度只相當於發達國家在20 世紀 90 年代的水平，落後整整 20 年。截至 2018 年 11 月 26 日，中國的證券化率僅爲 60%（僅考量在 A 股上市的企業），即使考慮海外中資股，目前中國的證券化率也只有 75%，遠低於美國（147%），在五大經濟體中排名居末位。從全球的債券市場的發展現狀來看，中國債券市場發展相對滯後於股票市場。截至 2018 年 11 月，中國的債券市場規模爲 11.6 萬億，而同期美國擁有 36.8 萬億美元的債券餘額。［41］若以債券市場規模佔 GDP 的比率作爲衡量跨國債券市場活躍度的指標，美國則是 200%以上，而中國的債券市場規模佔 GDP 比例僅爲 100%左右，這與中國的債市發展較晚，債券市場流動性較低有關。由此可見，中國的資本市場落後於美國，對資金利用能力較差。［42］

在跨境投資方面，中國對資本的吸引和運作能力與美國相去甚遠。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中國國際跨境投資明顯處於弱勢地位。從直接投資來看，海外對中國的資本投入遠低於美國。同時從 FDI 存量佔比變動來看，美國對全球資本的吸引力正逐步超過歐洲。從 2012 年至 2017 年，美國 FDI 存量世界佔比增加了 7.6%，而同期歐元區及英國則分別減少了 4.2%和1.3%。而從對外直接投資來看，2017 年中國的存量規模只佔全球的 4.8%，與美國相去甚遠。跨境投資反映了在經濟貿易中，中國仍處於不利地位。［43］

在軍事實力上，中國被公認爲世界三大軍事強國之一，但中國的軍費支出和美國卻有很大的差距。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佈的《年鑑：軍備、裁軍和國際安全》，2008 年中國軍費支出佔 GDP 的百分比爲 1.88%，美國爲 4.22%；2017 年，中國軍費支出佔 GDP 百分比爲1.91%，美國爲3.15%。2017年，美國的軍費開支爲6100億美元，約爲第二位中國的3倍（見圖3）。［44］

從軟實力的角度看，雖然中國的話語權在增加，但是處於主導地位還是美國。儘管國際秩序的轉型和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爲中國的話語權提升提供了契機，但中國在全球治理話語權上存在話語權概念模糊、話語權長期缺失、發展道路理論支撐薄弱等問題。［45］長期以來，國際社會的話語權都掌握在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手中。雖然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和落實，“中國方案”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但總體來看，中國的軟實力、話語權和美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目前的國際協調機制仍由發達國家主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只是被動接受者。

中國並未獲得與實力相匹配的份額，中國在世界銀行擁有4.45%的投票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擁有 6.09%的投票權，話語權遠遠低於美國的15.98%［46］和 16.52%［47］。雖然從經濟體量和貿易規模來看，中國具有重要的國際影響力，是帶動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的重要國家，擁有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互抗衡的實力。但是由於資本市場的開放度及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較低，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嚴重滯後於經濟整體實力，從而導致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相對弱化，以及對國際事務影響力不足。［48］由於美國利用 IMF 重大事項決策規則，改革方案在歷經六年纔得到落實。［45］

從貨幣國際化程度來看，美元作爲國際儲備貨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佔比超過 60%，而人民幣僅佔 2%左右。在 IMF 特別提款權（SDR）權重中，美元穩定在 40%以上，2016 年底人民幣正式“入籃”，比重爲 10.92%，僅爲美國的四分之一左右（見圖 4）。［49］

從國際貨幣體系角度分析，美元依然是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幣種。雖然中國在外匯儲備總量上一直保持全球最高水平。2018 年三季度，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爲 3.09 萬億美元，佔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的 26.9%。但是，從全球外匯儲備的貨幣構成來看，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截至 2018 年二季度，美元在整體已分配外匯儲備中佔比爲 62.3%，而人民幣僅佔 1.84%［50］。在外匯交易和國際支付方面，美元在金融市場交易和國際支付清算仍中佔絕對優勢。美元是外匯市場中最活躍的幣種，2017 年日均成交額佔全球總額的 87.6%，在國際支付清算體系中，美元和歐元共佔 70%以上的市場份額。而人民幣在國際外匯市場交易中佔比只有 3.99%（2016 年數據），在國際支付清算中的佔比更低，只有 1.89%（2017 年）。在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無論是金融交易市場，還是支付清算體系，美元的核心地位短期內難以撼動。2016 年 10月，人民幣正式加入 SDR，雖然五大貨幣中位居第三位，但佔比只有 10.92%［51］，遠低於於美元（41.73%）。［41］

從企業競爭力的角度來看，美國和中國相比也更具優勢。根據 2018《財富》世界企業五百強顯示，中國企業的數量繼續增長，共計 120 家，僅比美國少 6 家。但進入世界 500 強的中國企業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且集中於壟斷行業和金融部門。而且相較而言，美國在健康科技領域上榜的企業數量更多。［52］

從國家創新體系角度看，美國已經基本形成了較爲全面的創新體系。美國創新活動的主體涵蓋範圍較廣，企業、研究機構、大學以及各級政府等，可以說在社會各界形成了創新意識。美國有上萬家企業擁有研發實驗室，其中 100 家大型企業的研究工作量佔整個產業界的絕大部分，僱用約 300 萬科技人員，佔全國就業科技人員的 60％~70％。每年投入的科研資金佔全國科研開支的 70％左右，科研項目較爲集中。美國政府非常重視對高等教育等基礎研究和實驗發展領域的投入，同時非常重視對新領域的探索和在現有科技領域裏的繼續創新和應用突破。美國政府推動的創新戰略既強調應用，也注重對產業的引導。在美國這個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體中，各個領域都會有科研機構、企業和金融資本大量投入，往往會在相關領域裏形成系統性的領先成果，通過中長期科技財政規劃與創新戰略、年度預算的有效銜接，形成對研發領域的穩定支持，從而確立在未來的優勢。中國也制定了一些科技領域的發展戰略，比如《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國製造 2025》等，中國對創新較爲重視，但卻並沒有形成較爲完整的創新體系，且在具體操作方面卻並沒有形成完整切實的方案。在經費投入上缺乏系統、穩定支持，科研經費預算主要側重某個具體方面，比如關鍵的技術性突破等，並且多以專項的形式給予支持，而美國更加註重對整個創新系統的建設和大領域的謀劃。在創新領域，中國與美國仍有一定的差距，美國在科技創新支持落實方面比中國出色。［53］

在遏制競爭對手方面，美國可以說處於領先地位。美國作爲超級大國，其經濟總量居於全球首位，美元在國際貨幣中處於核心地位，甚至伊朗、委內瑞拉這樣反美的國家，其出口石油換來的財富，也多以美元的形式儲藏在歐美等國的銀行系統中。而且很多國際貿易規則都是由美國主導建立的。即使不能直接制裁，美國也可以採取所謂的“次級制裁”，即把制裁對象擴展到與被制裁對象相關的第三方，比如美國若想制裁古巴、伊朗、利比亞，可以通過向這三個國家某些領域進行投資的第三國公司實施制裁。此外，美國常以威脅國際安全、違反武器控制活動、違反人權等理由發動戰爭，例如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和科索沃等戰爭都是由美國主導的。可以說，美國具有三樣法寶：美元、美軍和國際規則制定者。而這三個方面，中國都無法與美國相比。

從金融信息服務角度來看，中國的金融信息服務產業起步晚、水平低、影響力弱，相關的基礎設施不夠完善。而美國金融信息服務產業發達，從金融信息評級機構的數量和質量上都佔有優勢地位。

在文化產業，美國的優勢也十分明顯。美國的文化產業資金來源廣，科技轉化率高，文化輸出的範圍非常廣，有效推廣美國的價值觀。中國的文化產業起步晚，產業發展尚不完備，雖然近年來文化產品輸出的規模擴大，但總體來看影響力還十分有限。

綜合硬實力和軟實力兩大部分，可以看到，儘管中國在經濟上與美國的差距逐漸縮小，但在諸多領域仍和美國存在着結構性的巨大差距。中美貿易衝突不僅僅是一場經濟貿易領域的對抗，更是涉及兩國國家實力各方面的綜合博弈。在這方面，中國要保持清醒。

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國對中國採取多樣式的戰略，不同時期，對華戰略方式也呈現不同的特徵，比如戰略封鎖、戰略接觸、戰略合作、戰略忽視、戰略防範、戰略遏制、甚至是戰略對抗。

二戰結束後初期，在美蘇冷戰的國際背景下，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封鎖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20 世紀 60 年代後，中蘇分歧增大、美蘇冷戰加劇，尼克松總統開始尋求與中國接觸。20 世紀 70 年代，中國先後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對日本邦交正常化，國際地位迅速提升。此時，正值美國深陷越南戰爭泥潭，蘇聯在中國東北邊境陳兵百萬，中美基於國際局勢一度實現戰略合作，共同應對蘇聯威脅。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1979 年中美建交，中美關係在 20 世紀80 年代一度處在難得的“蜜月期”。［54］

1991 年，蘇聯解體，贏得冷戰勝利的美國成爲全球唯一超級大國。“歷史終結論”的傲慢，使美國目空一切，在全球找不到勢均力敵的戰略對手。儘管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美國對中國的天安門政治風波處理方式，採取短暫的經濟制裁，但從官方表述上看，美國對華政策是相對模糊的，甚至一度忽視了中國。而中國全力專注於國內經濟改革發展，推行市場化改革，國內經濟出現了長期兩位數的年均增長。2001 年“9·11”恐怖襲擊後，美國及其盟國將大量精力都放在了南亞和中東地區的反恐行動，再次爲中國創造了十年左右的發展機遇期。然而，一部分美國人已開始認爲，由於中國拒絕民主化進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特點，而且缺乏對美國所主導的國際軍控與裁軍制度的熱情，中國將是美國潛在的最重要的“敵人”。［55］事實上，過去十年，美國智庫越來越認爲，與西方或東方同樣具有潛力的競爭者相比，中國是最具有挑戰性的國家。［56］

近年來，國際學術界判斷，發展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已對現存美國霸權秩序構成嚴重挑戰。出於對中國發展的恐懼和防範心態，從 2009 年奧巴馬上臺執政開始，美國重新調整其對華政策，一方面在經濟復甦方面求助於中國，與中國合作，在 G20 峯會的平臺上對全球體系變革採取妥協的態度，另一方面，則針對中國相繼提出“重返亞洲”及“亞太再平衡”戰略，決定將重心從反恐戰爭轉爲應對新興大國的崛起。2017 年後，經濟復甦後的特朗普政府正式把中國視爲“戰略競爭對手”。［57］

外界逐漸發現，隨着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升，中國的外交政策似乎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從“韜光養晦”、獨善其身轉向“主動有爲”，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變革。2013 年秋季，習近平主席先後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很快得到了超過 100 個國家與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新型國際關係”的倡議也多次寫入聯合國等國際重要組織的文件中，得到廣泛的認同。很明顯，面對國際主要行爲體的力量與利益格局的變化，中國主動塑造一個以我爲主、具有自我擴展和深化能力的國際合作秩序，爲獲得與中國實力增長相稱的影響力，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有利的外部戰略環境。

2017 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兩個階段”戰略安排（即到 2020 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後），第一個階段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 2035 年到 2050 年，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58］此外，與國家實力增長相匹配，中國提出“中國製造 2025”計劃、致力於打造一支高精尖軍隊。進入新時代，中國主動有爲、積極進取的戰略佈局明晰可見。

中國迅速發展引發的中美利益關係變化，正好符合美國的戰略重點轉向鞏固和加強在東亞軍事同盟體系和地區霸權的戰略需求。在這個邏輯層面上看，中美兩國的互動關係開始逐漸從注重追求相對經濟收益的“正和博弈”，向以權力競爭和國際影響力競爭爲目標的”零和博弈”的方向轉變。在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議題上，中美目前仍處於“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共存的狀態，但在特朗普對華攻勢下，零和博弈似乎有着進一步上升之勢。［11］

冷戰結束後，美國積極制定新的全球戰略，塑造全球新秩序，試圖長期維持與鞏固美國在單極世界的國家利益和霸權地位。另一方面，美國開始尋找新的“敵人”，［59］試圖通過確定了防範和遏制對象，來強化國內的政治團結。國際金融危機十年後，中國實力陡增，正好符合美國尋找最有潛力的“敵人”的戰略需要。自 1993 年克林頓政府以來，美國東亞戰略的核心——即爲防止出現一個如蘇聯那樣的和美國具有同等競爭力的軍事力量、能與美國在同一層次上較量的“同輩競爭者”——終於在中國身上找到了發力點。

2019 年，中美兩國建交四十週年，全球金融危機度過了整整十年，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互動態勢已經發生了重大的結構性變化。

從戰略層面看，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焦慮感明顯上升，逐漸達成加強對華防範的共識，並通過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付諸實踐。根據 2017 年底以來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等多份戰略文件，美國已明確將中國定義爲“戰略性競爭對手”。很明顯，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對華戰略的決策邏輯，對內更多同國內政治邏輯關聯，對外則以地緣政治思維爲基礎，一內一外的兩點戰略方式正逐漸成爲華盛頓精英對華的主流認識。［60］羅伯特·霍馬茨表示，美國擔心的不是當下，而是將來。美國認爲，中國已經發展成了具有強勁競爭力的經濟體，且在高新技術領域競爭力表現突出，對美國造成一定的震驚。反觀中國，中國對美國的互動地位在整體態勢上已經從防禦轉變爲對等。

由於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競爭性，中美關係將經歷一段比較困難的時期。美國對中國目前“復興”的程度和影響的評估和反應，已從防禦和戰略層面發展至更爲實質性的領域。中美雙方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上的爭執點很可能進一步增多。［56］而且圍繞如臺灣問題、朝核問題、南海問題、技術轉讓問題、貿易摩擦問題等的爭端和摩擦有愈演愈烈之勢。中國不得不保持高度的謹慎。

同時，中國必須認識到中美兩國之間只有加強合作，繼續努力構造新型的中美大國關係，才能解決當前世界面臨的問題。兩國曾攜手應對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機，現在兩國有着更大的合作空間，可以共同努力抵禦世界陷入新一輪金融危機。

此前，在中美兩國戰略互動的過程中，兩國之間缺乏有效的對話。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中美兩國並未進行有效的溝通。在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中美製度與規則不可能完全一致，雙方在經貿領域存在一些分歧是完全正常的，關鍵是要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妥善管控，堅持求同存異，就如何處理分歧達成一定程度共識，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12 月1 日，在 G20 阿根廷峯會上，中美雙方就當前階段中美關係及中美貿易問題交換看法，兩國元首達成共識，停止加徵新的關稅，並指示兩國經濟團隊加緊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徵關稅的方向，達成互利雙贏的具體協議。［61］這次談判，中美兩國給予了雙方一定的尊重，就分歧點開展一定的對話，這是實現合作共贏、符合國內市場需要的。［62］

雖然中美貿易衝突有了緩和的跡象，但是中美之間的分歧與對立仍具有長期性和嚴峻性。在此背景下，中國需要認清中美在經貿領域博弈的本質，積極推動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打造新型世界經濟合作網絡。

第一，做好持久應對的思想準備，以政策耐力、政策定力應對美國攻勢。

中美貿易衝突的爆發並非偶然，也並非美國特朗普政府的短期策略，中美經貿領域的構性矛盾是長期存在的。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守成大國美國感受到了來自新興大國的崛起壓力，認爲中國破壞了既有的國際利益分配格局。中美經貿問題的複雜性與長期性意味着中美貿易衝突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結束，［63］中國對此要保持戰略警惕與戰術耐力並行。

中國和美國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有着極大的不同，導致兩國在外交方面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中國在兩個大國之間的博弈要認清美國的對外策略。美國的文化環境和政黨制度使得美國需要在短期內見到成效。美國在國際社會中善於主動出擊以獲取優勢地位，美國對朝鮮、越南、南斯拉夫、蘇聯、伊拉克、阿富汗等多個歷史案例表明，在硬碰硬地短期“對撞”中，美國對外戰略往往會表現得越戰越勇，取得戰略勝利的概率很高。尤其在特朗普執政下，美國的戰略劣勢在於不惜損耗美國戰略資源，揮霍美國信譽儲備來獲得美國的短期優勢，併爲了儘快取得成效，甚至採取較爲強硬的手段來“遏制”中國。但在持久的戰略博弈中，美國往往會由於國內各類重要選舉、社會輿論的幹擾等諸多因素而出現戰略失誤或週期性的政策調整。而中國自古以來就堅持以和爲貴，［64］當代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維護本國利益的前提下，中國在儘可能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化解美國的“強勢進攻”［65］。外交策略的不同使得中美之間關係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中國要做好“持久戰”的心理準備，對美展開全方位的博弈，既要守住底線，也要保持競爭與合作的態勢。

從外部環境看，中國的政策耐力在於，須長期保持對競爭對手與他國的謙虛學習心態，以及對後進國家給予幫扶支持的做法。事實上，四十年來中國對美保持一以貫之的戰略定力與常性，恰恰是在每一輪殘酷的中美博弈中化險爲夷的根本原因。

針對美國不同的手段，中國應具有相應的措施，以政策耐力、政策定力應對美國進攻。中國的整個政策方向以及經濟走向是有着明確規劃和方向的：中國應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不是中美貿易摩擦就可以否定的。中國的強大引起美國的恐懼，中國只有通過各種途徑增強自身的實力纔是最大的保障。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自身經濟實力強大，在中美關係中的話語權纔會更大。

第二，積極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打造世界經濟的創新引擎。

中美貿易衝突對中國產生的負面衝擊，同樣暴露了在全球價值產業鏈中，中國仍處於不利地位。美國對中國的制裁從高新技術產業開始，利用技術優勢影響中國經濟。中國只有改變技術落後狀態，通過創新研發實現產業升級，才能改變中國的被動局面，重塑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而這將是一個持久的過程。所以，雖然當前逆全球化暗潮洶湧，中國仍需要加強國際交流和合作，一方面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另一方面加快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實現產業轉型升級。

中國需要對內提升治理能力並實現治理體系現代化，深化與落實國內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各項政策，按“兩個百年”與 2035 年、2050 年“兩步走”的戰略步驟大膽向前。在這個進程中，落實相關戰略部署與政策，推動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尤其重要。互聯網等一系列新技術的應用普及，爲世界經濟提供了新的生產技術、商業模式與消費業態。中國作爲新興經濟體，擁有雄厚的人口優勢、後發優勢以及創新優勢，實現經濟的飛躍式與高質量發展勢在必行。［66］

中國應該積極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等新興技術爲中國的經濟發展增添新動力，以科技作爲經濟發展的重要依靠，以創新爲經濟發展注入源泉。中國的創新發展將極大程度爲全球性創新發展的落實和推進提供寶貴的經驗。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努力踐行親、誠、惠、容的理念，並通過“一帶一路”等政策實現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帶動了沿岸很多國家的發展。中國是世界經濟的重要一環。中國創新，中國發展，也會成爲世界經濟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同時，中國加大對技術創新的投入也將有利於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價值鏈中，推動全球經濟體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65］爲應對中國復興，許多歐美國家的內部勢力正在呼籲要團結起來，在敏感問題上向中國施壓。全球經濟體系越合理，歐美國家圍堵中國的可能性就越低，美國希望與中國新冷戰的國際體制就無法形成，而中國在全球的領銜號召力就會更大。［67］

第三，組搭建新型國際合作網絡，國際廣泛交友，推動全球體系的公正合理化。

從全球互動的角度來看，中國相較美國的國際形象已有很大改善，在全球層面上的朋友越來越多，不再是過去的戰略寡助。中國主張不結盟，但結伴而行者衆；美國盟友看似多，但盟友體系日益鬆散，敵人卻在無形增加。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已成爲國際體系中最大的不穩定因素。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甚至威脅退出中導條約、世界貿易組織等行爲，讓人懷疑美國是否能繼續承擔世界大國責任。以美國爲主導、二戰結束以來一直維繫着國際體系面臨着崩潰的危險。［68］

中國的外交理念、外交政策是有目共睹的，中國應繼續已有的堅持外交宗旨，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廣大發展中國家處於上升期，是世界秩序重建中的重要力量，中國應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交往格局對中國非常重要，應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搭建新型的國際合作網絡。

在全球化時代，中美之間的博弈也需要同其他傳統強國和次區域強國處理好外交關係。目前，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讓廣大發展中國家看到了以發展爲導向“中國方案”的優勢。中國可以利用國際多邊合作機制，帶動廣大發展中國家進入全球價值鏈，這將很大程度上有助於促進世界經濟的再平衡。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形成了以產業分工、貿易、投資和間接資本流動爲載體的全面經貿關係，與發展中國家形成了以貿易和直接投資爲載體的全面循環體系。［69］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發展爲全球經濟的增長提供了新的機遇。中國應該更加積極地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作用，努力搭建新型世界經濟合作網絡。

當下的世界，各國之間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隨着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社會交往、文化交流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密程度。但與此同時，反全球化的浪潮也在逐漸興起。［66］在中美貿易衝突的背景下，中國更應堅定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的道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着更加開放、包容的方向發展。［70］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美之間的戰略互動態勢已發生了重大的結構性變化。美國將中國定位爲“戰略性競爭對手”，這也意味着美國真正開始重視中國。在這種重視中，保持國力的穩步增長，是防範美國攻勢的關鍵。中國對美的戰略互動地位正在逐漸轉變成對等方、互動方、主動施力方，而不再是次要方、附屬方、被動迴應方，從戰略防禦變爲戰略對等的進程充滿着驚險，卻正在演繹着史詩般的大國故事。［71］

國際金融危機後的十年，中國綜合國力全面提高，和美國的差距逐漸縮小，國內外環境局面均好於預期。對此，中國國力的進一步增長已經進入了“精耕細作期”，正在向高質量增長轉換，中國在“西頹東盛”與“智能革命”大趨勢下切忌驕傲自滿。從過去的重視“量”上的增長要轉型升級到“量質並重”的高質量崛起進程中，保持謙虛謹慎，以坦誠求真之態剖析中外優劣勢，知己知彼，查漏補缺，興利除弊變得越來越重要。［72］

當前的國際權力格局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轉變，中美兩國之間的一系列摩擦逐漸升級。［73］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更應對美國保持強大的戰略定力。中國只有充分認識到中美貿易爭端的長期性，堅持深化改革開放，推動技術創新，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才能更加平穩地崛起，打造互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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