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彪：從火燒圓明園的是非看「文明史觀」——與袁偉時教授爭鳴，兼論袁公與（宋）襄公的「糊塗」A- A+ 作者：鄭彪 時間：2016-08-27 所在專題 來源：察網 評論 分享到：

我一向喜讀近現代人撰寫的好的傳記、回憶錄之類，對於當代人寫的這類作品，有深度者，也願意讀，一是長見識，二是出於一種不可救藥的讀書偏好。袁偉時教授是當代學者，雖平素反感其觀點，想到古訓不以人廢言，所以對其近作《八十自述：要說真話，說自己的話》勉強讀完，果然失望之極。其人不甚老邁，但其言昏聵，謬種流傳，欺矇青年，不能不駁。

袁教授自謂真正的學術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退休後更高產，而現今八十高齡，依然精神矍鑠，學術干預現實，真是老當益壯。平心而論，《自述》所描述的心路和學術思路歷程，在一些老一代知識分子中，有些代表性。其著作力圖恢復中國近代史真相，似乎也不無學術真誠，但是袁教授長期被西方推動的自由主義思潮誤導，盲目地與中國近代史「對著干」，在學術上走了偏鋒，落入「翻案就是創新」的學術陷阱，且滑得太遠。問題在於，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本質上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美國也是如此)，歷史是客觀的，歷史學則無可避免地加入了史家的價值判斷，不存在純客觀的史學。所以歷史學是非常強調立場和方法論的學科。歷史學並不是史料的堆積，史料靠不住當然不行，但並非史料真實就成為科學。人類歷史是宏大的，特別是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必須放到世界近代史的宏大背景中去考察，放到近代中西「文明衝突」中去考察，才可能得出靠得住的和有用的結論。否則，使用微觀上個別真實的史料卻可能導致宏觀上整體上的不真實，歷史本質的不真實，得出的結論也就經不起檢驗。歷來研究歷史，都要立足現實，發掘過去，開闢未來，不是為歷史而歷史。否則，研究就只淪為私人的玩意，失去社會意義，這樣的史學也就失去價值，或者只有負麵價值。

例如火燒圓明園，當然需要深入研究，但是對這個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事件之一的是非，中外早有結論，難以翻案。維克多·雨果當時就稱英法是「兩個流氓」，馬克思、恩格斯對此也有評論，至於美國費正清教授為代表的中國學研究不承認中國近代史上的帝國主義侵略，這種觀點代表強權的利益，歷來為中國學者和中國人民所拒絕(包括民國時期和海外華人學者)，是理所當然的。但是，袁偉時教授的研究，把問題搞亂了。請看《自述》中的一段文字：

「比如說為什麼圓明園會有三天的大火。英法聯軍進兵到北京附近，蒙古的僧格林沁親王率兵和他們打，結果打敗了。北京當時要求談判，英法聯軍派出大約40人去談判，達成和平解決協議。這個時候，僧格林沁親王卻把參與談判的英法兩國的人扣留起來。這就是涉及文明的問題，怎麼可以扣留談判人員呢?戰火就再度燃起，但僧格林沁親王的軍隊依然是不堪一擊，不得不再度求和。接受協議以後，英法聯軍就要求交還扣留人質，但清政府拖延接近一個星期依然交不出來。為什麼會這樣?當時其實只放回了一半的人，另一半死了，放回的一半還受了酷刑，一個法國人的生殖器被割掉了。英法聯軍非常憤怒，他們就商量要懲罰清政府，又不致傷害平民百姓，就決定把圓明園和附近的皇家園林燒掉。之前有過搶奪圓明園的事情發生，但還是小規模。當然搶掠和火燒也是罪行，但起因是在這個方面的。」我不想懷疑這個史料的真實性(扣留談判人員作為人質，甚至割掉法國人的生殖器，等等)，但是這樣一來，結論就變成火燒圓明園似乎是中國人自找的，而不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首先，「人質」和割掉法國人的「零碎兒」，即便與火燒圓明園有某種直接聯繫，也是殖民者借題發揮，整個事件不能孤立地看，根本原因和問題的本質都是侵略，因為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的領土上，而不是在英法國家。這是任何稍有正義感和思維正常的中國人，都不難得出的結論。袁教授這裡的問題很多，在方法上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形而上學;是強詞奪理，強盜邏輯;其次，所謂文明，不是抽象的，更不是西方國家一張嘴定義的。扣留談判人員所涉及的國際法，都是近代以來西方國家依靠強權制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制定的，在具體問題上糾纏而不看問題的實質，就落入西方話語的圈套，殊為不智。雙方交戰狀態，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西方國家的近代對外擴張，經常不宣而戰，葡萄牙船隊(海軍，也是海盜)就靠這一手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呂宋島，他們在那裡一次就殺掉幾萬華僑;而且，在中國土地上與西方侵略者講什麼「文明」，這與宋襄公用「仁義」打仗、「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的極度迂腐，有什麼區別?鴉片戰爭是野蠻，不是文明。增格林沁的馬隊，打不過洋槍洋炮的英法聯軍，悲憤屈辱之下搞出一點不那麼「文明」的事情，與英法聯軍的姦淫燒殺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且不說袁教授這樣講作為人類，特別是作為中國人的良知何在，就是在研究方法上也遠不如西方的地緣政治、地緣文化方法。再次，雖說改革開放以來久已不使用「立場」這個概念了，那是由於「階級立場」的概念說不清楚，但是不等於什麼是侵略也說不清楚，連中國人的立場也可以不要。這方面與西方學者和「西方中心」的方法也差太遠了。多年來所謂社會科學「不承認價值判斷」的觀點是騙人的，害人的，這是多年來一些人的思維方法出問題的一個理論根源。

思想方法和立場出現問題，連帶文明史觀就可疑了。袁偉時教授接著說：「這個與我的文明史觀有很大關係。文明史觀跟民粹主義是完全對立的。為什麼我要批評中國人做錯的事情，正是因為文明史觀，不能從狹隘的國家民族範疇中來考慮，而是要從整個人類的文明來考慮。那麼從整個人類的文明來考慮的話，你這樣來處理一些事情就是錯的。」啥叫「從整個人類的文明來考慮」?整個世界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史、侵略史，這是連亨廷頓都承認的一個「文明衝突」的基本歷史事實。老實說，有色人種「從整個人類的文明來考慮」問題，理論上似有道理，實際上還沒有資格，因為這首先應當是美國等西方富國強國的事情，包括地球氣候變化問題。在現在國際政治條件下，在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聯合絞殺中國的情況下，中國首先要考慮和應對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然後才是如何崛起和復興。西方輿論批評中國的民粹主義是假，偷換概念，封殺民族主義和中國崛起是真。「不能從狹隘的國家民族範疇中來考慮」，這話應當先對強權政治去說，對美國人說，如果先對弱者說，就是偽善。更致命的是，在西方對我們發起「文明衝突」其實是種族衝突的條件下，這種觀點不僅是弱智，而且實際上不是在幫助別人打自家嗎?與龔自珍的逆子為英法聯軍燒園子領路，有什麼區別?所以，這種所謂「文明史觀」是一種什麼理論，還不值得反省嗎?在文明史觀上只跟著西方跑，是要亡國滅種的。有人可能不屑於做中國人，想做世界人，美其名「為人類文明」，現實中根本做不到，搞不好還可能淪為古人罵的「漢賊」。中國文明幾千年傳承至今，沒有被滅掉，是由於中國人堅信自己的文明有其優越性而頑強地堅持自己獨特的價值觀，表現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追求「道」，士大夫以道自任。從孔子修詩書，訂禮樂，贊易而作春秋，一人承擔起如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到司馬遷忍辱負重，寫出千古絕唱《史記》，開創了中國的史學，就已經建立起中國的文明史觀，就是不懈地追求「道」。這個道的古代表述叫「大同」、「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現代表述先後叫做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司馬遷以後一千年，即公元八世紀以後，在民族大遷徙之後，西方文明開始出現;又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突破了中世紀基督教統治的千年黑暗，定型於十八世紀;而西方的社會科學更建立於十九世紀，其中史學是最後建立的一個學科。所以在文明方面中國對人類的歷史貢獻很大(這兩百年落後了)，未來的貢獻還可能更大。可是這些事實和道理，一些人不甚了解或者忘記了，也不相信了;由於多年來自由主義思潮泛濫，一些人的思維美國化了，思維能力弱化了，思想被搞亂了，中國的利益在哪裡，也不知道了。袁偉時教授的專業是史學，對此應當了解，可是在當前複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卻說出這樣的話：「我批評的出發點，就是維護人類文明，維護人的尊嚴，人類文明需要有各種各樣的規矩來束縛人類的野蠻性。所以，我今年明確提出了我們要樹立文明史觀。」誰也不否認美國對現代文明的巨大貢獻，但是美國是集天使與魔鬼於一身，集文明與野蠻於一身，集對人類的貢獻和毀滅於一身的文明體和國家。美國的文明史在西方國家中是最血腥的，連歐洲人特別是法國人內心都因此而鄙視美國，並竭力將自己區別於美國。正因為如此，美國的文明史觀是「文明衝突」論，是盎格魯-撒克遜的種族主義，仔細讀讀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聯繫美國對外政策的實踐，看看多年來中國不斷惡化的國際環境，這一切其實並不難判斷。聽了袁偉時教授這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話，美國人一定在偷著樂。對於中國人來說，離開當代國際政治和「文明衝突」的嚴峻現實，說這些不著邊際的話，至少是糊塗。「要說真話，說自己的話」，初衷是好的，但是真正能做到並不容易。在「文明衝突」的今天，搞不好，表面上看是說了「真話」和「自己的話」，但實際上腦子「壞」掉了，可能是替別人說話。搞了一輩子學問，又追求真理，搞到這個地步，其實挺可惜的。

【鄭彪，知名學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察網專欄作家。作者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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