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被毛澤東點名為反動文人的史學大家
錢穆：被毛澤東點名為反動文人的史學大家錢穆被毛澤東點名為反動文人作者：鄭家駒，張鳴等來源：鳳凰網來源日期：2010-11-10
核心提示：1949年8月，針對美國政府發表的對華「白皮書」，毛澤東連續發表五篇評論文章，其中在8月14日發表的那篇題名為《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新華社論中點了三個文人的名字：
「對於這些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最後，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
鄭家駒(錢穆弟子)：(毛澤東)他只知道錢穆反對共產黨，寫文章批評共產黨，什麼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什麼什麼這些東西，事實上他離開了大陸，走了。他沒聽見錢穆對國民黨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只看見他反對共產黨的這個言論的文章，這難怪毛澤東有這樣的想法。
對於毛澤東將自己與胡適和傅斯年在政治上歸於另冊，錢穆因為不解而無法釋懷。1950年秋，在給學生的一封信里，錢穆這樣寫到，余自抗戰勝利後，足跡不履京滬平津，不在公立學校教書，單槍匹馬，一介書生，怎麼找到了我的頭上。
鳳凰衛視11月6日《我的中國心》，以下為文字實錄：
解說：1949年8月，毛澤東在一篇新華社論中點到了華僑大學教授錢穆的名字。從這一天起，在大陸錢穆成為了反動文人的代名詞，他也由此經歷了人生最大的轉折。
錢穆是一位苦學出身的讀書人，幼年因家貧，中學未畢業即出任鄉村小學教師，18年間靠自修有成，轉任中學、大學教席。他主張中國人對本國的歷史與文化應抱有溫情與敬意，不應對其本國已往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錢穆抱守書齋，教書育人近八十年，終生不仕。
鄭家駒(錢穆學生)：他是一個非常儒雅的一個(人)，第一次我見到他是在1942年暑假，放暑假，我在遵義，那時候我爸爸在浙江大學。錢先生到浙大去演講，一個很大的教室，他在演講。我那時候作為一個中學畢業生，也不是浙大的學生，就悄悄地坐在最後面聽他演講。他個不高，戴上眼睛，很文雅，但是呢，一說話非常有震撼力，有吸引力，就是能把你鎮住。
洪廷彥(錢穆學生)：他是當了多少年小學教員，又當了多少年中學教員，然後在北京大學教書，他是有豐富的教育經驗，講課是非常生動，除了語言，他這個江蘇的蘇南口音，這是改不了，有些人聽不大懂。
解說：錢穆36歲的時候離開家鄉，受聘於北大文史學院，開授中國通史課。當時的北大名師雲集，錢穆的講堂設在北大梯形禮堂，前來旁聽的各系學生眾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錢穆自言，每堂講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徵博引。
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場的每一個人，由於他與當時的文史學院院長鬍適都擅長以演講的方式授課，因此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鄭家駒：他的最成名的第一篇文章是這個《劉向歆父子年譜》，顧頡剛先生把他推薦到燕京學報一下子成名了。這個問題，它一下子解決了當時的今古文之爭，然後就是《先秦諸子系年考辯》，這是一部大書，先秦諸子百家從清朝起一直亂成一團，先秦的學術思想怎麼把它調理清楚，理清，他做了這個工作。
他說我這部書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這個話什麼意思呢，就我這個對於先秦諸子，我把它整理得是自成一個體系的，你要攻它不是攻它一點，要麼你整個摧毀它。
解說：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錢穆輾轉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和四川大學，一邊教書，一邊開始了從史學考據到文化探究的轉變。
鄭家駒：當然那個時候抗日戰爭嘛，1942年嘛，正是抗日戰爭這個大後方很困難的時候，他是還是講歷史問題，講文化問題，但是呢，他還是講到民族存亡、國家興亡，講這一類的問題，講年輕人的責任，所以呢，我一下子就給吸引住了，覺得這樣一個矮小的文人，他這個釋放出來的能量讓你覺得敬佩。
解說：1939年6月，錢穆在雲南蒙自完成了《國史大綱》的寫作，這部書不但是近代中國史學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而且出版之時正值國難當頭。書中所講述的從國史的學習辨識中尋求抗戰救亡之道，從傳統文化的演進中汲取民族復興和國家變革的精神力量，這種堅定自信的文化史觀，使當時的中國人，尤其是廣大的熱血青年深受激勵與鼓舞。
辛意雲(錢穆晚年弟子)：當戰打起來的時候，他說中國一定贏，他說一般人只懂得物質的計量，戰力多少，軍力多少，他說可是忘記了，戰爭是一個總體性的行動。除了這些之外，還有文化力、道德力、民族力，他們忽略了這個部分，中國一定贏，所以他寫完了國史大綱，一下子洛陽紙貴。
也鼓勵了好多的青年高級知識分子從軍，同時讓中國人開始對自身有了自信，所以我覺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在我們今天這樣一個大動蕩，而且對自身完全沒有自信的時候，他提供了我們重新思考，從新認識自己的一個可能，而且在關鍵時刻提出最正確的看法。
解說：多年的自修苦學令錢穆的史觀自成一家，他認為對古典文獻的普遍懷疑會導致對上古歷史的全盤否定。在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有其短也必有其長，不能因為本國歷史發展到近代出現了種種病痛，就徹底否定其發展，甚至文化生命本身。
辛意云：在講歐陽修的本論的時候，錢先生告訴我們文化的本身實際上一個國家，一個族群、一個文化，不要以為它是外在的，它實際上如同一個生命，就像我們要認識，要真正讓自己站起來就得認識自己。在認識自己的過程中，不論好壞你都得接受，那不然的話，你一直站在另外一個立場攻擊自己，那這本身對自我的否定不足以讓自己成長，而且或者成熟。也不見得能夠真正認識自己，而能幫助自己去自我發展。
所以他說歐陽修的說法認識自己哪裡不好，我們得接受，然後調養他，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他的溫情與敬意，其實基本上包含著一種自我的尊重，然後自我的承受。那麼在這個當中，我們才能真正去開展對自己的認識。
解說：在當時學習西方科學與民主的文化思潮深入人心，胡適先生提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無論是以顧頡剛、傅斯年為代表的兩大主流學派，還是日後漸成聲勢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於錢穆所持的觀點都並不認同。
洪廷彥：他又替中國的這個古代的政治制度而辯護，不要把這些政治制度都一概摸黑，他有的時候過分美化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他反對太平天國，就是叫洪楊之亂，他就是贊成曾國藩打太平軍。
鄭家駒：你比如說羅爾綱先生已經在研究太平天國革命，革命啊什麼的，他就是在《國史大綱》，那時候已經什麼時候了，抗日戰爭開始了，他還是叫洪楊之亂。
解說：史學大家錢穆當然懂得通史致用，考史明變的道理，然而抱守著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面對的確是巨大的時代洪流，錢穆依然選擇了純粹文化意義上的保守態度。余英時說，錢先生是開放性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做學問是這樣，做人亦是如此。
解說：1939年6月，錢穆離開了西南聯大，一年後他轉赴成都，擔任流亡的山東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在此期間，錢穆兩獲蔣介石召見，並應他的邀請與馮友蘭一起去到重慶，為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講演，同時蔣介石請錢穆負責《宋元明清學案簡編》中清代部分的編寫。
張鳴(學者)：他也得到了蔣介石，就是當時的統治者的認可，蔣介石對他特別好，非常非常好，就是非常尊重，相當尊重。就是住在重慶的時候，他給他們軍官做演講、講課，每餐飯蔣介石親自要看一看，嘗一嘗是不是合口，就是你可以看出他很得到那種就是很受賞識的這樣一個學者，但是他並不是御用學者，就是絕不能說他是御用學者，他並沒有去迎合這個，他只是說，我就這觀點。
解說：不久，西南聯大著名教授聞一多先生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直斥錢穆「冥頑不靈」，胡繩等學者更是認為錢穆美化中國傳統政治制度，有攀龍附鳳之嫌。錢穆則說，蔣公以國士相待，令他感動，而對於聞一多等人的責罵，錢穆並不感到奇怪，他說凡聯大左傾諸教授幾無不視余為公敵。
辛意云：先生一生不爭執，他在我們上課的當中，別人有拿罵先生的文章給先生看，先生看完了以後哈哈大笑，哦，他是這麼說我的。甚至於有一次我陪著先生坐在那個走廊上面，先生說你知道誰誰誰嗎?我說知道，你知道他對我的評語嗎，我說知道知道。
我說他說先生是御用文人，先生說那你的看法呢，我說，哎呀，這個時代，先生敬理，如《論語》里所說的，先生敬理，人以為諂矣。先生所有事情都以理表達，人家因為在這個時代一定要激越，一定要抗爭，可是先生一切都敬理，人以為諂，人家還以為先生是諂媚，先生大笑說，不錯，你論語讀得不錯。
解說：抗戰勝利後的1948年，錢穆應榮德生的邀請由昆明返回無錫，擔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遠離了是非之地，錢穆安心教書，國共兩黨的紛爭一時也被他拋在了身後。
鄭家駒：錢先生是這麼一個大學者，他給一般人印象肯定是一天到晚就念書啊，其實他也很喜歡玩的。有時候天好一早上根本就是說，出來一招呼，走，我們出去玩去，就跟著他出去了。
洪廷彥：每個禮拜都要出去玩的，出去玩的時候，他什麼都談，所謂他的《湖上閑思錄》那裡頭的內容就在這個玩的過程當中談的新思想。
解說：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理想，對於錢穆來說只是一種奢望。1948年底，錢穆的長子錢拙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而被江南大學開除，錢穆並不贊同各地學生赴北平請願，但是同樣反對政府和校方以高壓手段對待參加學潮的年輕學生，而此時，在蘇州家鄉念書的老三錢遜也跟父親有了一層隔膜。
錢遜(錢穆之子)：我當時念高中，蘇州中學，學生裡邊也有地下黨。那當時我們就是有那麼一點接觸，當時的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有一個文化處，那個地方免費你可以找它送書。你寫信給它，它就送。它送什麼書呢，當時我寫信給它，它給我寄了一套《列寧文選》那麼兩本。
我都沒太看，我放在那裡。我父親看見了，父親他那次就特地把我叫到書房給我說，就說你不要看這些書，你以後不要相信這些東西，意思就是說你會上當的等等，他拿一部《曾國藩家書》說你要看這個書。
解說：錢穆的弟子余英時說，先生一生為故國招魂，在錢穆看來，近百年來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與激烈的革命鬥爭，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問題。
鄭家駒：他有幾個事兒，他大概自己覺得，這個跟共產黨是絕對是弄不到一塊了。他的《國史大綱》在這個引言裡面，長篇大論公開的在那地方講，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
洪廷彥：他對共產黨講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持反對態度，可是他對國民黨的貪污和特務政治，他也是深惡痛絕的。
解說：1942年，在成都蔣介石曾問過錢穆，為什麼不從政，錢穆說，讀書人不一定都要從政，蔣介石又問到，關不關心政治，錢穆說，讀書人一定關心政治，但我不願從政，各司其職就好，蔣介石就此不再提及。
鄭家駒：他從來不跟我們說，什麼他跟蔣介石的接觸，從來沒說過，但是我們知道他對於國民黨的那些人，他從心裏面厭惡。
洪廷彥：他說1942年在重慶，蔣介石請客吃飯，一桌子人都是大官，只有他是一個教授，這一桌子人是什麼人呢，他說有陳立夫，有陳誠，他說不但是陳立夫、陳誠見到蔣介石是必恭必敬，很拘謹，就連老資格的外交家顧維鈞也不隨便講話，他說最滑稽的是什麼呢?
邵力子坐在那兒，蔣介石故意奚落邵力子，說你共產黨指著邵力子的鼻子說，你共產黨如何如何，這個是奚落邵力子的，可是邵力子故意裝聾作啞，裝作沒聽見，他就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曾經。他說這一頓飯一吃使得我感覺到，絕對不能做官，一做官，我的一介自由都沒有了。
鄭家駒：所以你看這個老先生，他有很隨和的地方，你包括我剛才講生活當中，跟我們在一起吃飯啊，出去玩兒啊，非常隨和，你絕看不出這是一個當時了不起的大學者啊，但是他有他固執的地方，有他守住的一些基本點，這個是他不遷就的。
解說：1949年8月，針對美國政府發表的對華「白皮書」，毛澤東連續發表五篇評論文章，其中在8月14日發表的那篇題名為《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新華社論中點了三個文人的名字。
「對於這些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最後，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
鄭家駒：(毛澤東)他只知道錢穆反對共產黨，寫文章批評共產黨，什麼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什麼什麼這些東西，事實上他離開了大陸，走了。他沒聽見錢穆對國民黨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只看見他反對共產黨的這個言論的文章，這難怪毛澤東有這樣的想法。
解說：對於毛澤東將自己與胡適和傅斯年在政治上歸於另冊，錢穆因為不解而無法釋懷。1950年秋，在給學生的一封信里，錢穆這樣寫到，余自抗戰勝利後，足跡不履京滬平津，不在公立學校教書，單槍匹馬，一介書生，怎麼找到了我的頭上。
洪廷彥：他是作為一個性格很倔強的，很講究我士大夫的尊嚴的一個人。表面上看起來呢，有時候很隨和，但實際上呢，他是一個性格很倔強，很把維護他的士大夫尊嚴無，這個和維護他的生命一樣重要。
解說：1949年秋，胡適遠赴美國，傅斯年到了台灣，錢穆流落香港辦學。
解說：在人生最窘迫潦倒的時候，錢穆選擇了去創建一所新的大學。1950年秋，由商人王岳峯出資租用香港九龍桂林街三個單位的兩層房屋作為校舍，三樓作辦公室及學生宿舍，四樓作為教室。原來的「亞洲商業專科學校」正式更名為「新亞書院」，校長錢穆與同樣來自大陸的學者唐君毅、張丕介等人身兼校務與教師多職，開始了在香港的辦學生涯。
洪廷彥：那個創辦新亞書院的辛苦啊，經費上很困難，他自己生活上很困難，他是打地鋪的，很困難，但是他一直堅持下來了。
錢易(錢穆之女)：他們剛開始的時候沒有多少學生，可能那個是兩間屋，他住的那間不是教室，外面那一間是教室，就是有點像這樣子的桌子，四周圍一圈學生，然後老師就在那講，裡面的那一間就是教師的辦公室，到晚上就是我父親的卧室，那確實是很艱苦、很艱苦的條件。
解說：新亞書院草創時期，前來授課的教師中有不少都是國內大學的一流教授，然而他們的薪水卻少得可憐。教師們議定，身兼校長與文史系主任兩職的錢穆應該拿最高工資，月薪200元，依次而下，教授們各得港幣百元、八十元不等，而這樣的標準僅僅與當時香港公立的二等教師收入相當。
新亞書院的生源幾乎全部是來自內地流亡的青年學生，錢穆在自己的《師友雜憶》中這樣寫到，彼輩皆不能繳學費，更有在學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樓間之樓梯上者，遇余晚間八九時返校，樓梯上早已不通行，須多次叫他袱被而過，總計全校師生不到百人，而學費收入僅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
日後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余英時先生，則記述了另外一個故事。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錢穆先生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的躺在一間空教師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
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師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歌詞：山炎炎，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錢易：歌詞是我父親親自寫的，就是描寫那個(新亞書院)怎麼樣從無到有，那個從小到大發展出來，因為香港原來是個殖民地的社會，我父親去了辦了新亞書院，才有一個學校專門來研究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歷史這個影響很大。然後後來新亞書院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這個確實是有很重要的意義。
解說：新的大學組建之初，錢穆堅持由中國人擔任校長，並以中文大學來命名。他說現在香港是英國人的殖民地，這麼靠近中國，中國又分裂成大陸和台灣，作為中國人，我們怎麼能不站在中國人的立場，這一點一定要顧到。1949年的錢穆孤身一人流落香港，他的妻子和五個孩子卻留在了大陸，最小的女兒錢輝那時還不滿9歲。
錢易：我少年的時候，對我父親的印象實在是少得可憐，因為整個抗戰的時期，我父親在內地，在西南聯大這邊，昆明這邊工作。我們在蘇州，然後是抗戰勝利他回到蘇聯，他在江南大學教書。我大概印象比較深的，就是他有一個小書房，我們住在蘇州的藕園，那麼我們住在那個藕園的東花園，裡邊那個有十間房間，樓上樓下。
裡邊有一間小間，我父親的書房，那麼這間書房就是對我們孩子來講就是禁地，所以我們不能隨便進去，甚至於連走過這個房子門口，我們都要很輕，很小心，因為他只要在家，他在書房的時間最多，在書房他就是在用功。
解說：最了解錢穆的親人是他的侄兒錢偉長，錢穆的哥哥不幸早亡，錢偉長跟著叔叔錢穆從蘇州中學讀到了北大，又在他的幫助下出國深造。錢偉長說，四叔錢穆對自己的養教之恩，沒齒難忘。50年代初，中國政府委託身在北京的錢偉長給錢穆寫信，勸他回到大陸。
錢穆沒有同意，而在給老師呂思勉的回信中，錢穆做了這樣的解釋。回來雖無刀禍之行，但須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這是學生萬萬做不到的。學生對中國文化薄有所窺，但不願違背自己的主張，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洪廷彥：他的理由，這封信裡面講得很清楚，他說我在香港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教授，他們兩位是他的兩個朋友，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當中檢討，這兩篇檢討他一看，說要我像他們這樣做檢討辦不到，等於是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我完全做不到的，他不接受思想改造的，所以他說不能回來。
解說：想回來卻不能回來，錢穆心中的牽掛一日不曾消減。1958年的一天，錢穆的長子錢拙接到一封父親的來信。
洪廷彥：他說他父親在香港來信，就問這個人民公社搞得這麼糟，還要辦公共食堂，家家戶戶把自己的鍋灶都打掉，吃公共食堂。這不是亂了套嘛，我就給錢拙講，你可以把這個情況告訴他，公共食堂不辦了，這樣一來呢，可以叫他放心。
解說：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的大中學校一度陷於停頓狀態，香港人心震撼，錢穆這時已辭去新亞教職，正在全力撰寫自己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朱子新學案》。據錢穆的夫人胡美琦女士回憶，錢穆日夜在長廊上走來走去，一言不發，這樣持續了一兩個月之久。一天他突然說，要編一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這樣即使教師和課程都沒有了，也可以以此為研讀文言文籍的國人開一門徑，挽救傳統文化的中斷危機。
解說：素書樓位於台北外雙溪陽明山下，伊山臨溪而建。1967年錢穆夫婦移居台北市，考慮到這裡地價便宜，環境清幽，遂決定在這裡購地建房。蔣介石得知此事後，命人將錢穆夫婦設計的圖紙拿來讓兒子蔣經國親自督造，並把這裡作為政府賓館禮請錢穆夫婦入住。
錢易：他那個房子有個特點，他那個樓上有一個外廊，不像我們就一個小陽台，它是整個一條直的，把幾間房間連起來的一個外廊，然而我父親的絕大部分時間。除了在書房以外，就在那個外廊，看出去就是花園，然後這個園子裡頭，沿著這個過道，沿著這個坡都是不同的樹。如果講環境的話，就是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非常好的一個園子。
解說：一園花樹，滿屋山川，無得無失，只此自然，錢穆晚年治學已臻化境，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與儒家的知仁明德，在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中漸溶於一體，然而他始終不能忘情於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的闡發與傳教。素書樓里的講學一直到他90歲高齡時，依舊沒有停止。
辛意云：他穿中國衣服，中國的褂子是師母幫他做的，中國的那種唐裝。有的時候偶爾加一個背心，夏天(就加)就是那個白棉布或白棉紗的這種衣服。非常有精神，身體很健康，臉色微黑，頭花也黑，帶點花白，眼睛雖然不好，他是個大近視眼，可是那個眼神炯炯有神。他每次我們都坐定了，他從樓梯上下來，然後進來就說，大家好，然後就開始上課。
解說：錢穆授學，最看中讀書與做人。他告訴弟子，儒家思想重「禮物」，教育的最高理想在於培養「士君子」。「士」是指知識而言，「君子」則指人的品格修養，「知識」與「修養」兩者配合才能成就儒家理想中的「士」。
辛意云：他要我們入乎其中，入乎時代之中，一定要出乎時代之上。他說真正的讀書人必須如此，你不能不了解這個時代，你不能不認知這個社會，然後你不能不同情，正確地同情一個時代的人性趨向，可是你必須超乎它之上，然後能夠續恆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他說讀書人得有這樣的一種訓練和能力，然後才能夠看到一個歷史的真相。
解說：在錢穆看來，一個真正的士，應該超越國家和朝代的界囿，具備以天下興亡為已任的大觀念。
錢遜：那是顧炎武提出來的，亡國和亡天下是分開的。亡國指的是易姓改號，皇帝改姓的年號變了，那是國家興亡。在國家興亡是肉食者謀之，天下興旺，這是講的社會風氣敗壞，仁義充塞，這個事情皮膚之賤與有責焉。他對這件事多次提到，我覺得這也反映出他自己對自己的理解，就是他所要擔當的是在文化方面這樣一個責任，這樣一個使命。
解說：1980年，在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的幫助下，錢穆與分別了32年的四個姊妹在香港見面。此後數年裡，錢穆分別與自己的侄兒錢偉長以及兒孫們有過三次會面，女兒錢易1988年去到台北，在父親的家中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
錢易：我繼母跟我通信，就說他也不能下樓了，也不能吃飯了，什麼的等等，所以急著一定要把這個探親安排好。結果我去了以後，當天晚上吃晚飯。我父親就堅持說，要下樓跟我一塊吃晚飯，照我繼母跟我描寫呢，一天比一天好，吃的東西也一天比一天多，然後每一頓飯都要跟我一起下樓吃。
他跟我接觸了幾天以後，突然地就說。他說，哎呀，我已經好久不寫東西了，我今天想寫點東西。他說你在旁邊看書看報，我想寫點東西，這個讓我大吃一驚，結果他就果真坐在那個書桌那，就拿起筆就寫東西。我也不打攪他，我就看看他看看書，就這樣，這個我是很感動。我就說從那個，我就體會到他一輩子這個56本這個全集這個書是怎麼出來的。
解說：與至親的人團聚，享受天倫之樂，讓已過耄耋之年的錢穆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和安慰，也彌補了他心中多年的遺憾。我晚上就睡在我父親的旁邊的床上，那麼我父親那個特別高興。
比如晚上他洗澡，我就去給他洗澡。他就會說，哎呀，這是第一次我的女兒給我洗澡，給我擦背，家庭生活的平靜很快就被打破。由於錢易是最早赴台探親的大陸人士，她的行程被曝光。有人以此為借口開始了對錢穆的攻擊，那段日子，在錢穆居住的素書樓每天都會聚集著大批的媒體記者。
錢易：所以我父親說過好幾次，說這些人都忘記了中國人的這個道德、情誼，他們不知道家庭的親情是多麼重要，他們不能想像這個女兒會從那麼遠的地方來看我，他們不能夠理解這個家庭的親情，他很生氣。
解說：此時的錢穆已經94歲，而隨之而來的素書樓風波，讓這位國學大師經歷了人生里最後的磨難。
謝小韞(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錢穆先生這件(事)，就是所謂的這樣一個房舍風波，其實是當時的市議員周伯倫先生在市議會質詢的時候提出來，認為錢穆先生是霸佔公產，要求錢穆先生要遷出，當時的立法委員陳水扁先生也用書面質詢的方式要求錢穆先生搬出素書樓。
解說：兩年的時間裡，素書樓風波在台灣政黨鬥爭的漩渦中愈演愈烈，1990年6月錢穆夫婦搬離了這裡。
辛意云：「總統府」向市政府租素書樓給錢先生，「總統府」是有契約的，可是在那個時候的政治情況下都不拿出來，那先生也不以為意，只說讀書人當之進退，時代也了一個變局，立刻要退出，同時還說你師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真好，真好。
謝小韞：那錢穆先生在整個風波之中，後來就投書媒體，表示他一生治學，還有他所為人是士大夫出處進退是有節，所以他就願意搬出素書樓，但是政府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沒有做一個任何的一個公開的澄清。
解說：錢穆90歲生日那天，他的學生們在素書樓為老師祝壽，老人點燃一根煙後，晃了一晃手中的火柴，火柴漸漸熄滅。他說人生真的就像這根火柴一樣，搖一搖，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熄了，活到我這個時候有了體會，其實人生真的是很辛苦的，你要努力活過這一天，所以你們要珍惜你們的現在。
錢穆：到我們今天時代變了，我們已經繼續不斷的注重歷史、走下去，我想我們中國人還在一塊，比較看重複合，我希望你知道真正的中國人是這樣的。
曾子墨：2010年8月30日，在出席東吳大學舉辦的錢穆逝世20周年追思會上，現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引用《論語·衛靈公篇》中「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稱焉」來描述一代儒學大師錢穆先生所遭遇的不公不義對待。
1967年，錢穆先生在蔣介石邀請下，離開香港赴台灣定居，卻在晚年因政治因素，被迫遷離居住了20餘年的「素書樓」，3月後病歿於台北。馬英九代表台北市政府再此向錢穆遺孀胡美琦致歉，他說素書樓風波讓我耿耿於懷，這是對文化的暴力，希望台灣再也不發生這樣的事情。
在內地，近2000萬字的錢穆全集即將在金秋正式出版發行，全部採用「繁體直排」的形式，可謂是前所未有之舉，無論海峽兩岸都在這同一時刻，以不同的方式向一位樸素的學者表達出敬意，實為民族的幸事，文化的幸事。
感謝您收看《我的中國心》，下周我們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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