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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和楊絳啊，神仙愛情～

「遇到你之前，我沒有想過結婚。

遇到你之後，我沒有想過娶別的女人。」

第一次相見：

「我沒有訂婚。」

「我也沒有男朋友。」

因為是對的人，所以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起，命里註定的遇見。

1935年二人成婚，隨即一同出國留學。

在牛津留學的日子裡，錢鍾書曾這樣追憶與楊絳初見時的感受：

頡眼容光憶見初，薔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靦洗兒時面，曾取紅花和雪無。

楊絳產後住院期間，錢鍾書每天去醫院看她總會帶去「壞消息」，比如：打翻墨水染了桌布、砸壞了檯燈、弄壞了門軸……

面對錢鍾書的種種冒失行為，楊絳卻從不生氣，她總是心平氣和地回答說：「不要緊，我會修。」

鍾書這段時期只一個人過日子，每天到產院探望，常苦著臉說：「我做壞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我說：「不要緊，我會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後他又做壞事了，把檯燈砸了。我問明是怎樣的燈，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滿面愁慮，說是把門軸弄壞了，門軸兩頭的門球脫落了一個，門不能關了。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

楊絳說「不要緊」，錢鍾書真的就放心了。因為他很相信楊絳說的「不要緊」。有楊絳在，似乎一切都會好起來。

為了支持錢鍾書的寫作，楊絳甘做「灶下婢」，洗手作羹湯等自是不在話下。

錢鍾書十分心疼妻子，

為她寫下《贈絳》一詩。

捲袖圍裙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湯。

憂卿煙火熏顏色，欲覓仙人辟穀方。

憂卿煙火熏顏色，欲覓仙人辟穀方。

擔心煮飯的油煙熏到妻子，以至於想去尋找辟穀的仙方以免妻子做飯之辛勞。

1937年，被錢鍾書與楊絳視為「平生唯一傑作」的愛女阿圓在牛津出生——也就是日後的錢瑗。

早在楊絳懷孕初期，錢鍾書就曾表達過想要一個女兒、一個像楊絳一般的女兒的願望

鍾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

喜得愛女後，兩人自是欣喜萬分。

尤其錢鍾書：

護士特為他把娃娃從嬰兒室里抱出來讓爸爸看。鍾書仔仔細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後得意地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阿圓長大後，楊絳把爸爸的「歡迎詞」告訴她，她很感激。因為據楊絳的形容，她當時又丑又怪（哈哈(?ω?)hiahiahia）。

阿圓和爸爸關係很好，

她始終和爸爸最「哥們」：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氣，一起吵鬧。從前，圓圓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從爸爸回來，圓圓不乖了，和爸爸沒大沒小地玩鬧，簡直變了個樣兒。

有一年夏天，錢鍾書的學生送來一擔西瓜。阿圓從未見過如此多西瓜，對爸爸佩服得緊，甚至感到「有與榮焉」：

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樓上，自己還留下許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經地對爸爸說：

「爸爸，這許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兒。」

顯然她是覺得「與有榮焉」！她的自豪逗得我們大笑。可憐的鍾書，居然還有女兒為他自豪。

讓人開心的是，阿圓不僅可愛，而且聰慧。十一周歲時，她便已讀過《西遊記》、《水滸》等小說，她還在爸爸的「引誘」、媽媽的教導下開始讀文言的林譯小說。

楊絳曾經這樣說過：

「阿瑗是我生平傑作，鍾書認為的『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讀書種子』」。

有女如此，又復何求？

這樣的神仙家庭無疑是令很多人羨慕。錢鍾書也極為眷戀這個家。

在剛剛回國時，他奔赴昆明，去西南聯大任教，而楊絳母女留在了上海。一家三口分成兩處，只能依託書信傳情。

在這期間，錢鍾書去湖南任教。一家三口依舊分隔兩地。

1941年，錢鍾書回到上海。一路風塵苦旅，讓他看起來很是疲累之態。

鍾書面目黧黑，頭髮也太長了，穿一件夏布長衫，式樣很土，布也很粗。

回來的途中，他依舊不忘記女兒，給女兒帶回一隻外國橘子。只是兩年未見，女兒竟已不大認識他了。

他從船上為女兒帶回一隻外國橘子。圓圓見過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邊觀看。她接過橘子，就轉交媽媽，只注目看著這個陌生人。兩年不見，她好像已經不認識了。她看見爸爸帶回的行李放在媽媽床邊，很不放心，猜疑地監視著。

淪陷區的生活很艱苦，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對他們來說 再苦也是甘之如飴。

錢鍾書更是如此，曾發願說：

「從今以後，咱們只有死別，不再生離。」

鍾書雖然遭厄運播弄，卻覺得一家人同甘共苦，勝於別離。他發願說：「從今以後，咱們只有死別，不再生離。」

更令人羨慕的是，錢鍾書與楊絳之間，不只是簡簡單單的愛情，楊絳之於他，更是知己、好夥伴一般的存在。

錢鍾書的大作《圍城》可謂揚名海內外，但這其中楊絳付出的心血不可謂不多。

1944年錢鍾書生出想寫一部長篇小說的想法，楊絳非常高興，大力支持。

當時的生活非常困苦，只靠兩人微薄的教書薪金來度日，但楊絳仍然表示沒關係。為了讓錢鍾書的創作時間更充裕，提出可以減少錢的授課時間，在生活上更儉省一些，同時自己兼任女傭的工作，笑稱自己是「灶下婢」。這就是前文「灶下婢」一詞的來源。

有一次，我們同看我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後他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大為高興，催他快寫。那時，他正偷空寫短篇小說，怕沒時間寫長篇。我說不要緊，他可以減少授課的時間，我們的生活很省儉，還可以更省儉。恰好，我們的女傭因家鄉生活好轉要回去。我不勉強她，也不另覓女傭，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燒飯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經常給煙煤染成花臉，或熏得滿眼是淚，或給滾油燙出泡來，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鍾書寫的《圍城》（他已把題目和主要內容和我講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願。

《圍城》一書寫了兩年，出版後暢銷海內外。妙趣橫生又帶有辛辣易趣的比喻諷刺的錢氏風格讓更多人看到了錢鍾書的另一面，而楊絳先生卻往往被忽略了。

但錢鍾書沒有忽略這一點。對於妻子的付出，正如他在《圍城》的序言中寫到的那樣：

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由於楊絳女士不斷地督促，替我擋了許多事，省出時間來，得以錙銖積累地寫完。照例這本書該獻給她。

楊絳無疑是最懂錢鍾書的那個人。

《圍城》中最有名的那段話，當屬——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衝進來。

婚姻也罷、事業也罷，整個生活都似在一個圍城之中，人永遠逃不出這圍城所給予的束縛和磨礪。

這段話其實出自楊絳為《圍城》寫的序言，一語道破「圍城」真意，可謂鞭辟入裡，入木三分。

而錢鍾書聽到後大喜，評價說「深得我意」，短短四字卻將自己對愛妻的敬佩、欣賞以及得遇知己的歡喜表現的淋漓盡致。

有人笑稱錢鍾書有「譽妻癖」，雖是玩笑，但其實也並無不妥之處。

楊絳之於錢鍾書，絕不僅僅只是愛人如此簡單的存在：

「贈與季康，

絕無僅有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能夠遇到這樣集三者於一身的楊絳，錢鍾書的幸運可想而知；而能夠遇到如此懂得自己的錢鍾書，楊絳又是何等幸運。

他們的關係大概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

互相仰望，互相成全

這大概也是世間最好的一種關係了吧。

攜手走過人生的風風雨雨。

共歷繁華，同經滄桑。

即便是被打成右派，被誤解、被下放，也從未放開過彼此的手。

錢鍾書一生溫文爾雅，不愛與人起爭端，卻在老年時因護妻心切而與人打架。那時候他依舊身材單薄，但看到楊絳受欺負，「目眥欲裂」，拿著一個厚木板就沖了出來。事後仍然氣極，還想要再打一架為楊絳討公道。被楊絳百般勸阻後方才停止。

文革結束後，生活開始明朗起來。

1977年，錢鍾書與楊絳搬入三里河南沙溝寓所，同住的還有以前在家裡幫忙的周奶奶。新居很寬敞，夫妻倆都很滿意：

我們的新居共四間房，一間是我們夫婦的卧室，一間給阿瑗，一大間是我們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稱書房，也充客廳，還有一間吃飯。周奶奶睡在吃飯間里。

當然最令人開心的莫過於女兒偶爾可以回家小住、一家三口團圓了：

我們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邊來住住了。以前我們住的辦公室只能容他們小兩口來坐坐。

不過隨後阿媛出國進修，夫妻倆不得不忍受離別的滋味。思女之心，可以想像。

我們只願日常相守，不願再出國。阿瑗一九九〇年又到英國訪問半年。她依戀父母，也不願再出國。她一次又一次在國內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牽心掛腸的離別。

不過令人開心的是，阿圓回國後，一家三口很快又團聚。且這次是長久地在一起，不再分開：

三里河寓所不但寬適，環境也優美，阿瑗因這裡和學校近，她的大量參考書都在我們這邊，所以她也常住我們身邊，只周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單位就在我們附近，可常來，很方便。

遷居三里河寓所對楊絳一家人來說，好像是跋涉長途之後，終於有了一個家，終於可以安頓下來了。

三人各讀各的書，各自完成各自的工作。閑來一起把玩「石子」，好不愜意。

母女倆各讀各的書：

話說回來，何為「石子」？

這是楊絳和錢鍾書為生活瑣碎積累起的名字。「石子」一名，頗有情趣。與李清照與趙明誠的「賭書」有異曲同工之妙。

鍾書每和我分離，必詳盡地記下所見所聞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後，我曾出國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詳盡地記下家中瑣碎還加上阿瑗的評語附識。這種瑣瑣碎碎的事，我們稱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滯留海灘上的石子。我們偶然出門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帶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時搬出來觀賞玩弄。

三里河寓所里一家三口的團圓時光是快樂的。他們仨，卻又不止三個人。

有時候阿圓是媽媽的姐姐，有時候阿圓是爸爸的哥哥，有時候爸爸是媽媽和阿圓共同的老師…

阿瑗長大了，會照顧我，像姐姐；會陪我，像妹妹；會管我，像媽媽。

阿瑗常說：「我和爸爸最『哥們』，我們是媽媽的兩個頑童，爸爸還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變為最大的。鍾書是我們的老師。我和阿瑗都是好學生，雖然近在咫尺，我們如有問題，問一聲就能解決，可是我們決不打擾他，我們都勤查字典，到無法自己解決才發問。

爸爸是家裡最高大的人，可是卻常常像個孩子一樣，需要母女倆來共同照顧。

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飯，都需我們母女把他當孩子般照顧，他又很弱小。

阿圓和爸爸更多像是媽媽手下調皮搗蛋的小鬼頭：

他們兩個會聯成一幫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國期間，他們連床都不鋪，預知我將回來，趕忙整理。我回家後，阿瑗輕聲嘀咕：「狗窠真舒服。」

他們會一起取笑媽媽：

有時他們引經據典的淘氣話，我一時拐不過彎，他們得意地說：「媽媽有點笨哦！」

當然，調皮的阿圓也總和媽媽站在統一戰線上一起取笑有些獃氣的爸爸：

我和女兒也會聯成一幫，笑爸爸是色盲，只識得紅、綠、黑、白四種顏色。其實鍾書的審美感遠比我強，但他不會正確地說出什麼顏色。

我們會取笑鍾書的種種笨拙。

有時候媽媽和爸爸又聯合在一起取笑女兒：

也有時我們夫婦聯成一幫，說女兒是學究，是笨蛋，是傻瓜。

但他們是真的很佩服阿圓，常常在一起討論她像誰更多一些的問題：

我們對女兒，實在很佩服。

我說：「她像誰呀？」鍾書說：「愛教書，像爺爺；剛正，像外公。」

阿圓鬼馬精靈，做事時又有著爸爸的一股痴氣。很多著名的大學者都喜歡她。

按理說這種生活美滿極了。但是我們都知道，現實不同於童話，人間也沒有永遠。

就如楊絳所寫的那樣——

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

1997年，錢瑗與錢鍾書相繼生病。楊絳兩頭奔波照料。那時她也已經66歲高齡了，但從未抱怨過什麼，只懇求比錢鍾書多活一年，並不是畏懼生死，只是擔心自己若是先行離去，錢鍾書會照顧不好自己。

「鍾書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顧人男不如女，我儘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先，妻在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

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一九九七年早春，錢瑗去世。

一九九八年歲末，錢鍾書去世。

從此他們三人就這樣失散了。

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

以前的家變成了一個客棧，

家在哪裡，歸途何處？

誰也不知道。

錢鍾書去世後，楊絳曾經夢到過他。

夢裡他骨瘦如柴，自己也老態龍鍾。

分別時候他慢慢地走，自己一程一程地送。

為了能再見的緣故，她願意將這離別拉得很長很長，直到把一個小夢拉成萬里長夢。

送一程，說一聲再見，又能見到一面。

離別拉得長，是增加痛苦還是減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遠，愈怕從此不見。

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

浮生若夢，楊絳也曾如此慨嘆。

但慨嘆過後，回首他們的一生，卻並沒有空虛之感。

儘管這麼說，我卻覺得我這一生並不空虛；我活得很充實，也很有意思，因為有我們仨。也可說：我們仨都沒有虛度此生，因為是我們仨。

是的，因為是我們仨。

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仨個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難，鍾書總和我一同承當，困難就不復困難；還有個阿瑗相伴相助，不論什麼苦澀艱辛的事，都能變得甜潤。我們稍有一點快樂，也會變得非常快樂。所以我們仨是不尋常的遇合。

當初有多快樂，分離就有多麼悲傷。尤其是對一個年近七十的老人來說，接連失去丈夫和愛女是一種多麼巨大的打擊！！！

但楊絳先生並沒有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傷中，而是把追憶深情都投入到了《我們仨》的創作中。

她曾這樣寫道：

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

剩下的這個我，再也找不到他們了。我只能把我們一同生活的歲月，重溫一遍，和他們再聚聚。

一個尋尋覓覓的萬里長夢，

一個普普通通的學者家庭。

不思量，自難忘。

平平淡淡的文字里要投入多少深情，才能傳遞出如此真切的感動。

二零一六年，楊絳先生去世。

在錢鍾書與錢瑗去世後，她曾說：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她曾擔心一家三口永遠失散

我想，不會的。他們一定會找到她的。

在那個漂泊萬里的悠悠長夢裡，

這一次不再是相送與別離的主題。

山水程程，他們仨一同走過。

我想，他們大概已經團聚了。

部分文字來源《我們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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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江冬秀

　　「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張愛玲評價胡適與江冬秀的愛情

蔣介石曾評價胡適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是對胡適懼內的調侃。胡適每次和太太照相時，總是讓太太坐著他站著，還頗為得意。胡適有個癖好就是收集全世界怕老婆的故事。當他發現當時只有德國、日本和蘇聯沒有怕老婆的故事時，就下說有怕老婆故事的是民主國家，沒有的是專制獨裁國家。

他還提出了著名的「新三從四德」：

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了要盲從;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捨得。

他收藏有「PTT」字樣的法國銅幣，取其「怕太太」之意。

徐志摩（史上第一zha男）用蘇軾的詩嘲笑他:「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江冬秀與胡適的結合，有著一段戲劇性的過程。江冬秀與胡適原是親戚，胡適的姑婆是冬秀的舅母。有一次，江冬秀的母親到胡適的姑婆家走親戚、看出神賽會，恰巧胡適也隨母到了姑婆家。

江母看中胡適眉清目秀，聰明伶俐，表示要把女兒冬秀許配給他。

但胡適頗有顧慮：

一因冬秀大一歲，績溪俗諺有「男可大十，女不可大一」之說；二因冬秀屬虎，認為屬虎的人八字硬，尤其「母老虎」更厲害；三因江家興旺，胡家已中落，有興衰不相稱之慮，因此不肯表態。

由於江母一心想成就這門親事，便托胡適的本家叔叔，在江村教私熟的胡祥鑒做媒，冬秀又是胡祥鑒的學生，胡祥鑒為成全這樁喜事，便在胡母面前千般說好，萬般慫恿，胡母這才同意讓他把冬秀的「八字」開來看看再說。紅紙「八字」送來，經過算命先生的推斷；兩人生肖很合，不沖不克，女大一併不妨礙。胡母又把紅紙八字疊好，放進擺在灶神爺面前的竹筒里。那竹筒里原先也放進了幾個初被選中的「八字」。過了一段時間，家中平安無事，沒有一點不祥之兆．胡母這才虔誠地拜過灶神，拿下竹筒搖了搖，然後用筷子夾出一個「八字」來，攤開一看，正是江冬秀的，真是「天賜良緣」。當時還只有十四歲的胡適與十五歲的江冬秀的終身大事，就這樣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瞎湊合灶神爺保佑之下定了下來。^[1]

婚禮按長輩意願如期進行，對於這位江冬秀，胡適是相當的尊重。而6年後，胡適就找到了一個心儀的姑娘，有了離婚的想法。

1923年秋天，胡適到杭州療養，江冬秀寫了一封別字連篇的信給曹誠英，囑咐她照顧自己的丈夫。曹誠英是胡適嫂子的表妹，也是她與胡適結婚時的伴娘，當時正在杭州讀書。曹生得娟秀嬌美，性格柔婉和順，和彪悍潑辣的江冬秀截然不同。胡適和她接觸幾次後，彼此傾心。那時他們在西湖畔同居了三個月，胡適的朋友們有心成全這對金童玉女，王靜之最先知道卻刻意隱瞞，徐志摩得知後開心地告訴了陸小曼。

或許是周圍人的鼓勵給了胡適勇氣，讓他終於有膽量跟江冬秀提離婚。江冬秀聽聞「離婚」述求後，一手抱著兒子，一手拎著裁紙刀，在胡適面前放出狠話，要先殺了兒子和胡適再自殺。有家佣過來搶走江冬秀手中的刀，江並不罷休，又抓起一把剪刀朝胡適擲過去，差點戳傷胡適帥氣的臉。整日為人做媒胡適哪裡見過這陣勢，他當即就服軟，發誓要回歸家庭。（我懷疑我在看喜劇）

婚不離了，情卻難斷。經歷了這一番吵鬧後，胡適與曹誠英不敢明目張胆地在一起了，只得通過鴻雁傳情。可巧有一次，曹誠英的情書就落到了江冬秀的手裡，內容依舊纏綿悱惻:

「我們在這個假期中通信，很要留心，你看是嗎?不過我知道你是最謹慎而很會寫信的，大概不會有什麼要緊，穈哥，在這裡讓我喊你一聲親愛的，以後我將規矩地說話了!」

信還沒來得及讀完，江冬秀就氣得一把將胡適從床上揪起來，打開大門當著左鄰右舍的面，把這個風流丈夫狠狠地訓斥了一番。胡適這次算是徹底怕了，與曹誠英從此斷了來往。

對胡適的這次犯錯，她選擇了原諒。可對那個差點拆散自己家庭的曹誠英，她要「痛打落水狗」。後來曹誠英在四川談了個男朋友，有一次江冬秀在麻將桌上遇到那個男朋友的表姐，她揭了曹誠英的老底，還惡狠狠地痛罵了一番，那位表姐回家趕緊叫弟弟退了婚，曹誠英受不了這個打擊，跑到峨眉山要做尼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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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曹誠英之外，胡適還有過一個美國女友。1914年，胡適在美國紐約康乃爾大學結識了教授的女兒韋蓮司。胡適和她交往過一段時間，不過那時他已經訂婚，而韋蓮司的母親明確反對兩人來往，戀情無疾而終，後來的時光里，他們一直通信。

性格開朗奔放的韋蓮司給胡適寫過很多熱情如火的信:「沒想到我會如此愛你……胡適，我愛你……你應該愛我，要是我們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們會像兩條溪流，奔赴同一山谷。」為了胡適，她甚至終身未嫁。

但胡適對她的態度倒是克製得多，他為她寫過一首詩，其中有「應念貞赫江上，有個同心朋友，相望尚依然。」很顯然，胡適對這位美國女人的定位是「朋友」，對他們關係的定位是「相望」。因為不對自己的婚姻造成威脅，江冬秀對韋蓮司的態度倒是挺寬和。胡適去世後，江冬秀整理他一生的著作，還主動要求韋蓮司寫一篇自傳，放進他的資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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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才華橫溢又儒雅風流，當時還招惹過不少鶯鶯燕燕，女詩人徐芳曾主動向他表白，名媛陸小曼也和他玩過曖昧，用英文給他寫情書，還故意把字寫得粗大，假裝男人的筆跡，只因懾於江東秀的厲害。（徐志摩：好氣哦）

因為體會過丈夫離心之痛，江冬秀最看不慣文人停妻再娶。那時林徽因在家裡搞「太太的客廳」沙龍，邀請北京最優秀的教授學者前來談文論藝。江冬秀索性也將自家的客廳變成了活動場所，只是來這裡聚集的不是文人雅士，而是那些身處不幸婚姻的原配們。原配妻子不甘被離婚，紛紛跑來找江東秀訴苦，仗義直爽的江經常想盡各種辦法，為原配們維權。

北大校長蔣夢麟離婚後不久就迎娶了陶曾谷，邀請胡適做證婚人。江冬秀將胡適反鎖在家不許他去，結果堂堂胡博士只得爬窗戶去參加婚禮，回來後被太太關在門外兩天不許進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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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冬秀也有過賢惠貼心。甚至和那些撒潑強硬相比，她在婚姻生活中所表現出的柔情味更濃。

結婚前，遠在美國的胡適曾給江冬秀寫信，勸她放了小腳，她聽從了。做閨女時在娘家從不染指家務的她，婚後勤懇地操持著整個家，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胡適是個吃貨，江冬秀廚藝精湛，最拿手的自然是徽菜。胡適好客，經常邀請朋友來家裡吃飯，大家對江東秀的廚藝讚不絕口。胡適離家在外時，總會想念妻子烹煮的一品鍋和毛豆腐。

抗戰期間，胡適擔任美國大使，江冬秀獨自在家帶著孩子，生活艱難，胡適往家裡寄來1600元，她馬上分成幾份送給同樣艱難的親友，還給某學堂捐了200。胡適知道後，特意寫信感謝她:「你在患難中還能記得家中貧苦的人們，還能寄錢給他們，真是難得，我十分感激。」

有一次，胡適的朋友跟她說，父親生日想送件皮襖做禮物，問哪裡買合適。過了幾天，她便花了40塊錢買了件皮襖送過去，朋友感動至極。

1940年，胡適收到太太寄來的一件醬紅色棉襖，他試穿時發現衣服口袋裡還有一個小紙包，打開來一看，裡面是七副象牙耳挖。他的心一陣柔軟，這般細微處流露的關愛，大概也只有太太才想得到。

江冬秀出手一貫大方，一次章希呂之父作壽，江即親去買一「皮筒」（價約一工人半年以上工資）為其祝壽。江冬秀對鄉里貧困親友不單純從經濟上扶貧，還不失時機的加以禮貌教育，當聽說故鄉閑置房子準備出租給嗜賭鄰人，江冬秀還去信加以告誡，要求注意影響。江冬秀性情和善大度又不乏幽默，一次葉公超教授到胡適家來，一進門就叫嚷：皮帶忘帶了，江冬秀笑著說「找條麻繩給你吧」。她對別人說「適之造的房子，活人住的少，死人住的多」，意思是指房子內書架佔地多，且多是歷史人物的書。

江冬秀雖然無才，卻明大義識大體。她一直堅決反對胡適從政，只希望他好好做學問，因為她對官場的本質和胡適的性格都極其了解:「說真話政府不願意聽，說假話，第一你不會，第二不能保全你的人格。」胡適感激地回復:「你總勸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這是你幫助我，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從來不作這樣想。」（你聽了嗎？？？）^[2]

流寓美國十年，江東秀始終不離不棄地陪著胡適。那時他境況不好，沒有收入，她一分錢掰成兩分錢花。一次胡適外出．江冬秀一人在家，一個彪形大漢破窗而入，江冬秀下意識地把公寓大門打開，反身對那盜賊大叫一聲：「GO」！那賊看了她一眼，真的「GO」了。江冬秀不會英語，只會說「GO」。^[3]

婚前江冬秀大字不識，結婚後她認真地跟著胡適認字。胡適出門在外時，她堅持跟他寫信，信里滿溢了柔情:「我今天拿了你寄給我的扇子，我偶爾想起今天又是七月七日了，我們五六年前多麼高興，這幾年來，我們添了三個兒女，你老了四五歲年紀了。」隻言片語，足以讓胡適感動不已。她曾在他病時寫信問候，胡適感慨道:「病中得他書，不滿八行紙;全無要緊話，頗使我歡喜。」

晚年的胡適和江冬秀，真可算是琴瑟和諧了。後來拍全家福，江冬秀一人坐著，胡適和孩子們環立在她周圍，一派喜氣生動的景象。

1962胡適心臟病複發，江冬秀聞訊趕到，傷心之極，痛不欲生，即使醫生給她打了兩針大劑量的鎮定劑，也未能抑制她那悲痛的激奮情緒。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她的長子祖望聞訊從美國趕回台北，瞻仰父親遺容，行過跪拜禮後，轉回家中，安慰母親。母子見面抱頭痛哭，江冬秀問：「思杜兒也知道你父親的死訊嗎?」祖望渾身一顫，低聲說：「他已先於父親離世了！」胡夫人猛地一楞，追問一句；「你說什麼?」「我是在美國聽大陸上來的人講的，我怕你們傷心．一直沒敢寫信告訴你們。」江冬秀猛聽這一惡訊，頓時昏厥過去。在場的人都嚇壞了。經過一陣搶救，她才慢慢蘇醒過來。後來，祖望輕聲問道：「父親在遺囑里把他的遺體火化，你看怎麼辦?」胡夫人說：「不行．我和你父親曾有約在先，後死者有權決定先死者的安葬方法，我是主張棺葬的」。蔣介石說：「就按胡夫人說的辦吧！」^[3]

據唐德剛說，胡太太還用鉛筆寫過一份自傳，曾經帶到紐約請他看。文中雖然白字連篇，但卻生動地敘述了她的身世。可惜這份自傳，如今不知落在何處

江冬秀在大軍渡江前夕，本想回到江村老家悅心堂居住，由於胡適執意要她同去美國，她只好隨之離開祖國而出走。在紐約度過了十年的清淡寓居生活之後，於一九五八年回到台灣，直到一九七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五歲。

（圖片來自網路，部分資料來自於網路）

參考

1. ^石原皋. 閑話胡適.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 ^耿雲志. 胡適研究論稿.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 ^^ab胡慧君. 抗戰時期的胡適. 浙江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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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在安慶任教期間，喜歡流連於煙花場所，他選妓女有3個奇葩條件：其一年齡要大，其二相貌要丑，其三要沒人愛！可以說，他特意專挑那些又老又丑沒人要的，有一個叫海棠的妓女，就完全符合郁達夫的要求。

據說，她額頭窄、下巴長、嘴巴大，長得鞋拔子臉，就像女版朱元璋。但是，郁達夫卻對她很是傾心。不但把每月的工資上交，還為她寫了3首七律，朋友見狀，還為此做了解釋，說郁達夫是故意放低標準，給殘酷冷淡而不公平的人世看看。

郁達夫，著實與眾不同！

更誇張的是，郁達夫除了和學生們談詩論文外，還時常帶他們去逛窯子，用他的話，就是帶他們去認識社會。

郁達夫從不掩飾自己，甚至他在《日記九種》中揭露自己的一些生活軼事，比如，在原配外，如何狂戀一個女學生，另一方面又和性工作者鬼混，但同時，他又在鼓吹革命，進行文學創作。

從文學、歷史的角度，郁達夫是文壇泰斗、革命先驅、愛國烈士，但從道德、家庭的責任方面看，他又是婚內出軌，腳踏幾條船的負心漢。

但無論後是人如何評價他，相信郁達夫也不會在意的。

郁達夫有過兩段婚姻。

和徐志摩、胡適一般，郁達夫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典型的舊式婚姻，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結合。但郁達夫更為幸運，原配孫荃文采出眾，性情溫良，郁達夫起初還很反對，但見到孫荃後，就不禁感嘆：這女子的才氣能壓倒前清的老秀才！「

郁達夫對孫荃，雖談不上多麼海誓山盟，但起碼是欣賞的、尊重的。

1920年，倆人正式結婚，沒有婚禮、沒有鞭炮紅燭，沒有鑼鼓喧天，有的只是簡而又簡。新婚之夜，孫荃只是乘了一頂轎子到了郁家簡單的吃了晚飯，然後就獨自摸著樓上床就寢。

對於一個女人來說，多少有點遺憾！但是孫荃不在意，她只想和郁達夫過安穩日子即可！

起初，郁達夫雖說在外依舊紅粉沾身，改不了以往的習氣，但終究還回得了家，記得家裡的妻，但在婚後的第七年，一切都變了！

有一天，郁達夫在好友家遇到了王映霞，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就對其展開了猛烈的追求，而那時候在老家的孫荃已經生養了兩個孩子，最小的那個還在肚子里。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半是讀書人。

郁達夫對王映霞的愛炙熱的燒毀了孫荃對婚姻的期許，她只能黯然神傷，生下孩子，獨自撫養。

而在另一頭，王映霞收到郁達夫一封有一封的情書：

「我的愛是無條件的，是可以犧牲一切的，是如猛火電光，非燒盡社會、燒盡己身不可的……現在我所重視的，是熱烈的愛，是盲目的愛，是可以犧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愛。此外的一切，在愛的面前，都只有和塵沙一樣的價值。」

郁達夫的窮追猛打，終於贏得了美人的芳心。他們的戀愛，充滿了文人的浪漫和想像。

1927年，倆人成婚。婚後郁達夫和王映霞過的清貧卻平靜充實的生活。據1937年，郁達夫的日記：「晚上獨坐無聊，更作霞信，對她的思慕如在初戀時期，真不知什麼原因」。

可見，倆人結婚10年，之間的感情仍然很深厚。

如果說郁達夫之前是浪蕩才子，那麼遇到王映霞後，他的確是專情且深情的那一個！

但都說「生怕情多累美人」，王映霞太過於閃耀，她在社交場上越是光鮮，郁達夫越是忐忑，即使王映霞已然結婚，示好者也是無數，郁達夫自然難免猜疑！

抗戰爆發後，王映霞為了避難，到了麗水。受到當時教育廳長許紹棣的照顧，一來二去，倆人暗生情愫，但是王映霞不忍背叛丈夫，也一直沒有接受許紹棣的追求。

但是，身在福州的郁達夫還是聽到了倆人的風言風語，氣憤之下，他和王映霞大吵了一頓，氣得王映霞離家出走，可郁達夫卻選擇了玉石俱焚的方式，甚至在報紙上公布了這段失敗的婚姻，拿自己這頂綠帽子取樂大眾。

連郭沫若都有點看不下去了，他在《論郁達夫》一文中，直言：「達夫把他們的糾紛做了一些詩詞，發表在香港的某雜誌上。那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著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暴露自己是可以的，為什麼還要暴露自己所愛的人」

郭沫若的說法卻有中肯之處，且不說王、許二人是否清白，但郁達夫卻信然腦補了無數個情節，用作家的筆調大肆渲染，只讓對方身敗名裂，有點類似娛樂圈的某些夫妻，互掐互打，兩敗俱傷，而此時，郁達夫對王映霞徹底由愛轉恨，曾經神仙眷侶般的婚姻到頭來一地雞毛。

1940年，倆人離婚。離婚後的郁達夫，積極投身於更多抗日的活動中，1945年，抗戰勝利，可郁達夫卻不幸被日本憲兵殺害，時年49歲。

郁達夫這一生，既追求愛情、又折騰愛情，他把自己的情慾、天真的浪漫的、污穢的猥瑣的幻想全都表達在自己的作品中，隨著他的死，一生情史也隨風飄散，很多人記住的是烈士郁達夫。

多年後，王映霞在自傳中提到郁達夫，那一句：「我對他本就沒有愛情，只有對前輩的尊敬！」

曾經那耳鬢廝磨的10年，郁達夫最幸福的10年，最終也只能化為一聲嘆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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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安石？？

非常堅定的一夫一妻黨呢……

私德方面除了不洗澡基本上無可指摘……

還有超強的文學才能和政治才能……

這麼可愛不考慮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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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把這個問題上升到一個很高的地步。我覺得文人比較多情，所以渣的比較多....我只是單純想聽聽文人們動人的愛情故事，類似於巴金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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