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全球化衝擊下，西方正發生著嚴重的政治危機。在蘇聯解體之後，西方普遍盛行樂觀主義，於是出現了福山的《歷史的終結》理論，認為基於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之上的民主政治，是人類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但現在很少人再可以這麼說了，西方學術界和政界的很多人趨向悲觀。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現象就是，在這一波全球化到來之後，在世界範圍內出現弱政府現象。不管什麼樣的制度背景，無論是民主還是權威主義，無論是單一制還是聯邦制，弱政府是個普遍現象。

在北美和歐洲，這些傳統上被定義為民主的國家，現存的民主已經難以產生一個強政府，甚至有效政府。在阿拉伯世界，社會抗議運動（一些人稱之為「民主化」運動）不斷癱瘓著一個又一個政府。在亞洲，日本政壇的不穩定盡人皆知（六年里產生了五個政府）。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都面臨政治穩定的不確定性問題。

全球化如何弱化主權國家的政府？西方比較典型。全球化在西方首先發生，其出現的問題具有標誌性。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就有很多學者開始觀察到，經濟全球化對主權國家的挑戰。實際上，正如本欄上周所討論過的，經濟主權的消失已經弱化了主權政府。我們所提到的所有要素，例如經濟道德的消失、就業的困難、稅收的減少等等都在弱化著主權政府。如果這些是經濟面的因素，那麼西方民主的轉型更是弱化著主權政府。

歷史地看，西方的民主已經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或者說經歷了三次大的轉型，而每一次轉型都不是強化政府，而是使得政府更加弱化。

　西方民主的三大轉型

在西方民主的歷史上，第一波民主化可以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化。在民主化之前，西方大多是君主貴族政權。資產階級是第一個有能力和君主貴族分享權力的社會群體。第一波民主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民主，也就是精英民主。在資產階級民主階段，民主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配合得非常好，即政府和資本之間的關係很融洽。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政權本身是資產階級所產生，前者是後者的代表。從經濟形式看，這個相當長的階段屬於原始資本主義階段。政府和資本往往站在一起，對僱傭工人（勞動者）進行剝削。這種「人吃人」資本主義可以從馬克思、狄更斯、雨果等等作家的描述中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波西方民主化的動力是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為了利潤，大力發展產業，到處拓展市場。結果，不僅創造了大量的財富，而且也培養出一個龐大的工人階級或者無產階級隊伍。這個階級早期受資產階級的剝削，但隨著其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其「人口」力量越來越強大。他們開始要和資產階級分享權力，要求改善勞動條件，提高工資等等。工人階級運動開始發揮政治影響力。工人階級運動的崛起，為西方民主引入了巨大的變化動力。

首先是西方民主開始從原先的精英（資產階級）民主向大眾民主轉型。工人階級憑藉其「人口」的力量，要求政治參與，要求普選權。繼資產階級之後，工人階級也變成進入了政治過程的社會群體。其次，促成了勞動關係的變化。之前，政府和資本結合在一起，對勞動者進行剝削。工人階級崛起之後，政府開始和資本分離。這種分離符合資本和勞動者雙方的利益。對資本來說，這種分離有利於政府在勞資雙方做一個比較中立的角色，來緩解勞動和資本之間的衝突，調和兩者之間利益。這尤其表現在法團主義（corporatism）的制度安排上。

第二，政府和資本分離也促成了西方政府對經濟的監管制度（regulatory regime）的確立。這一點很重要。在原始資本主義階段，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根本不顧工人、消費者、社會的利益。今天在中國發生的一切現象，也曾經在西方長期存在，環境污染、工業事故、毒食品等等。但隨著政府和資本的分離，政府開始有條件來確立制度，規制資本的運作。很顯然，一旦開始分離，政府開始把權力基於工人的選票之上，從而至少減少了政治權力對資本的依賴。沒有這種分離，沒有工人階級對政府權力的支持，西方規制型政府不可能產生。

第三，在社會制度上，西方開始從原始資本主義向福利制度轉型。資本的唯一目標是利潤。西方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不是資本本身的邏輯，而是西方政治和社會改革的結果。工人階級運動扮演了主要角色。社會主義產生於西方是有其道理的。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是確立社會制度，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等。當然，這些社會目標並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通過長期的發展而得到確立的。最初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只局限於最低勞動保護、工資等方面。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西方確立了一整套市場制度，社會主義的發展則為西方確立了一整套國家社會制度。

馬克思說資產階級是自己的「掘墓人」。這話只說對了一半。資產階級產生和培養了自己的競爭者，即工人階級，但工人階級並不註定要成為資產階級的「掘墓人」。在資本主義先發展的國家，工人階級的崛起不僅沒有「埋葬」資產階級，反而拯救了資產階級，促成資產階級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即人道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運動導致了社會制度的確立，保障了工人的基本利益，從而保障了社會的穩定；社會的穩定反過來為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同時，資本不再單純依賴於對工人階級的高強度的剝削，而是轉而依靠技術和管理創新。工業資本主義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也促成了工人從簡單的勞作轉型成為技術工人。在這一過程中，昔日的無產階級轉型成為中產階級。社會制度和中產階級便是消費社會的支柱或者基礎。這樣，西方的經濟也具有了充足的發展動力。

「通往奴役的道路」

但是，在後發展中國家，包括俄國和中國，工人階級則的確成為了資產階級的「掘墓人」。在這些後發展國家，國家政權並不像先發展國家那樣，在資本和勞動之間充當一個協調者，而是和勞動站在一起。國家政權和勞動的一體化構成了巨大的力量，消滅了資本和資本賴以生存的市場。當然，在這些國家，資本的力量本來就不是很強。消滅了資本之後，這些國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日後的「計劃經濟」的道路。但是，在消滅了資本之後，誰來發展經濟？消滅了市場，又如何發展經濟？

如日後的歷史所證明的，「計劃經濟」最終走上了經濟學家海耶克所說的「通往奴役的道路」。沒有了發展經濟的主體與動力，貧窮也成為必然。蘇聯東歐和中國的計劃經濟，導致了普遍的貧窮即貧窮社會主義不難理解。社會主義本來就是要使得經濟發展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續發展，但貧窮社會主義最後走上了自我毀滅的道路。實現蘇聯模式貧窮社會主義的主權國家，在和西方國家的競爭過程中敗下陣來。而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重新接受市場經濟，才避免了和蘇聯的命運。

第三波西方民主就是大眾民主。資產階級創造了工人階級，工人階級進入政治過程，這使得西方民主大眾化變得不可避免。之後，各種社會群體包括婦女、少數種族等也通過各種社會運動（例如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進入政治過程，民主的大眾化過程至少從理論上說完成。現在人們把很多權利和民主化聯繫起來。在歷史上看，的確很多權利尤其是公民的政治權力是隨著民主化而產生的。

不過，我們要注意兩點。第一，很多方面的權利，尤其是經濟和社會權利，在民主化之前已經實現。西方很多方面的社會制度建設發生在大眾民主化之前，甚至在專制主義階段。最明顯的就是法國的教育制度是在拿破崙時代建立的；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在「鐵血宰相」俾斯麥時代建立的。可以說，西方大多數基本國家制度，和大眾民主化沒有什麼緊密的關聯。歷史經驗表明，大部分國家制度必須在大眾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如果不能得到建立，那麼在民主化之後很可能再也沒有機會了。

民主化可以產生巨大的政治能量。不過，這種政治能量可以有效地摧毀現有的制度，但不能同樣有效地建設新制度。歷史地看，民主政治對國家制度建設的貢獻並不很大。我們可以舉美國為例。美國是典型的民主國家，其大部分制度都是建國那一代政治領袖建立的，後來只是修修補補。只有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時候，當社會經濟的動蕩威脅到政權生存的情況下，才利用危機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這次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政府也試圖為窮人建立醫療保障制度，但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前途未卜。可能是危機不夠深刻吧！在危機沒有對政權產生足夠威脅的情況下，各方面的力量很難妥協，重大的改革自然很難成功。實際上，民主制度是一種極其保守的制度。在民主政治下，各方面的利益都可以得到表達，但要他們之間作重大的妥協則非常困難，因此民主制度非常有利於維持現狀。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