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前後堅持了十四年，勢力擴及十八省，達到了舊式農民「革命」的新高潮，湧現出一批農民革命領袖，其《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諸文件的理論水準也似乎達到了農民起義的巔峯，甚至還進行過一些社會制度方面的試驗性實踐。中國古代農民的生活境況一般可用「水深火熱」來加以概括形容，歷代的農民起義確實是被殘暴的統治者逼出來的，在無法維持生存的情況下只能揭竿而起，遭受的苦難叫人同情，在起義中所表現出的英勇無畏也令人起敬，然而最後只能起到改朝換代工具的作用。一般都把原因歸咎於農民階級的侷限，其實在起義隊伍中不斷出現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其實踐中表現出的文化模式並不僅僅代表農民階級，深層次問題是整個傳統文化的侷限。

洪秀全早年所著《原道覺世訓》受基督教啟發，編造出世界劃分為「皇上帝」和「閻羅妖」兩大「正」、「邪」陣營的對立和鬥爭的圖景。起義首領創立拜上帝會組織自然代表「皇上帝」，清朝統治者則為「閻羅妖」，太平天國革命就為「除妖安良」、「斬邪留正」，其發布的一系列詔旨、誥諭、條例，就是神聖的「天法」，民眾必須無條件服從。伴隨起義及其政權建立而興起一場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洪秀全精心編造了一個上天受命，下凡救世，宰治天下的神話。自稱是上帝的次子、耶穌的弟弟，上天見上帝，上帝賜寶劍、金璽，封他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由是「朕是太陽」，是真命天子。為了使人們相信其所編造的謊言，與其他首領一起用詔書、佈告、公文、會試出題、對《聖經》的批解，編寫啟蒙教材，做禮拜宣講等各種方式，大張旗鼓地進行著廣泛深入的宣傳。

洪秀全既然是神，天王的國為天國，天王的口為天口，天王的言為天言，理所當然地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任何人都要絕對服從。同時，將一切敵對和不合他們口味的人物、政治、文化，極力加以妖魔化，凡不合造反需要的話語統統叫做妖言。洪秀全不僅自我神化，還神化他的兒子。宣佈把幼主過繼給耶穌，兼祧二宗，「朕立幼主繼耶穌，雙承哥朕坐天都」，這樣「代代幼主上帝子」，以保證天王的繼承權不旁落他人，防止臣下僭越篡權，從而建立起萬世一系的家天下王朝。所以，洪秀全的上帝絕不是西方社會的「平等博愛」之夢，而是向西方借了一個上帝觀念來作為農民起義的王權思想理論基礎，把基督教改造成完全適閤中國傳統王權統治的怪物（或可稱邪教），太平天國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

所以，天朝是個癡迷的王權主義實踐羣體。洪秀全始終以「朕」自稱，擺在皇帝的位置之上，宣揚自己是「萬歲君王」、「萬民之主」，重視君臣之道，「總要君君、臣臣」，重新拾起三綱五常那一套，向臣民灌輸絕對服從的忠君觀念，提倡盲從與奴性。臣民遇天王必須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君臣之禮繁瑣，已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帝王。當然，這家天下王朝的鞏固也必然要付出昔日戰友之間互相火拚廝殺的殘重代價，天京洪、楊、韋內訌，使二、三萬天朝戰士剎那間倒在同胞的血泊之中。這類悲劇其實並非偶然，而是其內在的王權主義文化傳統主導著的農民政權運作邏輯之必然後果。

太平天國把平均主義理想貫徹到廣泛的領域，廣西金田起義之初，領袖們的表現也還差強人意，後又頒發《天朝田畝制度》，描繪了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烏託邦理想。而實行的主要是取消私有財物，一切繳「聖庫」的軍事共產主義式的供給制。它實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有制經濟模式的翻板，絕非代表歷史的進步，表面上是平均主義，實際上為領袖主宰。由是，農民成為天王的農奴，全國民眾都成為王權的服役者。有關制度曾在天京等地推行，先是廢除生產資料私有，所有財產歸公，一律實行供給制。接著是廢除家庭，實行男女隔離，集體化軍營生活，雖夫妻、母子不得相聚，夫妻同宿，也視同犯奸，治以極刑。再次是廢除商品貨幣，禁止貿易往來。當時戰爭頻仍，敵人封鎖，糧源不繼，幾個月就出現了糧荒，令「一概喫粥」，違者立斬，前後死者無數，人民不堪其苦，逃亡不斷。這種荒唐的「共產」實驗鬧得幾乎不可收拾，不得不在半年後宣佈廢止。

同時，革命領袖們卻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宮殿、王府金碧輝煌，珠玉、寶器不計其數，妻妾成羣、宮女眾多……特別是天王，幾乎是據國庫為私藏。後期忠王李秀成王府之闊，財產之巨，令人瞠目。當時，太平天國封王竟達二千七百多個，可以想見民眾在怎樣的禁慾與苦行中煎熬，供養著這麼一羣奢淫的特權利益集團。而太平天國等級之森嚴，上尊下卑，比清王朝有過之而無不及。森嚴的等級制與絕對的平均主義在中國歷史進程中上演著輪番交替的角色，兩者貌似對立，其實都統一於王有制經濟文化形態之下。由於沒有私有制經濟及相關法律文化的有力支撐，缺乏對真正的平等理論深切的瞭解，常常把平均認作是平等。中國人走不出富與貴分離，富與貴鬥爭，在較為平等的機制中按勞取酬的社會格局，一直徘徊於森嚴的等級制與絕對的平均主義之間。

天朝用嚴刑峻法維護等級特權，刑罰制度比清朝更為嚴酷。洪、楊諸首領，口含天憲，對部下和百姓可以濫施淫威，動輒斬首，甚至點天燈、五馬分屍等酷刑，五花八門，並無定製。對各類異己分子的懲處更是嚴酷，鎮壓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異端邪說」，將中國數千年的文化遺產基本視為「妖物」，一路焚書砸廟直到南京。佔領南京後，大開殺戒，凡滿清官員、滿族百姓、僧尼道士、商販大賈，乃至一些知識分子，或殺頭或辦罪，許多人不堪凌辱和被殺，就舉家自殺，整個南京城一片血腥。後期禁書焚書幾乎走火入魔，天朝的文化管制空前絕後，甚至由於賭博、吸洋煙、飲酒、私藏金銀剃刀、夫妻同宿、私學妖書、辱罵長官等，都能立時身首異處，其刑罰之殘酷程度，已無理性可言。總之，其所採用的王權獨裁製、後宮選妃制、官僚等級制、殘酷刑事制……都與任何王朝政權在實質上毫無二致。

後期，在香港生活七年的洪仁來到南京，由於其特殊經歷，思想方面的確超越了其他領導人的狹隘眼界，其《資政新篇》提出「立法制」、「禁朋黨」，要求「教法兼行」、改革酷刑，及一系列有關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改革措施。然而，其主張在太平天國沒有引起共鳴，也沒有得到真正的實踐，因為此政權當時已病入膏肓，再好的良藥已經作用不大。加上他自己不可跨越的文化侷限，即他要求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的許多主張，都基本建立在為太平天國鞏固王權統治的基礎之上。更不可原諒的是，他擔任過教會牧師，對基督教已有較為深刻的理解，但是他懷著「報知遇之恩」、「竭力效忠」的赤誠之心，不惜歪曲基督教義而對其族兄洪秀全進行神化、美化，編造、宣傳天父上帝下旨的神話，論證「天王是太陽能照天下」，幼主亦是「太陽」……喋喋不休地宣揚君主專制主義、宗教矇昧主義和封建特權主義。

這場表面上轟轟烈烈，骨子裡依然在傳統文化範疇中運作的「革命」，儘管已經滲入了一些近代先進的思想文化因素，但結果卻還是一幕不堪回首的悲劇，對江浙一帶地區經濟與文化的巨大破壞是很難估算且無法彌補的。為什麼中國人民付出如此之大的代價進行的「革命」鬥爭，到頭來卻幾無進步可言？這場革命到底是為了誰？農民（包括其他平民）與官僚地主之間雖然也可看作存在階級對立，然而由於根深蒂固的王權主義影響，沒有任何契約平等、權力制衡的歷史文化基因，這些傳統社會與農民階級本身許多侷限，其起義的目的並非是建立一個帶有階級妥協、平等權利，乃至有權力制衡機制的新政權，而只不過是用暴力消滅舊的官僚統治集團，自己取而代之。一旦權力在手，沒有任何制約，最後同樣重複出現利用手中的權力依然壓迫底層的農民和平民。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農民起義並非是一種為了本階級整體利益而進行的階級鬥爭，而主要是一種集團間爭奪權力的鬥爭，爭奪皇帝寶座的鬥爭，廣大民眾只是被利用的工具。

可以說，不管你的出身是什麼階級，一旦掌握了沒有制約的獨裁權力，就往往會走向殘暴的專制統治，這絕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很自然的演進邏輯。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文化的主要特點，便是進入了唯一隻懂得君主專制統治模式的狹隘文化視野之中，沒有像樣的制衡權力的歷史傳統，不存在相關的文化素質，形成「有權就有一切」的社會機制與政治傳統。所謂起義首領蛻變的問題，其實是普通人性與不受制約的權力相結合後的歷史必然。農民起義目的雖然是推翻舊王朝，但他們不可能把它作為一個制度來反對；雖然也揭露皇帝貴族的罪惡，但並不知道需要反對王權主義，不懂得需要廢除君主專制統治。暴力革命或許能推翻舊政權，但決不能夠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

摘自《中國歷史的教訓》 作者：楊師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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