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在哪些方面打擊了清朝統治？
湘軍是清廷的「殺毒軟體」，結果「殺毒軟體」殺了系統的「毒」，殺毒軟體本身反而被感染了，隨著殺毒軟體的四處應用，最後整個系統全癱掉。。。
湘軍鎮壓太平天國，結果太平天國被滅了，而太平天國的精神卻感染了整個湘軍系統，底層官兵之後普遍加入了反清的哥老會，隨著湘軍的調動，哥老會也隨之調動，湘軍到哪裡平叛，哪裡就被發展為哥老會，左宗棠帶著湘軍去西征，結果唰的一下，陝西、甘肅、青海、新疆一片哥老會，匪夷所思的是，左宗棠是去平定回漢矛盾引發的衝突的，回漢被血腥鎮壓了，而兩族竟然在共同的敵人滿清問題上和好了！一起加入哥老會，共稱兄弟，這些哥老會成為後來革命黨發展的土壤，最後在1911年連續炸雷。
講真，以革命黨的發展速度，當時的極限也就是東部北方的東三省，結果誰也沒想到西北炸的雷更響——新疆伊犁起義、甘肅秦州起義、青海西寧河湟起義、陝西西安起義。
如果沒有太平天國激起湘軍底層的反清情緒，那麼在辛亥革命時，西北盡在清廷掌握，局勢將對革命黨極為不利。
五、中央集權制發生動搖
從軍事上看，面對缺兵這一棘手問題，鹹豐帝允許地方自行招兵買馬，結果曾國藩撇開舊體制另起爐竈，借舉辦團練之名創立湘軍。湘軍以湘鄉子弟為班底，地域化、私人化色彩甚濃，有很強的人身依附關係，打破了兵權歸中央執掌的世兵制度，開晚清兵為將有現象之先例。攻陷天京前夕，曾國藩在致朋僚信函中，多次談及自己身處輿論旋渦之困窘，稱「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長江三千里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鄙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又謂「兩接戶部復奏之疏，皆疑弟廣攬利權，詞意頗相煎迫。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不兇於而國、害於而家。弟雖至愚，豈不知遠權避謗之道」，表示「萬一金陵克複，擬即引退，避賢者路」。攻克天京後，曾國藩主動提出裁軍，除湘軍越發難以統馭的因素外，主要是為了消除清廷疑忌，作韜晦之計以求自保。從財政上看，面對缺餉這一棘手問題，鹹豐帝允許地方自籌軍餉。作為六部之首的戶部，其權力在戰時大為削弱。曾國藩分析說:「我清之制，一省歲入之款，報明聽候部撥，疆吏亦不得專擅。自軍興以來，各省丁、漕等款紛紛奏留供本省軍需，於是戶部之權日輕，疆臣之權日重。」[18]各省督撫紛紛開徵厘金，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現象，造成清廷財權下移。據估算，從鹹豐三年(1853年) 至同治三年(1864年)，全國厘金平均歲入一千萬兩白銀，合計1.1億兩。[19]但由於清廷被迫放權，厘金成為歸各省督撫自行掌控的合法、可觀的財源——厘金所入不用上交戶部;稅率多少、如何徵、怎樣調撥使用也不歸戶部過問，而是每省各自為政。
從人事上看，到鹹豐末年，湘軍將帥及兩湖官紳憑藉戰功和政績，紛紛出任督撫。漢人督撫不僅人數增加，彼此呼吸相通，而且手握兵權、財權，在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項上的進言權與影響力也相應增加。這是前所未有的新變化，標誌著漢族地方勢力迅速崛起，打破了滿族貴胄牢牢把持權力的舊格局。上述三大變化，嚴重削弱了傳統的中央集權制，在權力架構上形成內輕外重態勢，使清政府潛伏著巨大變數。義和團運動期間，東南數省督撫抗命中央，與西方列強搞「東南互保」，便是一個例證。總之，曾國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同時又給清政府埋下隱患。江山社稷保住了，但危機依然存在，導致危機的社會根源並沒有觸動。儘管曾國藩等人百般維持，包括發起以「自強」「求富」相標榜的洋務運動，但終究無法也無意從舊體制中突圍，無力真正使清朝走向「中興」。而曾國藩本人也銳氣大減，感到心力交瘁。
同治六年(1867年) 夏，曾國藩與趙烈文某日秉燭夜話，談到京城亂象環生，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羣，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曾氏不免憂心忡忡，問:「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答:「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末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僕，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氏愴然表示，「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祐之隕」。[20]孰料趙烈文所言竟一語成讖。44年後，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紛紛宣佈獨立，清皇室被迫將權力移交給手握重兵的袁世凱，清朝統治頃刻間分崩離析。以「洪秀全第二」自勵的孫中山先生領導一個全新的運動，結束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親手締造了民國。
綠營制度雖然在歷史上延續了很長時期,最後與勇營一起退出歷史舞臺，但清政府恢復其戰前地位與作用的努力，卻遭到了失敗。這樣，清廷既然無法恢復戰前舊有的武裝力量和軍營體制,也就不能不依靠湘淮軍，既然依靠湘淮軍，也就不能不承認勇營制度的地位和曾國藩對軍營制度的改革。然而，這一改革不僅導致國家兵制和軍營風氣的極大改變，也使國家政治體製為之大變，由中央集權的削弱和地方分權的增強，最終走向國家分裂和軍閥混戰的局面。
曾國藩在世時,不僅國家權力分配上內輕外重的形勢已成定局，且分裂之象已露端倪。同治六年當他正為軍制改革的成功和集權一身的經驗自鳴得意的時候,其心腹幕僚趙烈文就直截了當地指出這種做法的惡果:師(指曾國潘)事成矣，而風氣則大辟蹊徑。師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師勝而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百年不能改此局而」聯繫前面關於「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僕，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和剖分之象蓋已濫觴」的話其意思是很清楚的。無非是說，導致將來國家分裂的禍根，是由曾國藩一手種下的。 還有一次二人聊天,當曾國藩表示「吾尚有歸志」時、趙烈文極為鄭重地對他說:「師進退大計,所關非淺。」「師萬事不理,臥而鎮之,猶勝尋常萬倍。言師之才德,皆近於諛，茲姑弗言。湘、淮諸軍之各有門戶,師所知也。楊厚庵統水師,名動江表，一改陸師而號令不行。遷地弗良,其效尚如此,況百萬之眾，貴則茅土,富則陶、猗,皆一人所提攜。現雖散處,其中豪強節概之土不可僂指而數，一且取而代之,其可得乎?三年冬師奉命離任督剿江楚,旨甫下，而人間已有扼腕不平、憤憤欲起者;況師謝事而去，易以新督,自頸以下不與頭接.是大亂之道也。兩楚三江戌數千里,所憚一人耳。師今日去，明日必呼嘯而起。師至時而欲悔，上負君父,下負黎庶,不已晚乎?師向奏言，謝事不敢望歸田裡，欲統萬人任一路。師試想，師為統將,孰當馭之?且天下雖大，何處可容師跡。」曾國藩聽後立即表示，「足下言切如此，能無動心"?可見趙烈文講的話是符合實情的。當時的有識之士除趙烈文外,王間運也看出了這一問題。同治九年他看過《五代史》後，借古鑒今,為之大驚,並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觀其將富兵橫,矛戟森森，與今時無異,恐中原復有五季之勢,為之臬兀。餘去年過湘鄉縣城，如行芒刺中，知亂不久矣。」?曾國藩死後,這種兵為將有、督撫專政的情況更為嚴重。後來有人描寫江寧的情況說，金陵「光復後戰兵雖裁撒，留防湘軍常萬數，江督一缺必於湘軍宿將中選之，蓋非如此不足安其心，且恐有他變。楊金龍(湖南人)提督江南十餘年，雖跋扈而朝廷不敢動(時哥老會匪多湘人，楊為其魁,遇事專擅，歷任督臣不能制)，亦此故也。光緒甲午、庚子間,劉忠誠公(劉坤一,字峴莊)督兩江前後殆十載,競若-日公不死，無復有可以代之者。金陵遂儼然湘人湯沐邑矣。
另一方面,湘軍集團對滿族貴族統治者權力鬥爭，也產生長久而又重大的影響。威同時期形成，並得到確立的滿漢統治者平分權力的格局，至光緒時繼續存在。正如王閣運所說「今之督撫與戰國之君相似，皆自以為是則無不是也」，「官吏之視總督，若實封斯土者，凡所建議，莫敢支吾」。非湘淮兩集團的督撫也同樣如此。張之洞督兩廣時，黜陟大權一人獨攬，撫藩以下，畏其氣焰,唯唯聽命而已。②對清廷雖然作法上有所不同，但遇事專斷則一。如財權方面，度支部就訴說臣部有考覈外省庶政、議準議駁之權，...乃近年各省關涉財政之件....往往事前既不諮商，用後亦不關白。義和團運動時，江漸、兩湖、皖贛、兩廣、山東等督撫，競公然違抗清帝宣戰詔旨， 與列強勾結， 使幾佔全國半數的省置 於戰爭狀態之外。督撫這樣專權，如此跋扈，使滿族貴族深為不安，力圖加強自身的權力。事實上，早在義和團運動前，滿族貴族就趁湘淮兩大集困自然削弱之機，逐步增加旗員總督的任命。
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以湘軍集團為主導的滿漢統治者，鎮壓了具有強烈反封建和發展資本主義傾向的太平天國革命，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似乎停滯不前了。但實際上卻隱伏耆更深刻更嚴重的危機。這種危機不僅表現在原有的問題不但未改善，反而更加惡化。如軍功濫保和捐納開就使原來本已龐大的官吏隊伍更為膨脹，貪污因循等腐敗現象也就隨之惡性擴散，從而更加嚴重地削弱了封建國家機器的功能。同時，湘淮兩大集團所帶來兩大結果，又使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潛伏著嚴重的不安定因素。秦漢以來的歷史證明，高度的中央集權是封建王朝賴以生存的正常體制，一旦大權旁落於軍政大吏，往往就是王朝傾覆的先聲。熟悉這歷史事實和教 訓的滿族貴族，對兵為將有，滿漢地主平分政權的格局，自然深感不安，力圖集權中央，削弱漢族官僚權勢。繼承這兩大結果已近半個世紀之久的漢族地主官僚對此自然十分憤惑，奮起反對，有的更千方百計保持自己的權勢。
鹹同時期的大量事實已證明，滿族貴族已經腐敗無能，只是由於能被迫放棄主導地位，讓出很大部分政權，換取以湘軍集團為代表的漢族地主的支持，才得以度過難關。可見，滿漢地主的聯合和團結，正是清王朝賴以生存的關鍵所在。以載灃為首的親貴們,年青魯莽，見不及此，結果就使自已孤立無援。而與此同時，新的革命風暴正在形成。其所以能形成,主要原因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羣眾革命情緒高漲，資產階級革命力量日益發展壯大。但先在湘軍中得到發展，後又急劇向長江、珠江流城擴散的哥老會也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被打光以後湘軍就成了國內最強的軍事力量 雖然後面裁軍 但是基本上都是轉業居多 湖南系成為國內重要的政治力量 查查譚嗣同 的學生的學生是誰
還有一點 偉人他爹早年發家也是去當兵 去的就是湘軍 如果湘軍沒有那麼大的勝利 回家能買幾十畝水澆田？
而且 太平天國後期主力部隊很大比例也是來自湖南 偉人小時候就喜歡聽退役回來的太平天國舊黨講故事
太平天國其實約等於湖南人內戰把滿清南方打了個稀巴爛 為第二代第三代人奪取全國政權打下基礎
沒有太平天國就沒有新中國
混沌的歷史當中很多事情並沒有寫出來
王朝後期的農民起義，無論成功與否，往往有一個共性，就是嚴重打擊中央政府的權威性。這對於一個封建朝代很致命的。
王朝後期，積累弊病眾多，財政、民政、軍備等問題一定是一起來的。所以當農民起義爆發後，一旦依靠已經形同虛設的地方駐軍和精銳嚴重減少的中央軍無法剿滅後，就陷入兩個選項：
1.堅持中央軍剿滅戰術。通過以中央名義招募軍隊，然後完全按照中央號令排除剿滅農民起義。比如明代就是這種模式。這種模式雖然保證了中央政府對軍隊的絕對控制，但最大問題在於，如果此時朝廷弊病太多，那麼本就戰鬥力不足的中央軍，再處處得聽從中央號令，等於手腳束縛住；而農民起義既然能爆發，必然有足夠的社會基礎。所以此消彼長，處處受困的中央軍，很難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捕捉到足夠戰機。戰勝則難以徹底剿滅農民軍，將殲滅戰打成追擊戰；戰敗則很難有效二次組織，出現潰敗。
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王朝會被不斷放血，放血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不但徹底無力對抗農民起義，且由於過於虛弱，一些中央軍也會成為事實上的軍閥。最終王朝在內外交困中死亡。
2.放權地方自主制定剿滅戰術。承認中央軍疲憊、地方駐軍無能的現實，給予各地自主權，大家自己想辦法去剿滅農民軍。這一戰術足夠靈活，充分利用各級地主和農民階層的矛盾，同時給大家放開手腳，地方優秀地主階級人才可以因地制宜，因勢利導，最高效的剿滅農民起義。
但這種方式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一是中央政府的權威會嚴重打擊，地方實力派紛紛抬頭。如漢末在剿滅黃巾起義後，中央政府也就風雨飄搖了。二是如果地方形成軍閥，固然在本地會努力抗擊農民起義，但是基於對地盤和軍隊的珍惜，一旦起義軍轉戰，則容易出現各掃門前雪現象，如唐末面對黃巢起義時候藩鎮們的做法。
相對而言，清政府已經算是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在對待天平天國起義上，做到了幾乎極致。
第一，清政府早早承認了自身問題，不在奢求一定由中央剿滅，給予了地方實力派自由，從而造就出能與天平天國抗衡的湘軍、淮軍等，避免了被天平天國徹底放血到死的結局。
第二，清政府基本也算控制了地方團練們的大走向，湘軍等軍隊在戰術上有足夠自主權，戰略上還是聽從中央號令的，沒有出現真正意義的軍閥。
第三，在鎮壓天平天國之後，基本做到了對地方大員的控制，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逐步進入中央，成為大清忠臣，沒有努力去做地方軍閥。
客觀說，面對大規模農民起義，清朝的應對已經超過了漢、晉、唐、元、明等朝代，但是，影響依然巨大。
一是，軍政分離的制衡局面逐漸結束。清朝一直對八旗如此重視，並始終保證一定程度的滿含分離，最重要目的就是保證軍政雙方沒有太多交集，作為主要政治勢力的漢族官員和作為軍隊精銳的八旗軍是兩個體系，彼此無法合作，也就不能對中央政府造成任何威脅；即便出現個別身跨軍政兩界的滿族高官，但由於無法做到兩種勢力的整合，所以依舊不能對中央權威有任何撼動。
但是，太平天國起義之後，隨著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一大批具有巨大軍事影響力的高官進入中樞，這種局面被逐步打破。此後，從中央到地方，行政上的高官同時負責練精銳部隊逐步成為主流，中央軍逐步有名無實。王朝最重要的支柱失去，到最後袁世凱逼宮時，清廷幾乎無一可擋之兵了。
二是，地方實力相對中央的獨立性愈演愈烈。曾李左等人並不是一個人，每個人背後都是有巨大勢力。即便本人進入中樞，這些已經形成的勢力依然在地方。而這些地方實力派在中央力量空虛情況下，只能越來越穩固，最終架空中央。清政府也明白地方勢力坐大是要命問題，所以天平天國運動剛剛結束，就空降馬新貽來做兩江總督，希望解決這個問題，結果以不久之後，馬新貽身死名裂作為結局。此後雖然清政府利用楊乃武案等機會對地方勢力一定程度打擊，但實際上還是以中央和地方的妥協而作為結局的。
中央一旦和地方開始妥協，這個潮流就無法阻擋。中央集權政府，本應是中央對地方絕對控股，但到後面清朝已經成了中央政府靠地方參股而存在。等到宣統年立憲派與中央政府一旦交惡，中央迅速失去地方的支持，變成了一個空殼子。一場莽撞的武昌起義，就結束了清政府性命。
所以說，清廷之亡，本質上在於中央的軍政制衡和中央對地方的管控力度逐步消失，最終無力抵禦內外交困。而這一切源頭，都是來自於天平天國運動。
所以，在天平天國起義剛剛失敗時，趙烈文敢跟曾國藩預言清廷壽命不出五十年，本質上也是這一趨勢已經開始，再無停下之理。太平天國起義固然失敗了，但是造成的蝴蝶效應，讓清朝滅亡的種子已經埋下。
洪秀全造反，軍權從此落入漢人之手，這是滿清最大的失敗。滿清入關200年，拉攏重用漢官但是絕不容許漢人掌握軍權，康熙卸磨殺驢削藩逼反吳三桂，雍正背信棄義羅織罪名誅殺年羹堯就是明證。所以，期末革命家指出，滿清200年把統治奴役漢人的江山打造的跟鐵桶一般，一時間無數仁人志士英雄豪傑竟然無從下手!洪秀全舉旗起義，腦滿腸肥的滿清八旗兵們無力鎮壓，鹹豐皇帝黔驢技窮只能下詔讓漢臣自辦團練就地剿匪。鹹豐皇帝只是下發一個批准文件，朝廷不給一兵一卒不撥一兩銀子不發一斤糧草，怎麼剿匪全看漢臣自己的本事了。以鹹豐皇帝的本意，也許是想挑起漢人自相殘殺，然後八旗兵下山摘桃子而已，但是他沒有想到洪秀全鬧的這麼兇，曾國藩這麼有本事!天意如此，自從曾國藩練成湘軍，漢人手裡就掌握了軍權，滿清朝廷就控制不了地方局面了，中央政府逐漸被地方軍閥架空，為武昌起義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礎。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