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點因火車出軌斃命

2007年的春運，一位梳着滿發、身穿黃袍，自稱多爾袞後人的廣州阿伯因爲沒買到火車票，大鬧火車站，並稱其他乘客和鐵路工作人員“都是奴隸”，對火車有意見的不止這位“王爺”。

1850年代，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義憤填膺地寫道：乘坐火車，我根本不能把它視爲旅行；那只是被送到另一個地方，與包裹並沒有什麼兩樣。這位出身優渥，在牛津大學接受良好教育的藝術家，壓根接受不了一羣羣經由火車這個黑怪物“打包”而來的鄉下土包子對着歷史古蹟、藝術珍品指指點點、評頭論足。

這位藝術家還在沿用前輩如歌德等貴族的遊歷方式，處處有僕人陪同，車馬舟船自僱，住宿自然也是在鄉間貴族的古堡，而非跳蚤臭蟲亂蹦，由過度熱情的胖姑娘招待飲食的小旅館。

利物浦到曼徹斯特的火車開通，1830年， A.B. Clayton畫。

但總有人能站在時代發展的潮頭，看清歷史前進的方向。喜歡搭乘火車的海涅在《馬與驢》（Pferd und Esel ）中分別把貴族和平民比作白馬和驢子，面對風馳電掣、呼嘯而過的火車“馬兒深深嘆息哭訴着/驢子在這當中已/氣定神閒地/喫了兩顆薊草球根”，貴族馬瑟瑟發抖，擔心自己被火車取代而被人類驅趕，失去糧草，即將被社會淘汰。平民驢則氣定神閒、毫不在乎，任憑世界風雲變幻，總能靠勞動賺碗飯喫。遠在美洲大陸的馬克·吐溫在《傻子出國記》(The Innocents Abroad，詹宏志將其譯爲《土包子放洋記》）中大讚這種能讓鄉下人以便宜的代價進城參觀水晶宮、開開眼界的發明。

不管貴族們多麼不待見這鐵傢伙，火車就這樣噴着濃煙，呼嘯着闖進了文學的世界。對火車沒好感的狄更斯在1865 年差點因火車出軌意外斃命，這段不快的經歷驅使他寫成短篇小說《信號員》（The Signal-Man），成爲迄今爲止史上公認的最佳恐怖故事之一。狄更斯將火車視爲吞噬一切的魔鬼，寫下了長篇故事《董貝父子》（Dombey And Son)。俄國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託爾斯泰，分別在作品《白癡》（The Idiot）及《克魯茲奏鳴曲》（The Kreutzer Sonata）中，安排長途火車爲故事揭開序幕。但託爾斯泰萬萬沒有料到，自己人生最終幕同樣與鐵路相關——八十二歲時，他爲逃避妻子而離家出走，最終死於火車站。

英國畫家Augustus Egg作品 The Travelling Companions（1862），描繪一列火車駛經法國南部時，一個頭等車廂內的風景。

將火車視爲新文學的象徵

正如安娜·卡列尼娜在前往聖彼得堡的列車上，凝視着其他旅客出神地想到：究竟我是什麼？我是我自己，還是別的什麼女人？當我們坐在火車上，看到由連續的瞬間組成的畫面，我們變得多愁善感，或發思古之幽情，或起怨女曠夫之恨，或是研究起人類的過去和未來，或是思考生命的存在與虛無。看到鐵路邊田裏的水牛農夫，正在門口吃飯的老人，我們常常會想，他看到我了嗎？他在想什麼？他知道我在看他嗎？多年以後，我會記得這個車窗外一閃而過的眼神接觸嗎？在某個瞬間意識到車窗外不斷後退的不僅僅是風景，也是我們正在流逝的生命啊……

這種不間斷的變換流動的景象引發的思考，正對準意識流的口味。1923年，伍爾夫發表了一篇關於現代小說的宣言——《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在點明現實主義已經不能滿足當時人們的表達需要之後，爲新文學做了一個範式：有一天晚上，她趕火車，車廂裏有面對面坐着的一對老人，姑且稱這位老太太爲布朗太太吧！假如讀者與布朗太太作伴，聽到斷斷續續的談話，那麼，一天中千萬個念頭閃過腦中……在伍爾夫看來，火車儼然是新文學的象徵了。

促生新的閱讀需求

漫漫旅途，車窗外再美的風景也會叫人覺得乏味，在疾速行進的列車上，如果沒有旅伴聊天消遣，又不願和陌生人交流，唯一能做的就是閉眼假寐，以期避開和對面旅客的尷尬對視。

德國學者沃爾夫岡•希弗爾佈施（Wolfgang Schivelbusch）在他的《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中，收集了乘客對此種情況的投訴，有位乘客投書《鐵路時報》（The Railing Times），要求改裝座椅：“說起鐵道車廂的內部安排……我懇切地……向公衆建議，在每輛車上都能夠讓一些車廂裝合在一起，從而使乘客能夠背靠背地坐着……這會比連續坐上三四個小時一直研究別人的面相，又找不到更好的消遣，要舒服的多”。

《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

作者：[德]沃爾夫岡•希弗爾佈施（Wolfgang Schivelbusch）

譯者：金毅

版本：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7月版

這位自稱爲“債務禁錮與旅行監禁的敵人”的乘客沒有達成他的目標，倒是後來的地鐵改成了平行座椅，但是大家還是面對面的相看兩厭。不像我們的年代，大家戴上耳機，沉浸在手機裏，基本上就可以與周圍的人隔絕。那時還在純真年代的英國人習慣於平靜寧和的鄉村，生活在以教堂爲中心的村子裏，在西風帶氣候滋養下的一望無際的草地上散步，看雪白的羊羣滾動，一派鄉村牧歌的生活圖景，壓根不知道如何自然舒適地和陌生人共處在狹窄封閉的車廂裏，更別提三言兩語之後加微信賣面膜之類的了。

所以，在旅途中，一本適合消遣的書是必須的，新的閱讀需求由此產生。

敏銳的商人嗅到了其中的商機，最早的是W.H.史密斯（W.H.Smith)公司於1848年在倫敦的尤斯敦火車站（Euston Station)開辦了第一個火車站書報攤，全稱W.H.史密斯書報訂閱圖書館(W.H.Smith&Books Subscription Library)，精英書報的售賣和徵訂業務，依據流傳下的書頁廣告來看，銷售範圍包括藝術、傳記、旅行、小說、詩歌、科技類等重要作品，還有主流的雜誌和評論。

W.H. 史密斯在倫敦國王十字車站（King’s Cross Station）的書報攤，時爲1910 年。圖片來源：《書的演化史》。

以一本流傳至今的1861年出版的德國小說家恩斯特·菲利普·卡爾·朗伊(Ernst Philipp K. Lange)以筆名菲利普·蓋倫（Philip Galen）所寫的《聖詹姆斯的瘋子》（The Madman of St. James）爲例，書前書後都有許多分種類的新書資訊，最佳作家最佳作品銷售榜，封底是大仲馬小說的推介廣告。據書中分店情況介紹，伴隨着鐵路在英國的鋪設，在當時已經有超過160家連鎖書報攤了。並且發展海外業務，在愛爾蘭都柏林的Principal火車站設有分店。

W.H.史密斯的成功引起了其他人的效仿，出版商羅德里奇（Routledge)緊隨其後，創辦了羅德里奇鐵路圖書館（Routledge's Railway Library)，開展圖書售賣和出租業務。在1850到1860年代，是其輝煌時期，當時發行的黃皮書系列（Yellow back)包括了從簡·奧斯汀到艾德蒙·亞特斯（Edmund Yates)等120位作家的作品。在1853年，該公司以兩萬英鎊買下愛德華·布沃爾·立頓（Edward Bulwer Lytton)作品平價版的發行權，第一年僅《愛德華小說自選集》就賣出了兩萬六千冊，作家和出版商都獲得了很好的利潤，鐵路在其中可算居功至偉。

由羅德里奇發行的《愛德華小說自選集》右上角標價兩先令。圖片來源：British Library。

在法國，1852年路易·阿歇特創辦了名爲鐵路圖書館（Bibliothèques des Chemins de Fer）的書店，並在法國政府的許可下壟斷了全國火車站的圖書經營生意，直到今天，阿歇特仍然持有連鎖書報攤“赫雷”（Relais)。

熱衷於渲染車廂裏的侷促不安

高鐵讓大家實現了說走就走的願望，但是你卻難防說不挪窩就不挪窩的霸座博士，任爾憑票就坐，我自巋然不動。還有那忘我嗨歌的大媽；熱心分享劇集的外放小哥；高仿港臺腔撒嬌發嗲的直播黨……火車之旅就像一盒巧克力，不到上車那一刻，你永遠不知道是什麼“奇葩”坐在你的隔壁。而維多利亞時代的火車乘客，可能比你更擔驚受怕，因爲他們還要面對隨時發生的狂躁病患——甚至可能是他們自己。

火車站（The Railway Station），威廉·包威爾·弗里斯（William Powell Frith ），1862 年。最右側兩名頭戴禮帽的警探抓住企圖乘火車逃走的嫌犯，雖然衣着整齊，但是鞋子上的泥巴露出了破綻。畫家將前景接近90個人物分爲三個大羣描繪在畫面中，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階級、個性，不同的目的地，當然，還有不同的故事。圖片來源：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當時一些醫生認爲，快速運行且晃動的車廂有損健康，容易引起精神上的狂躁。自1860至1870年代，報章雜誌開始出現關於火車乘客怪異行爲的報道，通常是描述看起來很鎮定的人搭乘火車後，突然身體不受控制，狂躁症發作，甚至於要跳出車窗。當時的醫學期刊非常關注這種現象，並希望找出檢測潛在火車瘋子的方法；媒體也相當熱衷新鮮聳動的消息，並開始大篇幅地報道，讓“不列顛火車狂人”的故事飛到大洋彼岸。一名“美國旅行者”於是攜帶左輪手槍乘坐火車，原因是害怕遇到瘋子。

有人在火車上狂躁症發作，當然也少不了小偷小摸，還有密謀兇殺。在這樣的環境中閱讀偵探小說，身臨其境的刺激感一定很強。推理作家們纔不會放棄這絕好的素材，拼命地添油加醋，誇張地渲染這種陌生環境中的侷促不安。

1889年《警察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Police）的插圖，描述一位狂躁症發作意欲跳下火車的乘客。圖片來源：British Library。

最傑出的推理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她的《東方快車謀殺案》是火車推理故事的經典，開往千年古都伊斯坦布爾的豪華客車上，看似毫無聯繫的乘客，離奇死亡的書商，大偵探波洛縝密的推理，本以爲即將真相大白，但卻愈加撲朔迷離，人人都有不在場的證據，人人卻都有嫌疑。

正如推理小說中的案情常常發生在海濱小城、荒村古堡、懸崖山莊，這些地方同車廂一樣，都是遠離主流社會的封閉空間，暫時避開了主流社會的法律和道德監管，犯罪容易滋生。也正是這種環境，才能讓波洛這樣退休又不受重用的偵探，得以放開手腳，在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上游走。同時，這種情況也遠離了先進技術，偵探的細微觀察和縝密邏輯成爲破案的主要工具，情節上也更引人入勝。

在《她的藍色火車之謎》、《ABC謀殺案》中，火車都是其中的重要線索。亞瑟·柯南道爾筆下，火車旅行也時常是犯罪事件上演的地方，《巴什克維爾的獵犬》中是火車用來揭示或者隱藏罪惡的典型。《銅山毛櫸案》中，福爾摩斯要求華生查看案發當月全英所有列車記錄，犯罪與辦案都受到火車的影響。威爾基·柯林斯的不少故事中，火車也佔有喫重的角色。

《ABC謀殺案》中，貫穿案情的《ABC鐵路指南》，在1930年代是很流行的鐵路旅行手冊。

更有助於文學家揭露人性

2018年播出的電視劇《莫斯科行動》，讓觀衆瞭解了1990年代初，那些發生在中俄國際班列上駭人聽聞的犯罪活動，不少父母又一次給在外打拼的孩子講授出門在外，“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古訓。

不同於火車站的進進出出、人來人往的極大不確定性，雖然車廂是在移動的，但是在一定時間內，車廂是相對封閉的。一旦如“中俄列車大劫案”中，列車駛入蒙古國境內，處於沒有警力監管的法外之地；或者遇到緊急情況，比如荒漠脫軌、深山泥石流、荒原暴風雪等；再或者是電影《釜山行》那樣的喪屍入侵，極易形成道德和法律上的“無人區”。

馬克·吐溫《火車上的喫人事件》描述了一羣西裝筆挺的美國紳士，在因爲暴風雪停駛的列車上，爲了解決食物問題，在經過了題名、複議、修改提案、自由討論、表決修正案到投票選舉的嚴格的民主程序後，選出作爲食物的同伴——其本人也有權參與投票，面對這些食物，大家各自點評是否可口，自然有肉質不佳的犧牲者被嫌棄。讀完叫人毛骨悚然，驚懼不安。雖然作者意在嘲諷美國式議會民主，卻不由得叫人想起八年前，魯榮漁船2682號上的那句話“剩下的人想要活命，必須沾點血”。此外，託馬斯·曼恩《火車事故》，芥川龍之介的《橘子》、黃春明《看海的日子》都是車廂中人性刻畫的佳作。

1868年發表在Broadway Annual上的《火車上的喫人事件》。 圖片來源：Word Press。

車廂中的社會圖景

飛馳平穩的高鐵不僅象徵着驚人的中國速度，也承載着中國人的自豪感。回顧歷史，近代以來，中國人對於鐵路的情感卻相當複雜。從中國第一條鐵路被清政府贖買後全部拆除和唐胥鐵路上馬拉火車，到詹天佑設計修建京張鐵路，挽回民族尊嚴。從保路運動促成武昌首義推翻清政府，到孫中山著《建國方略》，振興鐵路。火車就這樣和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糾纏在一起。

雖然作爲先進技術的火車是先賢們所期望的，但是這種技術的所有者也是欺辱我們的列強，在情感上當然也還有抵制。比如吳趼人的《後石頭記》中，“文明境界”裏的老少年對火車的按時開動，大加指責，認爲是不通人性，不能按人的需求隨到隨走，乍看之下，還以爲是某位力阻高鐵的壯士自白宣言呢。按時、守時是工業文明下人們生活必備的準則，正是爲了確保鐵路的準時，各地之間的時鐘也都統一了起來。追求進步文明的吳趼人卻借老少年之口稱之爲“野蠻辦法”，正如陳建華所說，是“仍有文化抵制心理”。陳蝶仙的《新酒痕》、孫俍工的《旅行》和馮沅君的《旅行》，分別呈現了火車在社會變化和女子解放上的象徵意義。

《新酒痕》，陳蝶仙著，連載於《小說畫報》，1917年。描寫民初老“滬漂”趙伯人在上海沒有混出名堂，乘火車回杭州“奔走救國”，以求在民初的混亂中撈取好處。列車開出，上車的有無恥吹牛的政客，冒充學生的妓女，自稱辛亥功臣的混混老太婆，還有報館編輯、商人、相士等各路人物，組成了民初社會的寫實劇。插圖呈現的是趙伯仁不捨得扔下兩塊錢新買的馬桶，就搬上車廂，帶回杭州老家使用。

改革開放後，不同社會羣體因爲經濟文化上的區別開始產生隔閡，阿城小說《臥鋪》中，善良淳樸、渴望文化的河南軍人，讀着詩集卻冷漠不尊重人的女文青，熱心的農村大爺，出差幹部的“我”。雖然同在一個車廂，但分明是四種不能互相瞭解的羣體，尤其是河南軍人與女文青的衝突情節，更顯得不同羣體間的隔膜與誤會在不斷加大，曾經農業社會的溫情，就這樣消失了。

詩人于堅的散文《火車記》刻畫渲染得十分精彩，真是高鐵未普及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人坐火車的最生動描寫。購票前的慌亂，出發前父母的過度緊張，車站的混亂，上車後複雜的人際關係——無端的熱情會引起猜疑，但是過分的疏離會引起衆人的孤立，後果更加嚴重：如果有人公然無視這種安全感的保護，拒絕加入這六個人的黨（指臥鋪車廂裏的六個人），自命清高，那麼該人立即會成爲公敵，被孤立起來；中午賣飯的車來了，不提醒他，由他餓着肚子呼呼大睡；有人翻他的財產，裝着沒看見；他上廁所，得提着財產去，沒人願意替他代眼……在一個遠離同鄉、熟人、同事、領導並且永不固定、永遠在流動的場合，人本來可以自行其事，卻發現他仍然不能放任自流，他在任何地方脫離羣衆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詩人所描寫的人物、景物、情感都如此直接，如此真實。估計每一位有過綠皮車經驗的讀者都會擊節讚賞，追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改革鉅變中，紅紅火火的社會發展與緩慢轉變的人情社會。

火車上的閱讀，Edward Clark 攝 ，1949年。圖片來自：LIFE。

就像一次鐵路旅程

作爲飛機乘客，受困在兩萬英尺高空的窄狹座位上，過於“離地”又難言“貼地”的真切感受；輪船隻會把你孤立在無邊汪洋；公交使人身陷車水馬龍的路面交通，欠了抽身的可能。

所以，在今天，我們仍然認爲，火車始終是閱讀體驗最佳的比喻。因爲火車足夠貼地，讓人飽覽窗外景色之餘，還能夠保持適度安全距離。正如讀者與書本的關係，再投入也不用爲角色承擔任何責任。很多作家寫作時，同樣追求這種亦近亦遠的距離，把自己鎖在房內振筆疾書，與角色發展一段親密關係。伍爾夫在 1919 年的短篇小說《弔唁》（Sympathy)中，便準確描述出這種微妙關係：

在一列特快列車上，我看到山丘和田野，看到一位帶着鐮刀的男人，在我們駛經的時候，隔着籬笆擡起頭來，一對戀人躺臥草地上，毫無避忌地盯着我。一些重擔由此放下、一些障礙由此掃除。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新京報記者 何安安  實習生王塞北；編輯：安也；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書友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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