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銳

1983年，陳旭麓爲自己的學術論文集作序時指出：“我們處在偉大的變革時代，一切都在變動和發展之中，經常被這樣和那樣的思潮所吸引和困擾，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素養，沒有洞徹事物的能力，僅憑一時直覺，追蹤現實，借史發議，縱無噁心，也很難免於乖戾”。[1]在這裏，他似乎預料到了當代文化表達的某種特徵，即馬克思主義素養的重要性可能需要再次被強調，而面對日新月異的“變動”與“發展”，人們似乎越來越習慣於憑藉由後冷戰時代的全球意識形態所形塑的“直覺”去“追蹤現實”，然後感覺古今之間彷彿有相似之處存焉，於是不斷“借史發議”，美其名曰“常識”。

針對當時塵囂直上的“反思”——即“對馬克思主義、革命、歷史的再認識”，陳旭麓認爲：“除了反思之外，我們還需要一點反反思，也就是反思的反思”。[2]從這段頗爲拗口的表述裏，或許可以看到陳旭麓真正的獨立思考精神。具體言之，就是充分認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個概念是完整的，沒有半殖民地，就沒有半封建；有了半殖民地，纔有半封建”。它“作爲一個社會形態的存在，是誰也否定不掉的事實”。而從全球視野來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中國社會發生變化後出現的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3]毋庸諱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概念的流行，離不開中國現代革命意識形態的傳播與普及，但在陳旭麓眼裏，這恰恰提供了深入思考近代中國社會特徵的切入點。他指出：“關於近代社會的特徵，過去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中，已提出了許多值得我們參考的特徵”。[4]如果說“革命”是現代中國的重要歷史主題的話，那麼“《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在這方面有許多精闢的論證”。[5]

在筆者看來，通過仔細涵詠陳旭麓這些關於中國近代史方法論的總體思考，也許能更好的理解他在初版於30年前的《五四後三十年》一書中對於這段歷史時期總體特徵的描述：“帝國主義長期侵略下卻有滅不了中國，中國在夾縫中發展資本主義又不能蛻變爲資本主義，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都處在嚴重的裂變和不斷的新舊衝突”。[6]由此而生的問題或許就是，爲何帝國主義者對中國“長期侵略”，而中國卻依然未被滅亡，這背後的政治力量及其社會基礎是什麼？如果說資本主義是19世紀以降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主角之一，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爲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7]那麼爲什麼這一要素在近代中國總是難以形成真正獨立的、完整的、具有根基的形態？按照中國傳統史學理念，歷史的要義在於“屬辭比事”，將“空言”寫於“行事”之中更能“深切著明”。《五四後三十年》一書正是通過詳盡的歷史敘事，給出了關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

《五四後三十年》以“革命的新紀元”起，終於“新中國的誕生”。從標題即可看到，此書重點分析的是作爲“新紀元”的思想、羣體、人物、集團，如何在歷史舞臺上登場亮相，通過30年的奮鬥，最終建立了新中國。說到“革命”，其實它從清末開始就在中國傳播流行，所謂“中華民國”也是在革命的口號之下成立的。但這裏強調革命運動中的“新紀元”，也許意在彰顯與過去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的不同之處。而正是“五四”賦予了這一“新紀元”成爲一股重要歷史力量的契機。恰如書中所論：“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前，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雖然千辛萬苦地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但因與工農羣衆相脫離，以致多次奮鬥，一再歸於失敗”。而“通過親身參與的革命實踐，知識分子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拯救祖國的真正力量存在於千千萬萬個普通中國人，特別是工人階級身上”。[8]

依筆者之見，這一論斷在今天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有着數千年士紳支配的傳統，各種新舊士紳想象一直頗有市場，而作爲一般性普遍概念的“民”，其地位在這一傳統里正如韓愈所言：“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因此，“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陳寅恪嘗謂：“自漢代學校制度廢弛博士傳授之風氣止息以後，學術中心移於家族，而家族復限於地域，故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9]“家世”與“地域”乃理解中華文明存亡絕續的關鍵。如果用這樣的視角分析近代“新陳代謝”，那麼極有可能難以在立場和價值觀層面體會知識分子與工農羣衆結合的歷史意義。因爲廣大工農羣衆並無陳寅恪那樣的“家世”，他們在某一“地域”既不能收租，也不能放貸，更沒有建立在這樣經濟基礎之上的“文化功能”；難以理解爲何當時會有“勞工神聖”的口號出現，爲何五四研究專家周策縱教授會認爲被今人歸於所謂自由主義陣營的人，“很少有人嚴肅地考慮通過經濟組織和實踐，在中國實現民主主義的問題。對經濟問題的忽略是自由主義的公衆影響力日益衰微的主要原因之一。”[10]由此造成對五四以來中國政治文化的理解趨於某種“變型”，忽視當時真正存在於社會上的巨大歷史能量。

就此而言，這本書的再版無疑打開了一個進入歷史深處的窗口。本書用大量篇幅敘述了1920年代以來的左翼思潮、工人運動與現代農民戰爭，正是五四運動所形塑的這些新的政治力量，使中國具備了擺脫近代以來政治經濟困境的可能性，特別是回答爲何“帝國主義長期侵略下卻有滅不了中國”。在前文提到的陳旭麓認爲其中包含大量“精闢的論證”的那套書中，有兩篇文章也許在今天特別值得注意：一篇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夠存在》，一篇是《論持久戰》。前文把井岡山根據地的建設置於一個廣闊的視野之中，通過分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指出其對於中國不同政治集團的影響，進而探討如何突破這一格局的具體戰略。後文冷靜的對比中日政治軍事力量，從國內與國際地緣政治的角度預估戰爭的進程。這兩篇文章背後的風格與精神，正是五四運動偉大歷史遺產的一部分。文章作者1919年曾主編、主撰一份名叫《湘江評論》的刊物，他在《創刊宣言》裏開宗明義的指出：“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喫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衆聯合的力量最強”。[11]爲了解答這一問題，探索這一力量，作者十分關注當時世界政治經濟變動的軌跡。在作者發表於這份刊物的文章裏，涉及到日本搶米風潮、西歐罷工運動、阿富汗與印度的關係、匈牙利與東歐政局、德法之間的“萊茵共和國”糾紛、美國托拉斯勢力的經濟主張等內容。這是一種何其廣袤的世界視野，五四運動中所形成的“放眼世界”之風氣，在這份刊物裏有十分明顯的體現。而發現“喫飯問題最大”，認識到“民衆聯合力量最強”，其實也就彰顯了爲何“帝國主義長期侵略下卻有滅不了中國”的根本原因。本書所敘述的許多歷史事件、披露的許多歷史資料，或許可以在這樣的思路下來閱讀、體悟。

回到書中序言提及的另一個現象：“中國在夾縫中發展資本主義又不能蛻變爲資本主義”，這需要分析五四以來歷史變遷中更多的複雜現象，特別是握有大權的北洋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之特徵。本書對此也有大量的敘述。不同於一般性的概括，本書在提出具體論點時，披露了許多史料，能夠讓人對這些歷史現象有更爲直觀的感覺。根據書中的敘述，以北洋政府爲代表的民初政治具有以下特徵，首先，它由軍閥與士紳共同支配政治權力，前者擁有武力基礎，後者在形同具文的政治架構中縱橫捭闔。其次，經濟上高度依賴向列強的借款、附屬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極慢，更無法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提供有效支持。最後，制度設計上難以與中國現實接榫，普遍的“民”意並不在場，特別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形同“無聲的大衆”，缺少制度上的流動、整合與吸納渠道。北洋時期許多政治紛爭，其基本癥結就在於此。這樣的制度設計與政治參與者，難以讓中國實現現代化。

就此而言，能否真正克服、揚棄這一弊端性十分明顯的“民初模式”，成爲後來中國政治進程的關鍵所在。但以蔣介石爲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卻並未能做到這一點。經過“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民黨內有理想、與工農大衆有聯繫的黨員大半被殺害，留在政權裏的多爲蔣氏親信、地方劣紳、軍閥武人，以及原來北洋政權中的大小官吏，這樣使得南京國民政府缺少堅實的社會基礎，只是藉由所謂“訓政”，成爲新的政治寡頭。與此同時，國民政府確實想發展經濟，但它並未改變依附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地位，致使中國難以形成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並且經濟長期掌控在與國際金融資本和國民黨官僚集團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政治力量手中，買辦資本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橫行一世，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則顯得步履維艱。

更有甚者，本書通過詳細的舉證，澄清了對於蔣介石政權的一些基本感觀。蔣氏在1930年代扶持各種特務組織，後者鼓吹法西斯主義。正如與之長期打交道的周恩來所論，蔣記國民政府“就是官僚資本（資本、土地、工具集中在極少數的官僚財閥手裏）與特務制度的結合。在蔣介石身上，便是軍閥、交易所老闆和流氓頭子的結合”。[12]理解了這個政權的性質，就能夠更爲深刻的認識書中所描述的歷史場景：

紅軍主力撤離革命根據地後，國民黨反動派對蘇區進行了滅絕人性的“清 剿”。他們糾集豪紳地主組成“返鄉團”“民團”“鏟共團”“暗殺團”“壯丁隊”“義勇隊”“靖衛團”“清鄉委員會”以至“殺人會”等，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的反攻倒算。他們每到一處，搜山、封山、燒山、移民、抓丁、販賣人口，對紅軍家屬和根據地普通羣衆施行活埋、槍殺、挖心、肢解、碎割等酷刑。僅閩西一地被殺絕的農戶有4萬多家，被殺害的羣衆達10萬餘人。原有12萬人口的湘鄂贛的連雲山地區，被摧殘成杳無人跡的荒漠地區。連國民黨當局也承認，根據地內“無不焚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燒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間不見炊煙，田野但聞鬼哭”。[13]

這些描述非常直白，已經不需再做闡釋。而問題或許在於，今天人們是否還會覺得這些記載是理解蔣介石政權的重要依據，或者說認爲這些歷史還值得寫嗎？是否還會對這些被國民黨殘殺的廣大農民心生同情。如果說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強調“保民而王”，強調“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那麼在進行這些殺戮行爲的同時，蔣介石竟然還在鼓吹“復興中國文化”，借用他所仰慕的曾國藩的話來說，這真是要讓“吾孔子、孟子之所以痛苦於九原也”。以筆者自己的閱讀體驗，讀完這本書中對於蔣政權的敘述，能夠更好理解爲何畢生以闡揚儒學爲己任的梁漱溟晚年回憶起蔣介石，會認爲後者的特點就是“太虛僞”、“太自私”，調侃其最大貢獻就是“造成共產黨的成功”。[14]

 總之，《五四後三十年》不但在史學規範上嚴謹細緻，敘事流暢清通，資料豐贍詳實（就當時的條件而言），而且對於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學術與思想意義，特別是能夠澄清許多晚近大衆文化傳播所造成的歷史迷霧。最後，關於這本書書名中的“三十年”，筆者想起包含大量“精闢的論證”的那套書的作者在70年前一篇文章裏說到的話：“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15]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筆者不知道陳先生當初定下本書書名，是否包括了這句話中所提及的思想和情感。但關鍵在於，再版陳先生主編的這套書，是否能提供一個讓今人真正接近這樣的歷史情感與歷史價值觀的渠道。畢竟，這樣渠道似乎離我們已經很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