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絲綢之路到新絲綢之路——一種跨文化研究視角｜學習筆記
●肖懷德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四年在甘肅工作期間的一點業餘研究心得，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基於實踐的認知和反思。為什麼我沒有選擇一直在高校或科研機構做研究，而是不斷在學術、政府和實踐領域進行角色切換。我認為在當下文化、科技、商業等業態之間，以及人和人，現實與虛擬，人與星球之間的關係都處於一個新的變革時期，在傳統的研究體系裡面，學者要創造一些鮮活靈動、指導未來認知的當代文化發展新思想，確實有很大的難度。所以不能把自己固化到一個傳統的研究框架裡面，這是我自己選擇的一種學術路徑。
今天這個主題，是過去四年在絲綢之路上行走、生命體驗而形成的一種文化思考，不一定非常成體系，但應該說會有它特有的溫度，我是從這條路上走過來的。
我想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理解一帶一路。現在一帶一路的話題很熱，這是國家新的全球戰略，其背後有一個古絲綢之路的文化邏輯和脈絡。現在學術界有兩個體系：一個是絲綢之路考古、文獻和敦煌學為主的學術體系。一個是最近時髦的一帶一路政經學術體系，從地緣政治和經貿角度思考的維度。這兩個體系之間的勾連以及背後的邏輯是需要去構建和思考的，否則它們之間會有一段很深的鴻溝，互相的關聯性不夠。今天我探討的新絲綢之路，與「一帶一路」有耦合，但不完全一樣，這不是中國的提法，而是全世界很多國家共同的提法，俄羅斯、美國、印度、日本等都有過這樣一種提法。
今天給大家分享三部分的內容，第一就是關於古新絲綢之路的源起內涵和異同。第二，絲綢之路的文化遺產和當代文化意義。第三，絲綢之路跨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一個嘗試性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一、古新絲綢之路的源起、內涵與異同
古絲綢之路有四條路，最常見的是大家熟知的陸路絲綢之路，也叫「綠洲絲綢之路」，就是從長安出發穿過河西走廊，新疆到古代的西域國家這樣一條路，把散佈東亞、中亞、西亞各地的城鎮和沙漠綠洲串聯了起來。這是從漢代張騫開始開闢的絲綢之路，也是大家認知度最高的一條路。第二條路是海上絲綢之路。海上貿易從中國東南沿海，經過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其次還有兩條，一條是草原絲綢之路，東起大興安嶺，向西經過北蒙古草原、哈薩克草原（錫爾河之北）、南俄羅斯草原（裏海與黑海之北），一直到多瑙河。一條是南方絲綢之路，指南北向的道路網，把北邊的河西走廊、隴中、隴南和漢中地區跟南方的青海、川藏、雲貴地區以及再南的南亞次大陸、印支半島連接起來。後兩條路相對影響沒有那麼大。我們會比較重點突出陸上和海上這兩條道路。古絲綢之路的開闢到底基於什麼樣動機，我覺得有三個方面，
第一，從政治動機來講，開闢陸路絲綢之路，是基於匈奴的侵擾，漢武帝決心平定邊疆，聯合西域的月氏消滅匈奴，這是國家對邊疆拓展和穩定的動機，這是一個政治性的動機。
第二，從商業動機來講，開闢絲綢之路是一種商人逐利的驅動，穿越東西方進行商品貿易，中國的絲綢、瓷器、鐵器、茶葉等商品不斷地輸往西方，西方的良種馬、皮毛製品、珠寶、香料、核桃、胡蘿蔔、苜蓿等物產輸入中國，這是逐利驅動最終帶來東西方之間的商品交換和商貿交往。
第三，是信仰的動機，宗教徒基於對信仰的虔誠，尤其是佛教徒對佛法的弘揚，他們內心有信仰的支撐，會不畏艱辛傳播他們的信仰。
從動機的角度核心是這麼三個，一個是政治的，一個是商業的，一個是信仰的。
從古絲綢之路的內涵來看，首先是政治內涵，核心是邊疆穩定，開疆拓土；其次是經濟內涵，核心是商品交換和商貿往來；最後是文化內涵，核心是思想交流和文化傳播。
新絲綢之路是什麼呢？我們看，從1997年日本開始提新絲綢之路外交戰略，2002年俄羅斯、印度等國提出的「北南走廊」計劃，2009年歐盟提出絲綢之路計劃，2011年美國提出新絲綢之路戰略，2013年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新絲綢之路並不只是中國提出來的，這是很多與歐亞大陸利益相關國家的地緣政治經濟的戰略方向，只要這個國家強大了以後，總是希望在國際秩序中獲得更多的主導權和話語權，都會關注到歐亞大陸及其腹地，都會試圖貫通歐亞的戰略規劃，於是，新絲綢之路戰略應運而生。
那麼，新絲綢之路的動機是什麼呢？我也大致梳理了一下，新絲綢之路的動機其實在於，
第一，歐亞大陸腹地的大國博弈。歐亞腹地核心是中亞五國，這已經成為大國博弈的棋眼，為什麼呢？中亞五國作為歐亞大陸橋核心腹地，這是歐亞大陸橋所有能源、交通運輸的樞紐，這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認知的。
第二，現在的新絲綢之路上面，因為交通和信息傳播的變革，現代的陸路經濟重新煥發生機。為什麼漢代開始，古絲綢之路會有長安到新疆的這一條道路，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海上交通與貿易，明代以後海上交通與貿易興起，陸路交通逐漸沒落，陸上絲綢之路也逐漸衰微。我們為什麼提新絲綢之路，是因為在新的信息和交通變革之下，信息流通、陸上交通運輸速度大大提升，使得陸路經濟重新煥發了生機。
第三，現在的大國更加註重周邊外交和小國外交。如果我們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注重外交講大國外交，到今天中國開始要提新的外交戰略，叫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或者說，我們始終將周邊置於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為什麼呢？因為大國外交的重點往往離不開小國外交的關節點，比如說中國和美國、俄羅斯等等國家外交戰略很多關鍵點在於跟利益相關的小國外交和周邊外交的一些引爆點。
第四，新絲綢之路背景下的大國之間的文化之爭，已經成為一種價值觀之爭和道義之爭。
關於新絲綢之路的內涵，總基調是和平發展，和而不同。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是大國的博弈，對中國來說是戰略安全和邊疆穩定考慮，也是抗衡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戰略考量。從經濟上是關於交通，關於貨幣金融，關於商貿投資，是一種綜合的經濟概念。從文化上是一種宗教的衝突和價值觀的較量。
那麼，古絲綢之路和新絲綢之路之間有什麼樣的異同呢？我大概做了一個梳理，首先是相同點。
第一，古絲綢之路也好，新絲綢之路也好，都是基於國家強大之後，希望擁有更多的國際話語權、秩序制定權，更全面的融入世界的內在動機。
第二，古新絲綢之路的誕生都是基於國家政治，經濟兩大核心驅動推動下形成的，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是結果。所以我們文化界的同仁會提一帶一路要文化先行，但是新絲綢之路的提出一定是基於政治和經濟的國家戰略和國家想像，才會出現的，文化往往是結果或者思想的交流往往是結果。
第三，古新絲綢之路均是中國認識世界，與世界建立聯繫的通道，是不同國別的人們超越自我認知的邊界，探索新的世界，建立與未知世界連接的實踐。古絲綢之路為什麼會開闢？那個時候從漢朝到唐朝，中國是東方大國，需要認知自己世界之外的新的世界。今天的中國其實同樣的，在中國經濟強大以後，雖然有全球化的一種背景，但是中國需要與全世界構建更緊密的聯繫，需要在全世界新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一種話語權和秩序的制定權，所以才會有新絲綢之路的誕生。
古新絲綢之路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第一，古絲綢之路時期的各個國家是相對封閉的系統，那個時候信息、交通等沒有這麼發達，我們人類所認知的世界是一個相對有限的世界，開拓古絲綢之路更多是基於認知的需要。但是新絲綢之路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是一個互聯網的時代，這個時候新絲綢之路的開闢更多的是基於一種認同的需要。中國需要有更多的國家來認同，所以才會有新絲綢之路。認知與認同，這有本質的區別。
第二，古絲綢之路其實是有明確的地理概念和坐標的，這條路在這個地方經過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再到那個城市，新絲綢之路其實是一個泛地理概念，我們在講一帶一路或者講新絲綢之路，不要陷入具體地理概念裡面，在今天新絲綢之路是借一個新絲綢之路的內核，本身的概念是沒有那麼地理化的，具體的說，就是用一帶一路來引領歐亞大陸的貫通性發展，用帶和路形象的穿起來，並沒有規定某個地方不能參與一帶一路，不能作僵化式理解。
第三，古絲綢之路的開闢，那個時候其實是伴隨著戰爭而誕生的，但是新絲綢之路的背景是和平。
第四，古絲綢之路的相關區域當時是中國政治經濟的核心區域，當時的首都在長安，所以整個中國的西域，這是中國開疆拓土和中國政治經濟的核心區域。今天我們說的新絲綢之路的沿線省份，它是中國政治經濟相對邊遠落後的區域，所以在新絲綢之路的背景下，那個區域，在不同的時代位置和角色決定了他承擔不同的功能，這方面尤其需要清醒認知。
以上是我分享的第一部分。我想把古絲綢之路和新絲綢之路做了一個對比，其實目的是希望把這兩者之間內在的邏輯，以及對當下的一帶一路或者新絲綢之路有一種更清晰的理性的認知。
二、絲綢之路留下的文化遺產和當代文化意義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從文化的角度，我們應該如何去思考，如何去連接古今絲綢之路。首先，古絲綢之路為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文化遺產？我覺得有兩種文化遺產，第一個是物質層面的，第二個是精神層面的。
從物質層面有幾個方面：
第一，是從古城邦到現代節點城市。在絲綢之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城邦，因為商貿的交往成為當時的繁華都市，到今天其實很多也是非常現代化的城市，從長安開始到敦煌，到阿拉木圖、撒馬爾罕，到歐洲的羅馬、威尼斯等等，這是我們看得見的物質文化遺產。
第二，是從古國到現代國家。在絲綢之路上曾經有過很多文明國家，比如龜茲古國、於闐國、貴霜古國，這些古國都消失了，今天變成一個一個的現代國家，地理和區域也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
第三，是古代人們生產生活的場景和東西方交流的印記。這些東西通過文獻、洞窟壁畫、文物存留到今天，這是我們能夠看得見的，能夠從博物館，哪怕可能在德國、俄羅斯、英國的博物館，但是它都是留下來的一種遺產。
第四，是廢墟和遺址，絲綢之路這條路上留下了大量的考古遺址和廢墟，如黑水國，玉門關等等，這是我們看得見物質文化遺產。
從精神文化遺產的角度，如果說今天我們在理解絲綢之路的時候，或者說我們今天在去復興絲綢之路的時候，我們可以繼承這樣一些精神遺產，它們在今天同樣可以發生化學反應和作用。我覺得主要有這麼幾個方面：
第一，是開放大國的文化自信。古絲綢之路繁榮的朝代，無論是漢朝還是唐朝，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大國，這個國家當時是非常自信的，具體表現在當時的長安城，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一片萬國來朝的景象，那個時候所有的，哪怕很小的宗教，像摩尼教、妖教等小宗教在長安城都是有據點的，國家允許這些小的宗教在這裡進行宗教的傳播和宗教活動，這就是一個所謂開放大國的文化自信。包括當時我們在張掖舉行的萬國博覽會，這些都是體現。核心是古絲綢之路的那個時候，這個國家是一個高度開放的，有充分的文化自信的，今天我們在談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時候，其實絲綢之路上的當時的一種包容，開放的文化心態，在今天來講是可以來反思或者來借鑒的。
第二，舍家與為國。張騫出使西域，前後歷經13年，受盡各種磨難，堅持下來，最後回到長安，他內心是有一種小家和大漢、家國情懷的東西存在的，大漢在這個人心目當中是神聖的，是超越小家的。這樣的精神文化遺產，在我們今天是可以來重新理解、學習或者說來傳承的。
第三，對於信仰和生命意義的追問。在絲綢之路上大量虔誠的宗教徒和傳播者，包括佛教的傳播者，翻譯者，玄奘、鳩摩羅什，包括莫高窟的供養人，莫高窟誕生其實最初的動機是基於這樣一羣供養人人要修功德窟，這些東西最後為什麼能夠形成，背後是有宗教般的信仰支撐的。絲綢之路上到今天能夠看到的偉大的文化遺產和創作，背後都有一種信仰的力量。
第四，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這個時候的文化使者，無論是東方的使者和西方的使者，比如，伯希和、斯坦因、利瑪竇、馬可波羅、鄭和，等等，他們穿梭於這個道路上，東方使者對西方是完全沒有認知的，西方的世界是陌生的，西方人對東方也是陌生的，他們為什麼要歷經各種阻擾和風險從西方走到東方，從東方走到西方，傳播科學、技術、知識、文化，都是基於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好奇。這也是今天在講科學與藝術啟蒙的當代價值所在。
第五，求同存異，和諧共處。絲綢之路的文化最後在敦煌為什麼有四大文明的交匯，不同文明之間是求同存異，和諧共處的情況下才會留下這樣文化瑰寶。
關於新絲綢之路的當代文化意義。這個我只是提出這麼一種假設。
第一，我認為新絲綢之路的文化意義在於，中國文化在與歐美強勢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抗當中尋求新的文化認同的一種可行的戰略轉移，中國一直處在與西方，跟歐美為主的文化意識形態的抗衡過程當中，其實新絲綢之路為中國和60多個沒有完全被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佔領的國家之間尋求新的文化認同提供了可能。
第二，這是一種亞洲的一種所謂的儒佛文化共同體的共建可能。為什麼這麼講呢？以前世界的主流文明形態，現在來講主要基督教文明，誕生了美國和歐洲兩個不同的體系。整個歐亞大陸國土面積上，文化的多樣性和文明主體的多元性，這是並存的，有伊斯蘭、有儒家、有佛家等等，佛家分流出日本的，印度的和中國的很多流派。這樣一種歐亞大陸的一盤散沙的文明形態，其實新絲綢之路是有可能，可以重構一個全球的新的文化版圖，我們歐亞的文化體系，它有沒有可能在和平共處和包容的前提下去形成一個新的世界文明，和歐美文化體系進行對抗或者制衡的新的文化共同體？在這一點上，我與曹星原女士有比較一致的觀點，她曾經在一次一帶一路文化論壇上指出，「在尊重多元文化、宗教、種族、歷史的前提下，形成包容、共存、共贏的『歐亞文化體系』，改變沒有共性的亞洲文化現狀，改變『一盤散沙』的局面，重構全球文化圖譜，重構亞歐大陸的當代文化觀念」。
第三，新絲綢之路是基於新興的文化創意產業和文化商品貿易的一次開拓新的文化供給，文化需求和文化市場的可能。在古絲綢之路其實文化的概念和今天我們看到文化的概念是有區別的，今天我們談絲綢之路的文化離不開文化經濟，文化產業和文化商品貿易，這是今天新的意義。
第四，新絲綢之路有可能會改變中國國內的文化要素的重新的佈局，絲綢之路沿線省份作為中國西部落後的省份，可能因為絲綢之路帶來的新契機，會集聚中國東部一些文化要素轉移到這個地方，實現中國目前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狀態。
三、絲綢之路跨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絲綢之路的文化研究或者說文化戰略研究，跟傳統的文化研究和文化產業研究不太一樣，這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很多領域交織和文化研究的複雜性，使得傳統文化研究，比如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等傳統學科無法承擔戰略研究的重任，我個人提出應該探索一種絲綢之路的跨文化研究路徑，從文明史，文化交流史，地緣政治，區域經濟，社會心理、文化研究等多學科視角對絲綢之路展開研究，企圖尋找絲綢之路背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邏輯，梳理絲綢之路留下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進行文化學意義的理論和價值鋪墊，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思考。
這種跨文化研究怎麼樣來展開，我覺得有這麼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關於古絲綢之路的東西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研究。中國在當代古絲綢之路和幾個主要文化圈的文化交流史，包括中國與歐洲、中國與波斯、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等，這是需要展開的。
第二個方面是關於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文化景觀和大眾文化心理研究。我們在實施一帶一路這樣的戰略，我們對中亞文化圈，印度文化圈，東南亞佛教文化圈，歐洲文化圈，中東伊斯蘭文化圈這些不同文化圈的文化景觀和大眾文化心理是缺乏研究的，這是一個比較大的缺陷，這是需要展開的，我們才能知道我們要連接這樣一些國家的基本文化景觀和文化心態。
第三個方面是絲綢之路沿線的當代地緣文化秩序的研究。這需要結合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外交形勢，分析文化在一帶一路全方位戰略中的作用和價值。。
第四個方面是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文化策略研究。我覺得從一帶一路的文化策略應該有四個維度，第一是關於文化價值的維度，梳理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遺產。第二是關於文化地緣維度，要探尋不同文明的衝突和共存的可能性。第三是今天在研究絲綢之路不可能忽視的維度，就是技術文化的維度，信息化，智慧化、數據化的影響，對於今天絲綢之路的認知，包括信息絲綢之路，空中絲綢之路等等這樣新的路徑的一個研究。第四是文化經濟的維度，從消費、體驗、旅遊、創意等新的視角去關注絲綢之路，這四個不同維度才能形成整體一帶一路文化戰略的方向。
這是我的初步思考，還不太成熟，研究工作才剛剛開始，請大家批評指正。
互動交流
張曉明：我覺得懷德在甘肅呆幾年既有理論研究還有實地的體驗，這個研究整體的框架非常完整，有很好的基礎。裡面可能有一個方面的東西，是不是還可以再擴展一下，絲綢之路其實不是一個地域性戰略，也不是文化戰略，這是國家新時期全球綜合戰略，絲綢之路就是個名詞而已，這已經不是傳統的那個絲綢之路了，已經不是僅僅覆蓋傳統區域的絲綢之路，也不僅僅侷限於文化交往和文化產品和文化貿易的東西。中國現代化以來或者可能自古以來，這可能就是第一個全球戰略。但是這個全球戰略到現在為止確實是文化內容短板還沒有補上，所以現在是處在這個狀態，我對這個事評價是這樣，不論是產能合作，還是過剩產能輸出，還是一個經濟問題，到現在為止真正展開的還是經濟問題，歷史上文化資源的挖掘，然後到現在跟絲綢之路國家或者跟國際市場銜接的文化合作或者說貿易，這些方面的戰略其實還是基本沒有，還沒有做，這件事情的意義正是在這個地方。怎麼樣能夠在你幾年甘肅的工作經歷基礎上，那個地方又是絲綢之路的關鍵節點地區，怎麼樣從這個上面去把這個問題突出出來，等於說把真正的絲綢之路的新做出來，既是從新時期全球戰略角度是新，他又是從傳統的歷史資源重新創造性的轉化，變成現代文化的一種全球性的理念提出來，我覺得這樣的話對國家的發展就有意義了。
陸昕：我也非常同意張老師的觀點，我是做錢幣的研究，實際上也在開展絲綢之路錢幣研究，這也是我們一個研究課題。古代絲綢之路實際上很多的戰爭，經濟的交往貿易，都是通過這個錢幣來體現的，我們有大量的考古發現，實物的這些資料，能夠證明。比如說古代絲綢之路的交往，中國的這些貿易和中國的貨幣，進入到哪兒了，西域的貨幣在中國哪些地方發現了，量有多大，在這個區域內，在當時這個區域內發現有多大。所以當時我們看到，當時國際貨幣的交往有一個比值，有一個交換的比值，說明整個經濟的走向，以誰為主，當時貿易的走向，從這個錢幣上可以看出來的。反觀，你剛才講的新絲綢之路，實際上也是一個中國的經濟拓展，或者說現在講的人民幣國際化，一樣，只是原來這條路是要走，靠駱駝一點一點背的，現在不用了，現在可以飛過去了，現在錢都不用拿一個一個錢去換了，直接虛擬貨幣。但是核心實質的意義，我覺得是中國去拓展自己的，靠自己的貨幣，在國際地位上怎麼樣去抵銷美元作為統治地位，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你剛才也談得很好，從宗教上，實際上中國現在主要抵禦基督教，以歐美文明的基督教，但是現在伊斯蘭教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也是與日俱增的，中國在這個傳統，在精神體系，宗教體系，怎麼樣來靠這個去跨越國界，去影響，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楊曉華：這兩年史學界對史學有一個完全嶄新的理解，這可能跟日本學者促動有關係，我前一段時間看了幾個作品，現代戰爭和貨幣挑戰都是日本學者寫的，我們國內很多學者也在，我看前一段時間出了學術的期刊，叫西蒙元，這裡面提出了我們過去對於元朝，蒙元的理解有很多侷限性，你比如說《貨幣戰爭挑戰》這本書裡面認為，在忽必烈時代以白銀為主要支付手段，已經建立了一個真正的橫貫歐亞全球的貿易體系，這裡面把幾個文明繞到這個體系裡面了，他說有了蒙元帝國大版圖的建立，我們中國沿海的一些城市，比如說天津、上海其他一些地方，在歷史上在文獻當中開始表現出來，蒙元對中國的歷史影響，對全球體系的影響，這是我們過去一直在排斥的全新的理解。現在這樣時代反到我們容易有新的理解了，包括絲綢之路動力問題，這個動力問題，我覺得我們長安是一個動力，他跟異域文化苛求，經濟交往功利性需求，展示中國的政治野心也好，這種虛榮也好，自大也好，這是一個動力。但是元代鐵騎，繼承了過去匈奴，更早幾個少數民族向西方的征服的傳統，在草原上不斷的打開通往西方的通道，他其實起了非常大的動力作用。我覺得聯繫到張老師講的絲綢之路作為一帶一路新的中國的當代社會的全球戰略，我覺得如果要做歷史研究，這應該更深的深入到更多的中國版圖，甚至超過中國版圖的過去曾經的大版圖的整體框架來理解，才會對現在的絲綢之路全球戰略的意義，有更立體的理解。
此文根據作者在藝術與科學啟蒙學習小組分享會（主題：當代文化——理論與現實）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關 於 作 者
肖懷德（青年文化學者）
北京大學藝術學博士、應用經濟學博士後，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兼職副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文化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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