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4日

一、中國佛學的復興

關於中國佛學的復興，就事論事，首先應該歸功於佛學大德的學者居士們。因為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肩負佛教傳統家業的僧眾們，也如清朝政府一樣，都是不明世界大勢，閉關自守，故步自封的一般人物。只有知識分子的學者居士們，隨著時代潮流轉變，因溫故知新，才能開啟這個復興的機運，而開啟此一復興機運的耆德元勛，如所周知，毫無異議的，首先應推石埭楊仁山先生。仁山先生，名文會，安徽石埭人，近代學者尊之為楊仁山大師。他的祖父與清廷中興名臣曾國藩為同年，他在十幾歲時，便隨祖父見過曾國藩前輩。曾文正公當時一見便加賞識，勸他努力功名，他對文正公說：我不要求異族的功名。文正公只好一笑罷了，從此便很留意他，後來還吩咐他的公子曾紀澤，好好培植這個人才。到了曾紀澤出使歐洲，便請他幫忙，擔任參贊的名義，實際上由他大權獨攬。他在遊歷歐洲的階段，極力留心科學。後來又到了日本，他得到日本佛學家南條文雄的幫助，使他發現了許多唐宋遺留在日本的佛學寶典。回國以後，便絕意仕進，立志畢生弘揚佛學。後來舍宅刻經，與他的弟子歐陽竟無先生，在南京成立著名的金陵刻經處，弘揚佛學的事業。所刻佛經與佛學要籍的版本，必力求精審，廣事搜羅，詳加釐訂。一時風聲所播，舉如：戊戌政變中名列六君之一的譚嗣同，現代文化啟蒙導師梁啟超等前輩，乃至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等，也都深受影響致力佛學。總之，仁山先生在清末民初之間，名重公卿，震聲朝野，但始終為弘揚佛學而努力，畢生以居士身應化眾生，可謂稀有難得。

後來繼承楊仁山先生弘揚佛學的事業，有歐陽竟無先生。先生名漸，宜黃人，與李證剛先生等，皆遊於仁山先生之門，可以說是佛學的鉅子，佛教的龍象，學者亦尊稱之為大師。他繼仁山先生遺志，創辦支那內學院，專門闡揚佛學的般若、唯識之學。從他門下的，有出家的法師們，有在家的學者們，如呂秋逸、熊十力、王恩洋、梁潄溟、黃懺華等，都是他的弟子。目前許多學者，大半也是他的再傳弟子，或是間接受他影響的。內學院在抗戰時期，遷移到了四川江津，竟無先生也在四川逝世。內學院所刊印的佛經及序文，都是辭章典麗，考據精詳的傑作，這又大都出自呂秋逸先生所手訂，他曾遍考梵文、日文等版本，其態度之矜慎，可以想見。這時在北方並以佛學大師出名的，還有韓清凈先生，所以一般學者，便有「南歐、北韓」之稱。

由楊仁山、歐陽竟無先生階段，時代已經轉入民國，也正是二十世紀的初期。受仁山先生一系的影響，在京滬一帶專門從事佛學的弘揚事業者，便有了丁福保先生編纂的《佛學大辭典》，和梅光羲先生講述的唯識，還有聶雲臺先生的護法，馬一浮先生創辦的復性書院，融會三教理論，專主禪理與儒家經學合參的門風，自成一家學系。但是可以認定，那些都是因為楊仁山先生直接或間接啟發的關係。總之，到了民國初年，二十世紀的初期，中國學術界，對於研究佛學的風氣，顯見一反常態，特別勇猛精進，方諸雨後春筍，向陽花木，大有競艷爭發，茁壯滋長之勢，這種風氣，一直延續發展有四、五十年之久。

二、中國佛教的演變

由上節所述中國佛教的復興，就可以瞭解二十世紀初期，清末民初佛教的機運。這時出家僧眾的佛徒們，雖然也已受到時代的壓力，但他們始終還過著山邊林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寺院生活。其中既乏唐宋時代足以領導學術思想的禪師與法師們，對於時代的趨勢，與世界情況的轉變，不但茫然，而且根本不聞不問。到了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清帝遜位，民國肇造，袁世凱包藏禍心，陰圖帝制，佛教本身，又鑒於外來宗教等有組織、有計劃的傳教行動，同時受政治思想的影響，才由當時享有盛名的詩僧八指頭陀發起，召集全國僧界代表，在上海留雲寺，創立中華佛教總會，議定章程。正當這個佛教會的組織呈請政府，尚未蒙批准立案的時期，袁世凱政府的內政部禮俗司方面，為了妥籌帝制經費，一眼便看中了全國佛教的寺產，所以在民國二年，便有提拔公私寺產的案件發生，八指頭陀為此進京力爭，始終不得要領，便憤激而死。因為盛名詩僧的以死力爭，才由他生前的詩友們，如熊希齡、楊度等八人，對袁世凱加以闢說，因此中華佛教總會的章程，才經過國務院審定公佈，佛教寺產，賴以少安。八指頭陀，湖南湘潭黃氏子，法名敬安，字寄禪。少時孤貧，為了牧牛，未讀書，不識字。常與王湘綺先生等當代名士為方外友，因苦行修持，忽然有悟，最初作出了「洞庭波送一僧來」的名句，如同宿構，湘綺先生等極為欣賞，從此便以詩名，以後歷任國內名剎方丈，望重諸方。此後，國民革命尚未完全成功，自推翻袁世凱以來，又進入軍閥割據的局面，兵燹餘生，國內名山古剎，日漸侵陵，以為軍閥兵馬駐屯之地，大有「天下名山兵佔多」的情況。這段時期，八指頭陀的弟子中，能夠續承遺志，而且比較具有現代知識的和尚，便是太虛法師了。他在後來的幾十年中，不惜被人罵為「政治和尚」，決心為護教而努力，屢次整頓中國佛教會，創辦僧眾教育的學校，出版《海潮音》等刊物，實在為近代中國的佛教，作了許多值得敬重的事情。

太虛法師，浙江海寧張氏子，幼孤，十五歲即出家。潛心修持，善為詩文，故得結交當時諸名士，三十歲時，受革命和尚華山、棲雲兩人的影響，即參加廣州方面國民革命工作。武昌起義，全國光復，法師覲見國父孫中山先生，並在金山寺組織佛教協進會，志欲整頓近代中國的新佛教。因此在當時佛教界中，便有革命新僧太虛大鬧金山寺事件，名震一時。民國初年，又潛心修持，閉關於普陀錫麟禪院。此後三十年來，悉心致力於佛教的革新運動，到處講學弘法，並主辦僧眾教育等事業。世界佛教聯合的運動，也由他所首倡，民國十二、三年間，他在廬山即獨標世界佛教聯合的宗旨，有日本名僧，及日本佛學名家木村泰賢等與會，同時也有英、德、法、芬蘭等國佛教徒參加。後來他又到日本各地講演過佛學。此後，擬辦中華佛教大學、世界佛學院等壯舉，都因限於經費，未遂所志，而不果所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先後期間，他辦過廈門閩南佛學院、武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培育新佛教的僧才，確也培植了許多出類拔萃的學僧，例如弘法與留學斯里蘭卡的名僧法舫，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戰後，曾組團率眾訪問過東南亞各佛教國家。他的一生，對於整頓和振必佛教的願望，雖然尚未普遍見諸事實，但其願力志事，的確值得欽佩。平生著作等身，純疵互見，而其思想卻極為新穎。他主張「人間凈土」，常有「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的口號，這是很具氣魄也很有見解的中國新佛教的維新精神，應該算是他一生的名言，可供今後佛教徒的啟發。此外，他主張發起世界宗教聯誼會的運動，而且親自參加其事，的確頗具遠見，現代佛教界和許多教外人士，對他頗有微辭，甚至以為他是熱心政治，或過於好名，其實都非定評。他實在可以說是一個苦行僧。我所謂的「苦」，是指他的心志很苦，他想振興佛教，熱愛國家，那都是出於一片真誠。而他正生當新舊思想的交替和民主政治的新階段，他過於熱情，尚不能完全瞭解於世界大勢，又缺乏真正的政治見解，對於積習深重的中國佛教，不循漸變的途徑，想用革命的方式，促使驟變，所以弄得有願未償。例如，他所創辦的新僧教育，影響也很遠大，北伐成功以後，各省縣市不但都有佛教會的成立，而且大多數縣市也都有佛學院等的成立，間接直接都曾受他新佛教運動中僧眾教育的影響。但新僧教育的結果，佛教師僧們，對於新時代的普通常識，比較增加認識，而對教義和修證佛法的工夫，反而愈來愈差，不如當初了，這實在也是新僧教育制度上一種最大的遺憾。

自八指頭陀到太虛法師，都是適應時代需要，延續佛教慧命的先哲，這在現代佛教史上，應該可算為可敬的佛弟子，畢竟功多於過，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人物。此外墨守成規，依照佛法而以修持行為作一代規模的，在凈土宗，有印光法師；天台宗，有諦閑法師；律宗，有弘一大師；禪宗，有望重山斗的虛雲老和尚、號稱當代禪門龍象峨嵋金頂的傳缽和尚、萬縣鐘鼓樓的能緣和尚、蘇州穹窿山的道堅和尚、揚州高旻寺的來果和尚，這幾位還都能保持宗風，卓然獨立，而為佛法中的中流砥柱。這許多佛教耆宿，也都是當代的佛教大師中，品德莊嚴，或學問淵博的代表人物。由清末到民國三十七、八年間，他們後先輝映，將近半個世紀，對於佛教風氣，與知漢分子及學佛人士等的影響很大。乃至男女老幼，名公巨卿，販夫走卒，或多或少，直接的或間接的，都受過他們的感召，他們維繫世道人心，默然輔助國家政治教育的不足，可謂功不唐捐，實在未可泯滅。除了上述的高僧名宿以外，各省各地也都有若干德行可風的和尚們，一時難以盡述。在以上所說的這許多高僧當中，尤其以印光、虛雲、弘一三位大師聲望之隆，名高一時。印光大師原是清末宿儒，在他未出家以前，本來也是崇尚理學，排斥佛教，出家以後，以平實教人，常以儒家孔孟做人的道理，作為學佛的津樑，以老實唸佛為究竟的法門。他的文章言行，充滿仁慈的氣韻，有《印光法師文鈔》等著述行世。虛雲老和尚，更為萬方景仰的大德，他的言行，白有專集流通於海內外，不必另作介紹。弘一法師，在未出家以前，以名士、才子，而兼藝術家，舉如書法、繪面、音樂、詩詞歌賦等，無一不精，而且飄逸出羣。他出家以前的風流韻事，流傳滬杭和東瀛日本的也小少。出家後，言行勤修，一衣一缽，嚴持戒律，使人望而起敬，曾在福州、泉州、廈門、溫州等地，住過相當長久的時間。他的俗家弟子，有名畫家豐子愷等，都受了他的感召，畢生作畫，為弘揚佛法的慈悲戒殺而努力。此外，在南方江浙一帶講經說法的法師們，著名的有圓瑛、慈舟、應慈等法師；在北方，有倓虛老法師；在川滇，有昌圓、戒塵老和尚，同時都是倡導凈土宗唸佛的高僧。較為後起，弘揚東密的，有持松、超一等法師。弘揚藏密的，有能海、法尊等法師。此外，在民國初年以迄現在，由章太炎先生與「南社」詩人們烘托，擅長鴛鴦蝴蝶派的文字，以寫作言情小說如《斷鴻零雁記》等而出名，行跡放浪於形骸之外，意志沉緬於情慾之間的蘇曼殊，實際並非真正的出家人。他以不拘形跡的個性，在廣州一個僧寺裏，偶然拿到一張死去的和尚的度牒，便變名為僧。從此出入於文人名士之林，名噪一時，誠為異數。好事者又冠以大師之名，使人淄素不辨，世人就誤以為僧，羣舉與太虛、弘一等法師相提並論，實為民國以來僧史上的畸人。雖然，曼殊亦性情中人也。民國以來，佛教的活動，大概便是如此。但從顯密兩個角度來說，這些都是現代佛教顯教的事蹟，在密教方面，也另有一番風貌。

當民國締造的初期，全國人士，遵從國父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號召，大家都瞭解漢、滿、蒙、回、藏五族一家，都是炎黃子孫，因此溝通漢藏文化的風氣，便應運而起。在政府方面，對於無明清三代以來就被崇敬的蒙藏地方的佛教或盛典，如達賴、班禪、章嘉大師等的名號，也循例尊封他們為呼圖克圖。舉如班禪第十世、現在印度的達賴第十四世，兩位活佛的轉身坐牀大典，在國民革命北伐成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抗日戰爭以後，政府都曾特派大員參加主持盛典，賜封如故，榮寵有加。而章嘉十九世，先後於抗戰期間及以後入川與來臺，歷任國府資政的高位。民國初年在北平，抗戰時期在四川，都有西陲文化院的組織，因此從民國初年以來的三、四十年期間，西藏密教各派的高僧們，親來內地弘傳密宗教法，和內地的法師居士們，趨赴西藏求法的，互相往返於康藏之間，彼此行旅之眾絡繹於途了。其初西藏的喇嘛來內地弘法的，有白普仁尊者、紅教的諾那活佛等；後來有白教的貢噶活佛、花教的根桑活佛、黃教的東本格西、阿旺堪布等，他們過去都是寸步不離康藏，自民國以來，便都親來內地傳法了。中國佛教，對於西藏密宗的佛法，自宋元以後，一直保持神祕的觀念，即使學習密宗教法的，也大都限於歷代帝王的宮廷大內，民間卻極少流傳。到了民國以後，神祕的封鎖界線一旦開放，一般學佛的人們，忽然接觸到這些向來被視為神奇的修持方法，便有暈頭轉向的趨勢，許多崇拜神祕的人們，認為除了藏密纔有真正的即身成佛之路以外，其他的佛法，雖然不敢一律鄙視，至少也有不堪一嘗的意思。其實真正研究佛學的人士，稍一留心印度後期的佛教思想，以及對印度宗教哲學，如婆羅門、瑜伽術等一有接觸，就可瞭解所謂密宗神祕的根源，和它哲學理論的基礎了。可是學密的風氣，在民國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在中國佛教界，大有日趨興盛之勢。今後佛教的復興與生機，便有待於時賢及後繼者的無畏精神和不斷努力了。（信息來源：網海蓮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