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國內政治類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相關專業的，講授《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時少不了列寧1918年11月發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篇大作。而正是由於列寧在該書中給卡爾·考茨基的定性，一百年來在正統列寧主義者的語境中，「無產階級的叛徒」這頂帽子便成了考茨基摘不掉的標配了。直到今天列寧親手締造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早已灰飛煙滅，也沒聽說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黨的繼承者們，以及世界上那些還在將列寧主義奉為圭臬的組織，能夠給考茨基一個新的說法。

卡爾·考茨基曾是繼馬恩之後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著名理論家，第二國際領導人和主要理論代表。他曾出版過《土地問題》、《社會革命》、《俄國革命的動力和前途》、《基督教的起源》、《取得政權的道路》等馬克思主義著作，1905-1910年間還曾編輯出版被認為是《資本論》第 4卷的《剩餘價值學說史》。1914年 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向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建議在表決是否支持政府軍事預算時棄權，以中派主義立場被指為「支持社會沙文主義者公開的叛變行為」。1917年 4月建立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1921年2月在維也納建立第二半國際，後又將兩黨和兩個國際合二而一，回到了社會民主黨，因而又被稱為與伯恩施坦齊名的社會民主主義（列寧稱之為「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十月革命後，因與列寧的論戰，與布爾什維主義勢同水火。1920年到喬治亞支持該地的孟什維克政府。德國法西斯執政後，遷居維也納。1938年德國侵佔奧地利之前，逃亡布拉格，不久又逃到阿姆斯特丹，同年10月17日病死於該地。

1918年初列寧通過武裝政變奪取政權後，因在立憲會議上布爾什維克黨的選舉失敗，而使用暴力驅散立憲會議，宣布「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是反革命的口號，立憲會議是「人民的敵人」，「任何束縛蘇維埃權力的企圖都是反革命陰謀。」同年5月，針對列寧對俄國立憲民主運動的武力鎮壓，以及此前列寧發表的《國家與革命》一文中所提出的主張，考茨基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一文，指出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理論的錯誤及其極端危險性，他還強烈抨擊列寧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背離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價值。考茨基的這一舉動徹底激怒了列寧。他於1918年10月，發表了《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的小冊子，反駁考茨基受到了自由主義的影響，闡述的是一種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斥責考茨基為「無產階級的叛徒」。進而考茨基又於1919年6月發表《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作為《無產階級專政》一文的續篇，進一步對列寧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暴虐本質，及其即將導致的嚴重後果，進行深刻的揭露。30年代以後，大衛·舒伯又將他的言論編輯成冊，名為《社會民主主義對抗共產主義》。

考茨基與列寧的對立，從雙方論戰的內容來看，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關於戰爭與革命，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三是關於俄國革命。我們就來看一下他們二人在這三個方面論戰的背景、原因和主要觀點：

1、關於戰爭與革命

大家知道，俄國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夾縫中，通過「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取得的。也就是說，作為協約國之一的沙皇俄國與同盟國之一的德國正在前方交戰之際，列寧和他的戰友們，與敵對國內外勾結，互相利用，乘機在國內發動政變，並在新的臨時政府立足未穩，措手不及的情況下，一舉奪取了政權。戰後德國解禁的檔案證實，為了從內部顛覆俄國，並最終實現奪權目的，列寧曾在戰時接受大量德皇給予的資助。可以說，沒有德皇威廉二世給他出錢出槍，資助革命喉舌《真理報》的發行，列寧的武裝政變就難以成功；德意志帝國接連數年以千萬計的馬克和後勤援助支持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對於這一點，作為德國人的考茨基早在1917年11月發表的《布爾什維克的起義》一文中就有涉及，從一個側面為德皇資助俄國革命提供了佐證。他在文中總結「布爾什維克起義」的外因時說：「德國軍界領袖們鑒於軍事上的失利，便將挽回敗局的希望寄托在「愛爾蘭起義者、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美國的炸彈恐怖分子身上，當然，其中也必然包括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在內，因此德國軍隊總司令部慷慨地向以上這些國家的政治組織提供了大量的資助。只不過，最終只有在俄國，德國人促使敵對國家發生民眾革命的政策才達到了目的。」那時的考茨基雖然對俄國革命保持了清醒、警覺的態度，但還算是客觀地做著「俄國是否已準備好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這類命題的探討，並沒有把接受敵對國資助，在國內發動政變，當成「賣國」來加以譴責。

列寧不僅在「不擇手段地推動俄國革命」方面身體力行，作為「革命導師」的他理所當然還會在理論上拋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說辭。為了讓國際工人運動走上一條和他的黨一樣的道路，顯示其道不孤，在改良主義佔上風的第二國際的舞台上，他一直同所謂「機會主義」進行抗爭，高唱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聲稱無產階級沒有祖國，號召各國工人階級政黨，趁帝國主義戰爭之機，在各自國內發動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如此以來，「沒有祖國」的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為了爭取革命勝利，就可以不擇手段，任何出賣所在國的利益的行為，都不用背負道義上的負擔了。

那麼列寧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得到各國黨的響應了嗎？當然沒有。第一次大戰暴發後，歐洲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大都放棄了「非戰」思想，在各自國家的議會表決中支持軍事預算，甚至直接奔赴前線，為「祖國」而戰，投身於國際戰爭。考茨基和他領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則採取了「中派主義」立場，雖然沒有投票支持軍事預算案，但也沒有反對，而是選擇了棄權，在事實上支持了社會民主黨內「保衛祖國」的行動。這就是列寧罵他為「無產階級的叛徒」的名面上的原因之一。當然，你棄權也不要緊，歐洲各國黨支持國際戰爭的大有人在，問題在於你不能公開反對列寧，否則，這「叛徒」的帽子就戴定了。

列寧及其追隨者們在殘酷的「路線鬥爭」中，一直習慣於將反對派定性為各種傾向分子：當他們想要「創造性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時，就會將反對派指為「教條主義」，當他們想要標榜為「馬克思主義正統繼承者」時，就會將對手指為「機會主義」或「修正主義」，前者如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為代表的「左派共產主義」，後者如伯恩施坦修正主義。考茨基與列寧的分岐根源，除了對待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的所謂「機會主義」，那就是對待戰爭與革命不同看法，於是考茨基就有了「叛徒」這樣一個別出心裁的稱號，當然，並不是他所在的德意志國家的叛徒，而是「無產階級」的叛徒。

罵考茨基為「叛徒」的列寧為了早日「退出帝國主義戰爭」，集中精力對付國內洶湧的反政變浪潮，同時也為了回報德皇對俄國革命的支持，他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送給德國的一份大禮就是與德國人簽訂的著名的《布列斯特條約》，根據這份條約，蘇俄放棄了相當於中國的東三省兩倍大小的土地，而且這些土地全部屬於歐洲部分，人口非常稠密，占當時蘇俄全部人口的44%。俄國的煤礦和鐵礦分別失去75%和73%，還有54%的工業和33%的農業。此外，蘇聯還需要向德國支付60億馬克的戰爭賠款。《布列斯特條約》將會讓蘇維埃俄國喪失差不多半個國家的權益，前沙俄幾百年建立的基業損失殆盡，比起近代中國與列強簽訂的所有「喪權辱國」的條約加起來的屈辱程度百倍不止。

即使這樣，也沒有讓德國人完全放棄對蘇俄的戒備之心，《布列斯特條約》簽訂之後在東線戰場仍然保留了一百萬軍隊，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形成壓制，甚至於就在同盟國戰敗前夕德國和奧斯曼還派兵攻打了蘇聯，如果不是協約國在西線上的進攻，讓德奧行動提前夭折，顏面輸盡的蘇俄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命運還真是難以逆料。

幸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失敗告終，德國戰敗後，同協約國簽訂了停戰協定，其中第二款《關於德國東部邊界的規定》之第15條規定德國放棄《布列斯特條約》及其補充條約。早已經背叛協約國，退出對德作戰的蘇俄則趁機以戰勝國的姿態收回了聲明放棄了的主權。

對於《布列斯特條約》的簽訂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曾為自己辯解，他說：「現在只有大傻瓜才會看不到，我們不僅推翻本國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做得對，而且在公開呼籲普遍媾和(並繼而公布和廢除秘密條約)遭到協約國資產階級拒絕以後就締結布列斯特和約，也做得對。因為第一，如果我們不締結布列斯特和約，我們就會立即把政權交給俄國資產階級，那就會極大地損害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第二，我們以民族犧牲為代價，保存了國際上的革命影響，以致現在保加利亞就直接仿效我們，奧地利和德國在沸騰，兩個帝國主義被削弱，而我們卻鞏固起來，並開始建立真正的無產階級軍隊。」

「從叛徒考茨基的策略中得出的結論是：德國工人現在應該同資產階級一起保衛祖國，應該最怕德國革命，不然英國人會強迫它接受新的布列斯特和約。這正是叛徒行為。這正是市儈民族主義。」

2、關於無產階級專政。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國家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未來社會隨著各對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將消亡；在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會產生一個臨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是大多數人的專政，是民主的一種形式。務實的政治家列寧一開始也曾受到這些思想的影響，天真地提出：（一）在新的蘇維埃國家裡「一切官員應由選舉產生，並且可以隨時撤換，他們的薪金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二）蘇維埃國家是一個「沒有警察、沒有常規軍隊、沒有特權官員的」新型國家；（三）列寧還援引恩格斯的話說：「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

列寧執政以後，很快發現這些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同樣，他也很快發現自己是多麼的天真。列寧想要取締的常規軍隊、秘密警察和特權官僚階層，恰恰是這個獨裁國家長期賴以生存的三大支柱。

此後的列寧在一系列著作中，均把「無產階級專政」解釋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一黨專政。他始終把革命暴力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法寶，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敵人的「最奮勇的和最無情的戰爭」,是消滅資產階級的武器。他在包括《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在內的多篇著作中申明如下的觀點：

「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拘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恩格斯晚年在《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的導言》一文中,對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革命策略有著完全不同於經典馬克思主義原理的表述,他反思道:「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1848年的鬥爭方法（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他開始明確表示，期待工人階級通過合法的鬥爭，有效地利用普選權和議會陣地取得政權，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些被稱為恩格斯的「政治遺言」的文字，一直不被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所承認。然而，曾與恩格斯一起共事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無疑受到這些觀點的影響，亦或者他們三人互有影響。

考茨基就是這種「改良主義」思想的積極鼓吹者，在無產階級獲取政權的道路方面，一向反對暴力革命，他認為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和無產階級長期民主鬥爭的產物,通過武裝起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法實現社會主義的。對資本主義制度沒有必要採取武裝鬥爭，無產階級可以通過「人道主義和民主的道路」取得議會多數，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認為這個專政在實踐中必將變成「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純粹民主」。他還宣揚超階級的國家觀，反對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列寧聲稱民主是具有階級性的,應當被劃分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無法通過民主鬥爭的方式取得勝利，只有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才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具備實現解放的條件。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新型民主（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的民主）和新型專政（對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是民主和專政的統一，它「將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同時對少數人即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

考茨基則認為「社會主義作解放無產階級的手段，沒有民主是不可設想的。」 「工人階級的利益之需要民主，不亞於需要社會主義」。「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不能理解為別的，只能理解為在民主基礎上的無產階級專政。」（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 而民主是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沒有平等就沒有民主。強調多數人的民主，以多數人名義剝奪少數人的權利，不是「純粹民主」。

他說：「專政是這樣一個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權威集中於一個意志，任何對於這個意志的批評，都要被作為重大的罪行來對待。」 服從他們的專政是每個工人，特別是每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職責。凡是不願這樣做的人，就都被誣衊為「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可鄙的叛徒，比直接的階級敵人還更危險，更墮落。」

考茨基還把列寧締造的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恐怖主義，他說：「維護人權，宏揚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和貫穿始終的基本精神；馬克思所追求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 「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歷來是反對恐怖主義的，而布爾什維克正是犯下了殘酷、恐怖的罪行」。他指岀「只是一味訴諸暴力的雅各賓恐怖主義，才和布爾什維克有著某種繼承關係」；「在法國大革命以後，所有革命都摒棄了恐怖主義，這表明十九世紀人道主義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布爾什維克卻違反了這一潮流，這是歷史的倒退！" （考茨基《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本書中，考茨基對這個政權的運行規則和未來宿命有著深刻的剖析和天才般的預見：「我們看到了一個世界正沉淪於經濟破產和自相殘殺之中」（這種自相殘殺到斯大林時代達到巔峰）；「布爾什維克迷信暴力，把単純的權力看作是世界上決定一切的因素，無產階級中最缺少修養的分子被放到運動的最前列」；「布爾什維克不懂得什麼是社會化政策，不明白消滅剝削不能靠簡單地剝奪資產者的資產來完成，只能在社會經濟按其自身規律的充分發展中來實現；他們發動農民沒收地主土地，徵用富農糧食，走的是刼富濟貧的俠盜式道路，而聽任群眾自由行動的結果，是把剝奪的過程從剝奪生產資料擴展到了剝奪消費資料，實際上完全是一次政府組織的、遍及城鄉的公開搶劫」；

「槍斃，是蘇維埃政府的全部智慧」；「在『反革命』這個名義下，把所有不順從他們的人，和他們看不順眼的人都包括進去，加以槍斃或監禁」；「蘇維埃政權面臨經濟破產施行的強迫勞動政策，不僅把原有的資產者都變成了新的奴隸階級，而且把全國變成了一個大監獄」；

「布爾什維克一開始就決心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以及它的一切軍事和官僚機構，以建立他們的共產主義，最後終於發現自己不得不重新建立原來同樣的機構；他們成了把一切控制權都抓在自已手裡的新官僚階級。對於無產階級來說，這個新官僚階級是比舊的統治者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它的暴虐和迅速泛濫的貪污腐化，正在使他們成為自已的掘墓人。」

3、關於俄國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在強調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的同時，一直堅持的是「共同勝利」論，即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革命將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內發生。雖然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動有早有遲，發展有快有慢，但最終必然是「同時勝利」。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實現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和國家的共產主義變革；共產主義變革只有在至少是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掌握政權以後才能得以實現。

列寧為了論證他的革命的正當性，一方面在指責伯恩施坦與考茨基等人為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地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正，從實用的角度提出了他的所謂「一國勝利論」，即社會主義不能同時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而只能首先在經濟不很發達，但矛盾尖銳、又具備了一定主觀條件的國家取得勝利。他指出「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

考茨基則反對所謂的俄國「一國勝利論」，他將自己的正統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因、前提同俄國革命的原因、前提相互作了對比，提出了他對俄國革命的論斷。認為俄國是個農民佔大多數的落後國家，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既缺乏社會經濟前提，也談不上什麼政治前提。與西歐國家不同，俄國沒有建成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體系。因此俄國社會主義者仍需為民主而鬥爭，這一任務仍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俄國革命不具備馬克思所論述的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斷定蘇維埃政權是「克倫威爾式」、「拿破崙式」的獨裁政權。考茨基將俄國革命比喻為一個懷孕的婦女因不能忍受的懷孕的痛苦，而瘋狂萬分地猛跳引起早產兒，這樣生下來的孩子是活不成的。

在考茨基看來，布爾什維克是典型的「密謀組織」，其目標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地贏得政權，不講任何原則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其顯著特徵。考茨基強調，「在1917年以前布爾什維克黨的鬥爭可能有益於民主」，可是，一旦當他政權在握，該黨就會拋棄自己的民主理想。

考茨基的結論是：「俄國革命，相對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前提而言，更契合了俄國無產階級的心理訴求」。它並不要求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而是訴諸於發達的政治體系，它並不要求工人階級擁有高尚的覺悟和紀律性，而是要滿足他們的下意識。它儘可能地來展現自己宏大的場面，使之發揮到極致，與過去的壓迫者進行清算，並攫取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利益。

考茨基認為，在俄國，廣大民眾有嚮往社會主義的意願，可這種社會主義卻是典型的兵營式的社會主義；而要接受另一種民主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俄國社會尚未作好準備。（考茨基《布爾什維克的起義》）

考茨基在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一文中，開篇提出問題時就講到：

「現在的俄國革命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使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成為一個巨大國家的統治者，這是遠比1871年無產階級取得對巴黎的統治更為重大得多的事件。但是在一個重要方面，巴黎公社卻比蘇維埃共和國優越。巴黎公社是整個無產階級的事業，各個社會主義派別都參加了它的事業，沒有一個派別置身於它之外或被它排除在外。」

「相反的，今天統治著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卻是在反對其它社會主義政黨（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黨——編者）的鬥爭中取得政權的。這個政黨是在把其它社會主義政黨排除在統治機構之外的情況下行使其權力的。」

「兩個社會主義派別之間的矛盾，並不是基於微小的個人猜忌，這種矛盾乃是基於兩種根本不同的方法之間的矛盾：即民主的方法和專政的方法。兩派抱著同樣的目的，即通過社會主義來解放無產階級，從而解放全人類。但是一派的道路卻被另一派認為是會導致毀滅的錯誤道路。」

這樣，考茨基通過對社會主義民主與專政的討論，就將列寧針對二月革命後建立的臨時政府所進行的軍事政變定格在「反民主」的軌道上了。

他對列寧式暴力革命即將導致的惡劣後果有著清醒的認識，坦言「如果列寧沒有解散立憲會議，俄國也許會免去內戰及其一切的恐怖、殘殺和破壞」 。

考茨基對於新的蘇維埃政權針對包括尼古拉二世全家在內的所有反對勢力和異已分子的殘暴濫殺深惡痛絕，他在《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一書第一章「革命與恐怖」中就講到：「對於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來說，廢除死刑是一種十分明白的要求。可是這次革命卻已帶來了由一些社會主義政府實行的最殘忍的恐怖手段。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是始作俑者，因而受到了一切不同意布爾什維克觀點的人們的最嚴厲的譴責」。

列寧對考茨基，與其說是據理力爭，不如說是偏執者的叫罵，他提出社會主義在俄國勝利而不是在歐洲勝利的原因，說「歐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險在於它沒有革命的政黨。有的是謝德曼、列諾得爾、韓德遜、維伯之流的叛徒的政黨，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黨，可是沒有革命的政黨。」「必須用一切辦法揭穿考茨基之流的叛徒行徑，這樣來支持各國都有的真正國際主義無產者的革命集團。無產階級一定會迅速拋棄叛徒，轉而擁護這些集團，並把這些集團培養成自己的領袖。」（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和列寧一樣呼喚世界革命，但兩者在實現道路上卻有著截然不同。考茨基認為實現世界革命的道路「不會按照獨裁的路線，也不會利用大炮和機槍，也不會通過消滅自己的政治和社會的敵人，而只會通過民主制度和人道主義。」

「民主制度是賴以實現較高生活方式的唯一方法，也是社會主義所說的文明人的權利。」 （茨基認《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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