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唐宋之際的這一變化，很多學者都討論過，比如傅樂成《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指出，從安史之亂開始，“夷夏之防亦因而轉嚴，然一種具有悠久傳統之觀念，往往不易於短時間完全改變，故有唐後期國人之夷夏觀念，猶不若宋人之嚴”，他看出宋代華夷觀念越來越嚴厲的歷史事實。在《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中他又具體指出，這種觀念變化的原因，“一是由於外族叛亂及侵凌的刺激”，“二是科舉制度的發達。……社會上逐漸形成重文輕武的風氣，進而產生中國文化至上的觀念”，“基於上述兩點原因，國人仇視外族及其文化的態度，日益堅決，相反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熱愛，逐漸建立了以中國爲本位的文化”。陳芳明在討論宋代正統論的時候，也指出宋以前“只有實際的正統之爭，沒有正統理論的出現”，因此唐宋兩代，關於“正統”的觀念在表面上似乎相同，但在本質上卻差別很大。而論旨相近的陳學霖在《歐陽修<正統論>新釋》也指出，歐陽修《正統論》的寫作，有四個背景值得注意，一是“大宋與前朝的統屬問題”，二是“《春秋》學復興的影響”，三是“纂修前史所遭遇的問題”，四是“北宋外交挫折的反應”。其實總結起來，就是一個國家如何定位的問題，作爲一個國家，宋王朝究竟有沒有政治合法性，這個政權如何得到傳統與經典的支持，如何書寫他人與自我的歷史，其實，這都是由於“敵國外患”逼出來的問題，如果不存在這些“對手”，或者“對手”不足以使自己國家的存在意義有任何疑問，這些問題是不必要那麼嚴重地提出來，那麼鄭重地來討論的。

以上這些研究都相當有價值，結論也毋庸置疑。這裏，我們要進一步討論的是，“中國”這個觀念來歷久遠，傳統的“華夷”之辯裏面，這個華夏共同體的族羣、區域與文化也一直被普遍認同，異國異族的存在這一現實也從來沒有被否認過，“華夷”、“中國”、“正統”等等觀念更不是這個時代纔有的，那麼，北宋出現的這種關於中國和正統的重新確認，如果不是一種歷史言說的延續或者重複，那麼，在思想史上，這種關於民族和國家的想象和定位，與前代究竟有什麼根本的不同，爲什麼我們要說，到了這個時候，關於“中國”的意識才真正地凸顯起來呢？

二、實際政治與觀念想象的差異：

天下、四夷、朝貢、敵國

古代中國的“華夷”觀念，至少在戰國時代已經形成，那個時代，也許更早些時候，中國人就在自己的經驗與想象中建構了一個“天下”，他們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大地彷彿一個棋盤一樣，或者象一個回字形，四邊由中心向外不斷延伸，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華夏或者諸夏，諸夏之外是夷狄，大約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形成了與南夷北狄相對應的“中國”概念。在古代中國的想象中，地理空間越靠外緣，就越荒蕪，住在那裏的民族也就越野蠻，文明的等級也越低。這種觀念和想象並不奇怪，西諺說“既無背景亦無中心”，大凡人都是從自己的眼裏看外界的，自己站的那一點，就是觀察的出發點，也是確定東南西北前後左右的中心，離自己遠的，在自己聚焦關注的那一點後面的就是背景，我是你的視點，你也可能是我的焦點，但是可能你也是另一個東西的背景，我也可能是他的背景。古代中國歷史的記錄和書寫者處在中原江河之間，他們當然要以這一點爲中心，把天下想象成一個以我爲中心的大空間，更何況很長一個時期，中國文明確實優越於他們周圍的各族。

古代中國人一直對這一點很固執，固執的原因是，除了佛教以外，古代中國從來沒有受到過真正強大的文明挑戰，古代中國人始終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漢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頂峯，周邊的民族是野蠻的、不開化的民族，不遵循漢族倫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們隔離開來，中國人不大用戰爭方式來一統天下，也不覺得需要有清楚的邊界，常常覺得文化上可以“威服異邦”，而此邦與異邦的地理界限也會隨着文明的遠播和退守在不斷變動。在西晉的時候，曾經有個叫江統的人寫過一篇《徙戎論》，想把漢族和其他民族在居住地理空間上分開，可是後來影響並不大。古代中國人的“中國”常常是一個關於文明的觀念，而不是一個有着明確國界的政治地理觀念。所以，凡是周圍的國家，中國人就相信他們文明等級比我們低，應當向我們學習、進貢、朝拜。像古代的《職貢圖》，畫的是各邊緣民族的代表向中央王朝進貢，總是把中國人的皇帝畫得特別大，而外族人的使節很矮小。不過，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儘管古代文獻中這樣的自我中心主義很明顯，但是這種中心與邊緣的劃分並不完全是空間的，往往中心清晰而邊緣模糊，而且，這種關於世界的想象，空間意味與文明意味常常互相沖突和混融，有時候文明高下的判斷代替了空間遠近的認知。所以，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第三章《古代觀念與古代生活》說，“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諸夏實在有一個分別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爲華夷分別之明證，這裏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只是一種‘生活習慣與政治方式’”。

應當說，這種觀念多少給中國古代人的世界想象，帶來一些彈性空間，使他們不至於爲了異族的崛起或異文明的進入而感到心理震撼，可以從容地用“禮失求諸野”、“乘桴浮於海”、“子欲居九夷”等等說法，寬慰自己的緊張，所以，在充滿自信的古代中國，很多儒家學者一直傾向於夷夏之間分別在於文明不在於地域、種族，比如漢代揚雄《法言·問道》在談到“中國”時就說，這是以有沒有“禮樂”也就是“文明”來分別的，“無則禽，異則貉”，《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在說到夷夏之分的時候也說，“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而唐代皇甫湜在《東晉、元魏正閏論》中也說“所以爲中國者，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顯然，在中國古人的心目中，由於相信天下並沒有另一個足以與漢族文明相頡亢的文明，因此相當自信地願意承認，凡是吻合這種文明的就是“夏”，而不符合這種文明的則是“夷”，這個時候，國族的民族因素、空間和邊界因素，都相當地薄弱。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唐代，到唐代中葉，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到了宋代，這種變化更是劇烈。日本學者西島定生指出，經過唐代九至十世紀的衰落，“宋代雖然出現了統一國家，但是，燕雲十六州被契丹所佔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國與宋對抗，契丹與西夏都對等地與宋同稱皇帝，而且宋王朝對遼每歲納幣，與西夏保持戰爭狀態，這時候，東亞的國際關係，已經與唐代只有唐稱君主、冊封周邊諸國成爲藩國的時代大不一樣了，從這一狀況來看，東亞從此開始了不承認中國王朝爲中心的國際秩序”。

這一轉變相當重要，這使得傳統中國的華夷觀念和朝貢體制，在觀念史上，由實際的策略轉爲想象的秩序，從真正制度上的居高臨下，變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過去那種傲慢的天朝大國態度，變成了實際的對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識階層關於天下、中國與四夷的觀念主流，也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義，轉化爲自我想象的民族主義。對於國際政治的實際策略，與對於世界秩序的傳統想象之間，出現了很大的差異。這一差異，當然有其觀念上的內在來源，陶晉生曾一再強調，“以中國爲中心的世界秩序及朝貢制度，雖然是傳統中國對外關係的主要模式，但是朝貢制度不足以涵蓋整個傳統中國歷史上的對外關係”，“傳統中國固然有一個很強的傳統來維持以中國爲中心的世界秩序，要求鄰國稱臣進貢，但是另一個傳統也不可以忽視，那就是與鄰國實際維持的對等關係”，但是，這種現實主義的策略是在實際的政治運作策略上，而在想象天下的思想史上，漢唐以來，似乎從來沒有多少平等的意識，“天下之中”和“天朝大國”的觀念仍然支配着所有人對世界的想象。

可是，正如Morris Rossabi所編一部討論宋代國際關係的論文集的書名Chinaamong Equals所顯示的那樣，在那個時代開始，“中國棋逢對手”（也有人翻譯爲“勢均力敵國家中的中國”），也正如它的副題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 –14th Centuries顯示的那樣，十世紀到十四世紀，中國和他的鄰居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什麼變化呢？這就是宋帝國不像以前的唐帝國，唐帝國曾經有過的“天可汗”氣象不再出現，北方的遼和西北的夏，後來的女真與更後來的蒙古，始終像是籠罩着它的陰影，使它不得不一想起這一現實，就有些英雄氣短。宋太祖傳說中的“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只是一句自我安慰式的大話。陶晉生曾經提到，景德誓書以後，宋、遼間常用“南北朝”的稱呼，雖然李燾《長編》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說景德誓書只是“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但是，陶晉生指出，當時事實上已經習慣並且承認了這一稱呼。因此他說，宋人有關“多元國際系統”的兩個重要觀念是，“一、認知中原是一個‘國’，遼也是一‘國’。二、認知國界的存在”。前者，表現在文件中常常有“鄰國”、“兄弟之國”等名詞。後者，陶氏指出，“宋人對於國界的重視，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認爲傳統中國與外夷之間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權力的界限’的看法”。

三、中國：“邊界”的浮現

有沒有明確的邊界和邊界意識，是民族和國家觀念中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歐洲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觀念其實套不到中國歷史上面，中國關於民族國家的歷史應當自己書寫。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國，“自我”和“他者”的差異並不很清楚。《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曾經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很表現古代中國對於四夷的觀念和態度，“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這種“懷柔遠人”的方式背後，是一種自足與自滿，覺得在道德上和在經濟上，自己都高人一等。但是，在北宋一切都變化了，民族和國家有了明確的邊界，天下縮小成中國，而四夷卻成了敵手。宋遼間的“南北朝”稱呼，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對等外交的意識，漫無邊界的天下幻影散去後，邊界的劃分、貢品的數量、貿易的等價、使節的禮儀等等，都開始告訴人們“它者”（the others）的存在。“積弱”的現實和“自大”的意識，事實上對等的外交和仍然使用的天朝辭令，如此反差巨大，使得這些懷抱華夏文明的自豪感的士人頗爲尷尬，這在唐以前的中國是幾乎沒有的。

在思想與文化史方面最值得注意的變化之一，就是對於知識的專有權力意識開始萌芽。在唐代，唐人覺得中國就是整個“天下”，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心上，因此把自己的家門大敞開着，覺得這是“海納百川”的“天下共主”的氣度。唐代那些日本使臣和僧侶到中國來，臨行時總是攜帶一堆書，儒經也有，佛典也有，連那些不那麼能登大雅之堂的《遊仙窟》甚至《素女經》、《玉房祕訣》，也隨便他們鈔回去，並不覺得這就泄露了國家機密，也不覺得這就丟了上國斯文，反而覺得這是“以夏變夷”。只有一回例外，就是在吐蕃日益強大，弄得唐帝國寢不安席的時候，於休烈上過一份奏摺，叫《請不賜吐蕃書籍疏》，但是，好像也沒有下文，該送的照樣送，看看日本人自己編的各種《將來書目》，就知道這種“文化饋贈”在唐代是多麼大方。

但是從宋代起，這種“饋贈”就有了限制。據不完全的資料，從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起，朝廷就下詔，令邊民除了《九經》書疏，不得將書籍帶入榷場。仁宗天聖五年（1027），又因爲臣僚著撰文集，經由雄州榷場流向北方的遼國，於是下令重申禁例，並且命令“沿邊州軍嚴切禁止，不得更令將帶上件文字出界”，康定元年（1040）再次下令禁止，而且許人告發，並委託開封府來全權管理。又過了十幾年（至和二年，1055），對於民族國家的地位相當敏感的歐陽修，在《論雕印文字札子》中相當嚴厲地請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關時事的文字，“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爲《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間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佈，而雕印之人不識事體，竊恐流佈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爲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而元豐元年（1078）四月，皇帝再次下詔，“諸榷場除九經疏外，若賣餘書與北客，及諸人私賣與化外人書者，並徒三年，引致者減一等，皆配鄰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許人告捕給賞，著爲令”。兩年以後又下詔杭州，“禁民毋以言涉邊機文字鬻高麗人”。接着，在元祐四年（1089），剛剛出使到過北方的蘇轍也提出建議，“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爲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盡得流傳北界，上則泄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於是，第二年（1090），禮部就下了禁令，“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佈”，“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

這不是一種臨時的策略或者偶然的警惕，而是現實情勢的轉移和普遍觀念的改變，不僅是對於有可能來犯的遼夏，就是對於高麗和交趾，也一樣小心，北宋的張方平和沈括，均對高麗入貢者，“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抱有很高的警惕。而大觀元年（1107）閏十月十日對交趾貢使乞市書籍的迴應，雖然許諾可以出售書籍，但明確限制許可的範圍，其中“禁書、卜筮、陰陽、歷算、術數、兵書、敕令、時務、邊機、地理”，這些涉及國家機密的資料書，和能夠引起強弱變化的技術書是不可以賣給“外人”的。

陳學霖曾經研究過這一變化，並指出，“自宋代以下，執政者輒以國防機密，或以政治安危爲由，干預侵犯作者的權利，動以刑法處置民事，正是王權膨脹之結果……此一趨勢，就是從宋代開始。何以一崇儒厚道，以文德治國爲典範的王朝，在這方面實質上是背道而馳，史家宜發深思”。這當然不錯，但是接着再進一步追問的話，那麼就要追問，爲什麼那個時代對於書籍出口如此警惕？

四、民族、國家與文化的觀念：

反夷教的意識以及確立道統

慶曆二年（1042），歐陽修寫了一篇著名的《本論》，提出全面而且是根本的變革方案，包括了“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即兵（軍事）、財（財政）、法（制度）、賢（人才）、名（秩序）五個方面，這種要求國家從根本上改弦更張的政治背景，如果仔細推敲，其實是在異域強大對照下的自我憂患。他向當時的人們提出一個不得不回答的尖銳問題，現在一切表面看來都很好，但是，“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強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雖然，他一方面說現在“天下爲一，海內晏然”，但另一方面話裏話外又充滿了危機感。

這種危機感在當時很普遍，正是因爲外敵的存在和強大、漢族的焦慮和緊張，使得北宋春秋之學與攘夷尊王之學很興盛，也使得慶曆以後的那幾十年裏倡言改革成爲風氣。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錄序》裏說的“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後兩句就很有些感嘆無奈的意思。西夏和契丹，使得從來以爲中國即天下的士人，真正開始意識到國家的侷限，也深深地感到周邊的壓力。歐陽修在說到西夏時，雖然他很憤怒西夏“欲自比契丹，康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但是，他也察覺到中國對於西夏，“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曾經負責邊防事務的韓琦也覺得，契丹已經“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這時的契丹給宋帝國的感覺，已經不是夷狄，而是敵國了，所以說，“契丹稱強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並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但是，他們覺得更可怕的是，一些中國人採取的是鴕鳥政策，掩耳盜鈴，張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痛心疾首地說，“爲今中國之患者，西北二虜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於口而慮於心者，數十年矣”，這和蘇轍的看法一樣，蘇轍也說，“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而這個病，已經不僅僅是肘腋之患，而且已經是病入膏肓。

病入膏肓需要痛下鍼砭，但是好像痼疾又很難痊癒。邵雍《思患吟》裏就長聲嘆息，“奴僕凌主人，夷狄犯中國。自古知不平，無由能絕得”，而李覯《上範待制書》則憂心忡忡，一方面是“仕籍未甚清，俗化未甚修，賦役未甚等，兵守未甚完”，一方面又“異方之法亂中國，夷狄之君抗天子”。現實生活中，王朝的範圍縮小，凸顯了帝國的邊界，過去漢唐那種睥睨四方君臨萬國的心理，在周邊的壓迫下開始發生變化，由於知道“中國”不等於“天下”，面對異邦的存在，趙宋王朝就得在想方設法抵抗異族的侵略之外，凸顯自身國家的合法性輪廓，張揚自身文化的合理性意義。但是自己的文化合理性意義究竟在哪裏？有人相信或者堅信這種文化的血脈嗎？這使得很多士人開始擔憂道統的失墜，尤其經過唐代中期的變亂，經過五代的紛爭，歷史記憶一直困擾着士人，使他們開始認真考慮如何確認“正統”，以抵禦“外患”，重建“道統”以對抗包括蠻夷戎夷狄之文化侵蝕的問題，這是《中國論》和《正統論》撰寫的大背景，也是宋代道學或者理學產生的大背景，這當然要另文詳細討論。

不過，這一民族和國家邊界意識的形成，直接後果是使得中國主要是漢族士人不得不嚴肅地面對“他國”與“異文明”，嚴肅面對的結果是兩個，第一個結果是，他們開始對“出入境”加以限制，除了勘定邊界之外，他們還要限制“外國人”的居住區域，要限制“中國人”的外出範圍，即使在北宋較安定的時代，他們也對異域人的活動有相當的警惕，天禧二年（1018），官方曾經根據朱正臣的建議，對於來中國進行貿易的“蕃商”進行限制，景祐二年（1035），又曾經根據鄭載的建議，禁止番客帶妻兒在廣州居住併購買物業，番商們不能在各地官衙附近購買房屋，這是爲了在空間上對族別加以區分。同時，涉及技術性的書籍和通曉這類知識的士人，不能出境到異族區域，以免知識和技術的外傳，前面曾經仔細介紹過對於書的出口限制，其實對於人也一樣，元祐年間，官方曾經下令“舉人及曾聚學人並陰陽卜筮、州縣停廢吏人，諸造兵器工匠……並不得入溪洞與歸明蠻人相見”。從現有的資料來看，這一嚴厲的措施在兩宋一直被嚴格執行，知識與國土和現代民族國家一樣有了嚴格的邊界。

第二個結果是，對於外來的宗教、習俗和其他文明，士人有了一種基於民族主義立場的反感，也有了一種深深的警惕，他們不再像唐代那樣歡天喜地地擁抱這些新鮮的東西，而是懷着戒懼的心情對它們進行批判，他們對外來的宗教信仰採取了相當嚴厲的態度，對於祆教、摩尼教及其他教團的抵制和鎮壓，把幾乎所有的異端宗教包括可能來自異域文明的宗教都牽連進去。像北宋元祐六年（1091）布衣薛鴻漸和林明發“以妖妄文字”被根治，就是因爲他們“教本自海上異域人，於中國已數十年，而近者益熾，故其桀黠至敢上書，以幸張大”，而私刻異教經卷、怪異信仰行爲，都在被禁絕之列，像崇寧三年（1104）令各州收繳並焚燒私刻《佛說末劫經》，宣和二年（1120）令拆毀齋堂並焚燒私撰的《訖思經》、《證明經》、《太子下生經》、《父母經》，以及屢次下令禁止煉臂灼頂、刲肉燃指或者捨身投崖等等，理由就是“毀傷人體，有害民教，況夷人之教，中華豈可效之”；甚至連現代認爲是“文明”的火葬，也因爲它來自異域文化而不合漢族文明，在士紳階層和理學家如程頤、司馬光、朱熹等人的不懈抵制下，被漸漸禁絕。顯然，宋代國家對於異族文明及其影響有相當深的警惕，也許，這與宋代始終處在異族的威脅下有關，對於異族文明的抵制最普遍地表現在對固有文明的闡揚和誇張，北宋歷史學上的“正統論”、儒學中的“攘夷論”、理學中特別凸顯的“天理”與“道統”說，其實，都在從各種角度凸顯着、或者說是重新建構着漢族中心的文明邊界，拒斥着異族或者說異端文明的入侵和滲透。

一次，朱熹在與弟子的談話中曾經相當嚴肅地指出，應當“辯得華夷”即確立漢族傳統，他痛心疾首地說，現在就連穿的衣服也還沒有“復古”，他甚至不惜以當時皇帝爲例進行批評，說“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甚至“今上領衫與靴皆胡服”，而在他的歷史記憶中，這個染上胡風的歷史，可以從宋上溯到唐，從唐上溯到隋，從隋上溯到元魏。按照他的理解，中國文明已經被胡人瓦解了，或者說異域文明已經取代了漢族固有文明，所以橫亙在他心中的一件大事就是確立“道統”，畫清華夷之界，所以說，“而今衣服未得復古，且要辯得華夷”。

五、漢族的和中國的，

什麼是漢族的和中國的？

西方關於“民族國家”形成與“近代歷史進程”的理論，曾經被我們不加分別地接受，其實這一理論有西歐特別的背景，而中國歷史有中國歷史的解讀方式，宋代“中國”意識的形成就是一個例子，同時，我們的視野不必侷限在歷史學家通常使用的資料範圍中，宋代的一些特別的文化現象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宋代“中國”意識的形成。

第一個例子來自詩歌史。本來，在唐代詩歌中也有大量關於中外戰爭的作品，這些作品往往被稱作“邊塞詩”，但是，應當注意的是，在這些唐人的邊塞作品中，即使是百口相傳的名篇，也既有“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誓不還”（王昌齡）、“匈奴破盡人看歸，金印酬功如斗大”（韓翃）這樣主張作戰立場相當清楚的，也有“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桃入漢家”（李頎）、“少婦城南欲斷腸，徵人薊北空回首”（高適）這樣不那麼贊成戰爭立場的。可見，無論傾向戰還是傾向和，政治立場並沒有絕對的正義與非正義差異。可是在宋代，堅持主戰成了士大夫中唯一“政治正確”的立場，宋代對異族和異國的警惕，使得“愛國”主題真正佔據了文學主流，詩裏是“獸奔鳥散何勞逐，直斬單于釁寶刀”（陸游），詞裏是“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國”（辛棄疾），需要思考的是，爲什麼這種本來常常是尊前、花間的詞，卻要來反覆討論“中國”和悲憤“番胡”的事？而這種立足“中國”和討伐“番胡”的立場，爲什麼在宋代詩歌中也似乎成了唯一的正義？第二個例子來自小說史。研究小說史的人注意到，唐宋傳奇雖然常常被算在一起，但是唐宋小說卻大不一樣，如三國故事大量產生於宋代，這並不一定僅僅因爲宋代有城市、有瓦子，有《東京夢華錄》說的“霍四究說三分”，其實，自從歐陽修以及章望之、蘇軾、司馬光討論正統問題以來，這個“正閏”的話題下面，就隱藏了宋代文人對於國家的焦慮，爲什麼是蜀漢？爲什麼不是曹魏？這背後其實是爲什麼是大宋，而不是遼夏的問題。當然，這個話題是從東晉習鑿齒、唐代皇甫湜以來一直在士人中討論的，但到了宋代特別是南宋，那麼多人討論，而且都幾乎一致地帝蜀寇魏，這就是一個可以思考的問題了。當宋代人再度強力肯定了蜀漢的歷史正統位置，確立了劉備、諸葛亮、關羽的正面形象，強調七出祁山進攻中原的合法性以後，即使在金到元外族當政，一般思想世界還都是這種觀念佔了上風，而且左右了後來所有關於三國的小說、戲曲和講書的感情向背，這表明了思想史上已經確立了關於“中國”與“正統”的觀念。第三個例子來自宋元之際的知識分子歷史。儘管古代已經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有據說因爲東晉而不書劉宋年號，改以天干地支紀年的陶淵明，但是，無論是秦漢之間、漢魏之間、隋唐之間還是唐宋之間，都不大有成爲文化羣體的“遺民”，也不太會有堅持民族傳統本位的理念，更不曾成爲一個知識分子的普遍現象和成爲關於“道統”的普遍思想，但是在宋元易代之際，知識分子中“遺民”羣體的出現和“道統”意識的形成，在某種意義上說反映了“民族國家”的認同意識，儘管在他們心目中，“王朝”與“國家”始終沒有分得很清楚，而“道統”與“政統”也始終糾纏在一起。但是，畢竟“中國”在“外國”的環繞下凸顯出自己的空間也劃定了有限的邊界，從而在觀念上開始成爲一個“國家”，“漢文明”在“異文明”的壓迫下確立了自己獨特的傳統與清晰的歷史，從而在意識上形成了“道統”。

“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楊萬里《初入淮河》），到了南宋，“中國”已經從八尺大牀變成了三尺行軍牀了。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記載，原來北宋的汴京現在金國的南京，“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頹毀。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爲胡矣”。差不多同時，樓鑰記載安肅軍（今河北）“人物衣裝，又非河北比，男子多露頭，婦女多‘耆婆把’，車人曰：只過白溝，都是北人，人便別也”。露頭指髡髮，耆婆把指插戴雙鳥釵，都已經是異族服裝，就是朱熹說的“大抵皆胡服”。在不同政權的控制區域內，不止是服裝，文化、語言、習俗都開始出現了差異，本來是同一王朝下的同一民族，在異族控制下卻成了異國異俗，那裏的人們或許還有一些歷史記憶，所以樓鑰在雍丘時，駕車人對他說，“向來不許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縱觀”，又在真定府時，有老婦三四人，指宋使，“此我大宋人也，我輩只見得這一次，在死也甘心，因相與泣下”，但是，歷史記憶會隨着時間漸漸消失，連原同屬宋朝的相州人看見使者，也“指使人曰：‘此中華佛國人也’”，雖有欽慕之色，但言下之意，自己卻已經是另一國人了。殘酷的現實畢竟比傳統的觀念更能移人心神，這讓到北方出使的人感到相當震驚。從後來的歷史來看，那個時候，也許人們的觀念世界裏面，中國還不是後來那個多民族共同體的“中國”，但是，漸漸也已經不再是原來那個以我爲中心藐視四夷的“天下”了。這個漢族中國，在越來越變得龐大的四夷的壓迫下，顯出中國有限的邊界和存在的緊張來。在關於“中國”的各種觀念和話題裏面，我們很可以看到當時人的感受、焦慮、緊張、情緒，而這些感受、焦慮、緊張、情緒所呈現的一般思想世界，就成了精英觀念和經典思想的一個背景與平臺，使他們總是在試圖證明“中國（宋王國）”的正統性和“文明（漢族文化）”的合理性，而這種觀念恰恰就成了近世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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