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處】《文史學刊》(京)2014年第一輯期第【英文標題】Histotical Accounts and Oral History【作者簡介】許水濤，中國政協文史館副館長、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副會長。 20世紀的中國歷史波瀾壯闊，現代化進程跌宕起伏，中華民族經歷了迥異於此前任一世紀的革命、變革和進步，充滿各種變數的歷史波譎雲詭，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等領域的變化可謂天翻地覆。兩岸三地的口述歷史學界共同負有收集記憶、保存歷史、擴大共識的責任，為後人留下關於這段歷史的完整記錄，留下我們這一代人的感悟、思考和期盼。今天能夠再次參加兩岸三地口述歷史學術研討會，我備感榮幸。謹結合本職工作提出關於文史資料與口述歷史之間的一些思考，一孔之見，不敢自必，望方家指正。 文史資料的價值判斷 文史資料特指人民政協徵集的歷史資料。1959年4月29日，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周恩來特地為60歲以上的政協委員舉辦茶話會，「希望過了60歲的委員都能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留下來，作為對社會的貢獻。」「戊戌以來是中國社會變動極大的時期，有關這個時期的歷史資料要從各方面記載下來。在座的都經歷過四個朝代：清朝、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和新中國。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有些東西不趕快記載下來就會消失。從最落後的到最先進的都要記載下來。」5月12日舉行的全國政協三屆一次常委會議預備會上，周恩來等將人民政協徵集的歷史資料定名為文史資料。7月20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成立，提出：「計劃、組織和推動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和有關人士對於我國的近代史資料進行蒐集、撰寫和研究工作。規定的徵集時限「以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前這一時期為主」。內容包括：「1.主要是軍事、政治和外交的資料；2.有關經濟、文化、社會和華僑的資料；3.其他有關的歷史資料和文物。」關於文史資料撰述人的身份和文體，規定：「1.由親身參加或與聞有關歷史事件的人撰述，用回憶錄的形式或其他形式皆可。2.撰寫的事實和內容必須真實、具體。3.撰寫材料可以不拘觀點，不限體裁。4.資料可以是有系統的長篇著作，也可以是短篇的敘述。」「可以個人單獨進行，也可以幾個人合作。撰寫資料主要是自己執筆，自己不能執筆的，可由本會派人幫助撰寫。」此後，各省級政協也相繼開展文史資料徵集工作。到1963年1月，從事文史資料工作的市縣級政協組織達到370多個。1978年，文史資料工作首次寫入政協章程，各級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 人民政協匯聚了我國現當代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教、科技、民族、宗教、華僑等各個領域有代表性的人物，或重要歷史事件的當事人、見證人和知情人，具有任何其他組織難以望其項背的人脈資源和權威性，請他們口述親身經歷、所見所聞，記錄、整理和再現歷史，是政協組織的優勢所在。文史資料的徵集對象主要是歷屆政協委員及其所聯繫的各界代表人士，他們可以從不同側面、不同層次、不同角度記述「親歷、親見、親聞」的歷史，形成直觀敘述歷史的「原生態」資料。由於當事人的身份、地位、觀念、閱歷等不同，視角各異的記述可以在歷史研究中發揮互相比較、互相印證、互相補充的作用。文史資料的內容十分廣泛，從縱向看，各級政協建立健全的文史資料工作機構達3000多個，在全國範圍內形成龐大的史料徵集網路。文史資料所表述的歷史事件，上至國家層面的決策過程，下至基層社會的歷史變遷；所表現的歷史人物主要是各黨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業的精英。從橫向看，文史資料的內容涵蓋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教、科技、民族、宗教、華僑等各個領域，能夠具體、翔實、生動地展示歷史的曲折進程，使歷史如多稜鏡和萬花筒般呈現在世人的面前。到2009年5月，各級政協共有40多萬人次參與，徵集史料80億字，編輯出版50多億字，可謂蔚為大觀、成就斐然。這些史料以「親歷、親見、親聞」的形式，縱橫交錯、宏纖畢現地展示了戊戌以來中國社會的巨變，使人們更為形象、具體、準確地認識這段歷史，從而更為廣泛、深刻、有效地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 20世紀上半葉，延續數千年的封建統治制度瓦解後，懷有各種政治理想和救國情懷的人們紛紛登上歷史舞臺，參與歷史進程的各色人物遽然增加，而戰亂頻仍和社會動蕩導致史料保存匱乏，許多歷史成為空白，挖掘新的史料、豐富歷史記載便成為緊迫的客觀需要。在這樣的背景下，50年代初開始，各級中共黨史部門開展史料徵集工作，並形成《紅旗飄飄》、《星火燎原》等成果，但它說到底還只是一個革命黨及其軍隊的歷史，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不足以解讀民國歷史的巨變，而發軔於50年代末的政協文史資料則有效地擴大了史料的徵集範圍，使我們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的認識從回憶資料上得到較為全面的印證和解釋，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延續了中華民族尊重歷史、重視歷史的傳統。 從科學的理性的高度審視文史資料，我認為，它顯然是歷史科學的組成部分。歷史科學的使命不在於賦予歷史以新的內涵，而在於挖掘歷史固有之內涵。這種挖掘總是要以歷史事實為起點，其目的即是通過歷史敘述獲得彌足珍貴的經驗，增長智慧，所謂「述往事以為來者師」。這是貫穿在歷史科學中一條永恆的主題。為了更好地扣緊這一主題，史學史上相繼出現了別開生面、各具長處的史書體裁，如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筆記體等，以求接近乃至達到歷史的真實。不過在封建專制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由於嚴酷的文化專制統治和強烈的階級偏見，歷史著作所表現的空間大為萎縮，人為閹割歷史的事例可以說是屢見不鮮，體裁的創新亦不能改變史書內容陳陳相因的弊病，那個時代當然不會注重回憶資料的發掘和應用，更遑論大規模地組織此項工作了。可見，文史資料工作的確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創舉。需要強調的是，文史資料工作初起時，確實出於發揮一些具有傳奇經歷的政協知名人士作用的考慮，有彌補文獻記載嚴重不足的客觀需要，而更為久遠、更為重要的則是還原歷史和研究歷史的需要，是加強歷史教育的需要，是全面借鑒歷史經驗和教訓的需要。 面對汗牛充棟的文史資料，我首先認同它的多重價值，概括起來就是「存史、資政、團結、育人」，具體表現在： 1、尊重記憶的價值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為歷史研究提供豐富的第一手史料。歷史的信息，最重要的載體一是檔案，二是記憶，文史資料所重視的就是人類記憶的價值。我們知道，記憶是歷史的伴侶，記憶滋養了歷史，將記憶轉化為歷史是歷史學視角的重大變革。以往的歷史著作大多是官方語言、官方記載，散發著濃烈的官方氣息。傳統史學關注的往往是與少數上層統治者直接相關的歷史事件，基本上就是帝王將相的史學，對各黨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業的代表人物，則很少予以注意。傳統史學所慣用的史料包括文獻檔案、傳記日記、筆記雜考、方誌家譜等死材料，基本排斥了鮮活的記憶。文史資料糾正了這一偏向，重視記憶在歷史研究中的位置，重視更廣泛的精英人物所參與和創造的歷史，可以說是中國史學史的一場革命。1960年，全國政協編輯的《文史資料選輯》創刊號「發刊詞」以通俗的語言解釋文史資料的這一價值，指出：「從清朝末年到1949年全國解放，中國社會經歷了無比深刻的巨大變化。這六七十年來，歷史的主流雖然是清楚的，但是其中許多歷史事件的錯綜複雜的演變過程，許多歷史人物的豐富生動的事蹟，現有的真實可靠的文獻資料都還遠遠不夠完備。因此，迫切需要從各個方面廣泛地進行資料的撰寫和徵集工作。」「對於同一歷史事實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強求一致。即使某些資料內容同已有的文獻記載互有參差，但只要是真實的、是親身經歷過的和親身聞見的，也可以從不同角度上反映歷史的某些側面，從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資料價值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將會運用科學的歷史觀點和方法，來對各種不同的歷史資料進行綜合分析，考證異同，辨別真偽，並從而得出比較全面的正確的結論來。」經過多年的積累，文史資料通過挖掘記憶發揮匡史書之誤、補檔案之缺、輔史學之證的功能得到了廣泛的社會認可，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專家學者大都利用過文史資料為專業服務。 2、發揮「去意識形態化」的功能，保證史料的真實性。1959年文史資料工作創建時，正是中國在經歷反右派運動、正常民主生活受到嚴重破壞之際，國內各種關係出現了緊張態勢。倡導文史資料工作，尊重各黨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業代表人物的歷史，為他們表達歷史話語權提供平臺，藉以調整階級關係和黨派關係，緩解緊張的社會關係和人們的恐慌心理，消除業已形成的隔閡，多少帶有「去意識形態化」的色彩，真正發揮了統一戰線組織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作用，可以說是中共高層一種深謀遠慮的考慮。《文史資料選輯》創刊號「發刊詞」對此作了準確的詮釋，指出：「歷史資料不同於歷史；前者只是為後者的編寫提供真實詳盡的素材。因此，我們不要求作者對他們所提供的資料內容一定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和評價。我們所要求作者的，只是真實和具體的事實……只要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我們一律歡迎。」 3、賦予歷史一種親和的品格和靈動的力量。歷史是由一個個不間斷甚至錯綜複雜的生活細節構築的，歷史的魅力在細節，用一個個具體、細膩、生動、鮮活、有血有肉、富有人情味的細節串起來，歷史才會變得真實、立體、豐滿，盡顯誘人的風采。應當指出：如實地表現歷史的複雜與人的複雜均非易事，所有的史學手段和史書體裁都不可能對既已定格的、逝去的歷史作面面俱到的表現，因而各有其長處和弊端。編年體是這樣，紀事本末體也是這樣，它們雖然各以扣準時間和爬梳脈絡見長，但也有與此對應的不足。文獻檔案資料大多偏重宏觀領域，涉及的多系易為人知的一面，稍顯刻板，屬於死材料。而主要依靠人腦記憶的文史資料以特有的手段和多維視角形象地再現過去的生活圖景，披露歷史必然性背後的種種偶然性，賦予歷史一種親和的品格和靈動的力量，甚至可以探尋人物內心活動的祕密，開闢史料積累和研究的新領域，其反映歷史之深刻、範圍之廣泛、方法之新穎，皆前所未有，其敘述方式親切自然，充分滿足了人們探究歷史的興趣，是人們走進歷史深處的橋樑和紐帶，也是向全社會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育正確歷史觀的生動素材。 4、在廣徵博採、多說並存、眾說紛紜中豐富歷史的表現形式、彰顯歷史的無限魅力。理性地看，對同一個歷史事件、同一位歷史人物的回憶出現眾說紛紜是常態，不值得大驚小怪，正如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所說：「對同一個事件，依據每個人的記憶和感受而形成的證據總是千差萬別的。」歷史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在諸多記憶的比較、鑒別和分析中尋覓真相，從而有效地發揮鑒往知今、鑒往知來的功能。 我們知道，人們對歷史的尊重，是對人類自身發展的尊重，「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真實地再現歷史永遠是史學工作者的職責和使命，但完全復原歷史真相卻只能是一廂情願的，法國哲學家保羅·凡納指出，事件永遠不可能和事件的參加者和目擊者的感知相吻合。我們只能通過全方位地搜尋、打撈沉潛於歷史當事人心靈深處的記憶，儘可能準確地無限地接近歷史真相，卻無法還原歷史本真，在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氛圍中更是如此。 所以，面對汗牛充棟的文史資料，我們也需要理性地正視其固有的缺陷。文史資料和一切成文史料一樣，無法避免被各種因素過濾、雕琢和幹擾，形成這樣或那樣的差錯和謬誤，具有兩重性，因而在利用時要格外謹慎地加以辨析和選擇。這些因素包括：1、記憶的丟失和失真。人生之路漫長，人們在回顧自身豐富的閱歷時必然會伴隨著事過境遷的記憶模糊、消退、淡忘、偏差甚至丟失，個人的記憶、認識不可能完全準確，因為觀察角度不同、時間久遠和主觀認識的侷限性而存在難以避免的失真，需要可靠的文獻資料加以佐證。2、政治生態和意識形態的直接幹擾和影響。文史資料提供者毫無疑問會受到自身所處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其政治觀、價值觀決定了其歷史觀。因此，在利用文史資料時，不僅要注意辨析具體史料的真偽，更要注意大的政治環境對回憶者的直接幹擾和影響。建立在主流史觀基礎上的社會常識和價值取向也會深深滲透到回憶者的思想深處，這些都會傷害文史資料的真實性。初創後相當一段時期，文史資料所表現的主要在政治軍事領域，而文教、科技、工商經濟、民族、宗教、華僑、社會等方面史料較少，形成內容上的結構性失調。對於此種格局的慣常解釋是「這種情況是符合我國近百年來社會大變動的歷史狀況的。」然而這並非全部原因，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極「左」思潮的嚴重幹擾。文史資料工作初起的1959年，正是大規模的反右運動鳴鑼息鼓之際，1962年更進一步強調文史資料工作要「以階級鬥爭為綱」。1966年2月，全國政協文史委在大批判的形勢下，請了若干學者審查已出版的54輯《文史資料選輯》，認為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政治標準掌握不嚴，並舉出不少事例向周恩來同志彙報。這些情況致使人們在回顧歷史時不能不有所顧慮，甚至心有餘悸。而回顧文教、科技、經濟等發展狀況時，又必須涉及我國近現代史取得的一定的成績及經驗，這顯然是忌談的。與周恩來同志「戊戌以來是中國社會變動極大的時期，有關這個時期的歷史資料要從各個方面記載下來」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離。諸如「廣徵博採」、「存真求實」、「不拘觀點」、「寓褒貶於史實之中」等原則要求就難以得到真正有效的貫徹，致使文史資料所表現的廣度和深度不能盡如人意。有人對此項工作表示冷漠，如60年代初期，別人勸章伯鈞撰寫文史資料，章在看到有的重要人物寫的文史資料有文過飾非的情況，就對女兒表示永遠不會寫這樣的文史資料；有人在政治壓力下撰寫的文史資料存在扭曲歷史的情形，如長期主持《大公報》筆政的王芸生曾在《文史資料選輯》上發表了兩篇有關《大公報》的回憶文章，當時是中共高層領導多次動員他寫的。1980年5月，王芸生去世。此前，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王芸生對次子作了三個月的臨終口述，全面回顧了《大公報》的歷史和自己的認識，其中也悔恨自己沒能頂住壓力寫了文史資料，說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違心之作」。他還告訴張季鸞的兒子：「《大公報》的歷史不能由我寫，我寫的那個不算數。」這種情況應當不是個別的。2002年，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工作部門編輯出版《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共3500萬字，其中的許多篇章是「文革」前就徵集到手的，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卻因為政治原因被長期擱置，未能及時面世。我舉這些例子只是想說明，我們在充分肯定成績時，也要客觀地、理性地正視其不足之處，為文史資料工作的發展創造寬鬆的環境。3、人性的弱點所形成的選擇性遺忘。撰寫文史資料自然會出現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的隱惡揚善、避重就輕的敘述，或刻意掩飾，或自我拔高，或有難言之隱，或有尊者、親者、賢者之諱，難以避免主觀性所導致的偏差，較易打上人性的烙印。而任何個體參與歷史事件時都只能是片段的、局部的、側面的，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也只能是侷限的，這自然會降低史料的準確性。 影響文史資料的各種因素並存，我們的職責就是儘力發揮其還原歷史的正面作用，理性認識其缺陷，絕不能因缺陷而否定其固有的價值。 異曲同工、殊途同歸——文史資料和口述歷史之比較 當越來越多的人們參與歷史進程、影響歷史道路的時候，記載歷史的觀念和方法也隨之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在上個世紀中葉，中西方的史學界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重視回憶類史料的現象，更多的社會羣體和更廣泛的羣眾投入到歷史記載之中。在西方表現為口述歷史的發端。在中國，集中體現在50年代後期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起步，儘管它與西方世界的口述歷史有所不同，但在努力挖掘人類記憶、豐富歷史記載、深化歷史認識方面卻具備異曲同工之妙，發揮殊途同歸之效。 按照國際學術界比較通行的說法，口述歷史指的是由準備完善的訪談者，以筆錄、錄音或錄像的方式，收集、整理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觀點。1948年，由新聞工作者轉行的歷史學者亞倫·芮文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第一座現代口述歷史檔案館，用以記錄、保存美國生活中有價值的私人回憶資料，由此開創了現代意義上的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從60年代起逐漸越出國界，在全世界蓬勃發展。1967年，美國口述歷史協會正式成立。70年代以來，口述歷史的普及面之廣、涉獵範圍之大、社會影響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認識到，歷史研究僅僅依靠文字史料和實物資料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為補充，兩者必須相互印證，纔能夠真正地還歷史的本來面目。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界開始和國際口述歷史學界接軌和交流，部分史學工作者注重引進國外的理論和方法，推進中國口述歷史事業，並在近些年形成一股不小的口述歷史熱，具體表現在：參與者眾，史學工作者、新聞記者、作家和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熱情參與，並採取國際上通行的正規方法；媒體上的口述歷史欄目廣受歡迎；有關口述歷史的圖書受到關注；全國性的口述歷史研究會已經組建，有關口述歷史的學術討論活動方興未艾；一些高校開設了口述歷史課程。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專家學者通過比較和研究，認為人民政協的文史資料工作就是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口述歷史，將其定位為「共和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口述歷史工程」，認為凡是由「親歷、親見、親聞」形成的資料，都可以劃入口述歷史的範圍，也有人不認同文史資料的口述歷史屬性，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講，文史資料缺乏規範性，與口述歷史的標準有一些差距。作為文史資料工作者，我更加註重的是文史資料和口述歷史之間的共性，即都是以挖掘歷史活動的主體——人的記憶為己任，兩者的關聯性很強，從文史資料工作的職責、理念、原則、方法等方面，都能看到與口述歷史相似甚至相同的一面。本文第一部分所作的關於文史資料的價值判斷，也大體適用於口述歷史。從寬泛的意義上講，文史資料屬於口述歷史，應是實至名歸。當然，兩者在史料採集手段、工作程序、成果表現形式、保存方式等方面還是有一些區別的。在理論和實踐的層面上，口述歷史學發展得更成熟、更規範，涉及學科更多，影響範圍更廣。試從以下五個方面作些比較，由於各位都是口述歷史領域的專家，我在比較中更多介紹的是文史資料的情況。 一、職責 口述歷史的職責是通過尋訪記憶來蒐集史料，以便真實地記錄歷史、再現歷史和留存歷史。文史資料也是通過記憶將保存真實的歷史放在首位，「廣徵博採」、「多說並存」是文史資料真實性的主要保障，這與口述歷史的要求完全一致。文史資料與口述歷史所提倡的當事人講述自己的經歷、所見所聞也是完全一致的。 不同之處也是明顯的，主要表現在參與者和徵集範圍上。口述歷史參與者眾，主要有史學工作者、新聞記者、作家和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涉及多個學科。口述歷史的素材主要來自地方和民間，記錄的是普通羣眾的生活經歷與獨特思考，範圍廣泛。文史資料工作主要囿於史學領域，特指人民政協組織的面向特定人羣的史料徵集行為，參與者既具有一定的官方身份，又是具有一定的史學功底和學術造詣的史學工作者，其優勢是形成全國性的工作系統，所關注的多是影響歷史進程的事件和人物，各地方的文史資料則關注對當地歷史發展有影響的事件和人物，顯得層次分明、職責清晰、分工明確。 二、理念 隨著社會文明和政治民主的不斷發展，人民羣眾對歷史表述的話語權日益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社會民主程度的重要標誌。人民羣眾對歷史進程的參與越廣泛，其所反映的社會民主程度就越高；人民羣眾對記錄歷史進程的參與越廣泛，對歷史進程記錄的真實性就越強。口述歷史一個重要的價值取向，就是更注重人民羣眾在歷史中的地位與價值，重視下層平民，再現底層聲音，屬於「草根史學」的範疇，旨在重建大眾歷史意識，建構起多元而精確的歷史畫面，具有現實性、開放性、羣眾性和民主性。它突破了以往歷史著述偏重於政治和上層的傳統，使普通人的生活、社會的變遷、人民大眾的主體地位更多地走進了歷史研究的視野。這樣做，可以糾正各種史料中遺留下來的統治階級上層人物的偏見，使歷史學更加全面地反映人類社會的變遷；可以增強普通人的主體意識和自我認知能力，有助於實現歷史學的教育和啟迪功能，歷史學由此超越了昔日那種主要為統治階級提供統治經驗的政治功能。 文史資料既非以往歷史著作關注的帝王將相等少數人的歷史，也非普通羣眾的歷史，而是將目光投向各黨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業的代表人士，採取的是親歷者說的方式，並且是官方層面大規模組織、由政協章程加以保障的，由上而下，一直延伸到縣級組織，形成龐大的史料徵集網路，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也是有別於口述歷史的。相對來說，它關注的對象比口述歷史的範圍要窄，屬於「精英史學」的範疇。 儘管如此，文史資料工作同樣貫穿著與傳統史學迥異的民主精神和羣眾觀點。文史資料的民主性主要體現在各黨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業的代表人士對親身參與和經歷過的歷史進程具有平等的話語權，在撰寫史料中允許不同觀點、不同見解、不同說法並存，充分體現了政協組織的政治包容性和博大的胸懷。換言之，為各族各界人士提供寬鬆的環境，鼓勵他們遵循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撰寫史料，表達對於歷史的見解，貫穿著一種民主的精神。這樣做，不僅有助於還原真實的歷史，還充分體現人民羣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 三、原則 1962年12月，全國政協文史委召開第一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通過了《關於文史資料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它在總結三年多來開展文史資料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在文史資料工作的方針、任務和作用，徵稿原則，徵集史料的範圍、重點和類型，組稿，審稿，編輯出版，資料整理，資料管理，稿酬處理，做好下一步工作的主要措施等十個方面提出明確要求。規定「三要、四不、三給」的徵稿原則，「三要」是：要真實，要具體，要大膽直書。基本精神在於要求撰稿人破除顧慮，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按照歷史事實的本來面目作如實的敘述而不加以增飾、回護和任情褒貶。「四不」是：撰寫史料可以不限體裁、不求完整、不拘觀點(不要求撰稿人一定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撰寫史料)、不扣帽子(不因撰稿人揭露歷史上的某些真相而擔負政治上、法律上的責任)。「三給」是：對撰稿人給以稿酬、在撰稿工作上給以必要的幫助、處理稿件時對撰稿人所提的要求(如要求保密、要求不發表或不用本人名義發表等)給以尊重。會議還提出文史資料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深入組稿，提高質量」；要根據具體情況擬訂組稿計劃和提綱，採取按題找人、因人出題和由撰稿人自擬題目相結合的辦法開展組稿活動。在對待史料方面，堅持多說並存，不因人廢言。此後，又提出對歷史人物和事件「不溢美、不貶損」、「不為親者諱、不為尊者諱、不為賢者諱」、「多說並存」等要求。1980年11月的第三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要求文史資料工作者必須從「左」傾思潮和封建意識的影響中解放出來，實事求是，秉筆直書。1983年9月的第四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提出的指導方針是「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堅持實事求是原則」。2007年11月的全國政協文史工作座談會確定的工作原則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要求忠於史實、秉筆直書；堅持統戰和「三親」特色，允許多說並存，尊重歷史見證人從不同側面對歷史事件的表述；堅持服務大局，注重社會效益，遵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這些原則儘力淡化意識形態的影響，努力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儘管在落實和執行過程中難以離開大的政治環境獨善其身，但它仍然富有跨越時空的價值，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依然是推進文史資料工作所應遵循的。 1980年，美國口述歷史協會制訂了口述史的學術規範和評價標準，包括確立工作原則和標準、釐清口述歷史的專業倫理、說明從業者應有的操守外、規定口述歷史工作者對受訪者和社會公眾應盡的義務等。其主要精神就是尊重受訪者在回憶歷史中的主導地位，一直被國際口述歷史學界奉為圭臬，也與文史資料工作的上述原則規定基本一致。 四、方法和手段 口述歷史是採訪者和受訪者合作的成果，而文史資料更多地表現為歷史當事人獨自提供的史料；口述歷史主要以「有聲的歷史」存在，而文史資料更多地表現為撰寫回憶錄的形式，徵集成果也主要是以圖書、期刊等文字形態面世，採訪和互動的成分不多，表現的載體相對單一。兩者之間的不同源於徵集方法和手段的不同。基於西方國家生產力和科技水平領先的原因，西方的口述歷史一開始就注重使用錄音機、攝影機、計算機等新的手段。口述歷史的本質是「口述」，其標準形式起碼是採訪者和受訪者之間的對話錄音，是通過詢問、回答和互動等環節合力形成的史料。但兩者在具體徵集方法上又有不少相似甚至相同的一面。 文史資料徵集的方法是：1.制訂徵集選題計劃，有重點、有步驟地開展徵集工作，提高徵集成效。基本思路是：先宏觀，再微觀；先遠期，再近期；突出重點，搶救優先；統籌兼顧，力求實效。2.徵集前準備。主要包括瞭解當事人的基本情況、經歷的時代背景，瞭解當事人的性格、興趣、愛好、習慣等，從廣泛的話題中找準切入點。3.徵集方法。首先向當事人講明來意和徵集史料的意義、目的，並將文史資料徵集原則向當事人說明，打消當事人的思想顧慮。同時與當事人有口頭或書面約定，即未經當事人同意，不得隨意公開發表等。文史資料整理與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審核與鑒別、價值判斷與評估、分類與編目、對史料利用方式的意見等，達到「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目的，同時又可以從拾遺補缺、深度挖掘、擴大視野三方面起到深化徵集的作用。 口述歷史的有關規定是：在訪談階段，凡涉及訪談內容、訪談方式、時間地點、記錄方式(筆錄、錄音、攝影、錄像)等問題，都要事先徵得受訪者的同意。訪談時，要通過提問和對話不斷刺激受訪者的記憶，引導受訪者講述，並以適當的方式暗示和質疑，幫助受訪者辨析和甄別記憶的真偽。訪談資料經過整理、加工、編輯之後，必須經受訪者審閱修改或者經他本人授權審閱並簽字後才能定稿。雙方就有關權利、義務簽訂嚴格的書面協議。協議內容通常包括：訪談計劃、訪談內容和範圍、口述記錄的整理步驟與許可權、受訪者對整理後文稿的確認與簽字、文稿的使用約定、文稿發表或被引用時的署名、受訪者對口述文稿的使用權利、文稿收益的分配等。成稿後的資料及原始資料，要將保存收藏的方式告訴受訪者並經他本人或授權簽字同意。總之，口述歷史的形成過程比較複雜，全部工作始終都受到相關法律法規和道德倫理的雙重約束。這些理念和做法值得文史資料工作者借鑒和效仿。 五、作用 文史資料和口述歷史的作用大致相同，可以概括為：第一、作為文獻資料的補充，為還原歷史、深化歷史研究服務。第二，為歷史解釋的多樣性提供可能，為公眾的閱讀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第三，突出了普通羣眾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第四、拓展了歷史研究的視野。由於文史資料工作是統一戰線組織負責實施的，它還有一項重要作用就是通過回顧歷史增進團結和共識，負有獨特的政治功能。 在粗略比較文史資料和口述歷史之後，我的結論是，基本相同的是職責、理念、原則、作用，在方法和手段上也是大同小異。還要特彆強調的是，由於文史資料表現的主要是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更為顯著，受到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制約更為明顯，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文史資料的負面因素。 借鑒口述歷史推進文史資料工作的思考 口述歷史相對成熟的發展和廣泛的社會認可是觀照、省察、提升文史資料工作水平的一面鏡子，我們理應發揮自身的特點和傳統，在與口述歷史的嫁接中拓寬視野、創新思路、明確職責、完善方法。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文史資料工作已經形成明確的工作原則和比較成熟的工作方法，全國政協和各地方政協、各民主黨派之間形成上下聯動、縱橫交錯的大協作關係；已經建立一支穩定的、具有較高政策水平和較強專業水準的工作隊伍；逐漸廣泛地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形成多種形態的史料保存方式。近些年來，一些文史資料工作機構和文史資料工作者已通過口述歷史的方式徵集史料，成果顯著。新的形勢下，借鑒口述歷史是推進文史資料工作的必然要求，我的初步考慮有以下三個方面。 1、主動介入徵集環節，積極轉換角色，實現「主動存史」。口述歷史是作為史學工作者的採訪者和作為歷史見證人的受訪者共同完成的，是在明確的工作框架和學術價值指引下的「主動存史」行為，更加需要發揮史學工作者的組織意識和主動精神。近些年來，我較為熱心口述歷史的工作，與一些口述歷史工作者有較為密切的交往，參加了相關的學術活動，也採用「拿來主義」的方法，試著按照口述歷史通行的做法採訪一些重要人物，獲益匪淺。我體會到，口述歷史是受訪者和採訪者默契配合的互動過程，雙方展開對話，受訪者在敘史時的言語、情緒、態度有助於採訪者走進歷史的深處，把握歷史的精髓，由此展開思想的碰撞，層層引導問題的深入，能夠將口述歷史所具有的學術價值和思想意義保持在較高水平，其作用遠甚於那種嚴謹甚至有些刻板的回憶錄。不過，它對採訪者的要求較高，如採訪前的大量準備，對相關歷史背景和受訪者的經歷、個性、心理、表達方式等有透徹的瞭解，努力走進受訪者的內心世界；掌握採訪技巧，在尊重受訪者主體地位、意願和話語權的前提下，保持理性判斷能力，始終扣緊採訪主題，及時矯正口述進程中可能出現的偏差和不足，恰如其分地發揮調動、提醒、點撥、引導、溝通的作用，以挖掘最有史料價值和最為人們關注的歷史細節；採訪後的精心整理，以達到採訪者所要求的理想目標，也就是對選題策劃、準備、採訪、後續處理的整個過程全面負責。我從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完成一篇上乘的口述歷史作品，其難度當在撰寫回憶資料和學術論文之上。過去一直強調文史資料工作者要做到「眼勤、嘴勤、腦勤、手勤、腿勤」，即便如此，史料徵集者仍然處在相對被動的地位，因為，文史資料的形成主要是依靠歷史當事人撰寫回憶的方式獨立完成，徵集者只是一般地提出原則要求就可以了，從製作口述歷史產品的高度，這顯然是不夠的，還需要在豐富知識儲備、提高工作水平等方面下功夫，知識儲備包括歷史學、心理學、語言學、檔案學、法學等，工作水平體現為活躍的社交能力、高超的採訪技巧、敏銳的應變能力和深厚的文字功夫，能夠全方位參與採擷歷史記憶、收集歷史資料的過程，相對於單向地徵集文史資料，其程序更繁瑣、難度更大、付出的心血也更多。可以說，角色轉換的過程是艱難的，但對提升文史資料工作水平又是至關重要的。 2、充分利用現代技術手段開展徵集工作，增加音像史料的比重。過去文史資料徵集的主要形式為口授筆錄，現在已與時俱進地發展到錄音、攝像、網上遠程徵集等，增強了史料的豐富性和立體感。過去文史資料的展示形式主要為出版《文史資料選輯》，現在則發展到出版各種期刊、書籍，並運用廣播、電視、電影、網路等展示手段。2007年11月，《政協全國委員會關於加強文史資料工作的意見》中明確要求：「創新工作方法，研究和借鑒國內外口述史學的經驗，在史料徵集中充分利用錄音、錄像、電腦、網路等現代技術手段，與傳統的筆錄方式相結合，提高文史資料工作的效率和質量。」現代高新技術日新月異，錄音機、攝像機、計算機的廣泛使用為文史資料工作提供了有利的物質條件和廣闊的發展空間，通過這些科技手段將受訪者的音容笑貌完整地記錄下來，其歷史研究價值遠超單一的文字形式。目前，全國政協已經建立委員音像庫，徵集了近200位知名政協委員的口述資料，各地政協也相繼開展此項工作，大大增加了音像史料在整個文史資料中的比重。不過，從事口述歷史工作會牽扯很多時間和精力，我們不大可能完全放棄傳統的徵集方式，只能量力而行，精心選擇選題和口述對象，只有那些重大歷史事件當事人和重要人物方能進入我們的視野，納入口述歷史的計劃之中。 3、與國內同行一道，制定成熟的本土化的「口述歷史學術規範和評價標準」，推進文史資料事業的健康發展。總體上看，中國口述歷史的研究在理論、實踐、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等方面都相當薄弱，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操作原則和評價標準不一等問題，缺乏考慮周密、分清輕重緩急、可操作性強的總體徵集計劃，中共黨史、地方誌、政協、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高校等部門大多自行其是，沒有形成合力，阻礙了口述歷史的製作和口述歷史事業的健康發展。為此，一要重視我們已經取得的成績，總結經驗，發現規律，上升到理論建設的層面。二要借鑒國外的經驗和理論成果，結閤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實際情況，防止照抄照搬、生拉硬套。我們文史資料工作者願意和國內同行一道，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口述歷史，為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偉大時代留下真實的有價值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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