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共产第三国际（是由列宁领导创建的共产党及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译者注）成立了。而直到现在，我们才从它的失败中缓过劲来。正值第三国际一百周年之际，这篇文章介绍了其成立之初的使命、革命推广和复刻过程中的曲折、对于失败的不同阐释以及第三国际对当下全球左翼运动的意义。在作者看来，1919年已经离我们远去。而社会主义运动却在漫长的政治休眠中复兴，抓住机会，就能让社会主义重获新生。

作者：LOREN BALHORN

翻译：苏胡 山谷

编校：牛柳

美编：太子豹

不曾完工的第三国际纪念塔

1919年2月6日，标志著「第三国际」成立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从一开始，会议就怀抱著凌云壮志。此前，社会民主主义浪潮导致各个共产党组织各自为政（指第二共产国际的失败——译者注）。当天，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召集了各个共产党组织，希望将其整合为一个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组织。社会主义运动没能成功阻止一战（指1917年革命未能使苏联退出一战——译者注），此事令共产主义者们深受创伤。但同时他们也受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决心的鼓舞，这个新兴的共产主义运动组织相信：新的世界革命将带领全人类走向共同解放。

列宁和大家一起庆祝十月革命两周年纪念

这些共产主义者们期盼著，胜利将在数月之内到来。想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在今天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1919年，这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可能发生。短时间内，第三国际及其麾下的党派便将自己置于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中——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广泛而又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其成立的前四年里，第三国际就见证了无数政治起义与革命。在这四年里，社会主义运动与其他激进运动大规模爆发。世界似乎真的迎来了社会主义变革的转折点。

而共产主义者们却没有意识到该转变已然到来——苏联仍旧将自己封闭起来，变得越发专制与迟钝。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失败触发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本能阻止苏联解体的国际左翼力量的解散。

1919年已经离我们远去。而社会主义运动却在漫长的政治休眠中复兴，新的希望出现了，抓住机会，就能让社会主义重获新生。尽管在今日看来，那些被我们的前辈们看作理所应当的东西——集体的力量和国际组织——已经离我们太过遥远了。

必然到来的革命

实际上，当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指第三国际的诞生——译者注）是偶然的产物——它并不是按计划出现的，而是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者面临的状况使运动成为可能。当时，不同工人政党的力量此消彼长，布尔什维克党从不觉得自己能将他们联合起来。艾瑞克·巴纳（Eric Blanc，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生——译者注）认为，在1917年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家对「革命秩序或革命后的秩序将会是如何」这一问题并未达成统一。

但这一现象在1918年开始有了变化。布尔什维克党的起义（指十月革命——译者注）加大了社会主义在国际斗争中的筹码，这一变化使得社会主义有必要在斗争战略上做出改变。苏联在本国落后的经济与封建帝国的围困和攻击中艰难求生，布尔什维克党意识到苏联几乎无法依靠自己站稳脚跟，于是，他们赌上了全副身家：希望革命党能在与苏联临近的更发达的西方国家掌握政权。若果真如此，那么在阶级斗争的中心向西转移时，苏联就能从德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获得帮助，重新站稳脚跟。而第三国际的成立，就是为了要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一年多后来实现这一愿景。

在这几年间，共产党的内部差异仍然不小，各式思潮争夺领导权，倡导联合战线、社会民主和直接武装起义等一系列不同的战略。在莫斯科开会的时候，第三国际见证了主要的国际社会运动者之间激烈的争论。约翰·里德尔（John Riddell）精心翻译的早期大会的会议记录，得以让人们一瞥当时迷失了方向的政治世界：玩笑式的侮辱、尖刻的批评、对人类命运的慷慨激昂的争论，和对政治的热忱混合在一起——这种热忱是带著讽刺意味的脸书表情包永远无法表达出来的。

虽然并非所有集会都像听起来的那么引人入胜（例如，1930年在德国汉堡市的一个水手酒吧举行的「第一届黑人工人国际会议」），但他们与那些自称拥有成千上万，甚至自称拥有数十万成员的组织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们做出的决定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影响，并且有足够理由在敌人心中种下恐惧。

1919年3月4日列宁领导创立共产第三国际

图片来源：日历网

撇开内部分歧不谈，工人革命在西欧率先取得胜利的前景激励了这些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认为这是历史长河中的关键环节，要么推动整个运动走向胜利，要么万劫不复——简单地说，令整个世界的命运岌岌可危。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鼓舞著共产党人奋不顾身，也有助于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敢，同时又会做出些引人质疑的决定。

德国滑铁卢

很难计算十月革命对共产党人的政治行为究竟产生了多大情感上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布尔什维克是唯一一个真正夺取并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政党。作为唯一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其经验顺理成章地成了其他共产党可以效仿的「模范」。然而，俄罗斯与德国、法国不同，后者拥有更发达的公民社会、更加根深蒂固的统治阶级，以及为许多工人所尊重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与沙皇帝国相比，想要在这些国家掌权，势必要经历一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但是当时的情况紧急：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孤立无援、急需帮助。这使得西方的革命更加迫切。

最重要的革命阵地在德国——这个在一战中被击败并陷入混乱的国家。在1919年的革命浪潮被血腥镇压后，第三国际从斗争前线撤出，开始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组织工会和社会运动，兵行此著，为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多数党。尽管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消失。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主席在1921年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解释道：

既然我们不是先知，那么我们谁也不知道，真正决定世界革命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多少个月，甚至多少年，才能在那几个重要的国家（指西方国家——译者注）取得首次胜利。然而，我们非常清楚的是，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对欧洲经济形势的新分析让我们再次坚信：革命还没有结束。未来新一轮的斗争离我们不会太远，这一轮斗争将前所未有地撼动欧洲和整个世界——其激烈程度将超过此前所有斗争的总和。

1923年，德国几个工人阶级据点中的共产党力量激增，燃起了革命将再次临近的新希望。莫斯科派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到德国，准备在秋季举行最后一次德国起义。到达德国后，广受尊敬的波兰-德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党日报《红旗》（Die Rote Fahne）的文章中写道：「德国资产阶级的组织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资产阶级组织形式都不同。因此，德国的共产党也需要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对德国的同志充满信心。从各方面来看，经历了多年严酷的内战和对地缘政治的失望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将德国革命视为救命稻草。对此感到激动的不只有党内的领导人。比如格列布·阿尔伯特（Gleb Albert）在最近出版的关于苏联早期国际主义的著作中，描述了苏联人每天向当地共产党捐面包给德国工人的场景。 1923年10月10日，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也以苏联党总书记的身份，向德国领导人奥塔尔·塔赫海默（August Thalheimer）表达了这种激动的心情：

德国即将到来的革命将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与六年前俄国革命的胜利相比，德国革命的胜利将对欧美无产阶级有更重大的影响。德国革命的胜利将把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柏林。

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个阶段，布尔什维克党把工作重心从社会运动转向了为德国起义做准备。共产党人与左翼社会民主党组成了「工人政府」，地点定在社会运动最如火如荼的几个地区，并计划利用跨党派民兵作为德国起义的跳板。如若一切按计划进行，与俄国结盟的工人政府将在当年年底接管德国。

尽管已经做了十足而激进的准备，党内领导人的言辞也尤为激烈，但德国的十月革命却输在了起跑线上。1923年10月，在德国开姆尼茨，德共试图在匆忙召开的工厂委员会议上通过一项支持起义的动议，结果失败了。共产党人认为获得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从先前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如果只得到共产党这单一少数派的支持，起义将会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

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后来的一切都以非常「德国」的方式进行著。起义的反对者提出，要将该决议委托给一个小组委员会，但小组委员会拖延许久也未能做出决定，最后共产党人不得不取消了自己的计划——反对者技高一筹阻止了起义，共产党人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赢得多数票了。可是，位于汉堡的一小部分武装分子未能及时听到这个消息，或者故意无视了这一消息，并试图发动武装起义。事后证明，这次起义成为了一场灾难。

第三国际领导人对这一结果感到无比的困惑和失望，指责德共领导层未能发起革命，浪费了这次宝贵的机会。毕竟，在莫斯科当时激烈的派系斗争氛围中，没有人想对如此重大的错误估计负责。从托洛茨基主义者到斯大林主义者，都将「把革命失败归罪于德国懦弱的领导层」这一想法视为党内一致的准则。这加强了布尔什维克进一步的集中化，以及后来被称为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趋势。

拾起革命失败的碎片

失败的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长期的毁灭性打击，加剧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嫌隙，极大地削弱了对抗希特勒崛起的力量，最终导致了对德国工人运动的破坏——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同时，失败的革命也对苏联内部产生了直接影响——助长了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包括斯大林领导的派系在内的几个派系都主张进行战略性撤退，回过头去巩固俄国的苏维埃政权。随著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最终将他的对手悉数铲除。第三国际沦为苏联的外交战略工具，并且受制于莫斯科的中央政治风向。

1943年，（为了表示出对苏联的西方盟友的尊敬），第三国际突然解散，标志著革命国际主义的体制就此解体。即便这一国际主义推动了早期的共产主义，它已许久未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任何实际的政治意义。20世纪90年代，「社会党国际（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由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所组成的国际政党组织——译者注）沦为散漫的新自由主义者俱乐部。自那时起，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类似于社会主义国际的重要组织。也许正因如此，今天的社会主义者才仍旧对当年成立的第三国际有相当大的兴趣。

第三国际是一场高度文字化的政治运动，它的第一段历史是由共产党人自己书写的，他们完全致力于用文字传播自己的理念。早在1924年，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运动发生的同时就出版了《第三国际的第一个五年》。同年十月，他著的《十月的教训》出版，此书在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党内激起了广泛的公共论战。（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十月革命为共产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强调该政党与领导人列宁对促成俄国革命的重要贡献。然而，作者托洛茨基的观点与之背道而驰——译者注）自此，许多派系开始热衷于阐释第三国际的胜利与失败，借此给对手抹黑。

故事的官方版本（指斯大林著作《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译者注）里，在政治分化中，这场工人运动里出现了极其「共产主义」的一派。并且，该过程被矮化为列宁的功劳，是他「为党和无产阶级提供了一条明确的革命路线」。列宁的学说（后由斯大林继承）代表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行动的精髓。就这样，反对的意见和历史的矛盾都被抹去了。所以，对今天的第三国际而言，这个版本的叙事便没什么意义。

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

图片来源：百家号

但是，在既有情境下，事情真的本可以有比现实更好的结果吗？或许，一百多年的时间可以赋予我们一些后见之明，让我们有幸从这些带有派系色彩的故事版本中走出来，用一种更为慎重的方法去看待第三国际的历史。第三国际的尝试显然是喜忧参半的：虽然1917年的俄国革命（指十月革命——译者注）代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新高潮，在革命中，借由武装起义，一个的社会主义政府在群众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

但是，第三国际后来试图推广这种方法，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俄国革命并没有在整个欧洲掀起一连串成功的社会主义起义，而是继续处于孤立状态，苏维埃国家也日益发展成威权主义，越发具有防御性。同时，随著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工人运动出现分裂，而第三国际的存在又巩固了这一分裂，受该结构影响，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始终无法再次出现。

分崩离析的世界

第三国际之后，没有任何社会主义运动能望其项背，鉴于此，在当今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想像中，它始终占据著重要地位。一代代被边缘化的激进分子由于缺乏大众政治的经验，无法对第三国际做出评估，为了探求真理与历史规律，便转而剖析昔日革命的曲折历程。

随著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mi，美国佛蒙特州参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今年2月宣布将竞选2020年美国总统——译者注）的异军突起，社会主义再次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而在此之前，对那些受激进派影响的人而言，加入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往往就意味著接受第三国际的某种观点。对于像邓肯·哈拉斯（Duncan Hallas）这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这意味著「以第三国际的前四次代表大会为基石」，并且从中汲取战略经验，但这些经验究竟是什么呢？

今年2月，伯尼·桑德斯宣布将竞选2020年美国总统

图片来源：搜狐

今天的政治格局与1919年截然不同。劳工运动对资本主义不再有任何直接的威胁，时下，关于社会主义的流行观点不是由第三国际的追随者重新树立起来的，而是由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派中热情的活动家激发的。

潜在的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尚在孕育中——这是我们不能浪费的宝贵机会。当然，眼下的情况与1917年的俄国和1923年的开姆尼斯（Chemnitz）相距甚远。因此，我们不应直接照搬第三国际，而是学习其在社会主义运动轨迹中的定位。在第三国际成立时，群众的工人政党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并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了节节胜利。他们在自己周围构建了一个生活社区，上百万的人不仅得以参与具有象征意义的选举活动，还能加入自己的社区，相信社会主义社会就要到来，而且会在即刻的胜利中得到巩固。

今天，区分革命与改革已经意义甚微。阶级斗争和组织的总体水平正处在历史最低点，亚历山大·奥卡西欧·科尔蒂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等反叛的政客正以数十年未有的方式推广社会主义。在此情况下，行动的方向似乎很明显。然而，还有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不应参与这样的建设，而应在制度范畴外「进行真正的斗争」，从而「将他们拉入左翼」。

这一论调听起来不错，当然也更激进。但事实上，它是第三国际时期的遗物。当时，改革派和革命社会主义都代表了真正的群众运动，但在二者之间进行抉择确实是必要的。当时的问题在于，不存在任何有影响力的革命左派。而一旦社会主义者放弃在选举政治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就很难让大家左转。

一个世纪之前，借由社会主义政治付诸现实，共产主义的理论对世界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而我们的首要使命就是让社会主义重现光彩。为此，我们需要有形的胜利推动自己前进，从而为未来的集中发展奠定基础。至少在目前，为了得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去效仿第三国际的战略视野并不明智。

尽管共产主义运动错误重重，此后又衰退了，但仍是社会主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终的失败表明，（改革派与革命派——译者注）要实现我们共同的政治目标是一项多么紧迫、又多么具有风险的事业。此外，这些社会主义者在追求事业时所抱有的严肃态度和奉献精神也令人敬重，无论多么谦虚地说，这种精神都是值得学习的。

另外，我们还应认真对待国际主义，将其视作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克拉拉·泽特金(Clara Zetkin)所言，第二国际「仅将自己视作一个作坊，负责调和各类意见」，但当决议时刻到来时，却无力采取反战行动。为了弥补这一失误，第三国际试图担任世界革命的中央政党。然而，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一政党越发缺少战略灵活性，也无法容纳多方面意见。2019年，国际社会主义必须在上述两个极端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世界各地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主义者们必须意识到，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斗争，才可能引向最终的成功；另一方面，大家也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开放的心态和谦逊的心性，才能避免为了正统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丧失潜在的机会。

只要资本主义继续主导并破坏人类文明，第三国际的呼吁对我们来说就仍具号召力，「全世界的工人——正在与野蛮的帝国主义、君主制、特权财产、国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财产作斗争的所有人，与不同形式、不同类别的阶级压迫和国家压迫作斗争的所有人——联合起来！」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次，我们能真正实现这个使命。

原文链接：

jacobinmag.com/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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