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共產第三國際（是由列寧領導創建的共產黨及共產主義國際組織，總部位於莫斯科——譯者注）成立了。而直到現在，我們才從它的失敗中緩過勁來。正值第三國際一百週年之際，這篇文章介紹了其成立之初的使命、革命推廣和復刻過程中的曲折、對於失敗的不同闡釋以及第三國際對當下全球左翼運動的意義。在作者看來，1919年已經離我們遠去。而社會主義運動卻在漫長的政治休眠中復興，抓住機會，就能讓社會主義重獲新生。

作者：LOREN BALHORN

翻譯：蘇胡 山谷

編校：牛柳

美編：太子豹

不曾完工的第三國際紀念塔

1919年2月6日，標誌著「第三國際」成立的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從一開始，會議就懷抱著凌雲壯志。此前，社會民主主義浪潮導致各個共產黨組織各自為政（指第二共產國際的失敗——譯者注）。當天，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召集了各個共產黨組織，希望將其整合為一個有力的、中央集權的組織。社會主義運動沒能成功阻止一戰（指1917年革命未能使蘇聯退出一戰——譯者注），此事令共產主義者們深受創傷。但同時他們也受到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決心的鼓舞，這個新興的共產主義運動組織相信：新的世界革命將帶領全人類走向共同解放。

列寧和大家一起慶祝十月革命兩週年紀念

這些共產主義者們期盼著，勝利將在數月之內到來。想要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在今天看來無異於癡人說夢，但在1919年，這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可能發生。短時間內，第三國際及其麾下的黨派便將自己置於政治鬥爭的前沿陣地中——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廣泛而又激烈的政治鬥爭。在其成立的前四年裏，第三國際就見證了無數政治起義與革命。在這四年裏，社會主義運動與其他激進運動大規模爆發。世界似乎真的迎來了社會主義變革的轉折點。

而共產主義者們卻沒有意識到該轉變已然到來——蘇聯仍舊將自己封閉起來，變得越發專制與遲鈍。1991年，蘇聯解體，這一失敗觸發了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以及本能阻止蘇聯解體的國際左翼力量的解散。

1919年已經離我們遠去。而社會主義運動卻在漫長的政治休眠中復興，新的希望出現了，抓住機會，就能讓社會主義重獲新生。儘管在今日看來，那些被我們的前輩們看作理所應當的東西——集體的力量和國際組織——已經離我們太過遙遠了。

必然到來的革命

實際上，當年的社會主義運動（指第三國際的誕生——譯者注）是偶然的產物——它並不是按計劃出現的，而是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者面臨的狀況使運動成為可能。當時，不同工人政黨的力量此消彼長，布爾什維克黨從不覺得自己能將他們聯合起來。艾瑞克·巴納（Eric Blanc，紐約大學社會學博士生——譯者注）認為，在1917年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大家對「革命秩序或革命後的秩序將會是如何」這一問題並未達成統一。

但這一現象在1918年開始有了變化。布爾什維克黨的起義（指十月革命——譯者注）加大了社會主義在國際鬥爭中的籌碼，這一變化使得社會主義有必要在鬥爭戰略上做出改變。蘇聯在本國落後的經濟與封建帝國的圍困和攻擊中艱難求生，布爾什維克黨意識到蘇聯幾乎無法依靠自己站穩腳跟，於是，他們賭上了全副身家：希望革命黨能在與蘇聯臨近的更發達的西方國家掌握政權。若果真如此，那麼在階級鬥爭的中心向西轉移時，蘇聯就能從德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家獲得幫助，重新站穩腳跟。而第三國際的成立，就是為了要在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的一年多後來實現這一願景。

在這幾年間，共產黨的內部差異仍然不小，各式思潮爭奪領導權，倡導聯合戰線、社會民主和直接武裝起義等一系列不同的戰略。在莫斯科開會的時候，第三國際見證了主要的國際社會運動者之間激烈的爭論。約翰·裏德爾（John Riddell）精心翻譯的早期大會的會議記錄，得以讓人們一瞥當時迷失了方向的政治世界：玩笑式的侮辱、尖刻的批評、對人類命運的慷慨激昂的爭論，和對政治的熱忱混合在一起——這種熱忱是帶著諷刺意味的臉書表情包永遠無法表達出來的。

雖然並非所有集會都像聽起來的那麼引人入勝（例如，1930年在德國漢堡市的一個水手酒吧舉行的「第一屆黑人工人國際會議」），但他們與那些自稱擁有成千上萬，甚至自稱擁有數十萬成員的組織聯繫在一起。所以它們做出的決定對世界政治產生了影響，並且有足夠理由在敵人心中種下恐懼。

1919年3月4日列寧領導創立共產第三國際

圖片來源：日曆網

撇開內部分歧不談，工人革命在西歐率先取得勝利的前景激勵了這些早期的共產黨人。他們認為這是歷史長河中的關鍵環節，要麼推動整個運動走向勝利，要麼萬劫不復——簡單地說，令整個世界的命運岌岌可危。這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鼓舞著共產黨人奮不顧身，也有助於解釋他們為什麼會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勇敢，同時又會做出些引人質疑的決定。

德國滑鐵盧

很難計算十月革命對共產黨人的政治行為究竟產生了多大情感上的影響。但毫無疑問的是，布爾什維克是唯一一個真正奪取並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政黨。作為唯一成為執政黨的共產黨，其經驗順理成章地成了其他共產黨可以效仿的「模範」。然而，俄羅斯與德國、法國不同，後者擁有更發達的公民社會、更加根深蒂固的統治階級，以及為許多工人所尊重的資產階級民主傳統。與沙皇帝國相比，想要在這些國家掌權，勢必要經歷一個複雜而多變的過程。但是當時的情況緊急：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孤立無援、急需幫助。這使得西方的革命更加迫切。

最重要的革命陣地在德國——這個在一戰中被擊敗並陷入混亂的國家。在1919年的革命浪潮被血腥鎮壓後，第三國際從鬥爭前線撤出，開始將更多的資源用於組織工會和社會運動，兵行此著，為的是建立社會主義多數黨。儘管如此，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消失。格里戈裏·季諾維也夫（Grigory Zinoviev）主席在1921年第三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後解釋道：

既然我們不是先知，那麼我們誰也不知道，真正決定世界革命命運的無產階級革命需要多少個月，甚至多少年，才能在那幾個重要的國家（指西方國家——譯者注）取得首次勝利。然而，我們非常清楚的是，第三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對歐洲經濟形勢的新分析讓我們再次堅信：革命還沒有結束。未來新一輪的鬥爭離我們不會太遠，這一輪鬥爭將前所未有地撼動歐洲和整個世界——其激烈程度將超過此前所有鬥爭的總和。

1923年，德國幾個工人階級據點中的共產黨力量激增，燃起了革命將再次臨近的新希望。莫斯科派卡爾·拉德克（Karl Radek）到德國，準備在秋季舉行最後一次德國起義。到達德國後，廣受尊敬的波蘭-德國布爾什維克黨在共產黨日報《紅旗》（Die Rote Fahne）的文章中寫道：「德國資產階級的組織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資產階級組織形式都不同。因此，德國的共產黨也需要以新的方式組織起來。」

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層對德國的同志充滿信心。從各方面來看，經歷了多年嚴酷的內戰和對地緣政治的失望之後，布爾什維克黨將德國革命視為救命稻草。對此感到激動的不只有黨內的領導人。比如格列布·阿爾伯特（Gleb Albert）在最近出版的關於蘇聯早期國際主義的著作中，描述了蘇聯人每天向當地共產黨捐麵包給德國工人的場景。 1923年10月10日，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也以蘇聯黨總書記的身份，向德國領導人奧塔爾·塔赫海默（August Thalheimer）表達了這種激動的心情：

德國即將到來的革命將會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國際事件。與六年前俄國革命的勝利相比，德國革命的勝利將對歐美無產階級有更重大的影響。德國革命的勝利將把世界革命的中心從莫斯科轉移到柏林。

歷史學家認為在這個階段，布爾什維克黨把工作重心從社會運動轉向了為德國起義做準備。共產黨人與左翼社會民主黨組成了「工人政府」，地點定在社會運動最如火如荼的幾個地區，並計劃利用跨黨派民兵作為德國起義的跳板。如若一切按計劃進行，與俄國結盟的工人政府將在當年年底接管德國。

儘管已經做了十足而激進的準備，黨內領導人的言辭也尤為激烈，但德國的十月革命卻輸在了起跑線上。1923年10月，在德國開姆尼茨，德共試圖在匆忙召開的工廠委員會議上通過一項支持起義的動議，結果失敗了。共產黨人認為獲得支持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們從先前的失敗中吸取了教訓：如果只得到共產黨這單一少數派的支持，起義將會面臨孤立無援的境地。

圖片來源：豆瓣讀書

後來的一切都以非常「德國」的方式進行著。起義的反對者提出，要將該決議委託給一個小組委員會，但小組委員會拖延許久也未能做出決定，最後共產黨人不得不取消了自己的計劃——反對者技高一籌阻止了起義，共產黨人意識到自己再也不可能贏得多數票了。可是，位於漢堡的一小部分武裝分子未能及時聽到這個消息，或者故意無視了這一消息，並試圖發動武裝起義。事後證明，這次起義成為了一場災難。

第三國際領導人對這一結果感到無比的困惑和失望，指責德共領導層未能發起革命，浪費了這次寶貴的機會。畢竟，在莫斯科當時激烈的派系鬥爭氛圍中，沒有人想對如此重大的錯誤估計負責。從托洛茨基主義者到斯大林主義者，都將「把革命失敗歸罪於德國懦弱的領導層」這一想法視為黨內一致的準則。這加強了布爾什維克進一步的集中化，以及後來被稱為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趨勢。

拾起革命失敗的碎片

失敗的德國社會主義革命帶來了長期的毀滅性打擊，加劇了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嫌隙，極大地削弱了對抗希特勒崛起的力量，最終導致了對德國工人運動的破壞——這是二十世紀最大的悲劇之一。同時，失敗的革命也對蘇聯內部產生了直接影響——助長了布爾什維克黨高層內部長期的權力鬥爭。包括斯大林領導的派系在內的幾個派系都主張進行戰略性撤退，回過頭去鞏固俄國的蘇維埃政權。隨著時間的推移，斯大林最終將他的對手悉數剷除。第三國際淪為蘇聯的外交戰略工具，並且受制於莫斯科的中央政治風向。

1943年，（為了表示出對蘇聯的西方盟友的尊敬），第三國際突然解散，標誌著革命國際主義的體制就此解體。即便這一國際主義推動了早期的共產主義，它已許久未在世界舞臺上展現出任何實際的政治意義。20世紀90年代，「社會黨國際（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由世界各國社會民主黨所組成的國際政黨組織——譯者注）淪為散漫的新自由主義者俱樂部。自那時起，便再也沒有出現過任何類似於社會主義國際的重要組織。也許正因如此，今天的社會主義者才仍舊對當年成立的第三國際有相當大的興趣。

第三國際是一場高度文字化的政治運動，它的第一段歷史是由共產黨人自己書寫的，他們完全致力於用文字傳播自己的理念。早在1924年，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運動發生的同時就出版了《第三國際的第一個五年》。同年十月，他著的《十月的教訓》出版，此書在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黨內激起了廣泛的公共論戰。（布爾什維克黨認為十月革命為共產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強調該政黨與領導人列寧對促成俄國革命的重要貢獻。然而，作者托洛茨基的觀點與之背道而馳——譯者注）自此，許多派系開始熱衷於闡釋第三國際的勝利與失敗，藉此給對手抹黑。

故事的官方版本（指斯大林著作《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譯者注）裏，在政治分化中，這場工人運動裏出現了極其「共產主義」的一派。並且，該過程被矮化為列寧的功勞，是他「為黨和無產階級提供了一條明確的革命路線」。列寧的學說（後由斯大林繼承）代表了共產主義思想和行動的精髓。就這樣，反對的意見和歷史的矛盾都被抹去了。所以，對今天的第三國際而言，這個版本的敘事便沒什麼意義。

斯大林、列寧、托洛茨基

圖片來源：百家號

但是，在既有情境下，事情真的本可以有比現實更好的結果嗎？或許，一百多年的時間可以賦予我們一些後見之明，讓我們有幸從這些帶有派系色彩的故事版本中走出來，用一種更為慎重的方法去看待第三國際的歷史。第三國際的嘗試顯然是喜憂參半的：雖然1917年的俄國革命（指十月革命——譯者注）代表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新高潮，在革命中，藉由武裝起義，一個的社會主義政府在羣眾的支持下奪取了政權。

但是，第三國際後來試圖推廣這種方法，卻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俄國革命並沒有在整個歐洲掀起一連串成功的社會主義起義，而是繼續處於孤立狀態，蘇維埃國家也日益發展成威權主義，越發具有防禦性。同時，隨著社會民主主義的失敗，工人運動出現分裂，而第三國際的存在又鞏固了這一分裂，受該結構影響，統一的共產主義政黨始終無法再次出現。

分崩離析的世界

第三國際之後，沒有任何社會主義運動能望其項背，鑒於此，在當今許多社會主義者的政治想像中，它始終佔據著重要地位。一代代被邊緣化的激進分子由於缺乏大眾政治的經驗，無法對第三國際做出評估，為了探求真理與歷史規律，便轉而剖析昔日革命的曲折歷程。

隨著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mi，美國佛蒙特州參議員，民主社會主義者，今年2月宣佈將競選2020年美國總統——譯者注）的異軍突起，社會主義再次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而在此之前，對那些受激進派影響的人而言，加入一個社會主義組織往往就意味著接受第三國際的某種觀點。對於像鄧肯·哈拉斯（Duncan Hallas）這樣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來說，這意味著「以第三國際的前四次代表大會為基石」，並且從中汲取戰略經驗，但這些經驗究竟是什麼呢？

今年2月，伯尼·桑德斯宣佈將競選2020年美國總統

圖片來源：搜狐

今天的政治格局與1919年截然不同。勞工運動對資本主義不再有任何直接的威脅，時下，關於社會主義的流行觀點不是由第三國際的追隨者重新樹立起來的，而是由歷史上的社會民主主義改革派中熱情的活動家激發的。

潛在的大規模社會主義運動尚在孕育中——這是我們不能浪費的寶貴機會。當然，眼下的情況與1917年的俄國和1923年的開姆尼斯（Chemnitz）相距甚遠。因此，我們不應直接照搬第三國際，而是學習其在社會主義運動軌跡中的定位。在第三國際成立時，羣眾的工人政黨已經存在了數十年，並在覈心資本主義國家裡取得了節節勝利。他們在自己周圍構建了一個生活社區，上百萬的人不僅得以參與具有象徵意義的選舉活動，還能加入自己的社區，相信社會主義社會就要到來，而且會在即刻的勝利中得到鞏固。

今天，區分革命與改革已經意義甚微。階級鬥爭和組織的總體水平正處在歷史最低點，亞歷山大·奧卡西歐·科爾蒂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傑裏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等反叛的政客正以數十年未有的方式推廣社會主義。在此情況下，行動的方向似乎很明顯。然而，還有一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我們不應參與這樣的建設，而應在制度範疇外「進行真正的鬥爭」，從而「將他們拉入左翼」。

這一論調聽起來不錯，當然也更激進。但事實上，它是第三國際時期的遺物。當時，改革派和革命社會主義都代表了真正的羣眾運動，但在二者之間進行抉擇確實是必要的。當時的問題在於，不存在任何有影響力的革命左派。而一旦社會主義者放棄在選舉政治中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就很難讓大家左轉。

一個世紀之前，藉由社會主義政治付諸現實，共產主義的理論對世界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而我們的首要使命就是讓社會主義重現光彩。為此，我們需要有形的勝利推動自己前進，從而為未來的集中發展奠定基礎。至少在目前，為了得到工人階級的力量去效仿第三國際的戰略視野並不明智。

儘管共產主義運動錯誤重重，此後又衰退了，但仍是社會主義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最終的失敗表明，（改革派與革命派——譯者注）要實現我們共同的政治目標是一項多麼緊迫、又多麼具有風險的事業。此外，這些社會主義者在追求事業時所抱有的嚴肅態度和奉獻精神也令人敬重，無論多麼謙虛地說，這種精神都是值得學習的。

另外，我們還應認真對待國際主義，將其視作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克拉拉·澤特金(Clara Zetkin)所言，第二國際「僅將自己視作一個作坊，負責調和各類意見」，但當決議時刻到來時，卻無力採取反戰行動。為了彌補這一失誤，第三國際試圖擔任世界革命的中央政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政黨越發缺少戰略靈活性，也無法容納多方面意見。2019年，國際社會主義必須在上述兩個極端間維持一種微妙的平衡：世界各地有組織有紀律的社會主義者們必須意識到，只有在全球範圍內展開鬥爭，纔可能引向最終的成功；另一方面，大家也需要保持足夠的耐心、開放的心態和謙遜的心性，才能避免為了正統的共產主義理想而喪失潛在的機會。

只要資本主義繼續主導並破壞人類文明，第三國際的呼籲對我們來說就仍具號召力，「全世界的工人——正在與野蠻的帝國主義、君主制、特權財產、國家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財產作鬥爭的所有人，與不同形式、不同類別的階級壓迫和國家壓迫作鬥爭的所有人——聯合起來！」 讓我們共同期待，這一次，我們能真正實現這個使命。

原文鏈接：

jacobinmag.com/2019/03/

本文首發於兩顆土逗，轉載請聯繫土逗獲得內容授權。

推薦閱讀：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