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太平广记》对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

　　宋代以后，话本、曲艺、戏剧的编者，都从《太平广记》里选取素材，把许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编。例如演张生、崔莺莺故事的《西厢记》，有各种不同的剧本，这个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广记》里的它的素材《莺莺传》，但却很少有人知道。

　　在《太平广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荥阳公的儿子在街上看到一妙龄女郎，并对其一见钟情，几经打听，才知道这女子叫李娃，是个风尘女子。于是，他便带着大笔金银造访，李娃的婢女连忙通报，说：“当初在街上假装丢了东西，原地逗留的年轻公子找上来了。”

　　李娃何尝不对这位翩翩公子念念不忘？一对年轻男女相逢后，促膝长谈许久，直到日暮西垂，街上响起了宵禁的鼓声，这才依依惜别。李娃对年轻公子说道：“天色已晚，鼓声响起，是时候回去了，免得犯了宵禁。”

　　而公子则回答道：“与你言笑晏晏，却没察觉太阳都落山了。这座城这么大，我又没有亲戚朋友，不知该去何处借宿。”李娃希望将心上人留住，便说道：“如果你不嫌弃我这偏僻，可以留宿。”于是，年轻公子便寄宿在李娃的居所。

　　这段故事中所说的“宵禁”在许多朝代都存在过。“宵”是夜晚，“禁”是禁止，“宵禁”就是“禁止夜间的活动”。

　　在唐朝首都长安，每天夜里都有执法人员敲鼓警示百姓。一旦长安的百姓听到鼓声，便知道“禁夜”已到来，需立即回家，不得在外逗留。而第二天一早，钟楼的钟声响起，则代表宵禁结束，百姓可以在日间自由活动。

　　在唐人的《西都杂记》中有记载，每年只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不执行宵禁。大伙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一年只有三天的夜生活，除了这三天外，老百姓必须每晚都守在家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

　　相传，京城前门大街直到晚清都在执行宵禁，辛亥革命结束后才被废止。按这一时间作为节点推算，宵禁在我国古代持续了起码三千年。

　　说到这可能有朋友会说：“晚上去哪儿是我的自由，我偏偏不管宵禁外出游荡，又能如何？”《大清刑律》规定：但凡违背宵禁者，在一更天钟声响完后，到五更天钟声未敲响这段时间内，在外逗留者鞭刑三十。有二更、三更、四更期间在外游荡者，鞭刑五十。疾病、生育、死丧可以通行。

　　甚至，为了实施宵禁，每个驻有官府的城市一到晚上，就要锁上城门禁止出入城市。城门的钥匙也要交到地方官的内衙，清代就必须要交给地方驻军长官收执，即使是城里的最高级文官晚上有紧急公务要出城，也要向驻军长官申领钥匙。同时在大街交叉路口上也要拦起栅栏，栅栏开有门，门口有关卡，设有类似于现代岗亭的“卡房”，由官府的衙役看守，不准通行。

　　所以，有人说：宵禁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恶政”，笔者十分认同这个说法。

　　所谓禁夜，其实就是统治者打着治安的幌子，光明正大地限制治下百姓的人身自由，它是统治者们最惯用，也是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历代这样规定的目的都说是为了维持治安，不过，最终得到的效果却是大可怀疑。那么，为什么统治者会使用宵禁这种专制手段呢？时至今日仍没有史学家做出考证。

　　但笔者觉得，“宵禁”的出台，完全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作祟。

　　这群文官成为了统治者身边的红人后，为了从权力的漩涡中分一杯羹，会逐渐从“帮闲”的谋臣转化为“帮凶”的恶棍。他们一边讨好上级，一边狐假虎威以半个统治者的身份作威作福。对待百姓就像是对待羊圈里的羊羔，按照养畜生的办法，白天放任他们自由活动，晚上则关到羊圈中禁止外出。

　　在我国历史上，执行宵禁力度最大的就是盛唐，而取消这一专制手段的则是宋朝。

　　后人通常以为宋弱唐强，宋朝之所以会被人觉得“弱”，在于其领土不大，又处处受到强敌制衡，整个王朝尤其南宋给人一种苟且偷生的感觉；而唐朝为何会让人觉得“强”呢？其实，这在于其兵多将广，震慑番邦，开疆扩土。不过，若从内政的角度来看，唐朝的内乱比宋朝严重得多，这一点宋朝恰恰相反。

　　北宋定都开封，首都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聚居地；而唐朝定都长安，首都人口跟唐朝差不多，然而，长安的布局却非常制度化“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不但将，坊和市分而治之，还对居民进行封闭管理。

　　所谓晨钟暮鼓，在此期间，所有商户全部关门大吉，老百姓们回家睡觉，唯有巡逻的执法人员守夜。宋朝的首都更像是不夜城，由于，没有坊与市之间的界限，并且，从未对商户的营业时间进行硬性规定，往往这边的夜市刚刚散场，那边的早市就已开张。

　　人来人往，生意兴隆，宋朝的街市远比唐朝热闹得多。在那幅家喻户晓的《清明上河图》里，我们看不到如唐朝那般的霸道的气派盛景：市井小民们忙忙碌碌，力工们挥汗如雨，商人们争相吆喝，路口上尽是来往的车马，仕女们与文士才子盛装出游... ...

　　可以说，这幅热闹的气象，是唐朝未曾有过的。为什么宋朝的经济比唐朝更加繁荣呢？其实，这完全是“宵禁”与“放夜”的天壤之差所致。

　　宋朝之所以能够以后来居上的姿态，在无数次经济危机中崛起，创造出其他封建时代无法比拟的繁荣市场，其实，它靠的就是“放夜”。这种“把夜晚还给人民”的做法，调动了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

　　甚至，有日本史学家藤虎次郎曾如此分析：唐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尾，而宋朝才是中国近世纪的开始。

　　由此可见，宋朝之“强弱”，不能单从某些方面来看，宋朝并不是一个耻辱的朝代。虽然，宋朝出了不少窝囊皇帝，比如：被金人掳回国那两位，还有被蒙古人抓走那位，以及，最后跳海的小皇帝。仿佛提起宋朝，就让人觉得泄气，提不起精神来。

　　但就算是这样，在外虏犯境、战祸频发，不得不对金人俯首称臣，通过割地赔款换来的几百年和平光景里，宋人却仍能创造出繁荣的市场经济。

　　而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全都是宋人的杰作。现代人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在发明创造上没有太多闪光点。美国研究宋史的学者墨菲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很多领域，中国的宋朝都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王朝。”

　　虽然，后来的许多史学家们都批判这个朝代，但这都是因为宋朝没能抵御入侵所致。虽说，宋朝最终被蒙古侵略，但是，整个王朝却存在了三百一十九年，高于中国王朝的平均寿命。墨菲还认为：“宋朝是同时期全球领土最广、技术最发达、生产力最多的国家。”

　　而日本史学家加藤繁则在研究宋史时专门提到了唐朝：唐代所谓“坊市”制度，实际上，就是用高墙将坊与市隔开，除了朝廷里的大官外，谁都不许将门开向大街。到了宋朝，这一制度已被完全废止，老百姓可以随便沿街道盖房子，朝廷也不会干涉百姓的家门朝哪开。

　　其实，唐朝也不乏不遵守宵禁者，我们熟知的张泌那首《浣溪沙》有这样一句：“晚逐香车进凤城。”夜里香车大摇大摆开进凤城，很明显已触犯了宵禁。不得不说，张泌虽然生于唐朝，却生在一个相对幸运的时期，此时，大唐境内战乱四起，很明显各地都不再重视宵禁了，所以，张泌能够肆无忌惮地在晚上出行，根本不怕被执法人员抓起来。

　　从某些前人记载里我们能大概领略到汴梁的夜景，例如：孟元老在写《东京梦华录》时北宋已成了过去式，对于自己曾生活过的汴京城，孟元老始终念念不忘：“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除了宵禁外，还有一个因素影响了宋朝的市场经济。

　　纵观我国封建史，没有一个朝代商人的地位像宋朝一样受到公平对待。北宋朝廷颁布了许多于商人有利的政策，比如：在收缴税款时只收大商户的税，不会针对“贩夫贩妇”的小生意。除此之外，太宗还严禁地方小官小吏欺压、刁难商人，倘若有官员无故扣押商人三天，会被判两年的徒刑；向商人索取贿赂的，如果情节严重，则判处一年徒刑。

　　据统计，北宋时的首都汴京在最繁荣时有一百万人口，而到了南宋临安城的人口更多，足有一百五十万人。想必，是因为南宋国土缩小，流动人口太大，不断有从北方金人领地逃难过来的人民，以至于临安的人口徒增，成了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首都。虽说，林升讽刺临安的游人“直把杭州作汴州”，但北宋遗民们仍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将临安变成繁盛的乐土。

　　即便如此，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测算，按1990年美元为基准，在公元960年后(赵匡胤建立宋朝)，中国人均GDP为450美元，至宋末达600美元。而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仅为422美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经济一蹶不振，1870年GDP人均530美元。由于内战，到1950年，中国人均GDP仅为439美元，还赶不上宋代初的450美元。

　　可惜的是，由南宋人开创的繁荣盛景，最终，被蒙古人、女真人、西夏人扼杀。

　　这就像是古希腊被野蛮的罗马人颠覆，而迈向文明的罗马人又被日耳曼蛮族覆灭一样。似乎在遥远的古代，文明永远不是野蛮的对手，一个深明事理却身子骨虚弱的文士，被智力低下、肢体熊健的粗人按在地上暴打，这似乎是一个怪圈。接受先进文明较多的辽人，被相对野蛮的金人击败；而只接纳了部分汉文化的金人，又被完全野蛮的蒙古人击败。

　　我们抛开这些问题不谈，一个生活在宋朝的汉人是幸福的，能够自由运用属于自己的日夜，这是多么畅快的一件事。陈寅恪曾说：“我国经过几千年的变迁，于赵宋一朝登峰造极。”严复先生则给予宋朝更高的评价：“我国现在所能展现出的现象，其中宋人创造的占十之八九。”

　　参考资料：

　　【《宋史》、《世界文明史》、《太平广记》、《西都杂记》、《大清刑律》、《浣溪沙》、《东京梦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