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太平廣記》對後來的文學藝術的影響十分深遠。

　　宋代以後，話本、曲藝、戲劇的編者，都從《太平廣記》裏選取素材，把許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編。例如演張生、崔鶯鶯故事的《西廂記》，有各種不同的劇本，這個故事差不多已經家喻戶曉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廣記》裏的它的素材《鶯鶯傳》，但卻很少有人知道。

　　在《太平廣記》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滎陽公的兒子在街上看到一妙齡女郎，並對其一見鍾情，幾經打聽，才知道這女子叫李娃，是個風塵女子。於是，他便帶着大筆金銀造訪，李娃的婢女連忙通報，說：“當初在街上假裝丟了東西，原地逗留的年輕公子找上來了。”

　　李娃何嘗不對這位翩翩公子念念不忘？一對年輕男女相逢後，促膝長談許久，直到日暮西垂，街上響起了宵禁的鼓聲，這才依依惜別。李娃對年輕公子說道：“天色已晚，鼓聲響起，是時候回去了，免得犯了宵禁。”

　　而公子則回答道：“與你言笑晏晏，卻沒察覺太陽都落山了。這座城這麼大，我又沒有親戚朋友，不知該去何處借宿。”李娃希望將心上人留住，便說道：“如果你不嫌棄我這偏僻，可以留宿。”於是，年輕公子便寄宿在李娃的居所。

　　這段故事中所說的“宵禁”在許多朝代都存在過。“宵”是夜晚，“禁”是禁止，“宵禁”就是“禁止夜間的活動”。

　　在唐朝首都長安，每天夜裏都有執法人員敲鼓警示百姓。一旦長安的百姓聽到鼓聲，便知道“禁夜”已到來，需立即回家，不得在外逗留。而第二天一早，鐘樓的鐘聲響起，則代表宵禁結束，百姓可以在日間自由活動。

　　在唐人的《西都雜記》中有記載，每年只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不執行宵禁。大夥不妨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一年只有三天的夜生活，除了這三天外，老百姓必須每晚都守在家裏，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啊。

　　相傳，京城前門大街直到晚清都在執行宵禁，辛亥革命結束後才被廢止。按這一時間作爲節點推算，宵禁在我國古代持續了起碼三千年。

　　說到這可能有朋友會說：“晚上去哪兒是我的自由，我偏偏不管宵禁外出遊蕩，又能如何？”《大清刑律》規定：但凡違背宵禁者，在一更天鐘聲響完後，到五更天鐘聲未敲響這段時間內，在外逗留者鞭刑三十。有二更、三更、四更期間在外遊蕩者，鞭刑五十。疾病、生育、死喪可以通行。

　　甚至，爲了實施宵禁，每個駐有官府的城市一到晚上，就要鎖上城門禁止出入城市。城門的鑰匙也要交到地方官的內衙，清代就必須要交給地方駐軍長官收執，即使是城裏的最高級文官晚上有緊急公務要出城，也要向駐軍長官申領鑰匙。同時在大街交叉路口上也要攔起柵欄，柵欄開有門，門口有關卡，設有類似於現代崗亭的“卡房”，由官府的衙役看守，不準通行。

　　所以，有人說：宵禁是古往今來最大的“惡政”，筆者十分認同這個說法。

　　所謂禁夜，其實就是統治者打着治安的幌子，光明正大地限制治下百姓的人身自由，它是統治者們最慣用，也是最有效的措施。但是，歷代這樣規定的目的都說是爲了維持治安，不過，最終得到的效果卻是大可懷疑。那麼，爲什麼統治者會使用宵禁這種專制手段呢？時至今日仍沒有史學家做出考證。

　　但筆者覺得，“宵禁”的出臺，完全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作祟。

　　這羣文官成爲了統治者身邊的紅人後，爲了從權力的漩渦中分一杯羹，會逐漸從“幫閒”的謀臣轉化爲“幫兇”的惡棍。他們一邊討好上級，一邊狐假虎威以半個統治者的身份作威作福。對待百姓就像是對待羊圈裏的羊羔，按照養畜生的辦法，白天放任他們自由活動，晚上則關到羊圈中禁止外出。

　　在我國歷史上，執行宵禁力度最大的就是盛唐，而取消這一專制手段的則是宋朝。

　　後人通常以爲宋弱唐強，宋朝之所以會被人覺得“弱”，在於其領土不大，又處處受到強敵制衡，整個王朝尤其南宋給人一種苟且偷生的感覺；而唐朝爲何會讓人覺得“強”呢？其實，這在於其兵多將廣，震懾番邦，開疆擴土。不過，若從內政的角度來看，唐朝的內亂比宋朝嚴重得多，這一點宋朝恰恰相反。

　　北宋定都開封，首都人口超過百萬，是當時全球最大的聚居地；而唐朝定都長安，首都人口跟唐朝差不多，然而，長安的佈局卻非常制度化“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不但將，坊和市分而治之，還對居民進行封閉管理。

　　所謂晨鐘暮鼓，在此期間，所有商戶全部關門大吉，老百姓們回家睡覺，唯有巡邏的執法人員守夜。宋朝的首都更像是不夜城，由於，沒有坊與市之間的界限，並且，從未對商戶的營業時間進行硬性規定，往往這邊的夜市剛剛散場，那邊的早市就已開張。

　　人來人往，生意興隆，宋朝的街市遠比唐朝熱鬧得多。在那幅家喻戶曉的《清明上河圖》裏，我們看不到如唐朝那般的霸道的氣派盛景：市井小民們忙忙碌碌，力工們揮汗如雨，商人們爭相吆喝，路口上盡是來往的車馬，仕女們與文士才子盛裝出遊... ...

　　可以說，這幅熱鬧的氣象，是唐朝未曾有過的。爲什麼宋朝的經濟比唐朝更加繁榮呢？其實，這完全是“宵禁”與“放夜”的天壤之差所致。

　　宋朝之所以能夠以後來居上的姿態，在無數次經濟危機中崛起，創造出其他封建時代無法比擬的繁榮市場，其實，它靠的就是“放夜”。這種“把夜晚還給人民”的做法，調動了老百姓的主觀能動性。

　　甚至，有日本史學家藤虎次郎曾如此分析：唐朝是中國中世紀的結尾，而宋朝纔是中國近世紀的開始。

　　由此可見，宋朝之“強弱”，不能單從某些方面來看，宋朝並不是一個恥辱的朝代。雖然，宋朝出了不少窩囊皇帝，比如：被金人擄回國那兩位，還有被蒙古人抓走那位，以及，最後跳海的小皇帝。彷彿提起宋朝，就讓人覺得泄氣，提不起精神來。

　　但就算是這樣，在外虜犯境、戰禍頻發，不得不對金人俯首稱臣，通過割地賠款換來的幾百年和平光景裏，宋人卻仍能創造出繁榮的市場經濟。

　　而讓中國人引以爲傲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全都是宋人的傑作。現代人津津樂道的大唐盛世，在發明創造上沒有太多閃光點。美國研究宋史的學者墨菲說過這樣一句話：“在很多領域，中國的宋朝都是一個非常令人振奮的王朝。”

　　雖然，後來的許多史學家們都批判這個朝代，但這都是因爲宋朝沒能抵禦入侵所致。雖說，宋朝最終被蒙古侵略，但是，整個王朝卻存在了三百一十九年，高於中國王朝的平均壽命。墨菲還認爲：“宋朝是同時期全球領土最廣、技術最發達、生產力最多的國家。”

　　而日本史學家加藤繁則在研究宋史時專門提到了唐朝：唐代所謂“坊市”制度，實際上，就是用高牆將坊與市隔開，除了朝廷裏的大官外，誰都不許將門開向大街。到了宋朝，這一制度已被完全廢止，老百姓可以隨便沿街道蓋房子，朝廷也不會干涉百姓的家門朝哪開。

　　其實，唐朝也不乏不遵守宵禁者，我們熟知的張泌那首《浣溪沙》有這樣一句：“晚逐香車進鳳城。”夜裏香車大搖大擺開進鳳城，很明顯已觸犯了宵禁。不得不說，張泌雖然生於唐朝，卻生在一個相對幸運的時期，此時，大唐境內戰亂四起，很明顯各地都不再重視宵禁了，所以，張泌能夠肆無忌憚地在晚上出行，根本不怕被執法人員抓起來。

　　從某些前人記載裏我們能大概領略到汴梁的夜景，例如：孟元老在寫《東京夢華錄》時北宋已成了過去式，對於自己曾生活過的汴京城，孟元老始終念念不忘：“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除了宵禁外，還有一個因素影響了宋朝的市場經濟。

　　縱觀我國封建史，沒有一個朝代商人的地位像宋朝一樣受到公平對待。北宋朝廷頒佈了許多於商人有利的政策，比如：在收繳稅款時只收大商戶的稅，不會針對“販夫販婦”的小生意。除此之外，太宗還嚴禁地方小官小吏欺壓、刁難商人，倘若有官員無故扣押商人三天，會被判兩年的徒刑；向商人索取賄賂的，如果情節嚴重，則判處一年徒刑。

　　據統計，北宋時的首都汴京在最繁榮時有一百萬人口，而到了南宋臨安城的人口更多，足有一百五十萬人。想必，是因爲南宋國土縮小，流動人口太大，不斷有從北方金人領地逃難過來的人民，以至於臨安的人口徒增，成了當時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首都。雖說，林升諷刺臨安的遊人“直把杭州作汴州”，但北宋遺民們仍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將臨安變成繁盛的樂土。

　　即便如此，根據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測算，按1990年美元爲基準，在公元960年後(趙匡胤建立宋朝)，中國人均GDP爲450美元，至宋末達600美元。而處於中世紀黑暗中的歐洲，僅爲422美元。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經濟一蹶不振，1870年GDP人均530美元。由於內戰，到1950年，中國人均GDP僅爲439美元，還趕不上宋代初的450美元。

　　可惜的是，由南宋人開創的繁榮盛景，最終，被蒙古人、女真人、西夏人扼殺。

　　這就像是古希臘被野蠻的羅馬人顛覆，而邁向文明的羅馬人又被日耳曼蠻族覆滅一樣。似乎在遙遠的古代，文明永遠不是野蠻的對手，一個深明事理卻身子骨虛弱的文士，被智力低下、肢體熊健的粗人按在地上暴打，這似乎是一個怪圈。接受先進文明較多的遼人，被相對野蠻的金人擊敗；而只接納了部分漢文化的金人，又被完全野蠻的蒙古人擊敗。

　　我們拋開這些問題不談，一個生活在宋朝的漢人是幸福的，能夠自由運用屬於自己的日夜，這是多麼暢快的一件事。陳寅恪曾說：“我國經過幾千年的變遷，於趙宋一朝登峯造極。”嚴復先生則給予宋朝更高的評價：“我國現在所能展現出的現象，其中宋人創造的佔十之八九。”

　　參考資料：

　　【《宋史》、《世界文明史》、《太平廣記》、《西都雜記》、《大清刑律》、《浣溪沙》、《東京夢華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