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剥夺「用水权」近乎渴死的囚犯必须用尽肺活量从「水龙头」把水吸出、被手脚反绑加石块吊在山区树上、遭棍击一连吐血4天──在如今民主化的台湾，实难想像一群知识份子会有著这样的日常，然而，这却是真实存在于1950年代著名「虐囚监狱」新店军监的种种。

8日上午，适逢1970年「泰源事件」50周年，国家人权博物馆以「狱中『再叛乱』案」为题举行研讨会，而政大台史所硕士李祯祥、中研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林传凯，爬梳档案辅以当事人证言，还原台湾历史最漆黑的其中一页──在绿岛新生训导处、新店军监，被关押进监狱的知识份子不仅要忍受极为恶劣的监狱环境，就连「研读政治理论」也成了「再叛乱」的证据，而在新店军监，坚持侦审6年、造成16人遭枪决血溅刑场的幕后主使者，正是时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蒋经国。

期间最荒谬的，或许是现今90岁高龄的蔡焜霖所说，他的难友在1950年代因为唱过《祖国万岁》成「罪证」遭枪决，没想到蔡焜霖自己再次听到这首歌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一个8岁的小女孩对著全世界数十亿观众歌唱。8岁小女孩现今可以对全世界唱的歌，在当年却是他的好朋友被处死的理由。

「到了早上5、6点钟，你就会吓醒过来…每天晚上都听到挨打的声音」

曾在绿岛遭关押过、期间又无端受牵连于所谓「再叛乱案」的受难者张常美今（2020）年90岁，其出生于日治时期、而后就读台中商业学校，在18岁的某天，工友突然到班上说「校长叫妳去讲话」，身为班长的她乖乖去了校长室，却发现校长室里多了两个陌生人，校长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直说那些人有话问妳，她也乖乖跟去了──殊不知，这一群就没回来过。

张常美：「「到了早上5、6点钟，你就会吓醒过来……每天晚上都听到挨打的声音，非常大的，你自然睡不著就坐起来，每天打打到天亮。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认罪？因为挨打，很多人都会认罪，什么人证物证都没有，我也是这样……」（资料照，余志伟摄）

「我跟他们坐吉普车被带到监狱，门一开，我大哭──你不是要问话吗？这里是牢房耶！特务就跟我说『不要紧啦，等明天啦』……」尽管张常美现已90岁，研讨会上谈起这段，她仍记忆犹新。

张常美哭了一整夜到天亮，同房有位台中女中的老师跟她说别哭了、「我们都一样」，她才知道同房好几个都是当时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女老师，还有的是带小孩来关一起的，每个人几乎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晚上睡觉也没有毯子、挤到无法睡觉只好依看守换班时间轮流睡，但张常美也说，其实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到了早上5、6点钟，你就会吓醒过来……每天晚上都听到挨打的声音，非常大的，你自然睡不著就坐起来，每天打打到天亮。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认罪？因为挨打，很多人都会认罪，什么人证物证都没有，我也是这样……」

那时候张常美在军法处等判决，最大的压力还是：「每天早上都有人被叫去枪毙，最可怕是在我旁边睡觉的被叫去，真的很可怕。」后来张常美被判刑送到绿岛，看似逃过死劫，接下来却又要面临新的一关：绿岛「再叛乱案」。

绿岛案：不愿配合「刺青运动」遭大举「抄房」、外省海军多次喊冤未果悲愤写下「共产党万岁」成「组织叛乱罪证」　13名青年遭枪决

就绿岛从1953年延烧到1956年的官方所谓「再叛乱案」，中研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林传凯于研究论文指出，一开始被带去绿岛的所谓「政治犯」其实是很困惑的，例如彭金木（花莲凤林人，获刑时24岁，判刑13年，原台中樟脑局办事员），虽然在二二八时期目睹与听闻大量屠杀、参与台中武装反抗，接受判决时他很徬徨：「我变成了『政治犯』，那究竟什么是『政治』呢？」

于是在狱友吴声达（湖南人，获刑时25岁，判刑15年，原台南工学院助教，后于「再叛乱案」遭枪决）号召下，部份政治犯就开始在狱中学习、讨论政治理论──这虽不能代表所有政治犯的生活经验，但确实有部份政治犯基于不满国府而对「禁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感到好奇，或只是基于自我锻炼的期许而去进行政治学习。

林传凯说，政治犯会把相关书籍理论抄在小小的纸张上学习，彭金木、张皆得有警觉到这样危险，还会特别以不同笔迹抄写所谓左翼的理论资料。此外，由于狱中能取得的《中央日报》是经过狱方挖洞筛选编辑过，渴望得知外界讯息的政治犯们便透过「伙食委员」，把包装农产、渔产作为「包装纸」的废弃报纸夹带进入。毕竟当时狱中也流传国府会在败战时先行屠杀狱中政治犯，陈英泰便说：「我们应处处提防这种事情的发生，而要随机应变……我们应时时把握正确的资讯，其重要来源是外面的报纸……」

对于是否配合狱方，狱中也有所谓「积极派」与「消极派」之分，所谓积极派可能拒演反共剧、「他要我砍茅草我就少砍一点」，配合狱方的政治犯如黄祖权也曾受狱友批评，说再演就要绝交；而当美国来视察，狱方也会营造所谓「模范监狱」假象，将所有不愿配合的政治犯赶去绿岛上的燕子洞、洞口架机关枪，美军能看到的只有政治犯忙著生产、「向心反共」的情况。

这些研读政治思想、不愿配合狱方的政治犯可能会被其他政治犯打「小报告」上呈，因此也出现如「南寮罢工事件」这样的乌龙，政治犯张皆得为了一名健康状况不良无力挑煤的狱友抱不平被记上去，随后不服气一丢说「我不干了」又被记上去，虽然经狱方协调以后说「还是给总干事一点面子」意思意思挑点煤，仍被狱方罗织为「南寮罢工事件」，成为事后追究政治犯、以「再叛乱」之名移送的依据。

一切冲突「一人一事良心救国运动」中的「刺青运动」于绿岛大失败以后爆发，狱方移送不愿配合的政治犯同时也大举「抄房」。图为身为「反共义士」来台、而后却成为政治犯的赵英魁，与其身上被迫刺上的「反共」刺青（翻摄自林传凯论文）

一切冲突「一人一事良心救国运动」中的「刺青运动」于绿岛大失败以后爆发，狱方移送不愿配合的政治犯同时也大举「抄房」，从菜园、扫帚、热水壶底部、甚至咖啡糖包中搜出各种抄写左翼思想的叛乱「罪证」，又刑求政治犯逼迫承认「参与组织」、有人甚至被拷打到无法写字──最终，又因为原海军司令员杨慕容多次喊冤未果、失望悲愤而在墙上写下「共产党万岁」等语，变成国防部长俞大维、参谋总长彭孟缉示意严办的依据，造成13人遭枪决、数十人延长「感训」的悲歌。

对于其中所谓的「抓耙子」，林传凯说，有些政治犯本来就是亲国民党的、觉得自己很冤又仇视「左倾仇寇」而愿意配合，有些是希望减轻刑期、或孤身来台的外省政治犯为了换取物资而愿意配合──狱方利用政治犯被捕后的人性弱点，操弄人性，便产生了大量的致命报告。

知名「虐囚监狱」新店军监：官方利用「细胞」、不存在的组织，将一群人罗织为叛乱案

而在绿岛「再叛乱」案之后爆发、侦审拖延长达6年的新店军监案，政大台史所硕士李祯祥直言，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政治案件，官方利用「细胞」（告密者）、不存在的组织，将一群人罗织为叛乱案。

李祯祥于论文写到，新店军监本来就是以「虐囚」著名的关押点，冬冷夏热形同「人叠人被焖在蒸笼里」，狱方时不时剥夺用水权、造成缺水、致囚犯必须轮流用尽肺活量从水龙头把水吸出，甚至还会进行私刑，将数人关进连一人居住都不够空间的「黑房」、以「吊树」和「坐飞机」之刑将囚犯手脚反绑加石块倒挂山区树上、手脚反绑穿木棍扛著游监等，造成政治犯对狱方恨之入骨。

20200208-政大台史所硕士李祯祥出席人博馆「狱中『再叛乱案』」研讨会（国家人权博物馆提供）

而政治犯学习政治理论、分为「积极派」与「消极派」一事，在新店军监也存在，军监许多人会围绕一些政治领袖如陈行中进行谈论，白色恐怖受难者陈英泰如是说：「被关的大多数人，是中共为迫在眉睫的台湾解放，滥竽充数、仓促吸收的统一战线产物、或是被冤枉的人，很多人根本就没受过政治理论的洗礼……既然现在都为政治问题坐牢，且有的是时间，趁机把政治理论研究好了才知道真理所在。这种想法过去在绿岛成为主流，现在也在军监成为主流。」

这些口头讨论也引起狱方警觉，因此透过「细胞」铺底、布置侦查打入其想像的「组织」，其中「细胞」多为过去的军人，长期密报下终于在1953年5月开始「收网」，大举搜房、政治犯脱光检查、找出上百份为了政治学习抄写的字条，选定陈行中等47人作为所谓「叛乱组织」嫌疑人移送。

虽然一开始特务不断严刑逼供都找不到任何「组织活动」的佐证，但在狱囚马时彦被侦讯时说出「新联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同志联合行动委员会）一语后，一个不存在的组织就这么成立。狱囚马时彦、祝英节不只承认加入所谓「新联会」，他们的指控也将其他狱友拖下水，越靠近者两人的刑期越重、犹如「死亡中心」。本来第一阶段已将案子告段落发回轻判，上呈蒋介石以后却又被觉得判太轻，最终变成死刑加到16名、感化延长30多名的惨剧。

李祯祥也说，其中关键角色之一也包括时任国防部政治室主任的蒋经国，从档案来看，蒋经国不只对军监案知情也深入掌握，透过「细胞」向政工系统汇报、政工系统又向蒋经国报告，最终成了一出血淋淋文字狱。

难友因歌唱《祖国万岁》遭枪决　他再听到这首歌竟是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8岁小女孩唱给全世界听

回忆起前述绿岛「再叛乱案」，如今高龄90岁的蔡焜霖出席研讨会时，依然忘不了当年外省籍狱友、因为一首歌被处死的蔡炳红：「蔡炳红是当年跟我一起去扛石头跟水的好朋友，那天扛完回来，他人就不见了……蔡炳红的状况甚至比我轻，如果他有罪，那我也有罪！」

「他们『叛乱』连一把刀、一架机关枪都没有，只有几本笔记、所谓匪诗，他们（狱方）从菜园挖出来的东西就只有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诗 、笔记本、字条，这些东西可以叛乱吗？不可能！我也抄过《社会进化史》做笔记的，我们当时不敢拿回来、藏在菜园或屋顶下面，这些事，我做过。」蔡焜霖说。

蔡焜霖说，就连狱友从战俘学到的一首1950年中共建国歌曲《歌唱祖国》，都成了犯叛乱罪的证据、因此被处死，但后来最讽刺的是，他再次听到这首歌是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仪式，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全球几十亿观众面前唱这首歌──「不知道大家听到心情怎样？但我燃起的就是，我朋友因为唱这首歌，变成他被处死的理由。」

最讽刺的是，蔡焜霖再次听到《歌唱祖国》这首歌是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仪式，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全球几十亿观众面前唱这首歌──「不知道大家听到心情怎样？但我燃起的就是，我朋友因为唱这首歌，变成他被处死的理由。」（资料照，简必丞摄）

「这样牺牲的我亲爱的朋友，就我所知，他们是非常纯洁、阳光、有正义感的小孩……有些小孩拚命地在我们二战结束从日本人变中国人的过程，很想学国语、求知欲望很盛、拚命地求，但被从国共内战回来带著满身仇恨的领导者处死，这就是白色恐怖案的总结。」蔡焜霖说。

听完新店军监案、绿岛「再叛乱案」的报告，蔡焜霖最沉痛的正是「当时被处死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有罪」，也对于背后主使者愤愤不平：「把没有罪的人制造一个『再叛乱案』、把他处死的，就是有罪──蒋经国的责任一定要追究，不管是绿岛再叛乱案还是整个白色恐怖，元凶就是蒋经国。」

只因几张字条就成为「叛乱」依据最终丧命之事，在绿岛发生过、在新店发生过，这些「叛乱事证」在今日却都成为相当稀松平常、谁也可以谈论的事情，那么当年牺牲的人，是为何而牺牲呢？「我们现在已经自由民主，很难得，我们很幸运。」同样曾在绿岛的张常美最后如此总结。这句话的重量，或许是自由世界的人们难以理解、却也必须深深记得的。

本文部份内容来自李祯祥〈军监残酷物语：16人罹难的言论文字狱〉、林传凯〈在火烧岛炼钢，直到殒落──重探「绿岛新生感训处再叛乱案」（1953–1956）〉两篇论文节录，欲了解更完整内容与脉络，请咨询国家人权博物馆（粉丝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