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上方“蓑翁論書”藍字，即可關注本公號。

最早聽說張律導演，正是通過深焦公號裏的文章推送，當時就特別喜歡他的作品能來南京展映。正所謂“心想事成”，感謝沈曉平老師，讓這一願望成爲現實。

此次在南京展映出的《福岡》和《慶州》這兩部作品，由於個人週末安排所限，只能觀看《福岡》，頗爲遺憾。然而僅僅這一部電影，就足以展現張導獨特的影像氣質和非凡的藝術才華。電影終場之時，全場觀衆兩次自發的熱烈鼓掌，就能很好地說明影片引發的廣泛認同。

如今是週日上午，距離週五晚上的觀影，已經過去了一天半的時間，然而當自己面對電腦打字的時候，《福岡》裏那些影像畫面的極強衝擊力，仍然彷彿就在短瞬之前，觸人心絃。於是，在《慶州》電影原聲專輯的伴奏之下，我簡單記錄自己關於《福岡》的觀影感受，跟導演和本片觀衆們一起交流。

正如導演在映後交流時所說，《福岡》裏的劇情設定，跟他個人的生平經歷，有着種種或明或暗的聯繫。片中的兩位男主角和一位女主角，都是韓國人，然而影片聚焦的故事發生地點，卻是日本的福岡——一個對於三位主人公來說的他鄉之地。然而這一作爲現實生活彼岸的他鄉，對於三位主人公來說，有着某種意味上的精神家園的寄託。宰文和海驍大學時共同喜歡的女生順伊，原籍就在福岡，順伊當年消失之後，海驍甚至追尋戀人的足跡，來到福岡，依靠經營酒吧而生活至今。而對於女主角素丹來說，作爲旅行目的地的福岡，也是她擺脫乏味的校園生活，開啓自己懵懂愛情和自由生活的上佳地點。即便影片中僅僅出境幾分鐘的那位中國女人，儘管福岡對於她來說也是異鄉，但這樣的異鄉，卻跟自己夢境中的理想家園一模一樣。這種他鄉與故鄉、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的交織的設定背後，隱約體現着導演自己的身份與文化認同。作爲生於中國的朝鮮族導演，張律在韓國教書生活多年，而片中的日本福岡，他最近十年當中，也是前往多次，非常熟悉。在中國，朝鮮族是55個少數民族之一；而到了韓國，他的中國人身份，仍然使得他之於韓國，具有某種“局中的局外人”的身份特質；至於日本，日韓兩國百年以來的歷史糾葛與緊密互動，也讓生活在日本的韓國人，具有某種身份意義上的多重性，體驗着這種身份與文化認同的割裂感。張律將故事發生點設定在日本的福岡，同時又以在福岡的韓國人作爲聚焦對象，自然跟個人的上述生活與文化體驗，有着直接關係。

如果說上述此岸與彼岸的交織，還是影片比較顯化的文本內容的話，那麼影片更爲值得稱道的，就是其設計的人生如戲如夢、戲夢皆爲人生的迴環式影像敘事方式。構成全片核心敘事線索的，是宰文和海驍28年前，與女生順伊在大學戲劇社的相戀，這樣的現實愛情故事，卻因戲劇社的名義相聯繫，本身就賦予了故事一種夢幻效應。到了28年之後的福岡，新一代的女生素丹，再次跟兩位已經中年的男主角之間，重新構成一種新的三角關係。而這種新三角與老三角之間，同樣是以戲劇的方式進行連接。影片中的一個經典場景，就是三人在停電的酒吧裏點着蠟燭，素丹提議以戲劇的方式重演三人故事，隨即無論是假戲真做，還是入戲太深，宰文與海驍圍繞對素丹的擁有之間，展開了“朝三暮四”式的激烈爭吵。正如兩人準備以剪刀石頭布的方式決一高下之時，燈光亮起，暗示酒吧從戲劇舞臺又重新迴歸現實世界。然而無論三人如何努力，點起的蠟燭卻遲遲無法吹滅。如此這般的影像敘事，早已清晰地暗示，在三人的世界裏，現實與戲劇，已經無法區分，甚至融爲一體。

而在戲劇之外，導演也通過極其夢幻、甚至帶有幾分鬼魅的方式，展現現實與夢境的相互交織，用現場觀衆的話來說，本片當中的攝像機，在很多時間裏，都居於所謂“鬼”視角的位置。這一點，尤以本片結尾之處的鏡頭體現得最爲明顯。身在福岡的素丹打電話回宰文經營的正恩書店，此時三位主人公明明都在福岡，然而鏡頭一轉，切入電話鈴聲響起的正恩書店裏，三位主人公如鬼魅一樣，在書店裏遊走。亦夢亦癡。今年以來，國內多位藝術電影導演的新作裏，出現了大篇幅的關於夢境的場景，畢贛的《地球最後的夜晚》、萬瑪才旦的《撞死了一隻羊》、楊弋樞的《之子于歸》莫不如是。然而在這三部電影裏，夢境多少還是一個實在化的內容，而到了張律的這部《福岡》裏，夢境已經不是一個實體化的夢，而成爲全片的靈魂和核心精神氣質的一部分，整部電影，都體現出一種人生與戲夢一體相融的氣質，實在讓人印象深刻。

作爲一位在韓國高校工作的學者型導演，張律導演賦予了這部《福岡》，以極強的文學性和學者氣質。這種文學性不只體現在主人公們朗誦的詩句、閱讀的《金瓶梅》等經典小說中，仔細品味的話，會發現片中出現的大量符號元素，無一不具有深厚的文學性。從酒吧吧檯上題爲“自畫像”的詩句，到酒吧外懸掛的“野菊”字樣的簾巾，從在首爾和福岡都作爲故事重要發生地的舊書店，到主體故事展現過後，出現的關於烏鴉哀鳴的特寫鏡頭，片中出現的大量極具文學性的符號元素，跟劇情本身，都是天衣無縫地進行貼合，而絲毫沒有任何刻意感和突兀感。可以想見，《福岡》的劇本要是出版的話，一定也是一部上佳的文學作品。

而影片的學者氣質最重要的體現，就在於對於知識階層，尤其是具備一定理想主義氣質的知識階層的精神困境的展現上。爲情所困、爲情所癡的故事設定，考慮到宰文和海驍長期工作的舊書店和酒吧，在城市場域當中，都具備相當強的文化公共空間的屬性，就顯得自然而然。觀看《福岡》，我自然而然會跟同樣展現知識人生存狀態的婁燁導演的《頤和園》拿來做對比，但不得不說，《福岡》對於知識人困境的展現深度，應該比《頤和園》，還要更勝一籌。《頤和園》的敘事，仍然需要將時代家國的大背景實在化表述，才能突出男女主角精神困境的由來；然而在《福岡》裏，兩位男主角的心結，看似只跟28年前共同喜歡的女生順伊相關，但只要對所謂28年前，韓國在上世紀80年代裏的時代氛圍和政治生態有一定了解的話，就知道導演在一個純粹的個體化生活敘事的背後，給予了足夠豐富的留白，留待有心的觀衆，去進行深度探尋。

非常希望還能有機會，系統地觀看張律導演的其他作品，也真心期待這樣的藝術電影佳作，能夠有朝一日，在國內院線，跟更大範圍內的觀衆見面。

就此擱筆。

2019.5.12作於竹林齋

（本文配圖來源於豆瓣網電影頻道。）

（附）《福岡》觀影筆記：

舊書店，小女生讀《金瓶梅》，大叔天天看黃片，正恩書店與金正恩，福岡，所有錢都是大叔付的，女生打呼嚕，酒吧吧檯上《自畫像》的詩句，28年前大學裏的戲劇社，同時喜歡上學妹，學妹順伊，啞巴會說話，烏鴉哀鳴，懸掛“野菊”字樣的簾巾，酒吧和舊書店均生意慘淡，恰應學妹素丹所說，啞巴十年不說話後，開口說韓國話，《愛的殿堂》裏的順伊，順伊的原籍是福岡，舊書店的宰文，酒吧的海驍，三人同框，魚兒水中游，似人似鬼，想演戲劇，患者、瘋子，我的身體是屍體，說中文、懂韓語的女士哭泣，讀村上春樹，在中國夢到福岡，福岡最老的舊書店——入江書店，舊書店與歷史，在日韓國人，街道充斥着醉漢，素丹抽菸，女雕塑抽菸，凌晨三四點打電話，像舞臺一樣，假戲真做，朝三暮四，石頭剪刀布時來電了，燈亮了，三人吹蠟燭，取消舞臺感，《大分某史》，書店裏的玩偶，音樂是簫還是尺八，兩男兩女找電視塔，兩女接吻，一個循規蹈矩，一個內心叛逆，打電話給首爾正恩書店。三位主角都是話劇演員，導演在韓國首爾教書七年，家還在北京，前後去過福岡十年，《大分某史》是當地的地方誌，電影所有都是準備好拍的，又所有都是即興的，導演老家在邊境線上的圖們。

如果對本文感興趣，歡迎分享到朋友圈，謝謝！

這裏是：蓑翁論書，微信號：wengonbooks

@江海一蓑翁 的個人原創作品發佈平臺，從書出發，暢談一切優秀的思想、文化與藝術，長按二維碼即可關注。

轉載、合作或其他事宜可郵件[email protected]或者加我私人微信號：batongyang（註明“蓑翁論書”粉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