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醫療缺失「信任」理念
作者：楊金宇 來源：「醫學界產業報道」微信號
2014年1月13日，日內瓦，國際患者團體聯合會(IAPO)、國際護士協會(ICN)、國際製藥企業團體聯合會(IFPMA)、國際藥劑師藥學聯合(FIP)以及世界醫師會(WMA)五個世界性學會組織，簽署了含有」患者最優先，信任和尊敬是醫療進步不可缺失的」內容的《誠信合作共識框架》。
在國際醫院管理標準JCI中有「尊重和維護患者的權利，對構建和支持和諧/坦誠/相互信任的醫患關係，具有直接重要的作用」。
可以說，信任是醫療服務體系的基石，並已成為一種世界性共識。可是對比我國的醫療衛生行業，上至國家衛計委的官方文件，下至著名三甲如北京協和醫院（精神:嚴謹、求精、勤奮、奉獻）、上海瑞金醫院（精神:廣博慈愛，追求卓越）以及四川華西醫院（精神:厚德精業、求實創新）等的經營理念及醫院文化中，幾乎都找不到「信任」二字。難道作為醫療服務基礎的世界性共識的「信任」理念在中國就不需要了嗎？
其實在建國後的1950、60、70乃至80年代，儘管有公私合營/文化大革命等的影響，但是包括農村赤腳醫生在內的醫生羣體在社會上依然受人尊重，公眾與整個醫療體系的關係還是信任和諧的。那麼什麼是使我國的醫療體系與社會公眾的關係江河日下越來越差？
回溯一下醫改的歷史，可以發現其中關鍵的節點就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直至現在持續進行的由衛生行政機關主導的醫療行政化和扭曲的市場化運動。
首先是三級醫院體系。本該沒有信任等級區分的完整的醫療體系，被行政人為的劃成了三六九等，再加上醫療資源配置的不平等，使得評上三級醫院意味著比二級醫院更值得患者信任，
按此推理社區醫院的信任等級就最差。所以近些年來儘管政府在基層醫療能力建設方面投入巨資，許多地方政府還大力推行全科醫生/家庭醫生的醫改政策，但結果還是收效甚微。
同時，在行政化醫療體系下，即使三甲醫院人滿為患也並非說明公眾對其信任，只是公眾在倆個都不信任的醫院中選擇了一個由政府做信任背書的醫院而已，不然為什麼醫療糾紛多數出現在較高等級的醫院呢？
其次是專家門診。在所謂市場競爭原則的驅動下，把醫生羣體分成了用掛號費高低區分信任等級的專家與非專家；更荒唐的是，同一醫生上午看專家門診下午看普通門診，讓患者是信任掛號費的貴賤呢，還是信任醫生本人?
醫生羣體中是有技能水平的差別，但受過8-10年醫科教育和住院實習，從職業技術上基本是應該得到認可的。並且，現代醫療行為早已不是個人性質的活動了，是由背後完整醫療體系支撐的系統性行為，即使有醫不對症現象出現也可通過會診/轉診等方式解決。再則，我國是社會醫保險體系，其原則是醫療服務效果平等，即接受醫療的患者與支付能力無關。為什麼到了近10數年我國會出現專家門診這種怪胎?更會出現讓醫生簽署拒收紅包的保證書的千古奇聞。衛計委都不相信醫生，公眾如何能相信醫生呢？
再則是行政化評審檢查考覈。在當今世界上，我國可能是醫療行政機構對醫療機構評審/檢查最多最頻繁的國度，不僅浪費大量本該服務於患者的醫療資源，而且愈發表達了醫療行政機構對所轄的醫院的嚴重不信任。
日本著名的信任學教授在其《信任的架構》一書中定義了兩種信任,一種是「對自然秩序的期待」，對自然界的信任，例如「嚴冬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另一種即是「對道德秩序的期待」的社會信任，其中包括了對「對方能力的期待」和對「對方意圖的期待」。其中，更重要的是含有「安心」及「信任」要素的對」對方意圖的期待」（參考圖-1）。
（圖-1 信任的架構）
在我國現有的醫患關係中，患者是無法通過對「對方意圖的期待」中獲得安心和信任的。例如，就診中的農民患者無法明確的期待醫生筆下的處方能為他帶來禍還是福，醫療費是一頭羊還是一頭豬的代價。因此，無論從理論上的分析還是時而出現的醫鬧/傷醫事件等社會現實，無不說明我國的醫患信任關係已到了幾乎分崩離析的程度。
醫療服務體系不僅是服務體系和技術體系以及組織體系，更是個信任體系。為推動我國醫改的進程，醫療服務的信任體系需要重建。用盡職完善的社會醫保系統避免患者的經濟困惑，用透明的薪酬體系和執業自由身份還醫生尊嚴。
（作者單位：IBM全球業務諮詢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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